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伪蒙政权内幕
我在伪蒙政权机构中曾任“蒙古军”总司令，并兼任过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和参议府议长，以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等职。因我专负军事责任，从不过问伪蒙的政治，故不知详情，仅就一些表面现象，写成这篇回忆录，以供研究伪蒙史料的参考。
伪蒙政权内部的派系
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在嘉卜寺（化德县）出现的伪蒙古军政府（以下简称伪军政府）开始，它便是由日本帝国主义收罗了蒙族中好几种类型的反动人物拼凑面成的。其中包括由封建王公、贵族或牧主、地主或“马贼”（蒙古土匪）匪首转化而成的文武官僚。从地理上区分，有察蒙、东蒙（东北四省蒙旗）和绥远三大派系；从历史上区分，又可以分为亲德（德王），亲日和亲李（李守信）等三大派系。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蒙古军政府”在归绥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下简称“联盟政府”）。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这个“联盟政府”在张家口扩大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下简称“联合政府”），又吸收了“察南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两个伪政权，并安插进去好多日寇在东北培养起来的“满系”汉奸。但中央机构的主要成员，仍是蒙古军政府时的那个班底，表面上一直由蒙古人当权。截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伪蒙政权随着日本投降而解体，根本没有发生过重大变更。
在伪蒙政权中，汉奸大部分亲日，以后他们便成了自寇统治蒙疆的忠实爪牙。特别是“满系”汉奸，遍布伪蒙政权的中层和基层，非常贪横，就如同成吉思汗当年征服欧亚大陆时所豢养的色目人，比日本人和蒙古人还坏。加之蒙奸里边，以卓索图盟和哲里木盟人最多，他们多半通晓蒙、汉和日本语言文字，生活方式完全接受了东北汉族人的影响，故察绥两省和山西晋北的蒙汉人民，在日伪时代都有受东北籍汉奸统治的感觉，提起喀喇沁和科尔沁两部蒙人里的少数为非作歹者，以及辽、热两省的极少数歹徒、蒙好、汉奸，均极憎恨和仇视。
这是因为察哈尔省的蒙古人中，除了德王和少数几个总管，找不出较多能提笔要枪的人材，必须延聘和联合东北蒙古中的知识分子与“马藏”头子，而绥远的蒙古上层，正如绥远、察南和晋北汉族地主与资产阶级的代表一样，系由于家乡沦陷，被迫参加了伪蒙政权，一直处于附庸的地位。另外，东北蒙旗在京北和关东的范围以内，日本的潜在势力很大。他们所豢养的特务、间谍，在卓索图、昭岛达、哲里木和呼伦贝尔等盟活动多年。伪满成立以后，东蒙的一些知识分子同流合污，其中的一部分人和德王的政治野心相同，就投靠了德王，在一九三三年成立百灵庙的“蒙政会”时，就亲密合作，所以他们和察哈尔的总管，形成伪蒙政权的核心和骨干。
德王原系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又称苏尼特右旗）的亲王。在一九三三年末到百灵庙筹组“荣政会”前，便是锡盟的副盟长，并和铝盟盟长素德诺木喇布坦（西乌珠穆沁旗郡王），察哈尔部牛羊群总管卓特巴札布（字世海），担任了朱哲元主察时的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德王后来所以能成为内蒙民族分裂主义集团的首领，是因为“东蒙”在一九三三年春热河沦陷后，完全划归了伪满，王公、官僚和知识分子与“马贼”头子大部被吸收到伪满的四个“兴安省”和“兴安军”里，故不能出头露面；“绥蒙”的王公官僚被蒋介石羁磨控制，土默特旗有民族觉悟的知识分子多数走向共产党的革命路线，绥远没有蒙古人率领的胡眼 部队，无人起来兴风作浪，他便趁此空隙，从西苏尼特旗到北平活动，以“察蒙”作为后盾和本钱，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察蒙”、锡林郭勒盟的十个旗，以东西两个乌珠穆沁旗最为殷富。特别是西乌珠穆沁旗因拥有盐湖，可以说有“日进斗金”的收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西乌珠穆沁旗王府的财富，被苏军抄去好儿百辆汽车，未拆箱子的新枪即达一千八百多支。所以锡盟的王公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完全以西乌珠穆沁索王的马首是瞻。德王的西苏尼特旗经济条件不及乌珠穆沁旗，但位于张库公路①的乌得至滂江两旁，交通便利，德王比锡盟的其他王公见的世面多，思想较为复杂。加上他幼年常住北京和张家口，聘请过一个山东省的举人作老师，读过四书五经和汉族的其他史籍，历史知识较多，政治野心较大。且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开始了政治活动，被人们目为是没落的王公贵族里的翘楚，统治察哈尔省的汉族官员对他非常重视。
