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1030致施松卿

松卿：

我到美国已经两个月了。日子过得很smooth。明天去纽约。11月14日从波士顿回Iowa。

寄我的讲话给你们看看。讲的时候我没有带稿子。前面加了一点话：“也许你们希望我介绍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一般情况，但是我不能。我的女儿批评我，不看任何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除了我自己的。这说得有点夸张，但我看同代人的作品确是看得很少。对近几年五花八门，日新月异的文艺理论我看得更少。这些理论家拼命往前跑，好像后面有一只狗追着他们，要咬他们的脚后跟……。因此，我只想谈一个具体的问题：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一个很没有趣味的问题。”

谈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今天我只想谈一个具体问题，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问题。前几年，中国的作家曾经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作家写作要不要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与这个问题有关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即作家是写自己，还是表现“人”的生活。

有些作家——主要是为数不多的青年作家，声言他们是不考虑社会效果的。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们表现的是自己。我年轻时也走过这样的路。后来岁数渐大，经历了较多的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在看法上有所改变。我认为一个作家写出一篇作品，放在抽屉里，那是他自己的事。拿出来发表了，就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品总是对读者的精神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正如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说的那样：作家写作，不能像想打喷嚏一样。喷嚏打出来了，浑身舒服，万事大吉。

有些作家把文学的作用看得比较直接，希望在读者心中产生某种震动，比如鼓舞人们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激情，促进高尚的道德规范……。他们的作品和现实生活贴得很紧，有人提出文学要和生活“同步”。对于这样的作家，我是充满尊敬的。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作家。我曾经在一篇小说的后记里写过：小说是回忆，必须对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我认为文学应该对人的情操有所影响，比如关心人，感到希望，发现生活是充满诗意的，等等。但是这种影响是很间接的，潜在的，不可能像阿司匹林治感冒那样有效。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滋润人心。中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有两句描写春雨的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可以用来描述某些文学作品的作用。

谢谢！

在“同步”说以后，我加了几句：我认为文学不是肯塔基炸鸡，可以当时炸，当时吃，吃了就不饿。

到耶鲁、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讲什么，我真有点发愁。主要讲稿是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但我觉得这题目很枯燥。我在爱荷华、芝加哥的讲话都是临时改换了准备的内容，这样反而较生动，到纽约见到郑愁予后和他商量商量，必要时随机应变。

我到纽约，本想带一套深色的西服，穿汪朝给我买的双层夹克，后来考虑，还是穿那件毛涤纶的西服去，因为夹克的口袋浅，机票、钱，容易滑出来。穿涤纶西服，则可以放在里面不同的口袋里。

你到底要买什么东西？电动打字机、彩电加录相放映机？还是什么都不要，带报关的证件回大陆买？说定了，不要一会一个主意。

卉卉、方方的衣服要哪个季节穿的？单的？夹的？冬天穿的？我想还是买冬天穿的较合适。铺子里要问几岁孩子穿的，是不是说一个五岁的，一个四岁的？

古剑要求我把散文集、评论集的在台版税授权给他，我已复信说：可以。反正得在香港委托一个人，集中给一个人，省得麻烦。你寄给古剑的照片、小传等等，“新地”的《寂寞与温暖》要再版时加上。

我14日回Iowa，希望你收到信后给我写一信，这样回来可以看到。

Program送与会作家一批书，自己去挑。我回Iowa后去挑。

我回来要吃涮羊肉。在芝加哥吃了烤鸭，不香。甜面酱甜得像果酱，葱老而无味。

听说北京开了一家肯塔基炸鸡店。炸鸡很好吃，就是北京卖得太贵了，一客得15元。美国便宜，一块多钱，两大块。

我要到外面草地上走走去。

曾祺

十月三十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