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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钱博弈 - 单伟建
第14章 前程险阻
我曾多次踏进韩国第一银行的总部，但签署最终协议那天，走进总部时，我的感受是前所未有的。我知道，从此新桥成为股东。一个人买下梦寐以求的新宅，第一次迈进门槛时都会有同感。大楼白色旷阔的外表，宽敞的大厅，来往的客户和员工，一切都如此亲切。
眼前热烈的一幕与几个月前《投资条款书》签字时的沉闷形成了鲜明反差。彼时，我和面无表情的南理宇对坐在桌子两侧，悄然无声地签字，没有对话，甚至没有交头接耳，好像在签署停战协议。此时此刻，在韩国第一银行的大会议室中，政府和新桥两边团队的成员与顾问，个个衣冠楚楚，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容光焕发，兴高采烈。其实，不到一个小时前，这些人还都衣冠不整、憔悴不堪。为了今天，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大家都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工作。尽管因为日夜不停地连续作战而筋疲力尽，睡眠严重不足，但大家全来参加签字仪式了。没有人愿意错过这一时刻——即将载入韩国银行业史册的一刻。
在会议室门外，我碰见了韩国存款保险公司执行董事彭东俊和韩国第一银行董事长柳时烈。我们彼此热情地打招呼、握手。走进大会议室，看到里面早已挤满了人，有记者，也有摄影师。人群面对的墙上悬挂着巨大的横幅，蓝色的英、韩两种文字写着“韩国第一银行最终协议签署仪式”，下面是韩国第一银行的红色标识——伸开大拇指的拳头。横幅下是一张长桌，上面放着两个蓝色文件夹和两支钢笔。一切准备就绪。
我和彭东俊先生在桌边坐下，柳董事长站在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打开文件夹让我们签名。每个文件夹中都有单独的一张签名页。我这才意识到签名是象征性的，为的是让记者拍照。实际文件长达数百页，在公开仪式上签字（一般签署正式文件要在每页上签）要花太长时间。我俩各自签名之后，工作人员走上前来，交换文件夹，然后我们再签。签完，我俩站起来，交换了文件夹，左手持文件夹，右手相握，拍照留念。在那一刻，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闪光灯闪烁不停（见附图10）。随后我们两人都与柳董事长握手致意。
附图10 1999年12月23日，韩国第一银行总部，最终协议签约仪式。作者（左）与韩国存款保险公司执行董事彭东俊握手，最右边站立者是韩国第一银行董事长柳时烈。
（图片来源：韩国《中央日报》）
之后，我和彭东俊并肩而立，回答记者的问题。轮到我发言，我说借此机会感谢合作伙伴韩国政府付出的努力。我特别赞扬了政府代表的奉献和专业精神，强调：“他们赢得了我们的最高尊重。”
接着我宣布，新桥将任命鲍勃·巴纳姆为韩国第一银行的董事长，任命堀江为行长。我请堀江上前，把他介绍给了记者。除了消费金融方面的经验外，我强调他曾在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服役。我说他经验丰富、领导能力强，可以把国际最佳的管理办法带进韩国第一银行。堀江在记者面前表现得很好，给人的印象是谦逊、自信、经验丰富。他在韩国公众面前的初次亮相堪称完美，看来在场的记者很接受他。我悬在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新闻发布会结束，我才打通了庞德曼的电话。他在美国，刚刚回到家。
“大卫，我们签约了。”我说。
“恭贺，”他说，然后不打顿地加上一句，“现在，真正困难的部分开始了。”
我笑了，知道他说得对。这一天标志着我们重建韩国第一银行之旅的开始，这趟旅程肯定是困难重重。
新闻发布会后，我们几个人开车去了韩国存款保险公司的办公楼。在那里，我和彭东俊才开始着手签署实际文件。几百页纸上写满了做过标记的修改，有些还是手写的，因为律师没有时间打印一份清稿。我们在每一页上都签了名，并仔细检查了没有疏漏。
一完事，我就直奔机场，登上回香港的飞机，回家过节去。
元旦是千禧之始。我们赶在年前完成了交易。我在1999年的最后一份备忘录中说：
