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博弈 - 单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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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521739725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
专家热议
（按姓名拼音首字母排序）
《金钱博弈》记录了并购过程中精彩的博弈、充满智慧的决策和翔实的细节，既体现了独具特色的投资理念，也展示了如何平衡政府、企业的利益，妥善应对公众和舆论导向的影响，以及对民众的民族主义、排外心理等的预案处理，这些对于当下都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
常振明 中信集团前董事长
《金钱博弈》这本书太精彩了。专业程度可做MBA（工商管理硕士）与谈判教材，民主、体制与利益的博弈有大格局，单伟建先生对韩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对韩国人的理解深刻而通透。这起收购案的胶着激烈程度不亚于一部电影，是另一个角度的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更像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电影《十二怒汉》。
我一口气读完了，真是历尽波澜周折，煎熬程度不亚于亲身经历一次谈判，倍感酣畅淋漓。更佩服单先生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展现出的超人的智慧、勤奋、耐心、冷静与绝不放弃的精神，这几乎难以想象。最后的胜利堪称创造奇迹，这不仅是一次交易，更是一个国家的改革、一个时代的注脚。这本书的价值之大，是留给读者的财富。
董平 资深电影人、欢喜传媒集团主席
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亚洲，波及全球，韩国的金融体系也深受影响，陷入风雨飘摇之中，韩国第一银行濒临倒闭。这一大型银行的生存问题，不仅关系其本身利益，更与韩国金融体制能否摆脱危机息息相关。危难之际，单伟建领导的新桥团队成功收购了韩国第一银行，并使其起死回生。一家美国投资机构收购韩国大型银行并获得完全的控制权，其中的艰难曲折可想而知。这本书中，单伟建翔实地记录了谈判全过程中的关键细节，既体现了金融家的专业知识，也展示了促成合作成功的谈判艺术，相信你会从中学到很多。
海闻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经济学讲席教授
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收购能够善始善终的并不多见。单伟建领衔的新桥团队对韩国第一银行的收购、改造直至最终的出售堪称国际金融收购史上的典范之一。《金钱博弈》以朴实的语言详细讲述了这一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过程，其间所展现的，不仅是谋略和技巧的博弈、能力和水准的比拼，更是人性和智慧的碰撞，而后者是助力这场交易成功的核心因素。希望你能从此书中了解这场资本博弈的真谛，并有所获益。
和广北 中国银行（香港）前总裁
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总统金大中决心改革重组韩国千疮百孔的银行体系，实现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经济学家出身的投资大师单伟建敏锐地捕捉了这一历史性机会，排除重重障碍收购了韩国第一银行，创造了国际金融界的一个重大成功案例。这本书生动地记录和描绘了这桩大手笔交易的来龙去脉，伟建的高超写作水平与他的一流投资能力相得益彰，使得一项高度技术性的复杂金融交易就像武侠故事一样引人入胜。我强力推荐所有经济与金融学科的师生、银行监管官员、金融专业人士及对金融和投资有兴趣的朋友阅读此书。
胡祖六 春华资本集团主席、香港中文大学兼职教授
金融与资本推动着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着社会的前进。金融的诞生、发展和振兴与金融家是分不开的。《金钱博弈》是难得的作品，鲜少有金融家愿意将自己的成功案例如此坦诚地展现给读者。在之前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金融家率领一个美国投资机构收购一家韩国银行的成功故事，但成功道路上的艰辛和波折只能通过这本书得以窥见。这是金融业收购的典范，感谢单伟建博士愿意将它分享出来。
姜建清 中国工商银行前董事长
我认识不少文学造诣深厚、博学广识的朋友，他们讲出的引人入胜的故事让我如迷如痴；我也有不少功成名就的投资家朋友，他们是我工作中的良师益友。在与伟建二十几年的友谊中，我总可以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伟建几年前写的《走出戈壁》道出了他血色浪漫的早期人生，而在今天出版的《金钱博弈》中，伟建则以拯救韩国第一银行为主线，将他精彩激动的投资传奇娓娓道来。伟建让我再一次折服。我与伟建都在茫茫戈壁上度过了我们的青春年华，又一起在数十年间闯荡于华尔街东西。感谢伟建《走出戈壁》和《金钱博弈》这两本书，它们让我故地重游，重品一路上的酸甜苦辣，重睹征途中的千姿百景。
