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4期：亚当·斯密说得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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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咱们得到App里面又有一门重磅课程完整上线了，那就是施展老师的《国际政治学40讲》。今天，就和你聊聊我对这门课的学习心得。

“国际政治学”这个词一听，就会觉得离普通人特别远。大国博弈，战争风云，当个新闻听听可以。但是，对我这个具体的人当前具体的问题，能有啥用呢？

整个课程听下来，我的体会是，这门课的价值可不是让你从上到下俯视世界的，而是帮我们每一个人由内到外穿透自我的。

此话怎讲？

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大堆观念之中。这些观念，我们从小就熟悉，从来不怀疑，是我们行动的指针，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比如国家、民族、自由、平等。这些观念很多人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质疑一下。当然，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生活的人，也没必要质疑它们。你和周围的人想的一样，这是你活得正常、顺心的基本保证。

但是，在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观念从自己脑子里掏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冷静地审视它：知道这些观念是怎么产生的？是被什么因素催生的？在何种情况下对？何种情况下又失效？它替代的观念是什么？约束它的条件是什么？什么人最希望推广这种观念？反对这种观念的人又有什么理由？如果我们有机会这样做，那毫无疑问，我们就会是一个在观念上更自由的人，创新能力更强的人。

因为创新能力的竞赛，从来不是智力竞赛，而是一场摆脱观念束缚的能力竞赛。

这就要说到施展老师这门《国际政治学40讲》的价值了。你想，国际政治，它不仅是一门学科啊，它还是一个视角啊。在这个视角下，我们原来混沌的、一体的观念世界就被在两个维度上强行打开了。

一个是时间的维度。国际政治体系从大航海时代诞生以来，已经500年了。很多观念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这500年时间里面逐渐生成的。比如国家、民族、自由、平等，都是历史性地发生的。

还有一个是空间的维度。国际政治学讲的都是大国博弈，大国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管什么样的观念，在大国博弈的过程中都有对立面，也都经历过批判和重塑。所以系统了解国际政治的发育过程，就等于是把自己脑子里的观念一个个地拿出来，展开到了的时间和空间的显微镜下，挨个去还原。看到我们脑子里观念的基础、对手和局限。

我自己听这门课，最过瘾的体验就是这个。下面我来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都知道大航海时代之后，英国最早搞的是贸易保护主义，不是后来的自由贸易，当时有个名词叫“重商主义”。

但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鼻祖，在英国横空出世。他写了一本《国富论》，讲出了自由贸易的价值。于是英国人幡然悔悟，说，对，自由贸易造就繁荣。所以，搞出了一个单方面自由贸易制度。就是说，我英国往你那出口东西，你是否收我关税我无所谓，但是你往我这出口东西，我对你全都免关税。你听上去可能觉得英国政府简直是难以想象的高尚，一个国家居然会为了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论，做出如此之大的让步。直到今天，自由贸易的观念也是深入人心。

那这套自由贸易的做法对不对呢？听了施展老师的课程后，你的答案应该是，看你站在什么国家的立场上，什么发展阶段下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那个观念系统，如果在国际政治演化的视角下，在时、空两个维度下一展开，你会看到另外一套事实。

首先一个问题：英国人当年为什么要搞“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

因为那个时候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国家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贸易上。贸易就是卖来卖去，可以说是同质竞争。所以在同质竞争的战场上，强化自己，打击对方，一个理性的选择。而且，贸易靠什么来保护？当然是战争能力。战争能力靠什么？真金白银啊。所以，拼命卖东西给别人，让本国囤积足够多的黄金白银，有能力在战争中击败其他国家，这就是“重商主义”的经济基础。

那为什么后来英国又开始信奉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了呢？你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在哪一年？1776年。这时候，瓦特的蒸汽机也搞出来了。工业革命开始了。

工业革命后，英国就出现了对其他国家降维打击的可能性。当英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国，你会发现，单方面自由贸易，其实它一点也不吃亏。

英国当时出口的都是工业制成品，别的国家无论收不收关税，都得从英国这买，如果你的关税收得太高，你的国民还是会通过走私的方式从英国这里买。所以，你收高关税，就是自己给自己制造大量的走私犯，你就变成左右手互搏了。

反过来而与此同时，英国作为唯一工业国，进口的就是粮食和原材料，全都免关税，意味着它能从全球寻找最低成本的原料，对于生产成本的控制能力就是全世界最强的。

所以你看，单方面自由贸易，不是什么道德高尚，不是什么理论偏好，而是让英国能够放大自己的工业优势的理论，是英国当时局面的最优解。

而其他国家呢？如果不能接受英国是世界中心的事实，就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另搞一套。

比如说当时的德国。面对英国的降维打击，德国也出了一个经济学家，那就是李斯特。在学术上，你可以把李斯特看成是亚当·斯密的辩论对手，但这不是口舌之争，不是理论之争，放大看，其实是在19世纪初期，英国和德国的国运之争。

亚当·斯密说，国家只要提供一个公平的法律环境就行了，其他方面的参与越少越好，就让个人直接到世界市场上去折腾，这是最好的。而李斯特说不对，德国想要崛起，除了个人和市场，还有一种力量一定要利用，那就是国家的力量。在经济这方面，国家得出面当董事长，要对经济有个整体的规划。

那李斯特是否认市场的作用吗？这倒不是，他也完全承认市场的作用，认为这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手段。但是他提醒当时的德国人：如果大家都听英国那一套，那英国将永远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其他国家只能陪着英国跑龙套。

所以李斯特提出一个三步走的方案，既然德国现在的比较优势只在农业上，那就先进行自由贸易，先通过农业积累起足够多的资本；之后是第二个阶段，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用积累起来的资本，促进本国的工业发展；等工业能力发展起来了，再进入第三个阶段，恢复到自由贸易政策。再在国际市场上和英国平起平坐地竞争。这一套简单说，就是李斯特所说的“国民经济学”的基本路数。

这个理论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对，二战之后，世界上“后发现代型”国家，基本都是按照这个路线图才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里面的作用从来不缺席的，自由贸易这个理论在后面，是被一改再改。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只看经济学课本，你会发现亚当·斯密和李斯特这两套理论，各占一个章节，两个理论说的不是一回事，好像这是观念之争，有对错之分。

但一旦我们学了国际政治学的那套体系，你会发现，观点之争的背后是人，人背后是当时的观念系统，观念系统背后是具体的历史情境，国家处境和时代难题。哪里有简单纯粹的是非对错？

学习施展老师的这门《国际政治学40讲》的课，能帮到我们的，不只是了解历史，开阔眼界，更是由内到外突破自己，重新审视那些我们沉浸其中的观念。

好，这个话题，我们明天接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