今天是1999年12月31日，是韩国第一银行收购的法律完成日。即日起，旧的韩国第一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被关闭，2000年元旦新的韩国第一银行开业。新桥将在1月中旬左右（大概在1月20日）注资。不过，从实际意义上来讲，交易已经完成。
我们成立了一个实力雄厚的董事会，一共14名成员，其中包括政府方面指定的4位。巴纳姆任董事长，世宗大学校长、韩国商工部前副部长金喆寿任副董事长。新桥的4位合伙人加入了董事会，包括布朗姆、庞德曼、唐开罗和我。我们还邀请了多位成就斐然的商界人士和银行家加入董事会，包括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前贸易代表米基·坎特，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信孚银行前董事长兼行长弗兰克·纽曼，共和国家银行前副董事长、法国里昂信贷银行美洲区负责人罗贝尔·科昂，一直担任新桥财务顾问的奥汉隆，柯罗尼资本的执行合伙人汤姆·巴拉克和来自新加坡的杨教授。
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服会”）、韩国财政经济部和韩国存款保险公司各指派了一名董事。金服会提名的吴星焕是汉城国立大学的教授，代表财政经济部的是进出口银行的前执行董事李允载，代表存款保险公司的是朴胜熙（后由金钟泰接替）。
1月21日，在韩国第一银行总部大楼11楼召开了首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室很宽敞，桌椅呈椭圆形排列。只有几个董事出席，其他参会者通过电话参加。首次会议议程不多，多是程序性的，所以也无须多数董事到场。巴纳姆主持会议，议题包括选举堀江担任行长，成立审计、薪酬、执行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等。董事会批准了银行与存款保险公司达成协议的一系列文件，比如发行带认股权证的债券，还批准了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师。董事会开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然后我和巴纳姆、唐开罗及堀江找了一家韩国餐馆吃饭庆祝（见附图11）。
附图11 2000年1月，汉城，从左至右分别是新任董事长鲍勃·巴纳姆、威尔·堰江、唐开罗和作者。
（图片来源：单伟建）
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主要是讨论程序议题，第二次就要讨论实质问题了。第二次会议在2000年3月15日召开，全体董事出席。此时已经入春，汉城春光明媚，树木绽出新枝叶，绿油油的，在蓝天白云下，生气勃勃。
早上8点半左右，我和布朗姆、庞德曼、唐开罗一起，离开新罗酒店，驱车前往青瓦台拜访金大中总统。
青瓦台映入眼帘，青瓦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名副其实。9点半，我们步入一间接待厅。未几，金大中总统就从侧门走了进来。他的生日在1月，那时刚满76岁，满头黑发，虽然拄着拐杖，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1971年朴正熙总统执政期间，金大中是反对党领袖，一辆卡车撞上了他的坐车。虽然暗杀未遂，但造成他终身需要拄拐杖的残疾。
总统热情地表示欢迎我们来访。他握手非常有力。我在谈判期间与他的手下有过多次接触，这却是我第一次面见他。我们都知道他不屈不挠的政治历程，对他非常尊重。布朗姆和总统并排坐在两张大沙发椅上，后面是长形的矮柜。我方代表都坐在布朗姆一侧。此次是礼节性的拜会，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和总统互道恭贺了（见附图12）。
附图12 2000年3月15日，汉城，迪克·布朗姆（左）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金大中会谈。
（图片来源：韩国《中央日报》）
总统对新桥投资韩国第一银行表示赞赏。他说韩国政府非常重视这笔交易，将其视为银行业改革的关键一步。他强调：“改造这家银行是我本人经济改革计划的核心。”
布朗姆向总统表示感谢，说新桥有信心重建韩国第一银行。他说，新桥引进了一个世界级的管理团队，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他还说，我们对总统领导下的韩国经济增长抱有很强的信心，因此新桥有意在韩国做更多投资。
