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者和语言考古

读完《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后，写过一点体会，因是门外汉越界，写完就不放心，于是去译者黄其煦先生那里求个“准”字。专家都是大人大量，总算没笑话我，还讲了个故事给我听。他说“现在学生上学读专业也是看家境。有钱的全去读MBA之类，这些没有多少挣钱出路的专业，譬如考古，都是家境不好的人才去读，因为毕业之后的工作就是刨土坑。这引起了他的感慨，在国外是相反，考古是有钱人玩的东西，至少是真有兴趣的人才学。德国就很有意思，德国的国家考古研究所不隶属于任何科学研究部门，而是由外交部管辖。因为从历史上看，德国在近东、中东的考古就是由当时的外交官开创的，他们组成了考古组织，逐步扩大，沿袭至今，外人很难想象个中的原因。他还说：“当初我到德国读书，就是考古所的一个分所所长提携，可是所里却不能招学生，于是就到科隆大学去注册。以后才知道，考古所算是个衙门。后来安志敏先生被德国考古所授了一个外籍院士，所长不让事先告诉他，我在大会上给他当翻译，安先生才知道。我说，这回您就算是半个德国外交官了。他心里还打鼓，说要是这样，回去要汇报，说清楚才好，免得以后有麻烦。”

这让我想起读考古史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西方文化传统中，有一种从公元前就开始的广泛“研究兴趣”或者说“哲学入迷”。听了他的故事，我想到那些西方外交官开创考古的“个中原因”。大量西方外交官、殖民地官员都热衷考古、研究当地文化，从1871年开始，德国考古研究所就成为普鲁士政府的一个机构，1874年成为帝国的一个机构。我曾经读到过一些别的故事，忍不住又想写出来。其中很有意思的一个，也和考古相关，不过那算是“语言考古”了。

大家都知道，在《圣经》“创世纪”里，有个巴别塔故事。说的是在著名大洪水之后，人们代代相承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渐渐地，“人”感觉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野心膨胀，决定要在今天伊拉克的古巴比伦城，建一座巨大无比的城市，使得人类不再四散；另建举世无双之高塔，不为敬神只为张扬人的能力，也就是“以人的名义”，而非“神的名义”，那就是巴别塔。他们决定，巴别塔要高入云霄，有点“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意思。看到人有雄心，上帝就开始微笑，他只和人开了一个小小玩笑，他弄混了人的语言，让他们不再同语同文，而是开始自说自话。雄心勃勃的建设者们相互再也无法沟通，巴别塔于是半途而废，而人们也因此流散到世界各地，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据说在历史上，确有巴别塔。提到巴比伦难免想到，自己曾经以为，只要进入伊拉克，自然就可以去古巴比伦，可以坐在河边读那首小时候就读过的诗句：“在巴比伦的河边，我们坐下来哭泣……”诗句也来自《圣经》。他们哭的是被毁的家园，那是描绘古巴比伦城被毁灭的诗篇。可是真不敢相信，在那里竟然没有一个向导敢领我去那里，因为那还是恐怖分子的掌控地区。不信也得信，我们已经进入“巴比伦不相信眼泪”的新时代……

巴别塔

墨西哥导演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执导的电影，讲述了四个国家的不同故事，把沟通障碍扩展到人的内心，电影取名也是《巴别塔》，电影得了一堆国际大奖，为墨西哥电影大大添了一把光彩。而巴别塔也成为人类沟通障碍的代名词。

如同《荷马史诗》使得着迷的施里曼去寻找和发掘特洛伊古城，如同《圣经》故事引发无数发掘考证，在西方巴别塔的故事也迷住了许多学人，其中有一支，竟在苦苦追寻传说中的语言源头。他们想知道：我们的祖先，当真是讲同一种语言的吗？

这样的研究虽然不用刨土坑，可也不容易。先是在分析和理出系统之前，先要学习不同语言，而语言种类已经多如牛毛。它和考古史前学的形成一样，需要有许多人对这样的事情用心，不仅不觉得枯燥乏味，还兴趣盎然甚至着迷。更困难的是，语言始终在变化流动，也不断消失得漫漫无踪。据今天语言学界认为，几千年来，在西亚、中东、印度次大陆和欧洲，流行过许多不同的语言，而其中大多数已经消失，断了线索。这样的事情今天还在我们眼前发生，印度在2001年人口普查的时候，还有六千五百多种语言，可是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由于英语和北方印地语的强势，其中近二百种语言就在这几年内将濒临灭绝。

不过，一直有一群“巴别塔语言”的考古入迷者存在，其中最关键人物，就是在两百多年前的1783年被英国派往印度殖民地最高法院工作的威廉·琼斯爵士。那一年，他才三十七岁。

