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读到“格拉斯争论”，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个叫做《盲点》的影片，是因为它非常细致地表现了一个当时被愚昧蒙蔽、深深卷入漩涡的德国年轻女孩，如何在此后以她整整一生来挣扎反省的复杂历程。

那是个人经历的故事，也是一部个人见证的历史。一开始的话题，是交代这一切发生的背景原因。老人在开口之前显得很困难，欲言又止。也许那难以开口的时间并不长，可是那种竭力挣脱捆绑的感觉使得时间“变长”。突然，像是终于下了决心。“这一切，”她开口说，“只可能发生在专制制度建立得如此完善的时候，它掌控编织整个社会的每一根纤维。”

“德国组织得如此之好，”老人停顿着，似乎在回忆和思索，画面外，传来记者的遥远的问题：“人的意识也是这样吗？”老人没有马上回答，拿起一支烟，举到半空，却又茫然地放下。她垂下眼睛，不看镜头，开始回答：“那是被希特勒极大伤害了的一个领域，他确实试图操纵德国人的思想。他使得他们相信，他们有一个事业要去完成，他们必须灭绝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这是希特勒自己很早就在推动的个人理想，人们必须为此作出牺牲。”

当年的那个年轻女孩，当然不是有意走错路：“当我还是个孩子，希特勒确实在一开始就在某种意义上强烈地深入了你的内心。”特劳德的童年在一个特殊环境中度过。她生长在单亲家庭，“母亲独自带大我们”。离异之后，母亲带着孩子住在娘家，外公是个将军，在家里却是个“真正暴君”。“母亲为外公管家”，她没有钱，“而外公总是在对我们说，是他养活了我们，我们总是感受到精神和道德上的压力”。她回忆说：“我从没有在一个完整家庭里的感觉和安全感。当然，妈妈为我们做了一切。”可是，特劳德仍然清晰地记得童年的心理感受：“我自己喜欢和这样一些孩子在一起，他们会说：‘我父亲怎么说’或者是‘我父亲认为’。我总是想，有个父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粗暴的外公不提供一个父亲的替代位置。外公是个纯粹的军人，不关心政治，特劳德一直觉得，对她来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她也就没有机会学会辨别政治上的对错。“不幸的是，我的家庭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外公）他不关心政治，从不谈这些话题。我们按照一些原则被带大：服从，牺牲，压抑自己。这都被看作是美德。”“我自己很适应。既然妈妈过得那么难，我总是并不思考就服从，也总是愿意牺牲自己。”特劳德没能上高中，“对我妈妈来说，学费太高”。在第一次大考后，特劳德就离开了学校。“然后他们对我说，‘你最好去读商校，找个办公室工作，这是最快可以养活自己的办法’，那就是我的命运，而我看不到任何其他机会。还令我感到难堪的是，我是老大，却还待在家里，我妹妹却已经出去闯世界了。”

能养活自己之后，特劳德也试图挣脱命运，“我一直想读舞蹈学校。1941年，进舞蹈学校要入学考试，我考得很好，我觉得可以永远逃避办公室了。可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却不准我离开，在1941年，只有在雇主同意后，你才可能离开工作。我是那么失望，因此全心央求我妹妹帮我忙，她当时已经在柏林以跳舞谋生”。就在特劳德绝望时，她妹妹出了个主意，“让我问问阿尔伯特·鲍曼（Albert Bormann），看他能不能把你调到柏林去工作。”阿尔伯特是妹妹最要好朋友的姐夫，很有权势。特劳德说：“好啊，当然，我一点不知道这会是什么结果。”

阴差阳错，一个人生转折就这样在特劳德面前出现。她接到通知，她的新工作，是柏林的元首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