在我们驱车离开青瓦台时，布朗姆对我说：“我们曾经救过他的命。”
我一时不知他所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他说的“我们”是指美国。他说，朴正熙执政时，金大中流亡日本，曾被韩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绑架。正当特务要把他扔进大海时，美国特工从天而降，把他救了出来。从1982年12月起，金大中流亡美国，直到两年多之后的1985年2月才回国。
就在我们拜会总统几个月之后，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该奖项奖励他执行了与朝鲜和解的“阳光政策”。他在获奖仪式上发表感言，讲述了自己当年九死一生的经历。
我始终相信，上帝与我同在。我从个人经历中得出这个信念。1973年8月，在我流亡日本期间，韩国军政府的情报特工在东京旅馆房间中绑架了我。我被绑架的消息惊动了世界。这些人把我带到停泊在海边的船上，把我捆起来，蒙住眼睛，塞住嘴巴。就在他们即将把我扔进大海的一刹那，耶稣清晰地降临在我面前。我紧紧抓住他，祈求他救我。就在此刻，一架飞机从天而降，将我从死神面前解救了出来。
金大中是个斗士，他有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而且幸存了下来。其中一次是在1980年，当时他被全斗焕政府以煽动叛乱和叛国罪判处绞刑。上帝再次干预，此次假借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之手。教皇写信给全斗焕总统为金大中求情。全斗焕不是基督徒，是佛教徒，但基督教是韩国第一大宗教，教徒比佛教徒都多，所以全斗焕也要给教皇面子。金大中被减刑为20年监禁。1982年，美国政府说服全斗焕政府将金大中驱逐出境，让他流放美国。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安排全斗焕成为里根当选总统后会见的首批外国政要之一，给足了面子。
当天，我们还拜访了存款保险公司的新任董事长兼总裁南宫鑂。南宫是复姓，在中国罕见，在韩国倒是有几万人。韩国还有皇甫、司空、诸葛等复姓。南宫、皇甫和司空都是古姓氏，远溯夏商周，是否在秦灭六国的时候跑到朝鲜半岛去的，大概已不可考，但是韩国有这些姓氏，可见其历史上和华夏的血缘关系。
之后，我们去见了李宪宰。他已经不是主席，而是部长了。韩国第一银行的交易没有耽误他的仕途。1月，他获得提升，成为韩国财政经济部部长。不打不相识，我和他见面，如同老朋友，热情友好。不过他仍然抱怨说在谈判过程中有些韩国人声称代表新桥到处活动，拆他的台。看来我们政治顾问的工作做得太到家了，让他不堪其扰，至今不能释怀。其实我们不知道谁打着新桥的招牌招摇撞骗，也从来没有授权任何外人代表新桥说话。
在董事会会议上，董事们与新的高管团队见面。行长是堀江；首席运营官是邓肯·巴克，苏格兰人，资深银行家；首席财务官是兰维尔·德万，印度人，以前在花旗银行任职；首席信贷官是李秀虎，他出身美洲银行，从1999年9月起就以新桥顾问的身份帮助韩国第一银行控制信贷风险。
管理层向董事会提交了2000年的工作计划和预算。董事们向堀江和他的团队提出很多问题，讨论很热烈。总的来说，董事们对管理团队的应答比较满意。董事会连续开了5个多小时的会。
黄昏时分，我们走出银行总部。周围是熙熙攘攘下班的人群。突然，庞德曼指着不远处的一栋楼说道：“啊哈，韩国第一鸡！”我抬头一看，原来是肯德基明亮的霓虹灯招牌和桑德斯上校的笑脸。肯德基的缩写是KFC，而韩国第一银行的缩写是KFB（Korea First Bank）。两个名字的头两个字母都是KF，而C又是鸡（chick）的首字母，所以庞德曼笑称KFC应该是“韩国第一鸡”的缩写。庞德曼爱开玩笑，脑子又快，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当晚，韩国第一银行的管理层在新罗酒店的宴会厅举行招待会。包括青瓦台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官员在内的数百名嘉宾出席。金服会新任主席李永健发表了热情的致辞，祝贺韩国第一银行取得了今天的里程碑，并祝愿它有光明的未来。宴会厅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招待会继之在酒店顶层举办宴会。韩国的宴会上有许多开胃小菜，看不出是什么食材。有些西方人不适应韩国菜的口味。庞德曼开玩笑说，下回董事会开会还是吃韩国菜的话，他就不来了。他宁可吃汉堡包或者“韩国第一鸡”。