琼斯爵士在9月抵达加尔各答，刚刚安顿下来四个月，他就挑选了三十个他认为合适的英国人发出邀请函，请他们前来参加一个协商会议，他建议成立一个研究当地文化的协会。

威廉·琼斯爵士像

此举并非公务，只是英国或者说欧洲一种普遍组织文化兴趣小组、科学研究协会的传统。琼斯爵士借职务之便，会议就在最高法院大楼的陪审员室举行，他自己是个职位不高的新法官，请了最高法院的罗伯特·钱博斯首席大法官主持会议。来者都对亚洲文化有兴趣，1784年1月15日，这个研究的兴趣聚合正式组成。二十二年后的1805年，他们有了自己的活动地点，今天去印度加尔各答市公园大街，在拐角还可以看到这个被称做老楼（后来又添建新楼）的两层楼房，他们的后继者今天仍然在活动，那就是闻名世界的“亚洲学学会”，也叫“孟加拉亚洲学学会”。

印度加尔各答的亚洲学学会大门

现代中国的比较文化研究是一个很大文章，常常做得抽象、做得玄和空，否则好像都不像文化研究了。可是，许多刚接触西方文化研究的中国学者都会注意到，他们的文化研究内容经常是细微末节的。他们习惯站立在细节实证基础上，那是慢工细活儿。很多人并不在意是否由自己亲手构建一个新系统、推出一个宏大结论，他们只是很耐心地在那里“刨坑”。支撑他们的，主要不是成就学术事业的野心，而是对细节研究本身的兴趣。琼斯爵士就是一个典型，他迷语言，亚洲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对象，但他的文化研究，就是细致的语言比较。

琼斯爵士是个语言天才。他从伊顿公学毕业，可家境并不富裕，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读研究生拿着奖学金，还必须当家庭教师补贴生活费用，他因此教了戴安娜王妃的先辈斯宾塞伯爵，同时还兼作书籍翻译。二十三岁时的琼斯爵士已经享有东方研究盛誉，他曾经应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的要求，把一本波斯语的书翻成法语。国王还曾亲自拜访了他。这样过了几年，琼斯爵士不满足自己的生活，作为一个东方研究者，他自然向往东方。于是，他又进入伦敦法学院学习，这样才得到了这个去印度工作的机会和资格。

通常，我们在描绘殖民地官员，也就是所谓殖民者的时候，总是把他们和殖民主义政治概念联系在一起，很容易脸谱化。其实就个体来说，他们中间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尤其是在那个交通不便，不发达地区还非常不发达的年代。这些人往往更富于探险精神或者说冒险精神，也可能对异国文化特别有好奇心，或者性格中有些特别不安分的冲动等等。

琼斯爵士一直认为，东方古文化高于希腊和罗马文化，他认为印度的文化和学术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特别重要。他深入研究，后来撰写出版了伊斯兰法律和印度法律的专著。这也让我想起以前读到过一个叫查尔斯·贝尔的英国殖民官员的故事，他驻扎在接近西藏的印度边境小城，也就入迷学习藏文和藏文化，后来被英国印度殖民政府派进西藏，而他当时涉及外交的许多看法，常常和英国政府相左。究其根源，也是源于他受到当地文化的感染和自己与当地那种不由自主的感情融合。

琼斯爵士很小就会写基本的中文，会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等等，在他四十七岁去世的时候，已经精通十三种语言和熟练运用二十八种语言。抵达印度之后，他发现印度教的大多古经卷都是梵语，而梵语在当地现实生活中已经销声匿迹，他马上就兴致勃勃地开始学习古梵语。

凭着语言学家的敏感，他很快注意到一些梵语词在拉丁语中有近似的变体。例如，“trayas”是梵语的“三”，拉丁语是“tres”，希腊语是“trias”；在十以内数字中，这种相近的变体词经常出现；又如梵语的“兄弟”是bhrata，德语是“Bruder”，梵语的父亲是“pitar”，而拉丁语和德语分别是“pater”和“Vater”。虽然他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些语言关联的人，但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得出清晰承袭脉络的人。也许，巴别塔的身影在他眼前一闪而过，他渐渐认定，梵语在雅利安语群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些语言非常可能有一个共同来源。

1786年2月2日，在开始学习梵语六个月之后，琼斯爵士在亚洲学会宣读了他的研究报告，此举被语言学界看作是比较语言学的真正起点，他在发言中的那段结论，成为语言学历史上的经典，被各种书一引再引：