德王还有一个倚为心腹的主要帮凶，即他的姨夫补英达赖。此人虽是平民，一因裙带关系，二因比梅林①之流有处事经验和逢迎手段，所以出任了西苏尼特旗“乌滂守备队”的队官和锡盟驻察省办事处处长，执掌了军队并参加了政务。德王于一九三二年秋，树起“复兴民族”和“抗日救国”两面招牌，便是补英达赖陪上他跑到北平；同年冬天德王去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时，补英大赖便潜赴大连，代表德王跟日本人进行初步勾结。因此补英达赖在伪蒙政权中，自居开国功臣。
当时，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盟已经沦陷，薄仪被日本人劫持到长春，组织起伪满政权，通辽也成立起“内蒙古自治军”。锡盟的王公看到日本的“满蒙政策”势在必行，既然德王愿出来跟各方面联络，团结蒙古各阶层应付未来的事变，便从拥护索王转而拥护德王。索王以下的锡盟王公以及察哈尔的总管，都很给德王①张库公路——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鸟兰巴托）公路。②梅林一一蒙古旧官制中的职称。
捧场，德王主使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的“蒙古王公代表团”，就是由东苏尼特的郡王郭尔卓尔札布担任团长。索王由蒙政会到军政府，一直给德王充当傀假副委员长和副主席。蒙政会二十四个委员中，连德王、索王在内，“察蒙”方面就占去了八个委员。一九三三年春汤玉麟放弃热河，同年夏我率伪军盘踞了多伦，因为形势运人，“察蒙”的总管更成了德王的仆从。
察哈尔在内蒙是一个特殊部落。其祖先林丹汗反抗清朝最力，被征服以后把王公取销，牧民除按照满洲军制编为八旗，另有商都牧群、牛羊群和太仆寺左右两个牧群，共是十二个旗群，供清朝征调作战和给宫廷放牧牲畜。各旗群由非世袭的总管统治，并曾经直隶总督、张家口都统、山西巡抚和绥远将军先后管辖。总管没有爵位，不能集中在一起会盟，在清朝时很受歧视，王公称他们为牛信、马倌。在乾隆年间就开始放垦设厅，早成了蒙汉杂居地区，牧民受汉族地主排挤，生活相当痛苦。因此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称帝时，察哈尔部的人到外蒙的很多。一九一四年，北洋政府设立了察哈尔特别行政区，这十二个旗群和锡林郭勒盟共同受皖、奉、直、晋军阀先后压榨。一九二八年察哈尔由区变省，又把西边的正红、厢红、正黄、厢蓝四旗和牛羊群的一部划归绥远，分成察北和绥东两半。
德王为了统一内蒙，以给察哈尔部建盟来争取十二旗群的总管，把他们和扎萨克列同等地位，且把“插花”在各旗群的“台站地”也让他们接管。十二旗群里最出风头的牛羊群总管是卓特巴扎布。他一直和德王狼狈为奸。与补英达赖以及索王死后出任锡盟盟长的东浩济特郡王松津旺楚克，成了伪蒙政权里“察蒙”方面的三大巨头。锡盟的王公郭王、雄诺敦都布和察哈尔部厢黄旗总管穆克登宝与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隆等，以后也都成了伪蒙疆政府的军政大员。所以“察荣”的总管，不论他们本人和外人，都认为他们是德王的嫡系。伪蒙政权先在嘉卜寺成立，以后又把“首都”由厚和移到张家口，“察蒙”人更以主人翁自居。
伪蒙疆政权的五个盟，他们领导着三个，在中央机构中也占有好几个重要职位。
“东蒙”人参加伪蒙疆政权，分为德王招来、日本“关东军”派来和我给带来三种不同的来历。所以背景非常复杂，不象“察蒙”人和“绥蒙”人那样比较单纯。德王招来的“东蒙”人，王公很少，因为他在百灵庙组织蒙政会时，“东蒙”已经完全沦陷，王公都被伪满拴住走不出来，只能让寓居在北平的几个闲散王公，担任名义上的委员。伪蒙政权建立以后，他们连名义也不敢担任了。德王的伪蒙疆政权和哲布尊丹巴的那个蒙古政权相较，僧侣的色彩也很淡，这是德王看贵族僧倡阶级已经没落，尽管德王拖着发辫和穿着长袍马褂，不过是用以象征民族特点。他知道蒙古民族的新生力量，是那些接受了汉族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对“东蒙”流落在关内的失意政客和失业青年，加意接纳和收容，把其中的不少人都团结在自己周围。由于这些人颇具才干，并且把政治面貌隐蔽起来，很受德王信任和器重，实际上比“察蒙”的总管还要吃香。日本“关东军”派来的“东蒙”特务，在伪蒙政权中人数很少，但因后台老板不同，以亲日派的姿态，和亲德（王）派的“东蒙”人，明争暗斗得非常激烈。后来亲德派也表现了亲日，原来的亲日派便被战败，最后亲日派的首领陶克陶，叫亲德的首领吴鹤龄赶出政务院。故“东蒙”的亲德派在张家口的“联合政府”时期，相当的飞扬跋扈，和“察蒙”的那些总管，有很大的摩擦与矛盾。
我带进伪蒙政权的人，亦被人们列入“东蒙”的范畴里。其实除了我出身于热河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一个由奴才变为地主的蒙古家庭，其余全是汉族官兵，所以我和我带来的人，也称为“汉蒙古”。因为我主要是抓枪。虽由“蒙古军”总司令兼任了“政府”的副主席，并一度兼任过“参议府”的议长，但很少过问政治。以后我的几个汉族部下，也被吸收到政府里边担任最高检察厅长、部长、省长和市长一类角色，由于同日寇与德王的关系非常肤浅，正如“绥蒙”的王公与察南晋北的汉奸一样，只是坐官而不弄权，等于摆在那里的几个牌位。
群众的眼睛雪亮，主要替日本人统治“蒙疆”地区的，还是“东蒙”喀喇沁部与科尔沁部的蒙好和东北辽宁与热河的汉奸。热河的汉奸里边除了我带来的那些军官，还有和喀喇沁蒙古人有关系的汉族文人。所以伪蒙政权很可以说是“察蒙”总管和“东蒙”喀喇沁部贵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利用日寇侵华的机会，成立起的一家进行政治投机倒把、出卖民族利益的“德记”字号。我和我的喽罗们，被“德记”的老板与夥友一直看成是替他们护院站门保镖，受他们使用的“炮手”。