我邀请金监会的南理宇和尚可倚参加宴会，但两人都没露面。后来我给他们每人送了一瓶威士忌。尚可倚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并没收到我的邀请函。他已经离开金监会，现在担任一家证券公司的董事长。南理宇把威士忌退回来了，附上一个便函，说作为政府官员，不能接受我的礼物。
韩国第一银行的零售业务在新桥管理下的第一年就取得大幅增长。接管时，零售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还不到10%。到了年底，这一数字已跃升至40%左右。
然而，并不是各方面的进展都令人满意。银行的规模通常以总资产来衡量。我们成为股东时，总资产已经从鼎盛时期的40万亿~50万亿韩元缩水到29万亿韩元（约合250亿美元）。虽然预算计划改变资产的组合——对企业贷款比例减少，零售贷款比例增加，但总资产规模不变。这个预算相当保守，原因是当时韩国经济尚未复苏，很多企业没有摆脱困境，贷款的风险仍然很大。到了年底，总资产下降了10%，从29万亿韩元缩水到26万亿韩元。
但是，一年下来，韩国第一银行扭亏为盈。在新桥接管前的两年中，这家银行亏损了数十亿美元。新桥管理下的第一年，净利润达到3000亿韩元（约合2.3亿美元），股本金回报率达到30%。如果不是韩元对美元汇率在年内走弱，以美元计价的利润会更高。股本金回报率达到30%是个很不错的成就，但董事会不是很满意，认为管理层可以做得更好。
2001年5月，我和庞德曼都在东京，那天阳光灿烂。我们乘坐的汽车驶过皇宫前宽敞的广场。我看着窗外，阳光照在脸上感到很温暖。我又困又乏，因为头天晚上没有睡觉，凌晨3点从香港乘飞机到大阪，又从大阪转机飞到东京。这么折腾的目的是按时赶到东京和庞德曼会合。庞德曼坐在我的身边，正在读当天的《华尔街日报》，我则昏昏欲睡，挣扎着保持清醒。突然，他伸手把报纸塞给我。
“你看到这则消息了吗？”他指着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问，“你知道海力士这件事吗？”
“什么海力士的事？”我问道。没等他回答，我接过报纸看。
这篇文章讲的是海力士半导体公司的财务问题。该公司是韩国一家主要的电脑芯片制造商，曾隶属于现代集团。海力士濒临破产，没有按时还本付息。报道称，提供给海力士贷款的包括韩国第一银行，现在该公司要求债权方救援，正在与银行协商贷款重组，由金监会协调。这就意味着，包括韩国第一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别无选择，只能按照政府的指导帮助海力士脱困。怎么帮助呢？就是对这家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公司发放新的贷款，而且免除至少部分以前贷款的责任。结果会使债权银行蒙受重大损失。
这消息着实让我吃惊。韩国第一银行的董事会下属一个执行委员会，受董事会的委托，处理在董事会休会期间出现的重大问题。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我、巴纳姆、布朗姆、庞德曼和纽曼，每隔两周开一次电话会议，但我们竟然对此一无所知。董事会还有一个风险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也应该及时关注重大风险的发生，尤其是控制高风险的大额贷款的发放，但同样地，董事会和各委员会对海力士贷款及这家公司面临的巨大风险一无所知。
我立刻打电话给首席信贷官李秀虎。他毕业于汉城延世大学，英语口语流利，无疑是他在美洲银行的16年信贷员生涯中磨炼出来的。在收购韩国第一银行的过程中，他与我们合作，帮助分析贷款的信贷质量。收购完成后，他就成为首席信贷官。他向来以行事保守著称，他把大门，任务是杜绝重大风险，怎么会发生如此失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李秀虎告诉我，韩国第一银行对海力士的风险敞口——2500亿韩元（约合2亿美元）的贷款，已经被分类成“次级”，也就是不良贷款，并为此计提了20%的准备金。听到这个报告，我和庞德曼错愕不已。我们有两个想不到。
第一个想不到是，如果说韩国第一银行从以前失败的教训中学到任何东西，就是贷款风险不能集中，否则一个坏账就能够把银行打垮。有鉴于此，新的董事会制定了严格的避免风险集中的政策，对任何单个客户的风险敞口不能超过1000亿韩元，否则必须得到董事会的特批。我们把这个政策称为“家规”，任何人不得违反。我们完全无法理解，何以管理层不但破了家规，对海力士的风险敞口高达2500亿韩元，大大超过限额，而且把整个董事会都蒙在鼓中。