不管梵语是多么古老，它有着奇妙的结构，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二者都更为精致精确，不论是动词词根，还是语法结构的雷同，它们负有近亲关系的可能，更强过偶然巧合。这种联系是如此之强，以致每一个考察过这三个语言的语言学家，都会相信它们有过一个共同来源。同时，对于混合了不同方言土语的哥特人和凯尔特人语言，虽然说服力不如前述，但是仍然有理由假设，他们也有共同梵语源头。古波斯语也可能会加入这个语言家族。

在语言的变动流逝之中，大家寻找着语言的“巴别塔遗存”，琼斯爵士成功地找到了一条主干线。它不同于考古中常有的古语言识别，也不仅是一个语言学概念，它和史前考古探讨的问题异曲同工：它追踪语言流向，涉及人种和文明迁徙，描绘扩张和发展交流的历史图景。在广泛的文化兴趣研究传统下，由众人参与、每人积累一点的研究，到一定的时候会一点点拨开盖在人类古文明上面厚厚的沙土堆积。

虽然还有质疑和反对意见，可一个世纪来语言学界基本相信，他们找到了至少是一个非常广泛区域的“巴别塔”语言遗存，各国各族的祖先在几千年前曾经使用的共同语言，语言学家给了它一个名字：原始印欧语。他们认为，它覆盖了大部分今天的欧洲语系、波尔多—斯拉夫语系、印度—波斯语系等等。语言学家甚至根据语言规律，在原始印欧语的后代语言中收集证据，试图大致恢复这个已经消失几千年的原始语言。这很像今天用头盖骨恢复面容的技术。例如，今天大部分欧洲和西亚语言的“母亲”，开端发音都是“m”，也就可以合理假设，原始印欧语的“母亲”的开端发音也是“m”。近年来计算机的发展，使得大规模的语言比较分析成为可能，研究的结果，甚至把原始印欧语更往前推到了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语言学家认为，一些简单数字以及“我”、“我们”这样的简单用字，它的发音可能在某些后代语言中，没有太大变化，一直留存到今天。

郑和下西洋是一个东方壮举。今天还有人认为，他当年就抵达了美洲，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研究结果出版后，至少在美国长销不衰。我最近去书店，还看到它撑在书架上，真是撑很多年了。郑和是皇上的船队，探险时间相对不长。而西方殖民历史的时间长，有无数个人散户，怀着文化好奇的冲动，像琼斯爵士一样深入殖民地。他们带着母国文化的深深烙印，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荣誉感，甚至在殖民军官中也有这样的人物。

詹姆斯·李索尔在《登船攻击：加尔各答轻骑队的最后攻击》一书中，就曾经生动描绘了这样一群怀着特殊荣誉感的英国印度殖民地的退伍老兵。这本书后来被拍成电影《海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上映过。它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在“二战”中，德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印度葡属中立南方沿海，向潜艇传送盟军军舰经过当地的情报，由德国潜艇发动攻击。英国动员这些退伍老兵参与秘密行动，但在招募前就讲清楚，由于德船有葡属中立领土掩护，英国常规军队无法采取行动。为了免于外交纠纷，他们战死战伤都不会有任何荣誉和抚恤，没有人会知道他们。谁知，这样的无名英雄待遇一宣布，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正中下怀：“我们就喜欢这样！就喜欢这样！”结果炸沉了三艘德国的情报船。直到三十五年后的1978年，他们的事迹才被公开。

电影《海狼》剧照

殖民本身，是人类文明经历过的一段强者逻辑的历史，它的必然发生也如它必然随着文明的进步逐渐走进历史。可是回顾殖民历史，假如完全采取在政治层面简化叙述，忽略下面丰富的文化碰撞、文化交流，一概以文化侵略论之，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后面的发展脉络，错过了其中包含的学习和了解另一种文化的内容，当然也可惜了那些好故事。

亚洲学学会是一个私人兴趣的小圈子，欧洲人和当地印度学者的平等交流也需要时间。一开始只是欧洲人自己“玩”。到1829年，亚洲学学会开始邀请一些印度人成为会员。1885年，远在印度独立的四十二年前，这个协会已经有了第一个印度人担任主席。学会的开放来自文化上的视野，他们的眼光一直探入史前，深入人类文化的源头，各人种和文化分支的迁徙流动、交流互动、产生和消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大图景，大家可能曾经说着同一种语言，拥有共同的祖先，这一切超越了种族的樊篱和狭隘的文化隔阂。许多现代观念，在这些看来毫不相干的研究中自然生成。

可惜的是，创办亚洲学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威廉·琼斯爵士，十年后就去世了，年仅四十七岁。他的坟墓今天还留在那里，留在他迷恋的印度加尔各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