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者和有权者的犬儒

有权者对无权者的两个“明目张胆”构成了具有特色的权力犬儒。第一是它明目张胆地剥夺了无权者的自由权利,第二是它在剥夺之后,又一再以谎言欺骗他们,明目张胆地把他们当作傻子,当弱智。第一个明目张胆是欺负无权者的无力反抗,第二个明目张胆是欺负无权者的无处发声。美国革命先贤托马斯·潘恩说,当一个人已堕落到宣扬他所不信奉的东西,那么,他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这样的人不仅是一个恶棍,而且是一个犬儒主义的恶棍。权力的犬儒是非常傲慢的：我就这么对待你,你能拿我怎么办?由于傲慢,它的压制和欺骗手段都很粗糙,连骗人都经常是敷衍潦草,懒得谨思慎行。由于长久被这样对待,无权者的对策是,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不信,你越说得一本正经,我越拿你当笑话。这是一种犬儒的对策,是从腐败的社会生活中习得的防卫欺骗上当的生存策略。

伦理学家博克（Sissela Bok）指出,说谎的人都希望搭诚实的便车,也就是希望别人都诚实,自然也就不会疑心他是在说谎。[19]在犬儒社会里是没有这样的诚实便车可搭的,因为人人都是识谎和说谎的高手,谁也骗不了谁。人们只是在自己需要装作诚实或需要装作相信别人诚实的时候,假装看不见谎言而已。博克指出,“欺骗和暴力都是对人的蓄意侵犯,都是强迫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行事。暴力造成的伤害,欺骗也都能造成。但是,欺骗的作用更加微妙,因为它不仅作用于人的行为,而且也作用于人的想法。”欺骗的伤害不仅是对个人的,也是对全社会的,其结果便是整个社会的犬儒化。

在一个不能互信的社会里,会出现一种怪异的人际“信任”。信任是一种对他人行为的预测,如果人们不能互相预测说真话,那么他们便会总是疑心或觉得对方是在说谎。这也是一种犬儒式的预测,一种基于必然谎言而非可靠真话的“信任”。人类无法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可预测的世界里,人们普通理解的信任是建立在不说谎上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就算是魔鬼,他们之间也互不说谎,因为地狱的秩序也是要靠真话来维持的。[20]但是,犬儒社会改变了这种最低程度的真话秩序。博克指出,政府（也就是当权者）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政府构建起巨大的、自动推进的欺骗机器,……如果以惯于说谎著称,是自毁也是祸害,与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描述的洗脑效果相似：‘人们普遍注意到,长期洗脑的必然结果就是犬儒主义,不管真相如何,绝对不相信任何事情有真实可言。换言之,不断地、全面地以谎言代替真实,其结果不是人们会把谎言当成真实,或者真实会被污蔑为谎言,而是我们用以理解真实世界的意识——其中包括真与假的区别——会被完全摧毁。’”[21]

阿伦特所说的犬儒主义包括有权者的犬儒和无权者的犬儒,它们既是互不信任的对手,也是加剧和维持犬儒文化的合谋。美国社会学家戈德法勃指出,有权者和无权者的犬儒主义都不把社会规范和法治当一回事,都不相信法治能对公民起到道德教化和社会优化的作用。这两种犬儒主义的区别在于,有权者仗着手里的权力和为了谋取更大的权力,在不需要时就随便无视和糟蹋法规,而在有需要时则又像变戏法一样随心所欲地制定出来。法规变来变去,无非是有权者用来巩固和加强统治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无权者看在眼里,更加觉得自己无权”。[22]

无权者不是傻子,知道法规不过是有权者谋求私利的玩物和欺骗把戏。他们心怀怨愤,却又无可奈何。他们不只对不公正的法规抱有反感,而且对公共规范和法治观念本身失去信心,不再抱有希望。不管法规是否合理,无权者都只是在农面上表现出服从的样子,心里却充满了鄙视和怨恨,一有机会便我行我素、胡作非为。他们这么做,并不觉得有什么道义上的亏欠,因为制定法规的有权者自己也是在胡作作为,只是手段更巧妙、更道貌岸然而已。无权者即使遵守规范和约束,也不是出于什么义务心或责任感,而是害怕不遵守的后果和惩罚。马基雅维利说,害怕是比爱戴更有效的统治工具,这话很适合今天的犬儒社会。有权者和无权者的犬儒主义总是在恶性循环,形成一种恶吏统治刁民的强制性秩序,稳固这一秩序的唯一办法就是层层加码的所谓“乱世用重典”。