第二个想不到是，在海力士陷入困境，无力还债之时，董事会仍然一无所知，而是从报纸上读到这个坏消息。是管理层故意隐瞒，还是根本没有把这一重大风险当一回事？无论如何，此事说明我们的公司治理结构没有按照预想发挥作用。
处理此事刻不容缓。我马上召开董事会的风险管理委员会会议。其实我并非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但我代表新桥，所以有权过问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管理层的工作。在会上，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仔细盘问了李秀虎，请他把海力士贷款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原来，海力士是韩国第一银行的长期客户。遵循董事会的“家规”，到2000年11月，管理层已经将对这家公司高达两三千亿韩元的贷款额降低到约1000亿韩元——基本符合“家规”。此时，花旗银行汉城分行牵头组织了一笔银团贷款，由多家银行向海力士提供了8000亿韩元的贷款。当时，花旗银行下属一个专搞投行业务的子公司，叫作所罗门美邦，邀请数家银行参加了银团，每家分到了一笔对海力士的贷款。所罗门美邦的推销并非一帆风顺，所有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都拒绝参加，韩国第一银行是唯一的例外，不但参加了，而且还要了1000亿韩元的份额。加上以前未还的贷款额和应计利息，韩国第一银行对海力士的总信贷敞口突然升至2500亿韩元左右，大大超过“家规”的限制。
至于为什么管理层没有取得董事会的批准，甚至没有通知董事会，只有天晓得。
更糟糕的是，对于海力士的大部分贷款没有任何抵押品担保。也就是说，如果它倒闭了，韩国第一银行将血本无归。
海力士当时处于极度恶劣的经营环境，大幅亏损，每天都在流血——现金大量外流。据估计，需要40多亿美元才能使其暂时避免破产。而且，即便海力士可以找到40亿美元的救助，得以苟延残喘，对韩国第一银行来说也毫无帮助，因为新钱注入的条件肯定是旧贷款减值或变成劣后。
2001年左右，全球半导体市场因价格崩溃而陷入困境。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晶片的价格在当年下降了90%。半导体是一个高度周期性的行业，时有巅峰，时有低谷，而此时正值低迷周期，深陷谷底，毫无复苏迹象。所有现金储备不足的半导体公司都面临倒闭的风险。海力士的债权银行中，只要有一家停止提供新贷款或者追索到期贷款，该公司就难以生存。
我想象，海力士就像一块悬在山边摇摇欲坠的巨石，所有债权银行像是聚集在石头下的一群人。如果他们齐心协力顶住巨石，可能还能稳住，但是如果一个人跳出来，其他人可能就顶不住了，终将被碾成肉饼。顶就是提供更多贷款，但谁也不知道要顶多久，最终能否顶住。因为如果它的业务没有根本好转，放多少钱进去都可能打水漂。
海力士的主银行，也是最大的债权人，是政府控制的韩国汇兑银行。在汇兑银行的操控下，所有债权银行都签署了一份一致行动协议。签订协议是自愿的，但是一旦签了，就身不由己了。根据协议，如果75%的签约方同意向欠债方提供新的贷款，所有债权银行都必须按比例出资，否则自动放弃所有的债权权益。韩国第一银行的管理层在董事会不知情的情况下也签了该协议，从而放弃了银行在此事上的自主权。这个新发现又让我们目瞪口呆。
我们束手无策。海力士虽然还没有破产，但显然，没有新的资金投入，它必死无疑。
2001年9月11日晚，我上床之前打开电视机看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新闻，十分震惊地看到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了恐怖袭击。
此时，妻子刚刚抵达伦敦，正要转机去美国波士顿，在那里与儿子会合，再一同乘机飞往芝加哥。儿子将在芝加哥大学开始第一年的学业。等候飞机的时候，她打来电话。我告诉她美国去不了了，航班都取消了，当务之急是打电话在伦敦定个酒店，晚了就订不上了。