由伪“军政府”到伪“联盟自治政府”
德王于一九三三年七月间，和“东蒙”的一些知识分子及“东蒙”的日本特务陶克陶等，在百灵庙叫嚷内蒙自治，筹组“蒙古自治政府”时，我已公开投敌，由热河进入察北，把“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压迫到长城底下，盘踞了多伦。其时日本关东军派特务“东蒙”喀喇沁部的金永昌和于兰泽，专做我的军队和察哈尔部的工作，并派科尔沁部的陶克陶，在多伦、百灵庙和西苏尼特旗之间奔跑。由于卓特巴扎布不敢表明态度，他们曾叫我兼任伪“察哈尔盟”的盟长，我怕影响掌握军队，没有答应。德王和我都是彼此闻名，还未发生横的联系。到一九三五年冬，我和德王才初次在多伦会面，一九三六年四月“乌珠穆沁会议”召开以前，方合流在一起。
我没有参加过以前在百灵庙成立的“蒙政会”，只是听说委员见有南京蒙藏委员会委员兼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处长吴鹤龄，察哈尔省政府委员、牛羊群总管卓特巴扎布以及白云梯等“东蒙”的知名人士。补英达赖那时还未露头，在德王的背后筹划一切。“蒙政会”底下有秘书、参事两厅，民政、保安、实业、教育四处和一个财务委员会，差不多都由德王招收的“东蒙”还未出名的青年知识分子把持。“察蒙”的总管在“蒙政会”的委员中，占去三分之一。“绥蒙”的王公和知识分子参加“蒙政会”原来就非常勉强。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蒋介石为了破坏德王统一内蒙，应绥远省方面的要求，实行所谓“察绥分治”，把百灵庙的“蒙政会”分成归绥的绥境“蒙政会”和嘉卜寺的察境“蒙政会”。从此，“绥蒙”方面就和德王唱对台戏，成了德王的反对派。
在“察绥分治”以后，日本“关东军”嗾使我的军队于一.九三六年元旦前夕，进驻张北县城，把察北完全控制，给德王廓清长城口外的地盘。他因百灵庙不好立足，便回西苏尼特旗，自任“蒙古军”总司令。日寇为了给下一步进犯绥东做借口，于一九三六年二月间，怂恿德王到张北成立“察哈尔盟”。当时蒋介石曾派吴鹤龄和察哈尔任过总管的尼冠洲，由南京来张北劝导德王悬崖勒马。日寇不知他们是应付公事，故在盟政府成立，卓特巴扎布担任盟长以后，张北特务机关派日本人乔装胡匪，把尼冠洲杀死在回张家口的路上。吴鹤龄因有德王营救，从张北逃往西苏尼特旗，才得免于死。这一期间，白云梯也出现在张北城中，在我的司令部中住过好几夜。最后我听说，他是因和蒋介石闹蹩扭，从南京到百灵庙装散投奔德王，难怪他和吴鹤龄与尼冠洲不是一道而来，在张北对建立察哈尔盟也未表示自己的意见。日本特务机关对白云梯，还是调查了解得清楚，所以白和尼同车由张北到张家口，仅将尼杀害而把白放走。
吴从那时开始，便不离德王的左右，由“蒙政会”中的活跃委员，变成伪蒙政权里边的头等角色。四月间在西乌珠穆沁素王府召开的第一次蒙古大会上，他开始露出锋芒。那次会议是由索王担任主席和东道主，主要议程是讨论成立“军政府”。这是德王利用索王来团结“察蒙”的各旗王公和总管，并想取得索王在财力和人力方面的支持。所以会议期间，德王一直是按副盟长对盟长的规矩，对索王极有礼貌。但是会议的倡议和决定，都是德王问过吴鹤龄又教给索王给众人传达的，所以“乌珠穆沁会议”和会议所产生的“军政府”，可以说主要是由吴策划而成。这次会议我亦被邀出席，看见会场上很少“绥蒙”方面的人，除了“察蒙”的王公总管外，剩下的尽是德王从百灵庙带过来的那些“东蒙”的知识分子，还有陶克陶、金永昌、于兰泽几个日本的特务。我坐在德王的的下首，可以看出伪蒙政权，是“东蒙”的一些亲日派捧出德王搞起的一个小朝廷。
“乌珠穆沁会议”产生的“军政府”，于五月十二日在嘉卜寺正式成立，虽然是过渡性质，而且是德王自起的国号，可是为了代表整个内蒙，仍以云王、索王和沙王为正副主席，德王为总裁兼“蒙古军”总司令，实际掌握军政大权。并由吴鹤龄任参议长，特克希卜彦为参谋长（后由吴的妹夫乌古廷接任）；补英达赖以办公厅主任、卓特巴扎布以“察哈尔盟”盟长，都兼了“蒙古军”的副总司令；我那个副总司令比他们只是多兼着一个第一军的军长；第二军的军长则由德王兼任，不过没有多少队伍。至于政府的军事、财政、民政和交通、外交、实业等署署长，由特克希卜彦（汉名王宗洛）、吉尔嘎朗（汉名德古来）、金永昌和于兰泽、陶克陶等分别担任，前两个人是德王在“蒙政会”时招来的“东蒙”人，后三个是日本“关东军”派来的“东蒙”人，并且除了吉尔嘎朗是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人，其余的人和吴鹤龄与乌古廷全是卓索图盟喀喇沁人。
这时最受日本人信任的是哲里木盟苏鲁克旗蒙古人陶克陶。他是“关东军”的“嘱托”①，协助嘉卜寺日本特务机关长兼政府和蒙古军的最高顾问田中玖监视德王和其它蒙好的行动。所以翌年十月“军政府”在归绥改组为“联盟政府”以后，陶克陶便一跃而出任了以后由日本人担任部长的总务部郎长，成为吴鹤龄的主要政散。他在嘉卜寺曾建议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玖，象对待①嘱托———意为特务。