李小加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前总裁
新桥在韩国第一银行的投资，成为海内外投资界的一个经典案例。其实这并非易事。《金钱博弈》详细记录了这一收购的始末，单伟建的投资逻辑、处事方法、应变能力在这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刘明康 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单伟建的书引人入胜，讲述了他与团队如何在5年内拯救韩国一家陷入危机的银行。外国投资者在韩国极难赚到钱，这天下皆知。但单伟建团队于2000年与韩国政府共同投资约9亿美元买入，2004年以约33亿美元售出，获利巨大，成为私市股权投资运作的经典案例。在韩国取得成功后，单伟建将投资方向转向中国，这本书的续集也同样令人期待。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经济学讲座教授
单伟建的《金钱博弈》讲述了他领导完成的一桩并购案，故事曲折，细节专业，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亚洲金融危机当头，美国投资机构新桥何以入主韩国第一银行，5年之后又成功卖给渣打银行？跨国并购中与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打交道的难点在哪里？如何在并购的多方谈判中实现多赢？我相信每个金融从业者都能从阅读这本书中获得答案并受益。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前院长
单伟建这本书生动地再现了一次重要的海外并购案例，更是展现了他与团队如何运用金融和商业的力量实现价值共创。相信我们许多投资领域的从业者都能在这本书中收获宝贵经验。
沈南鹏 红杉全球执行合伙人、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单伟建和团队在收购韩国第一银行时，我作为分析师，是一个好奇的旁观者。当时的并购谈判九曲十八弯；后来让这家银行起死回生，也费尽了周折。我认真读完了这本书，这才发现，过程竟然如此激动人心。
张化桥 香港慢牛投资公司董事长
这本书不仅仅是单伟建先生对重大交易的复盘，也是更好理解私市股权投资的技术指南。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位成熟投资人的洞察与远见！
张磊 高瓴创始人
新桥收购韩国第一银行是亚洲投资业的一个里程碑。作为项目操盘手，单伟建先生全面、生动地描绘了这个项目历时数年的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过程。他的观察细致，材料翔实，叙述生动，为投资从业人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案例研究，也为对金融有兴趣的一般读者提供了引人入胜的精彩画卷。
竺稼 贝恩资本董事总经理兼亚洲联席主管
这是一个在危机中抓住机遇的故事，这是一个专业敬业的职业精神记录。背景波澜壮阔，交易跌宕起伏，故事娓娓叙来，人物栩栩如生，阅之有趣，感之获益。感谢伟建给我们呈现了一段精彩的历史。
朱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前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关于“私市股权”的特别说明
本书将英文词“private equity”翻译成“私市股权”。国内通常把“private equity”翻译成“私募基金”，其实是不正确的。“private equity”中的“private”，指的是投资的对象，而不是资金的来源。投资上市公司股票可以称为公开市场（public market）投资，在股市购买的股权称为“public equity”，即上市公司的股权。而私市股权（private equity）基金投资的对象一般是非上市公司，或将上市公司私有化，即非公开市场的投资。实际上，无论是投资股票市场的基金——比如对冲基金，还是投资非上市公司的基金，其资金的来源一般都是私募的，都可以称作私募基金，所以资金来源并不能区别它们的不同。因此，“private equity”应该翻译成“私市股权”，而专门从事私市股权投资的基金就是“私市股权基金”。
——作者按
推荐序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亚洲国家的央行崩溃，无力保护本国的货币和商业银行，因此需要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援助。作为提供援助的一个条件，IMF往往会要求受援国政府出售资产，尤其是倒闭的商业银行。韩国是受援国之一。韩国政府同意出售的资产中包括韩国第一银行。韩国第一银行曾经是韩国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此时饱受危机重创，濒临倒闭，最终被收归国有。尽管如此，管理得当的话，它仍有希望。韩国政府聘请了投资银行家在全世界遍寻战略投资者，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对其进行改革，扭亏为盈。不过他们运气不好，问津者寥寥无几。屈指可数的几家西方金融机构仅有兴趣在韩国政府将不良贷款清理干净之后收购韩国第一银行100%的股权。韩国政府付出如此巨大代价之后，则希望保留一定的股权，这样如果该银行起死回生，成功翻身，政府还能分得一杯羹，以显示其政绩和改革的成功。