大概是因为我的语气比较平淡，她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根本不信。这让我想起马戏团的小丑跑到前台来，大喊着火了，大家不跑，还哈哈大笑。我说你看看周围有没有电视机，过去瞧一眼就知道了。她果然看到旁边有一群人围在电视机旁，屏幕上显示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上浓烟滚滚，这才信了。
就在亚洲时间9月11日的白天，新桥的东京办事处开张。我的几个合伙人在那里参加了典礼，热闹了一番。第二天，布朗姆、唐开罗和其他几位同事乘坐布朗姆的私人飞机从东京飞往汉城。我则从香港飞往汉城。一整天，我关注的和脑子里想的都是“9·11”事件。还会发生什么大事？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当时已经下达了禁空令，不但外国飞机不能进入美国的领空，所有美国国内的飞机也都停飞了。本来庞德曼也要乘自己的飞机从得克萨斯州的沃斯堡来汉城参加董事会会议的，现在也愁困在那里，无法动身，连家都回不了。
就是在这个国际大背景下，韩国第一银行在9月13日下午2点召开了董事会会议，专门讨论海力士贷款的问题。开会的时候已经是沃斯堡时间的午夜，庞德曼仍然通过电话参加了。
令董事们惊讶的是，行长堀江居然请了海力士的首席执行官朴宗燮先生参加董事会会议。陪同他的是投行所罗门美邦的一位高管。就是这家投行当初说服了堀江加入对海力士的银团贷款。他们来的目的是想说服董事会再给海力士追加贷款，而且把此前的贷款从债权转为股权。
海力士的朴宗燮先生和所罗门美邦的代表相继发言，用图文并茂的简报材料投影在屏幕上加以说明。他们说，如果半导体周期逆转，芯片价格上涨，那么海力士将恢复元气。我觉得他们讲的是同义反复，等于是说海力士摆脱困境了就一切都没问题了。这不是废话吗？不过他们说话的时候一本正经，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逻辑的荒唐。此时，海力士负债高达60亿美元，经营亏损。其他韩国银行正在考虑将23亿美元的债权转成股权，再加上21亿美元的新增贷款，整个一揽子救助计划高达44亿美元。
董事会成员们听得很认真，但是没有人被两位动听的发言和描述的美妙前景打动。我想他们两位虽然资深，但完全不了解做商业银行的人的心理。银行所关心是风险，是本息收不回来的风险。这两位侃侃而谈，但闭口不谈风险。很显然，如果市场上芯片价格继续下跌，海力士所面临的结局还是破产，新旧贷款都可能血本无归。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也很郁闷的是，显然堀江行长希望董事会批准追加更多的贷款。他怎么这么缺少判断力呢？
会议室的设备很好，每个人桌前都有麦克风，发言的声音从高清的扩音器中传出，通过电话参会的人的声音也从扩音器中传出，音质和在现场发言一样。
庞德曼大概听得不耐烦了，发言打断了两位客人。他说：“你们怎么能够保证半导体价格不会进一步下跌或持续低迷呢？如果是这样，无论向海力士投入多少钱，不是会与已经投入的贷款一起消失吗？”我以为两位客人会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财务状况如何，给我们吃点定心丸。不料，他们居然完全没有思考这种可能性，哑口无言。
直到过了晚上7点董事会才休会，那时已是庞德曼所在地的凌晨5点。此事对于韩国第一银行极为重大，他参加讨论，一宿未眠。
最终，董事会决议，韩国第一银行不参与银团救助海力士的计划。这就意味着韩国第一银行必须对所持的海力士贷款大幅削价，卖给其他银行，从而立即实现而不是延迟贷款损失。董事会的决定就是“止蚀”，不能再扩大风险敞口。银行业的俗话，把一笔贷款以低于账面值的价格出售，称为“削发”。我们大家都觉得宁可削发，也不能掉脑袋（让我想起清朝军队入关，强迫民众削发，否则杀头，说“留发不留头”。我们也是削发留头）。
海力士事件暴露了银行管理的漏洞。董事会定了这么多的规则，就是为了避免此类事发生，为什么没有起作用？
回到新罗酒店后，新桥的团队和董事长巴纳姆、董事罗贝尔·科昂一起坐下来检讨。大家一致认为管理层要对这笔不良贷款负责。这一笔的损失就吃掉了银行头一年全年的利润，可谓惨重。如果我们不立即问责、整改、加强风控，韩国第一银行可能重蹈覆辙。说到问责，大家都认为，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有些脑袋是要掉的（Some heads must roll）。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有些人的饭碗肯定要砸了。
问责就必须客观、公正，责任分明。为此，我们专门聘请了美国威尔默律师事务所，独立调查海力士贷款的决策程序以及前因后果。
