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联想的犬儒主义

公共说理是最贴近民主核心的那一部分,杜威在1927年就写道,公共生活的复兴首先要求“改善辩论、讨论以及劝导的方式与状这正是公共问题”。哈贝马斯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在每次对话中,一个个私密性的个体会合并成一个公共团体,一部分公共领域便由此产生。”对话便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民主是通过讨论而实现的治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在法律上平等的公民之间进行自由的公共讨论而实现的治理”。

当代美国传媒学家迈克尔·舒德森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已有中文译本）中提到杜威和哈贝马斯对公众交谈的政治见解,他还特别补充说,一般人际间的社交交谈并不能自动产生民主规范。他认为,更多的情况是民主创造民主对话,而不是对话自然产生民主。他同意美国政治学家乔治·卡提卜（George Kateb）的分析：民主培养了某种自我,虽然难以察觉而且并不完善,却仍然效果显著。民主培养的那种“自我”有公共说理的意愿和能力,有用交谈来参与公共政治的要求,在国家和公民社会里,说理是公民身份的一种体现,也是行使公民责任的一种方式。因此,提倡和实践公共说理可以成为推动当今中国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积极动力。

这样看待说理,就不会再接受“文革”时的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的那种专制话语规范,也不会把说理当作必须是你死我活、克敌制胜的对立、对抗的“战斗行动”。但是,不幸的是,有的人也因为厌恶“文革”的规范,把他们心目中的“文革规范”（“泛政治化”）与“规范”本身等同起来,把任何规范都视为专制。更危险的是,他们因为拒绝泛政治化而不加分辨地怀疑和否定任何普遍规范的必要。他们讨厌“文革”,但是,这样的告别“文革”并不能给我们今天的公共生活带来积极、正面的改造力量,甚至还会造成进一步的障碍,因为它会使我们在规范问题上陷入一种无所适从、无助无力的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

“文革”问题上的犬儒主义远不止把公共话语规范看成“文革”式的“政治化思想制”,在许多政治、社会生活的现象和事件上都有类似的犬儒主义表现。人们几乎可以把自己不喜欢的任何事情都说成是“文革翻版”或“文革再现”,反而忽视了那些真的在维护文革、为文革辩护,或让文革借尸还魂的事情。例如,民众上街抗议不公正的事情,会被称为是“文革式的群众运动”或“大民主”,言辞尖锐一些的批评文章会被指责为“文革式大批判”,提倡每个人把政治当作自己的公民副业则被攻击为“文革”式的“人人卷进政治”。谁对某些言论、观点做深入一些的分析或提出原则性的问题,就会被扣上“文革上纲上线”的帽子。在普通问题争论时互相指责是“文革余孽”的更是相当常见。

“文革”问题上的犬儒主义者经常一面疑心别人的话里是否在“暗示文革”,一方面自己却又在拿“文革”攻击别人,这两个方面都是因为习惯性的“文革”联想所致。他们对“文革”这么敏感,但却似乎从来没有对生活中真正存在的那些“文革”现象或问题发表过有分量的意见。这些现象和问题包括有人公然赞美、怀念“文革”、模仿和美化“文革”的红卫兵饭店、红卫兵扮相毕业照、重庆式的“唱红”和个人崇拜、装模作样的“文革道歉”等。

把公共说理当作‘‘文革式的思想专制“,不只是把公共说理妖魔化,而且更是有意无意在为”文革式的思想专制“进行洗刷和漂白。如果文革的专制洗脑与民主、理性的公共说理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我们还能用什么善恶对照的理由去反对”文革“的思想专制呢?犬儒主义的特征就是不加分辨地怀疑,一股脑儿地否定。就像我们可以区别不同的行礼（如握手和希特勒敬礼的区别）一样,我们也完全可以区分不同的”理“和”说理“。就公共交流的形式和规范而言,德国人没有因为有过”希特勒问候“的历史,就放弃所有的人际问候和行礼。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有过”文革"泛政治化的专制,就放弃建立合理、公正的公共生活规范,包括公共人物言论的基本说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