在此纷争的局面中，单伟建和他的团队代表新桥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新桥）脱颖而出。新桥是德太投资集团（以下简称德太）在亚洲的关联公司。德太和新桥都是私市股权投资公司。多年前，德太就在美国储蓄及贷款银行（1990年以前曾是提供房屋分期贷款的一类重要银行，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普遍破产）危机中开创了“好银行/坏银行”分开的模式收购和改造倒闭的银行。我们认为此种模式同样适用于韩国第一银行。这本书讲述的是一次重大并购的整个过程：从缘起到新桥团队与韩国政府间的谈判持久战——其艰难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再到收购这家韩国最具标志性的银行之后的改造。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外资收购韩国一家全国性银行的控制权，谈判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几经波折之后，新桥最终成为控股股东并获得100%的控制权。
收购谈判过程艰辛坎坷，充满悬念。因为担心手机被窃听，我们只能在韩国境外召开需要保密的会议。据说韩国政府的团队在窃听的电话中听到我抱怨韩国的泡菜太辣，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泡菜先生”。谈判中，强硬的个性和不同的文化相互冲撞，经常展示出多姿多彩的谈判风格和策略。
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谈判过程中，单伟建留下了笔记和内容详尽的内部通信。这些资料成为这本书的事实基础，使读者读此书有如亲临其境，心绪随着故事的展开而波动。这本书不仅让我们了解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还深入窥测私市股权投资公司如何运作、创造价值。新桥最终重组、改造了韩国第一银行，任命了新的管理团队，使银行彻底翻身，恢复盈利和强劲增长。在新的管理团队的领导下，韩国第一银行尤其发展了按揭（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可以说，在韩国，按揭业务基本上是韩国第一银行的发明。新桥为这家银行、自己的投资者和韩国政府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无论是对于私市股权投资的老手，还是想了解这个神秘世界的圈外人，抑或是有好奇心的一般读者，这本书都是非常有趣的入门读物，也是一个引人入胜、令人难以释卷的故事。单伟建的故事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会让您开卷有益。
大卫·庞德曼
德太及新桥创始人、主席
2020年4月9日
前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本书所讲述的故事时空背景是世纪之交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韩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波三折，充满悬念，最终皆大欢喜，颇具戏剧性。无论你是否对金融有兴趣，都可以从中找到乐趣。笔者认为，这个故事还能折射出另外一层意义，这就是一个国家对于外资和外国人才开放，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向来争议不断，至今未了。
韩国对于外资的开放，真正始于亚洲金融危机之中，是迫不得已、挽救国运之举。而此时，中国对于外资逐渐开放已有20年的历史。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市场都是有争议的，有的步伐快一些，有的步履蹒跚；有的自愿，有的则是无可奈何。但一个国家到了比较发达的水平，除了有关国家安全等特殊领域，基本上对外资是开放的。中国也是如此，时至今日，除了商务部公布的“负面清单”上的领域，中国市场对于外资基本上全面开放。
正因如此，中国跃升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东道主国。2020年，中国引入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位居世界第一，达到1630亿美元。2021年，中国屈居第二，但总额增长了20%，达到1790亿美元。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外国直接投资”指投资方直接拥有或控制被投企业10%或以上的股权或投票权。直接投资有别于流入公开证券市场（股票或债券市场）的被动金融投资。前者通常是长期投资，后者可以随时买卖。外国直接投资之所以更重要，是因为直接投资往往伴随着技术、产品、品牌、知识产权、管理方法和人才的利用或转移，所以带来的价值和无形资产远大于金钱本身，对东道国的贡献比被动金融投资更大。
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一的贸易大国，又成为引入外国直接投资的翘楚，这意味着中国市场的规模和巨大潜力日益得到外国投资者的认可，而且市场开放的程度可与发达国家比肩了。这当然可喜可贺。其实中国从40多年前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尤其是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与外商是密不可分的。在2020年，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39%，不可不谓举足轻重。