戈德法勃因此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和对待无权者犬儒主义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无权的大众天生就是素质差、无教养、不可救药的群氓,认为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犬儒主义,成为清醒自明、有自我管束能力的现代公民,那么,我们自己就会陷入一种自以为是的“嘲讽者犬儒主义”（mocking cynicism）。这样蔑视和嘲笑大众犬儒主义,是高高在上者的傲慢。它看不到的是,下层的无权者可能是在用大众犬儒对抗现有的不公正规范和制度,以此表达他们对有权者道貌岸然、玩弄制度、把持规范的不满。民众不是没有要摆脱伪装和要过真正道德规范生活的愿望,他们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期待和失望,才彻底放弃了希望,因而变得犬儒和死活不再相信的。戈德法勃说,不能只看到无权者的犬儒而忽视当权者的犬儒。当权者玩弄规范和无视规范,这是造成无权者不相信规范的根本原因。如果一味责备和讥讽无权的犬儒大众,“这种讥讽本身就很犬儒,也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23]

在不同制度中,大众犬儒主义与有权者犬儒主义的关系不尽相同。在民主制度里,有权者犬儒主要表现在政客个人的言行中,其最大特点是“公开化的欺骗和明知实现不了却照样随便信口许诺”。[24]为了争取选票,政治人物不负责任地向选民许愿,不当利用,甚至滥用民众所怀有的理想观念（民主、自由、美国梦）,把这些美好的理念变成空洞的说辞,而民众则由于不断的失望而走向犬儒。德国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说,政客为了自己赢得权力,不惜“把被统治者的良心都挖干”,政客们自己不相信,但却要别人相信他们的美丽言辞,结果使民众一次又一次地失望,终于对什么理念都不再相信。[25]在民主社会里,民众丧失政治信念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犬儒主义,它导致许多人在思想和感情上“抵制和破坏重要的社会议题,如信仰、理性、乌托邦、改革。它颠覆了我们对重要观念的思考：自由、权威、自我、变革、稳定。”[26]

在威权和专制社会里,有权者的犬儒主义主要表现在官方宣传中,同样也对民众的政治信念造成巨大的破坏。王蒙在评价王朔的玩世主义时表达过这样的看法：“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至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其次才有了王朔。”[27]戈德法勃对这种大众犬儒有亲身的观察和体验,他写道,“在东欧旅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无处不在的宣传招贴和标语牌,写的都是革命口号,还有许多歌颂革命工农兵的公共纪念碑。意识形态的热情展示在报纸、杂志和流行书籍的语言里。但是,如果你居住一段日子,听听老百姓在说什么,就会看到巨大的裂痕。官方的语言和说辞很少出现在人际交谈中……按照我们的观察,老百姓过日子……即使是为了争取工作上的升迁,也并不使用这种语言。”明明知道老百姓无兴趣,有反感,但为了展示和巩固权力,不断重复一种假大空的语言,这便是东欧的有权者犬儒主义。

官方宣传的说辞与现实之间可以是完全脱离的,民众看到这个脱离,看穿了宣传的虚伪不实,但却不能公开说穿。这样的宣传鲜有成效,官方高层也知道这个,为了改善宣传效果,他们会时不时要求各级领导改良“文风”或“语言”,其实问题是出在没有民众能认同的真实内容。当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都曾经是美好的理念,但它们都与普通人的实际经验差距极大,老百姓只是在政治笑话里才会拿它们来正话反说、揶揄、恶搞。有这样一个苏联笑话：苏维埃悲观主义和苏维埃乐观主义的区别是什么?苏维埃悲观主义认为,情况不可能变得更糟,而苏维埃乐观主义则认为,情况还会变得更糟。官方说苏维埃意味着更美好的明天,民众笑话里用到了“苏维埃”,但却是为了嘲讽和挖苦。

像这样的政治笑话之所以成为一种大众犬儒主义,是因为它是权力犬儒主义的映射和被动反应,并不是独立思想批判的结果。历史学家艾什指出,这样的政治笑话“往往是一种安全阀,一种发泄形式和力不从心的表达。当你不能采取实际行动时,只好口头说说而已”。[28]不自由状态下的政治笑话只是一种扭曲的反抗。它折射出公众生活领域的诚信危机,以及官方话语的伪善,但它却不是在说真话,更不是一种公民们公开表达异见的方式。犬儒式反抗对于建立理性、诚实的民主公众话语的正面贡献是极为有限的。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宗教领袖勒纳指出,“犬儒主义不像理性怀疑主义那样相信人可以改变世界。”对犬儒主义的批评,其合理性必须从民主公共话语空间的自由度来理解。民主公共话语空间既不排斥犬儒式怀疑,也不排斥理性批评,但是只有理性批评才对民主公共话语空间有建设性的贡献。[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