用纺车纺纱的甘地

甘地作为一个民族英雄，在当时就风靡全球，包括风靡英国。它的历史背景是：包含英国在内，强国对殖民历史本身普遍的反省和道德谴责；甘地大量反暴力哲人格言，展现出的对民众的号召力。一身“拖地”纺纱和东方式神秘，不断入狱绝食的政治道德形象，都使甘地成为世界偶像。很少有人去想，将一种类宗教的追求，转化为和法治逆向的实现政治诉求的手段，在一个两亿多低教育人口的大国付诸实践，必定会埋下隐患。而甘地的非暴力不仅在实践中出现种种问题，在理论上也走向极端，逻辑混乱，令人困扰。1936年8月，甘地曾经接见中国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表示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便是没有奉行非暴力主张。不久甘地接见世界基督教领袖，再次提到：“不管怎么说，中国不是在实行非暴力。它能英勇对日抗战，说明中国从来没有非暴力意愿。如果说它只是自卫，从非暴力原则来说，这不是理由。”他说：“从非暴力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必须说，以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来对付一个开化了的日本，还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样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我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假如中国人有我这样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样的最新毁灭手段。中国人可以告诉日本人，‘带着你们的毁灭手段来吧，我们以两亿人给你，可是剩下的两亿人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假如中国人真的这样做了，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

作为个人来说，任何作为个人立场的和平主义信念，都是必须得到尊重的，“二战”期间，英美都有甄别“基于宗教信仰的和平主义者”的机构，得到确认的公民可以免服兵役，以保护宗教自由。甘地不一样，他的非暴力不仅是个人信念，还是要广泛发动的群众运动，他有关战争的理论和信念，要扩大向全民宣扬，要发动整个印度民众抵制协助盟军参战。英国的印度总督接见了甘地，表示尊重他的个人信念，却希望他不要在反法西斯战争的紧要关头煽动民众反战，也不要动摇作为盟军一部分的印度军队的军心。在战时，这样的煽动是违法的。甘地不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危急局势，以及战时状况的特殊，反而认为，是否容许公开宣扬，是在捍卫“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以及相关行为，是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而宣言以非暴力替代战争，正是拯救西欧免遭屠杀的福音”。

总督两度与甘地会谈，总督认为，甘地作为个人并非没有言论自由：“你是彻底反对履行作战义务，并且已经公开表达过了。”总督说：“但是我不能让你向别人，向战士或军工厂工人，进行反战宣传，削弱民心士气。”总督告诉甘地，在“二战”危急关头“说是反战而不危及印度利益，是不可能的。这个利益也包括了你们要求的言论自由”。总督的意思很简单，假如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获胜，印度的利益和自由也都不复存在。

而甘地仍然坚持己见，发动了十四个月的非暴力反战宣传运动，有两万五千人因此陆续被捕，却也很快尽数释放。不久，德军攻入苏联，然后珍珠港袭击事件爆发，日本投入远东战争。争取反战之“言论自由”的非暴力运动在印度也越来越不得人心，难以为继，最后草草收场。

国大党一些领导人和甘地想法不同，他们一直希望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以战争配合来作有关快速独立的政治交易。多年来，印度的自治权一直在不断扩大和加强，此时英国政府承诺印度再次立宪，印度作为自治领，建立自己完全的民选政府。可是鉴于战争局势，在此之前，仍由原来政府负责国防事务，使印度成为整个反法西斯战局的一员。实际上，此刻的印度政府已经相当“印度化”了。而甘地要求的是“立即完全”的独立，由印度立即接管国防和军队。那是1942年，不仅中国，整个东南亚危在旦夕，这样的条件是英国政府不可能接受的。在甘地起草的国大党决议中，说立即独立方案的挫败，“已经在印度迅速引起广泛的仇英情绪，并且满意日本的军事胜利”。

就在“二战”局势最紧张的关头，甘地“积二十二年斗争经验，动员所有的力量”，发动领导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印度政府以总督名义发表了一个国务会议的决议：“国大党正在从事某种非法活动的准备，甚至已发生暴力事件，破坏通讯和公共事业，煽动罢工，妨碍公务，阻碍政务，政府曾对此容忍，希望自行修正而无效果。对此挑衅，政府被迫起而应对。”此时若“采纳国大党要求，印度会立即变成无政府状态，使印度为人类自由之共同目标所做的努力，全部失败”。随后，甘地和他的秘书被逮捕软禁，家属可随行照顾生活。七天后甘地秘书心脏病突发而死。他的死亡引发民众猜忌，立即爆发全国流血暴动，攻打警局，暴乱中各地也发生警察开枪，全国死亡超过九百人。