韩国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银行体制几乎崩溃的情况下引入外资，改造其银行系统的。危机之中，国内资金几近枯竭，国库见底，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因此走上这条路，实在是被逼无奈。而21世纪之初中国的银行体制改革，大量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则不是因为缺钱——当时国库充盈——而是为了引入国际最佳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方法，以彻底改造中国的银行体制，使之长治久安。这个主动和被动的不同，就凸显了对待外资和外国人才的态度迥异。而中国循序渐进开放，基于对其带来的好处不断加深的体会和认识，基于与国际市场的逐渐接轨。
民族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情怀。但是在每一个国家当中，都难免存在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其特征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排外。各国的历史证明，狭隘民族主义不是爱国，而是害国，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封闭的状态下发达起来。中国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才开始崛起的。韩国引入外资改造其银行体制虽然不情愿，但食髓知味，后来成了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之一。
单向的开放不是真正的开放，双向开放才是真正的开放。中国的市场，不但需要外资走进来，中国的企业还要走出去，捕捉外国市场的机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位列全球第一，为1537亿美元，而存量占全球第三，净额达到25807亿美元。中国2.8万家投资者在境外共设立境外企业4.5万家，分布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有的中国企业变成了跨国公司，创立了全球品牌，国人应该引以为傲。
单伟建
于香港
2022年3月13日
序曲 一掷万金
1900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66岁的安德鲁·卡内基与卡内基钢铁公司39岁的总裁查尔斯·施瓦布一起打高尔夫球。最终卡内基赢了。当时卡内基是美国的商界巨擘。他创办的卡内基钢铁公司彻底改变了钢铁行业，并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卡内基并不知道，施瓦布正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策划一件事，施瓦布的任务是说服卡内基把公司卖给摩根。不少人知道，在高尔夫球赛中取胜总是能让这位苏格兰出生的实业家开心，所以施瓦布故意输球。打完球，施瓦布向卡内基试探收购的想法。卡内基看来动心了。
次日，卡内基交给施瓦布一张纸，上面潦草地写着一些数字，总计4.8亿美元。这在1900年称得上一笔巨款（约合2019年的145亿美元）。这是卡内基愿意接受出售卡内基钢铁公司的价格。施瓦布把这张纸转交给了摩根。
摩根看了一眼，就很痛快地说：“我接受。”
随后两人握手成交，摩根以4.8亿美元收购了卡内基钢铁公司。差不多同一时间，摩根还收购了其他几家钢铁公司，并于1901年3月整合成美国钢铁公司。凭借14亿美元（约合2019年的420亿美元）的注册资本，它成为世界上第一家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
卡内基个人获得约2.25亿美元（约合2019年的67亿美元）。摩根在祝贺他时略带戏谑地说，这笔交易让卡内基成了世界首富。
这个小故事代代相传，让金融家、历史学家和普通公众都津津乐道，这样的大手笔交易对富人和有权势的人来说这么容易，令人惊叹。这种收购现在称为私市股权投资，而摩根可能是鼻祖。但私市股权投资成为一个行业，还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才开始大行其道。
但真正的故事不可能如此简单。
比如，摩根收购用的资金从何而来？收购需要4.8亿美元，其中的2.25亿美元是摩根开给卡内基的借据，50年到期，年利率为5%。换言之，摩根从卡内基本人那里借了几乎一半的收购款。摩根本人是摩根银行的化身，卡内基要充分相信摩根银行的信用，才肯接受摩根用这么长的时间还款。当然，卡内基一下子拿到这么多的现金也需要存入银行，估计摩根的利率条件也是最好的吧。
没有卡内基的卖方贷款，摩根就需要另外筹资完成交易。他有把握借到这么多钱吗？不见得。收购所需资金额超出当时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个比例在2019年相当于4260亿美元。即便是在金融市场可以呼风唤雨的巨亨摩根，不先试探市场也不可能有把握筹集到这笔资金，还需要考虑需要支付何等成本、花多长时间。
所以，卡内基的卖方贷款是交易成功的关键。这就需要双方谈判，你来我往，最终还要形成法律文件，绝不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传个话就可以完成的。