尼冠洲那样，把关鹤龄也干掉，因德王在“关东军”政治参谋田中隆吉跟前为吴解释得免，故陶克陶迁怒于德王，由于惧怕我而未敢向德王进行打击和报复。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日寇的酒井机械化师团，把平绥路西段打通，即折返长春附近的公主岭。包头以东和大同以西以及张家口的长城以北，交给我的蒙古军防守，日军以后即按机动部队使用，分驻于张家口、大同、归绥和包头等几个据点。包头以西以南的半个绥远，一直控制在傅作义的军队手中，日伪只占了伊盟准格尔旗黄河以北的“河套”和达拉特旗黄河以南包头对岸的几个滩头村庄。伊盟七旗除过杭锦旗的郡王阿拉坦瓦齐尔投日，其余王公都打着抗日的旗帜，乌盟也只是占领了四子王旗、达尔罕旗和茂明安旗。乌拉特三旗成了拉锯的战场。先是西公旗和东公旗的福晋①，都把小王爷带入后套，最后连中公旗的王爷，在云王死后任乌盟盟长的巴宝多尔济父子，也被傅作义从后山抢救到陕坝。日寇就是先在半个察哈尔和半个绥远的土地上，让德王把“军政府”改组为“联盟自治政府”，替他统治压榨这一地带的蒙汉人民。
“联盟自治政府”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归绥正式组成，仍让云王担任名义上的主席；因索王这时已死，德王便担任了副主席，并兼政务院院长，把“蒙古军”总司令让出叫我担任，以调和我和他之间的矛盾。他本来计划叫吴鹤龄出任政务院长，因没有得到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军部的许可，让吴担任了与政务院平行的参议府议长。政务院下辖三部，由“军政府”时的军事署署长特克希卜彦任保安部部长，财政署署长吉尔嘎朗任财政部长，民政和交通两署的人都归并到总务部内，由陶克陶包办了一切。“军政府”的驻满代表金永昌，调往张家口的“蒙疆联合委员会”，交通署长于兰泽从此没落，充任了参议府的参议，后在张家口忧郁而死。
①福晋—满清官制中的一种职称，王公的妻子。
一九三八年三月间云王病故，七月一日德王召开“第三次蒙古大会”，众人推选他担任主席仍兼政务院长，我被决定为副主席。不久我们到东京进行第一次访日，吴鹤龄坚决要留在日本考察，所以他没有归国，以表示崇日和亲日。吴所遗的参议府议长，补英达赖和卓特巴扎布都抢着要兼，德王为了使他们两个人均没有话说，便让我把参议府议长兼起。日伪军进入绥包，“察蒙”和“东蒙”方面对“绥蒙”以征服者自居，云王死了后，伪蒙政权里边再就没有“绥蒙”方面的人了。特别是拼凑下属的五个盟时，德王为了酬谢他的姨夫补英达赖，把土默特旗和绥远中部九个市、县，察哈尔西四旗，绥东五县和固阳县，共是五旗十五个县、市，给补英达赖成立了一个“巴彦塔拉盟”，补遂由平民变成盟长。
“巴彦塔拉盟”是蒙地精华区域，其中的武川县除了占有土默特旗的土地，还占有乌盟达尔罕旗与四子王旗的土地，这不仅“绥蒙”方面敢怒而不敢言，连“察蒙”的总管也为之侧目而视。尤其是“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布，因为察哈尔仍被割成两半，更表示反对。德王自知理屈，后来伪蒙机构的大官以及对外出头露面的事，尽让卓去担任。如“联合政府”成立以前，让卓担任“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蒙古代表，“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德把政务院长让给卓；吴鹅龄从日本回来“组阁”，把卓调为参议府议长，并派卓和“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去南京担任汪精卫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以消卓的气愤。
索王、云王相继病故以后，五个盟里除“察盟”和“巴盟”外的盟长，锡盟任命了东浩济特旗的郡王松津旺楚克（以下简称松王），乌盟任命了中公旗的郡王巴宝多尔济（巴王被弄到陕坝，由云王的儿子达尔罕旗贝子沙拉巴多尔济继任为盟长），伊盟任命了该盟七旗王爷中唯一投敌的杭锦旗郡王阿拉坦瓦齐尔。因为伊盟有国民党的好儿万军队防守，“蒙古军”虽曾于一九三八年春进入东胜和杭锦旗，但没有占住脚，所以德王统辖下的伊盟公署设立在包头市内，除「有达拉特旗保商团长森盖林沁和准格尔旗贵族奇子祥率领的两部分比较能打仗的军队，行政上只辖有达拉特和准格尔两个旗公署。由于德王想叫伊盟的其它王公归附，故让康王的弟弟章巴拉多尔济代理达旗扎萨克，奇子祥代理准格尔旗扎萨克。
至于归绥和包头两个市长，由于归绥商务会会长贺秉温维持地方欢迎日军入城，在归绥改称为“厚和”市后，即由贺秉温担任了伪市长。包头则是因为我的军队驻防，把守着西边的门户，加之当地的汉奸不敢出任市长伪职，故由驻防包头的“蒙古军”第一师师长刘继广（山东人）兼任了包头市伪市长。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联盟政府”扩大为“联合政府”，“首都”由厚和移到张家口，标榜蒙、汉、日、满、回五族协和。由于厚和新城有好几千户满民，包头有好几百户回民，且跟甘青宁新四省未断绝通商，故“厚和”市市长换成当地的满族旧军官李春秀，包头市市长由日本特务机关给派来一个东北回民金朝文担任。
