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国大党创始人真纳

作为国大党创始人，真纳认为甘地改变了国大党成立的初衷。在独立之前，逐步扩大自治、大幅增加印度人为政府公务员、健全法制、发展现代教育，曾经是印度知识精英长期努力的目标。而现在在非暴力不合作的口号下，在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上倒行逆施，最终伤害的可能是印度的长远利益和民众利益。例如，后来的印度女总理、当时还是小女孩的英·甘地就因此离开学校，聘请家庭教师读书，可是并非每一个印度孩子都能够有这样的条件。

如甘地对泰戈尔说的，他“夜以继日，绞尽脑汁”只是要找一个再次发起非暴力运动的突破口，反盐税就是他找到的突破口，这只是逼迫英国人的一个手段，目的并不是盐税本身。采用长期、持续不断的非暴力群众运动，是个紧逼盯人的策略，因为不论怎样，对方都是输家。它的目标是快速的根本变革，在印度当时的情况下，是以支付正在行进中的法治和制度建设为代价的，印度民众本来就薄弱的法治观念也被毁坏殆尽。真纳在给甘地的信中说：“你的方式已经在迄今为止你所接近的几乎每个组织中，以及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引起分裂和不和，全国民众都在铤而走险，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彻底的无组织和无秩序，其后果如何，我焦虑地注视着。”

在甘地、真纳不同态度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古代社会如何应对近代化现代化全球化的问题。英治印度从古代社会进入近现代的同时，英国本身也经历了工业革命，先发工业国家向滞后的农业国大量收购原料，反过来倾销成品，也是残酷却无法避免的历史现实。对于生产力处于古代水平、自给自足的印度，必然带来巨大冲击。例如，印度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土布和洋布的转化。英国突然发展了纺织工业，就收购大量棉花并反销廉价的机织洋布，使得印度成千上万的土布织工突然失业陷于绝境。究竟是积极应对“转型”，还是坚持古典生活、反抗被纳入近代化轨道，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选择。这也是甘地和真纳们的分歧所在。问题不是人最终是否应该回归自然的哲理讨论，问题是：在印度当时的时间、条件、地点之下，究竟什么是历史的必然。甘地自己从此一身土布“拖地”，要求全国民众回归土布手摇纺车时代，尽烧价廉物美的洋布，要求国大党人必须以每日亲自纺纱若干作为党费交纳。最后实在无法推行，不了了之。而真纳对这种勉强拖住历史车轮的观念和做法，不屑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