而且，除了从卡内基那里借到的钱，其余的资金从哪里来的？摩根最终借了多少钱？筹集了多少股本金？是不是有些卡内基钢铁公司的其他股东将本公司股票换成了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摩根有没有投入个人资金？投入了多少？摩根所有资金来源和用途的明细是什么？史无记载。后来美国钢铁公司表现如何？投资者赚了还是赔了？也查不到史料。
实际上，传说是靠不住的。这种规模巨大且复杂的收购，不可能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简单。
1988年，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私市股权投资公司KKR斥资25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RJR纳贝斯克公司。这是当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笔收购，连华尔街都为之震惊，也因此使私市股权投资闯入公众视野。
私市股权投资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涉及巨额资金和巨大的交易。有些收购使标志性巨型企业的控制权易手，从而对大行业产生深刻影响。此外，私市股权管理者们一旦成功，就可能获利达数亿或数十亿美元，令人瞠目。在发达国家，私市股权投资规模和影响巨大。譬如，在美国，私市股权投资公司控制的企业的个数是全部上市公司的两倍多。
尽管这个行业存在几十年了，但关于私市股权投资到底如何运作的文献资料非常匮乏。有几本关于收购案的书，都是记者从旁观者的角度撰写的拼凑出来的故事。这些书虽然有趣，但都是在讲述收购过程，完全没有涉及收购之后发生了什么，投资者赚了还是亏了。我还没有读到一个关于私市股权投资全过程的故事。这就好像讲种树，挖坑栽苗固然重要，但倘若不知道树苗是否成活，后来是枝繁叶茂还是干枯死掉，那么无论内行还是外行都只能看热闹，学不到门道。
这也难怪。因为一项投资从开启到退出往往经历数年，追踪一起轰动市场的收购事件的记者，要趁热打铁，写出的戏才可以叫座。《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一书讲述KKR收购RJR纳贝斯克公司的故事。收购在1988年完成，次年此书就出版了。书很畅销，还被翻拍成了电影。但很少有人知道，KKR不但没有赚钱，还赔了不少。投资动用的资本金只有35亿美元，其余225亿美元的资金都是贷款。最终资本金损失了7.3亿美元。收购过程精彩，结局却颇为失败。
还有一本书，书名是《拯救太阳》（Saving the Sun）。“太阳”指号称“日出之国”的日本，其国旗是太阳旗。该书讲的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破产，日本政府将其出售给美国私市股权投资公司。收购方将其改名为新生银行。此书也是只讲述收购的过程，颇为精彩。事实是，有些较早退出的投资者赚了不少钱，还有一些投资者被套牢20年，赔了不少钱。
《金融时报》的一名记者写了一本书叫《国王的废黜》（Dethroning the King），讲巴西私市股权投资公司3G资本收购闻名遐迩的啤酒巨头安海斯——布希公司的故事。同样，这个故事远未结束，到底是赚还是赔，仍无定论。
但凡没有退出的投资，故事就没有完，就胜负未卜。
KKR的创始人之一亨利·克拉维斯喜欢说：“任何傻子都能收购公司，而在收购后发生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他的意思是说，只要肯出价，是个人都可以收购公司，但是如果收购之后不赚钱，那么当初的轰轰烈烈就是毫无意义的。赔钱还需要本事吗？
对投资者来说，无论是多大规模、多么复杂、多么引人注目的交易，成交都只是旅途的起点。只有等到自己完全退出时，才能知道投资的成败。从收购到退出之间的年头里，投资公司的专业团队要花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改造、发展投资对象，从而创造价值。退出的过程往往和收购一样复杂。
在整个周期中，任何错误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投资赔钱的话，那么多年前完成投资交易时所带来的满足感或荣耀感就一笔勾销，只剩下悔不当初，甚至会终结投资管理人的职业生涯。有经验的投资管理人都知道，参与每笔投资都像是肩扛重担，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以免遭灭顶之灾。只有到达遥远的彼岸，卸下重负，为投资者创造了价值，投资管理人方可额手相庆。
私市股权投资之所以笼罩在神秘之中，是因为尚未有内幕人详细地讲述过一笔重大投资自始至终的故事。
本书旨在填补这个空白。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关系一起影响深远的重大收购，故事的主角是新桥，这是在中国的金融市场许多人耳熟能详的一家美国私市股权投资公司。新桥后来收购了深圳发展银行的控制权，成为唯一一家控制中国一个全国性银行的外资公司。本书的故事发生在深圳发展银行之前，那时新桥收购的对象曾经是韩国最大的银行，收购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所产生的，从投资到最终退出的过程曲折复杂、充满悬念。