“二战”结束，英国人开始履行撤出的承诺。一次次甘地带领的“非暴力运动”，因其轰轰烈烈，成为独立进程最抢眼的标志。其实，这是一个复杂推动的历史结果。有双方无数政治家的努力，也由于双方的历史前行而推动进步。英国从东印度公司开始，到后来女王下诏，直至离开，有两三百年的过程，英国本身也在经历惊人的变化，包括英国对各殖民地的看法和做法，都有本质的改变。香港也是一个例子。

甘地说过：“假定有一种人，决心不屈服于暴君的意志，暴君就会感觉自己的恐怖手段无效了。如果有足够的食物去填塞暴君的嘴，终有一天他会感觉不消化。假如世界上所有的老鼠都开会，决定它们都不再怕猫，大家跑进猫嘴，那时老鼠就都能活命了。”这是甘地一个极端的说法。至少很多人相信，印度独立是甘地的非暴力敢死队挑战暴君胜利的单方面结果。实际上，这也是英国的政治和制度改进的结果。三百年来，英国从一个老牌殖民者，变为“二战”中进步力量的代表之一。

英国人撤出印度的计划，其实很早就基本定下来。只是具体怎么做的问题：是作为英联邦中一个自治领还是彻底独立。如何定位一直是需要五百多个小邦国双方政治家反复协商的。长期以来，印度群众运动中的宗教式的政治热情高烧不退，一个标志就是宗教冲突绵延不断。英国人认为他们此时撤离可能会出现骚乱和动荡的局面。但接近胜利的印度政治家们摩拳擦掌，期望彻底接下这个国家。在外部压力事实上已经撤出的时候，内部宗教冲突开始激化，印度变得像个火药桶了。

甘地引发非暴力运动的具体诉求，只是一个发动运动的“由头”。支持“哈里发运动”也是如此。自古以来伊斯兰帝国实行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最终在1924年由土耳其的凯末尔废除古制。在此之前，印度的伊斯兰社区，要求英国和土耳其签订合约时保障传统的哈里发制度和哈里发的地位，甘地也动员印度教民众支持“哈里发运动”。相反，作为穆斯林的真纳，却和“哈里发委员会”保持距离，也反对甘地的做法。非暴力反英运动纳入宗教诉求之后，引发的暴力遂不可收拾。甘地叫停后，印度教徒很容易就停下来，哈里发对他们来说，本来就是莫名其妙毫不相干的事情。可情绪被煽到高潮的伊斯兰群体，顿时觉得自己被印度教徒出卖。此后几年，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发生了几十次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大量死伤。这些冲突又催生了双方的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占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很长时间，穆斯林联盟的诉求是他们要作为一个独立政党和国大党平等，而国大党更多时间表现出来的是一党独大的傲慢：要求对方解散，成员加入本党，然后分一定比例席位给他们。

英国人离开之前的宗教和政治冲突，是印度已经高度政治自治的结果。而甘地和国大党都曾表现出对少数社群的忽略与不尊重。各省立法议会开会，首先演奏反伊斯兰教的“民族歌曲”；国大党管辖的各省，学校课本内容都是对印度教的宣言。穆斯林的呼唤祈祷被禁止，清真寺的礼拜被袭击，甚至发生印度教徒作伪证，诬陷整个穆斯林村庄所有村民都参与谋杀。在作为少数群体的穆斯林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国大党又不愿意和他们的代表合理分享政治权力。

穆斯林政治精英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坚持要维持一个完整的印度。可是终于失望，萌生去意，要求成立自己的巴基斯坦国。政治谈判不成，从穆斯林联盟号召“直接行动”的抗议开始，直至后来分治期间的暴民互相残杀，印度沦为自相残杀的杀戮场。在甘地领导印度独立运动的四十多年里，双方失控，导致警民共将近八千人死亡；在英国人撤离的一年之内，印人自相残杀约达一百万人[1]。最后，甘地以“圣雄”的声望，用绝食平息骚乱，创造了最后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