五盟以下的旗仍由原来的王公、总管继任扎萨克和总管，只是土默特旗的总管荣祥参加了抗战。由该旗的知识分子墨尔根巴图尔（汉名亢仁）担任了总管，并兼任了“巴彦塔拉盟”的副盟长，各县的伪县长，初由当地维持会的人担任。以后全由日本特务机关、德王以及补英达赖和卓特巴扎布安插了“满系”汉奸和“东蒙”蒙好以及“察盟”蒙好的朋友。“厚和”市在贺乗温和李秀春中间，德王还叫他的一个安徽汉族朋友徐荣候任过一度市长。“联合政府”成立后，五盟两市仍维持着“联盟政府”时的状态。并且我的“蒙古军”总司令部，一直驻在厚和未动。这是日寇要把军政隔开，德王也想叫我协助补英达赖看守“绥张家口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日寇在“联盟政府”建立以前，就随着他们军事上由东向西的进展，先在张家口建立了“察南自治政府”，后在大同又建立了“晋北自治政府”。伪察南政府是由张家口商务会会长河北冀县人于品卿和刘汝明主察时的省政府秘书、山东黄县人杜运宇等组成。伪晋北政府是由大同前清的拔贡夏恭和大同商务会会长马永魁等组成。张家口的日本特务机关和日本“驻蒙军”军部。为了便利管理摆布平绥路上的三个伪政权。于“联盟政府”改组还不到一个月，把卓特巴扎布和夏恭，叫到张家口和于品卿一同接受命令，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张家口成立了一个“蒙疆联合委员会”，开始把察南和晋北都划到“蒙疆”的范围内。该委员会下设总务、产业、金融和交通四个委员会。分由卓特巴扎布、陶克陶、金永昌、于品卿、杜运宇、夏恭、马永魁担任总务委员公委员。并且分工兼任产业、金融和交通三个委员会的委员。日本人金井章二为最高顾问。成为三个伪政权的上级衙门。
到了一九三八年七月间，“蒙疆委员会”扩大组织，把总务委员会以外的三个委员会取消，增加总务、产业、保安、财政、民生和交通六个部，由卓特巴扎布兼总务部长，金永昌兼产业部长，陶克陶兼保安部长，马永魁兼财政部长，杜运字兼民生部长和交通部长。在委员会里。卓特巴扎布、于品卿、夏恭、马永魁。都是虚有其名。而陶克陶与金永昌和杜运宇三个人，才是该会的骨干。因陶克陶与金永昌，系日本“关东军”豢养多年的特务，杜运宇除在日本留学，还娶回一个日本老婆的缘故。陶克陶在此一阶段，既是总务部长，又是“蒙疆联合委员会”的保安部长，可谓红极一时，经常坐着日本的军用飞机，在张家口和厚和之间飞来飞去。“蒙疆委员会”的一切工作，主要是由金永昌和杜运字两个人，秉承最高顾问金井章二的意旨，操纵和监督三个政权。
“蒙疆联合委员会”设有总务委员长，日寇想叫德王担任，德E因为反对这个太上政府，故一再推诿而不接受。第一次访日便是为此想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并呼吁日本朝野协助他建立“蒙古帝国”东京方面虽然因金井章二不准吉尔嘎朗直译他的谈话，没有听到他的乞怜哀鸣，但是后来在“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基础上，把“联盟政府”扩大为“联合政府”，从厚和搬到张家口，受日本特务机关后来改成日本兴亚院“蒙疆连络部”和日本“驻蒙军”军部就近管辖。德王很不满足“自治”这个词，想赖在厚和不走以示抗议。经“驻蒙军”军部派政治参谋大桥熊雄和陶克陶到厚和对德王施加压力，而德王又恐怕日寇从蒙古人中另选他人，因之于一九三九年四月间担任了“蒙稠联合委员会”的总务委员长，同年九月一日，在张家口就任“联合政府”的主席。
张家口的“联合政府”，是一个蒙好和汉奸混合的政权，统辖五个盟和“察南”、“晋北”两个政权原属地区。“联合政府”在政务院和参议府之外，增加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厅，政务院由三部扩大成七部，并且添了牧业总局，榷运清查署、税务监督署、兴蒙委员会、回教委员会和兴蒙学院等受正副主席领导的附属衙门，以及驻日代表部、驻满代表部和驻华办事处等外交机关。从表面上看，俨然成了一个“国家”局面。
联合政府比军政府和联盟政府的寿命都长。它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成立。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垮台，差十天存在了六年。初由德王和于品卿及夏恭三人，担任正副主席，卓特巴扎布为政务院长，吴鹤龄为参议府议长，我和乌古廷仍分担蒙古军的总司令和参谋长。夏恭死后没叫“晋北”方面出人，由我兼了一个副主席。政务院底下最重要的总务部，完全由日本人把持，由关口保和武内哲夫任部长和次长，将陶克陶调为司法部长。因“联合政府”是由“蒙疆联合委员会”蜕变而来，故由“晋北”的马永魁任财政部长，“察南”的杜运宇任产业部长。“东蒙”的金永昌任交通部长。原来任“联盟政府”部长的特克希卜彦和吉尔嘎朗，一个任了驻日代表部代表，一个任了榷运清查署的署长。“察蒙”卓特巴扎布以外的几个首脑，和我带来的几个“汉紫古”，也在这个新的机构中出现。这就是巴盟盟长补英达赖兼了最高法院院长，锡盟盟长松王兼了民政部长。东苏尼特旗的郡王郭尔卓尔扎布担任了牧业总局局长，刘继广由包头市长升为最高检察厅长。我的另一个师长热河赤峰县人丁其昌调任治安部部长。
原“察南”“普北”两个政府改组为政厅时，由于过去宣化府属十县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日伪时期除了参加抗战的外，大部避居北平。“察南”政府是由寓居张家口的几个客籍人组成。现在于品卿和杜运宇参加了“蒙疆政府”，“察南政厅”长官一职因地方无适当人选，由“日本兴亚院蒙疆连络部”从伪满调来曾任次长的陈玉铭充任。“晋北政府”是在夏恭和马永魁到了张家口后，由山西浑源的田汝弼（“安福系”政客田应璜的儿子，曾留学日本）担任“晋北政厅”的长官。
“联合自治政府”设立在张家口，受“日本兴亚院蒙疆连络部”和日本“驻蒙军”军部就近摆弄。内部是由日籍的总务部长关口保把守着主要的关口，各部会局署由顾问变成次长或参事官的日本人主事。从政府的重要人选看，表现了几根骨头众犬争，没给“绥蒙”的蒙古人和绥远的汉奸空出一分。夏恭、马永魁和田汝弼相继死后，晋北的汉奸也不能分尝一杯羹了。除了察南的于品卿始终是个牌位外，杜运宇根子很硬、得另眼看待，联合政府里的要职，尽被“察蒙”“东蒙”人平分秋色。