大约一个月后，威尔默律师事务所提交了调查报告。经过他们的审计，发现银行在董事会2000年9月制定“家规”（单笔贷款不能超过1000亿韩元）之后，开始逐步减少对海力士的信贷敞口，但是到了11月，趋势突然逆转，韩国第一银行参加花旗银行牵头的银团，对海力士新增贷款1000亿韩元。如此一来，对海力士的信贷敞口突然扩大。当时的计划是，到2000年年底，把对海力士原来1000亿韩元贷款的敞口（不包括新增的1000亿韩元）缩小到616亿韩元，到2001年5月，则缩减至零。明明打算缩小敞口，为何要参加花旗银行的银团呢？威尔默的报告称：“参与银团贷款的主要决策者是行长。”
行长说，他确实表示支持参加银团，但也清晰地表示是否参加取决于首席信贷官李秀虎和信贷团队的信用评估。尽管如此，行长对这个贷款的热衷是显而易见的，有鉴于此，首席信贷官和信贷团队也就唯上是从了。
首席信贷官承认，他意识到资金流动性和芯片价格方面的风险……也知道除了花旗银行外，外资银行都不愿意参与这个银团。他也承认，这些信息应该让他裹足不前，但还是遵从了行长的偏好。
这件事反映了韩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潜意识中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应该是源自儒教的上尊下卑的行为准则。关于这个文化特征，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他的著作《异类》（Outliers）中曾举例说明。1997年，大韩航空公司的801航班在美国关岛即将着陆时撞山坠毁，造成228人死亡。后来调查失事的原因，发现副机长和飞行工程师应该知道机长偏离了航向。他们为什么没有及时纠正机长而酿成惨祸呢？调查人员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在韩国文化中，下级从不指正上级的过错。其实这种传统，在受儒家学说影响的国家（比如中国、日本和韩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当然，对于801航班失事是否因为下级没有及时纠正上级，人们只能猜测，因为当事人都不在了，死无对证，但是在韩国第一银行，我们的首席信贷官不但活着，而且活蹦乱跳。他和信贷部门的几位员工都向调查人员证明，他们确实是因为揣摩了上意才同意给海力士贷款。他们犯的错误，虽然没有死人，但是造成了2亿多美元的损失。令我们非常惊讶的是，儒家的文化传统居然如此根深蒂固。要知道，堀江本人虽然有日本血统，但是个美国人，而李秀虎也是在美国银行中培养出来的。
威尔默律师事务所调查的结论是，行长堀江参与海力士贷款决策过程“违反董事会的合理预期”。他偏离了董事会批准的战略方向，即从以企业贷款为主向以零售贷款为主转型，违反了董事会制定的信贷审查制度，亲自参与或影响了信贷决策。因此，他要对这笔贷款的损失负主要责任。
顺便说一下，按照现代银行的最佳管理方法，审查贷款的人员必须独立，不能面对客户，不能受客户的影响。银行前线销售人员都有放贷的动机，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帮助客户，而信审人员唯一的动机应该是贷款的安全，所以正确的风控制度一定要求包括行长在内的前线人员不能参与审贷的决策，而我们的行长犯了这个忌讳。
威尔默律师事务所对首席信贷官的评价是，虽然他对海力士贷款不以为然，但是他并没有行使否决权，而是默许了行长的意见。因此，他的行为也是“与董事会对他应该扮演角色的合理预期不符”。
威尔默律师事务所的最终结论是：
威尔默律师事务所认为，虽然损失巨大且行为过分，但平心而论，海力士贷款是个例外，而不代表常态。行长和首席信贷官都认为，总体来说，管理层缩小了大多数主要公司客户的风险敞口。2001年2月，除海力士之外，韩国第一银行有8个借款客户超过了“家规”的限额。首席信贷官报告说，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4个，而且对他们中的每一个风险敞口都缩小了。
调查结果和结论很清晰。行长承担了全部责任，引咎辞职。董事会接受了辞呈。首席信贷官也有责任，没能对行长的偏好提出异议，但董事会认为，在李秀虎可以掌握信审全权的时候，对信贷质量控制得不错，因此他不应该对银行风险管理系统失去作用承担过多的责任。李秀虎受到批评，但保住了职位。我们都相信他会吸取深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