故事的背景是1997—1998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对韩国的经济造成重创。危机的触发点可以回溯到1997年7月2日，当天泰国的货币泰铢突然大幅贬值。这一事件在亚洲其他国家发生了连锁反应。继泰国之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和股市受到严重冲击，韩国紧随其后。在其后的几个月中，亚洲各国的金融市场在大规模资本外逃的压力下几乎崩溃，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除了中国大陆外，几乎没有一个亚洲主要的经济体得以幸免。
是什么造成了这场巨大的危机？有些人，其中包括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指责诸如美国的乔治·索罗斯等外国资本大鳄的投机行为导致了危机。但多数人认为，这场危机源自各国经济依赖贷款过度扩展和自身金融体系中隐含的系统性风险。
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银行在时任总统朴正熙的独裁统治之下国有化。在20世纪80年代，它们在名义上被私有化，但从未完全摆脱政府的控制。银行、监管机构、政客和韩国称作财阀的大型工业集团（譬如LG、大宇、三星、现代等）以一种舒适的共生关系存在。韩国在朝鲜战争后的数十年里一直努力发展经济，政府挑选一些行业和企业给予特别支持，银行向这些企业提供信贷，让它们能够大量生产钢铁、船舶和半导体产品。正是这些产业为韩国经济奇迹的发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种国家政策隐含担保，企业或银行在陷入财务困境的时候可以指望政府救援。
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大面积破产超过了政府可以承受的能力，以致整个体系崩溃。韩国一些最大的财阀集团破产或被迫重组（韩宝钢铁、大宇、起亚汽车都是例子），多家银行倒闭，其中两家全国性大银行——韩国第一银行和汉城银行在濒临倒闭的情况下被收归国有。
为了帮助韩国度过危机，IMF紧急出台了58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条件是韩国政府必须将其收归国有的两家银行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必须引入外资的原因是韩国的银行体制中缺少信贷文化，也就是说发放贷款并非根据受贷方的还款能力，而是靠政府的政策或私人关系。这就是在经济危机中许多贷款变成了坏账而无法收回的主要原因。引进外资的目的是引进信贷文化和国际最佳的经营方式，重组韩国的银行体制，从而减少坏账的产生，以根除银行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
私市股权投资提供的不仅是资本金，它也承载着新的思想和行事方式。我在韩国谈判收购银行时，就深深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投资，而且是在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帮助一个在危机中举步维艰的国家实现改革。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不得已，危机中的亚洲各国都在进行类似的改革。在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十年里，政府指导经济的政策看似行之有效，体制中的弱点和缺陷被掩盖了，而经济危机冲击才将它们暴露出来。如何通过体制改革消弭这些结构性的弱点和风险正是亚洲经济进入21世纪之际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改革总是痛苦的，尤其是危机或外部压力迫使发生的改革。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韩国人对于他们在朝鲜战争之后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感到十分骄傲。一夜之间，韩国陷入经济危机。IMF提供的紧急财政援助是雪中送炭，但附加的条件繁多，对很多韩国人来说，被迫接受这些条件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恰逢韩国政府换届，新总统金大中先生在1998年2月履新。金大中是一位民主斗士，为韩国政治民主化奋斗一生，差点死于非命。上任伊始，就面临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他必须从根本上铲除危机的根源，因此大力推动改革议程。但政府的官僚系统中并非所有人都赞成他的改革议程，尤其不愿将已经收归国有的银行卖给外国投资者。民众中民族主义的情绪和排外的心理也是官僚系统畏首畏尾的重要因素。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面临两种对立的力量，即支持改革和反对改革的力量，这使谈判进程极为困难，难以把握。然而，所有与我们打交道的政府官员都认为他们在为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奋斗。他们都是正直无私之辈。（我们所接触到的所有官员都是男性，因为当时的韩国仍然是儒家文化和男性主导的社会。）本书讲述的是一家大型银行的收购历程，从亲历者的视角，按照时间顺序，解密了韩国政府如何应对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以及我们作为投资者参与这个过程所见识的曲折复杂、跌宕起伏的内幕。
这是第一篇第1章 钱能通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