我带来的“汉蒙古”能够参加“联盟政府”和“联合政府”，以后还领导了“宣化”和“大同”两省与张家口特别市，是因日本人和德王都怕我借水养鱼，用官爵来分化我的军队中的骨干。我的三个汉族师，以第一师较为精锐，故他们从第一师下手，先把刘继广调为包头市长，我遂派炮兵大队长丁其昌担任第一师长，去率领这个最能打仗的部队。在“联盟政府”扩大为“联合政府”时，德王既不愿“察南”和“晋北”提出人选，又怕最高顾问金并章二从伪满调人，特别是日寇和德王要把我的汉族师，从伪蒙古军中拨出另编警备队，以削弱我的兵权，使我没话说，便提升刘继广为最高检察厅长，调了其昌为治安部长。热河阜新人李树声，曾给崔兴武和我担任过驻承德的办事处处长。德王想通过此人拉拢我的其它部下，除把他介绍给“军统”马汉三外，并继韩广森（河北南宫人，曾任张家口商务会会长）出任张家口特别市市长。
“察南”和“晋北”两个政厅，于一九四三年改为“宣化省”和“大同省”后，由地方人充任省长。“大同省”的省长由原来的“晋北”政厅长官田汝弼继任，“宣化省”的省长由怀安县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李焕瀛担任。原“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充任了汪政权的“中政会”委员。后来晋北的马永魁病故，田汝弼继任了由财政部改成的经济部部长，便调最高检察厅长刘继广为“大同省”的省长。李焕瀛死后把刘继广又调到“宣化省”，李树声由张家口特别市长升到“大同省”，李的遗缺由我的军需处处长热河朝阳入崔景岚继任。于是“蒙疆”五盟以外汉族聚居的两“省”，和“首都”张家口特别市，似乎由我带来的“汉蒙古”进行统治，成了德王分给我的地盘。
“联合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四一年二月间，德王率领我们到东京二次访日，归国时即把吴鹤龄带回。吴在日本考察期间，学会日文日语，娶了个日本老婆，已经得到日本人的谅解。故在这年四月十八日德王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让吴鹤龄和卓特巴扎布对调工作，叫吴任政务院院长，卓任参议府议长。首先把陶克陶踢出，推到参议府担任参议，将司法部和产业部取销，让原来的产业部部长杜运宁改任了司法郎长官。其次是将民政和治安两部改组，合并为内政部，由原治安部长丁其昌担任部长，原民政部长松王调任为兴蒙委员会的委员长，原财政部改为经济部，交通部改为交通总局，由马永魁和金永昌分任经济部长和交通总局局长。此外任蒋辉若为回教委员会委员长，特克希卜彦和恩和布林为驻日、驻满代表部代表，将原总务部改为总务厅，由前总务部的次长日本人武内哲夫充任厅长。从此吴鹤龄成了德王小朝廷的“内阁”总理，专权用事。到一九四四年年底，他看见日本快要完蛋，才知难而退，躲到北平去“养病”，执政时间约有三年半之久。
吴上台后，同乌古廷一起把他们家乡热河喀喇沁的不少蒙古人和汉人，都安插到县政府和“蒙古军”的团部里。乌古廷虽然没摆弄了我，吴鸫龄却在德王左右言听计从，将“察盟”方面的人，全排挤出政务院，安排到冷衙门里，等于闲散王公，将“察南”和“晋北”的汉奸，也摒弃于圈外。自从田汝弼死了以后，部长之中便没有了“晋北”的人。但吴鹤龄却不敢捋动察南的杜运宇。杜既有靠山又有才干，不仅担任司法部长官，还兼任了田汝弼遗留下的经济部部长。金永昌看见陶克陶失掉了权势，知道日寇把吴鹤龄视为头面人物，看陶克陶和他是一般的特务，以后也变成了随风倒，在吴鹤龄面前不敢表示有恃无恐，直到“联合政府”垮台以前，尚能保全官职。
我因有枪杆子撑腰，吴鹤龄对我和我的人颇为客气。故丁其昌得以蝉联下去，刘继广和李树声也能调出去领导宣化和大同两个“省”。可是他对副主席于品卿，却两样对待。部长以上的人都有专用卧车，于在开会时才派公用卧车接送。于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便回他的商号中去当经理。他象“察蒙”的那几个总管一样，见了吴鹤龄高声话都不说，老是曲腰称“是”，连一个私人也无权举荐到政府里担任小官。吴鹤龄任政务院长时代，其气焰炙手可热，所谓蒙疆地区，越发成了“东蒙”的蒙好和东北的汉奸横行的天下了。
伪政务院院长吴鹅龄
吴鹤龄出身于喀喇沁右旗的一个蒙古族官僚地主家庭，他父亲任过“扎楞”①，所以自幼通晓蒙汉两种语言文字。青年时即到北京读书，从北京的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还给蒙藏学校①扎楞————旧蒙旗官职中的职称，就是参领讲过宪法。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他和白云梯处于对立的地位。白等主张取销王公制，他要维护封建制度。在一九二八年秋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提出内蒙自治的要求，当时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委子蒙藏委员会的委员，又受到“东蒙”王公的推荐，当了驻京办事处处长。
德王在未出穹庐以前，就知道要想在政治舞台上高爬，必须延揽人才，求得文人武夫的扶佐。一九二九年秋，他从西苏尼特旗到北平，初出风头，便装做求贤若渴的样子，给蒙古青年的印象是谦翡下士，后来被吴鹤龄称为“小鬼们”的东蒙青年陈绍武、陈国蕃、丁我愚、于宝衡、瑞永和陶立宾等，便先后在北平和南京追随到他的左右。这时吴已经和白云梯与李永新齐名，德王早有耳闻，在南京见吴后，一睹风采和一听谈吐，两人一拍即合，恨相见之晚。从此德王就把吴鹤龄视为自己未来的辅弼。
一九三三年德王在百灵庙打起内蒙“自治”的旗帜。国民党中央十月间派内政部长黄绍兹前往百灵庙进行巡视，吴鹤龄以两面手法讨好蒋介石和德王，这时他已是内蒙的驻京代表。当时，德王等要求脱离察、绥两省实行“自治”，宋哲元和傅作义主张必须由察、绥两省节制，双方争执各不相让，使谈判陷入僵局。吴鹤龄由南京前往百灵庙，替国民党中央进行斡旋。可是当谈判再度开始，他又站在德王方面力争脱离两省实行“高度自治”，弄得黄绍竑无法接受。后经班禅出面调停，才决定了成立“蒙政会”的折中办法。由于吴鹤龄应付灵活，竟将国民党中央骗过，因而一九三六年春德王在察北建立“军政府”前夕，蒋介石又打发他前来劝阻。吴鹤龄看大利不占小便宜，他任“蒙政会”委员和驻京办事处长时，对于国民党中央拨给“蒙政会”的经费物资，从没有揩油装腰包，在蒙古的官僚政客里很少有这样的操守，因而更取得了德王的信任和倚重。
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间，吴鹤龄由南京到察北，他在张北阻挠察哈尔建盟没有成功，同行的尼冠洲被日本特务杀害，他被德王营救脱险，护送到西苏尼特旗后再没有回南京。四月间“乌珠穆沁会议”召开以前，我到西苏尼特旗去找德王，见吴被招待在王府东小院的三间静室里。他整天阅读线装古书，不和旁人来往，因为多年茹素，在吃饭时也不出小院，装作道貌岸然，只是德王常去看他，二人谈到深夜才散。当时他很不引人们的注目，在“乌珠穆沁会议”上才显出他的才干，被蒙古人誉为“圣人”，并更加遭到日本特务机关的猜忌。
“军政府”成立后，日本特务机关长兼最高顾问田中玖，认为吴被蒋介石打发来操纵德王，曾和陶克陶计划派刺客杀他。德王为了他的安全，又把他弄回西苏尼特旗，故吴虽任参议府议长，但不在嘉卜寺上班办公。日本“关东军”的政治参谋田中隆吉来到嘉卜寺，德王说吴忠于蒙古民族的复兴事业，已经和蒋介石完全断绝关系，他敢以身家性命做为担保。并说：“你们既然承认错杀了尼冠洲，对团结蒙古人建立东亚新秩序造成很大的损失，如果再把吴也干掉，蒙古的知识分子谁还敢来嘉卜寺为军政府服务。”经德王的再三解释，田中隆吉才叫田中玖把吴放过，并且在改组“联盟政府”时，让吴担任了参议府议长，给以后“组阁”创造了条件。
吴鹤龄在归绥的时候，把原配女人从喀喇沁老家中接来，住到新城深居简出，很少参加社交上的应酬。政府开会时，也是打着一般的官腔，没有会议即不上班，回家闭门读书。他因为精神苦闷，偶尔下旧城到我的家里吸鸦片，并和任过绥远通志馆馆长的归绥汉族文人郭象俊，研讨内蒙的历史沿革。此人不仅小事聪明，而且对大事也有一定见解。他在我家初吸鸦片时，一分钟就把打烟泡学会，以后抽得上了癌，向我要上药丸毅然戒绝。他从郭象伖那里借到不少古书，把长城内外各县的志书完全看过。他向我说：“元朝所以失败，明朝的鄂尔多斯部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只会焚掠残杀，懂不得用政治收买汉族人心。我们要想在此一区域能够长久呆下去，应该仿照清朝康熙皇帝的做法。”
我在这些方面，对他产生了钦佩，觉得这样一个能于的人投降了日寇，未免可惜。有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也和我们落水到一起？”他说：“我在南京时，见军政部挂着一张全国地图，把标志军队布防的箭头，都据在黄河南岸，证明国民党已把华北放弃，将蒙古扔掉。并且听说蒋介石因全国人每人平均只有五颗子弹，故不敢抗战，要进行曲线救国。何应钦主张退守黄河以南，以争取外援，叫他暂缓投降。我感到抗战没有前途，就跑回来了，想协助德王拯救咱们的民族，使得少受一些灾难。”他对别人也是如此说法，让蒙古人和日本人听见都不刺耳。
“联盟政府”成立时，德王由副主席兼政务院长，让吴鹤龄任参议府议长，就打算叫吴“组阁”。因为当时日本人对吴还很怀疑，同时陶克陶也以“开国功臣”自居，看到自己在哪一方面也比得上吴，所以到处对吴造谣中伤。德王既怕日本人，又不敢得罪陶克陶，他们遂用了一个以退为进的办法，在我们第一次访日时，把吴鹤龄留到东京进行“考察”，实际上是叫日寇考察他。我们第一次访日，大概在一九三八年年底，吴在日本呆了两年，到一九四一年二月，我们二次访日时，即把他带回张家口。吴鹤龄走时把参议府议长辞掉。他走后，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还派宪兵搜查过他在新城的住宅。因为吴不留痕迹，结果一无所获，所以一九三九年扩大组织“联合政府”时候，他虽然身居国外，但仍给他留下一个参议的位置。
吴鹤龄在东京的两年期间，日本方面按外宾招待他，他很快就学会日文和日语，并娶了日本老婆。他所以要娶日本老婆，完全是为了表示亲日。我们二次访口时，他住在一幢很雅致的小楼里。他指着那个日本女人，用汉话和我说：“我半年就学会日本话，她快两年还听不懂中国话。我跟她结婚，是他们的人给介绍的，故她来我这里，负有监视我的使命。经过我对她体贴，他对我很忠实，已经在精神上脱离了日本国籍，成了咱们蒙古的女人了。去年日本的宪兵，还不断来我这里，在楼底下问她要关于我的情报。她什么也不说，退得没办法的时候，只是痛哭，我把耳朵贴在地板上，听得非常清楚。宪兵走后她跑到楼上，把经过一五一十地都告给了我。”由此看来，吴很会应付环境。他在东京期间，从事社交活动，和日本的一些权贵人物来往，最后终于使日本兴亚院由怀疑转变为信任。
在吴出国期间，陶克陶以“联盟政府”总务部长和“蒙疆联合委员会”保安部长的双重身分，大肆贪污，分配节余的经费时，他比德王分得还多，竟达到三十万元，数字相当惊人。他改任了司法部长以后，仍然受贿和揩油，并且顾头不顾尾，连日本人也敢吃喝。“联盟政府”的最高顾问宇山兵士托他向我借了两万元，他就从中克扣了五千元，因此声名狼藉，引起日寇和紫奸的公愤。吴鹤龄这个政敌，没有经过吴的打击而自己倒了下去，所以吴从日本回来不久，就由参议府议长调为政务院院长。
吴鹤龄执政以后，先是引用自己的亲信故旧，硬往政府各部门中插人，分布了好多羽翼。他和我的参谋长乌古廷是郎舅关系，乌古廷引用的多是喀喇沁的武人和“东北讲武堂”的汉族同学；吴鹤龄引用的除了老朋友和老同学外，还有他二弟吴椿龄在喀喇沁培养的蒙汉学生。
在吴鹤龄引用的私人中，有一个蒙古人戴仲元和一个汉人罗励甫最为吃香。我忘记了他们所担负的职务，人们都称他两个为吴鹤龄的“哼哈二将”：一个给吴在张家口和北平倒卖房产，一个给吴在天津北平做投机倒把生意。我在张家口上堡的那处院子，就是戴仲元倒实给我的。戴是以房产做抵押放高利贷，到了业主无力赎回，便以低价收买，再以高价售出获利。吴鹤龄干了一年多政务院院长，看见日寇挑起太平洋战争，感到德王的政权好景不长，不趁此大捞一把尚待何时，便叫罗励甫利用政府的公款，大做买卖。由于罗闹得太不像话，遂引起“察蒙”方面的反对，因此吴鹤龄还向德王闹过一次辞职，经过德王给他下了一跪，他舍不下捞钱的机会，才又厚颜无耻地继续干了下去。
察绥两省和山西的雁门关外在沦陷时期，出口了大宗皮毛、牲畜、粮食、煤炭、盐碱和鸦片，这些战略物资和土特产品，除了由日本的“驻蒙军”军部和日本的各种“株式会社”控制，也由政务院经管一部，详细的情况我不大了解。我只知伪蒙每年卖给“华北”十五万头羊，按“华北”的伪钞折价，由罗励甫负责此项牲畜交易。罗励甫收到羊款以后，他不马上交给伪蒙疆银行的北平办事处，而是将款套购成黄金、布匹，等待“华北”伪钞下跌到一定的程度，才带回张家口结账。这样罗励甫从中获得了暴利，蒙古王公、总管都蒙受了重大的损失，结果卖出一头羊，用羊价买不回一张羊皮。乌盟在“朝”中无人，巴盟和察盟产羊很少，补英达赖和卓特巴扎布碍于德王的情面，不好意思顶撞吴鹤龄；锡盟不但产羊很多，而且盟长兼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王从不让人，因而在一次正副主席和盟长们召开的会议上，当众把此事端出。我比德王爱交际应酬，在归绥和张家口的院子，都较德王的公馆讲究吃喝，雇有山东厨师和备有鸦片烟灯，伪蒙政府的一些首脑们，均爱到我的家中聚谈。那次会议的正题目，是向各盟征兵，以补充蒙古军的缺额，在我的客厅中举行。可能是几个盟长事前开过小会，大家坐定未谈正题以前，松王劈头就提出卖羊的事情。吴鹤龄说：“我不知道此事，可以叫罗励甫来给大家交代。”松王的秘书当即给“政务院”打去一个电话，罗还以为是吴对他吩咐别的事情，所以带着一个公事包走来，以致嚅喘嗫嗫地无话可答，吴便以蒙语替罗解释，使罗好能措辞。松王一看此种情形，手指着吴和罗，用汉话挖苦地说：“噫！叫他交代，你给翻译，哈哈！你们两个人······”。弄得罗越发呆若木鸡，吴更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德王和补英达赖与卓特巴扎布等都不吭声。我看陷入僵局，便用“不要谈你们的羊了，先说我的兵吧，如果没有兵，狼来吃羊谁给你们打”的逗趣话，才给吴鹤龄解了围，松王也就坐在沙发里面不说话了。
不料讨论到兵上，会场又起了风波。德王私心很大，处处偏祖他的苏尼特旗，给西苏尼特旗拨的款项多，向西苏尼特旗要的差事少，早就引起锡盟九个旗的王公不满。松王由于怒气未消，便在征兵数额上和德王争执起来。此次向锡盟征兵四百人，本来数字很少，松王偏说锡盟没有如此众多的适龄壮了，很使德王难堪。德王由于松王奚落了他的宠臣，也老羞成怒，板起主席的面孔，非叫松王答应不可。松王说：“你如硬要，我把喇嘛给你送来。”德王说：“我保护宗教，不要你的喇嘛，”两人在会场上吵起了嘴。吴鹤龄是想给德王找台阶下，问松王“少出几个行不行？”德王因松王由于吴和他发态度，所以说吴“你少插嘴”。吴鸿龄一听此话，把满肚怨气都向德王发泄。他对德王说：“你是元首，我是院长，元首当众羞辱院长，这成什么体统？我现在向你告退，请你另选贤能。”说完拂袖走出客厅，到我的卧室中吸鸦片。我装作劝解，也跟着他走进去。
吴躺在我的烟榻上，很伤心地和我说：“主席给我这样的钉子碰，我这个政务院院长怎能再担任下去？”我只是说：“你多吸儿口消消气吧。”我们正说话中间，德王亦从客厅中跑了进来，他什么话也没说，便扑通一声跪在床前，将手搭在吴的腿上，吴抽了一个烟泡，才跳下床把德王搀起，两个人沉默了十几分钟，我便把德王拉到客厅中重新开会。我将锡盟征兵的名额，由四百核减为三百，松王再没说负气的话，会议草草结束。散会后，德王和吴因各怀心事，坐上汽车各自回家，其余的人被我留下吃饭，便在餐桌上纷纷讨论起来。
松王首先说：“他给吴下跪，等于给所有的王公丢人。”卓特巴扎布也说：“他就认得吴是人材，把咱们都当成土包子来看待。”我亦因德王给吴下跪，联想到他削我的兵权，利用日本“关东军”与“驻蒙军”军部向我施加压力，思想上受了很大的刺激，由于补英达赖在座，没好意思发泄心中的牢骚。这顿饭是用德王和吴下酒，所以每一个人喝得很多，因为均有受德王驱使和被吴利用的精神苦闷。此一场闹剧是吴“组阁”以后第二年演的，地点在我下堡的院子里，时间在一九四二年这一年内。吴虽被“察蒙”方面反对，但被德王视为一刻也不能离开的灵魂，结果吴也舍不得院长这个高官肥缺，在家里呆了几天又去“政务院”上班。
日本投降的前一年冬天，吴的宦囊已经很满。一方面看到口本快要完蛋，恋栈无好下场；另方面日本人怕他留在“蒙疆”给德王和我出主意，也有意把这个危险人物排除出去，他便以养病为名，辞职躲到北平观风。日本投降以后，他除分到很多日本丢给蒙好的物资外，还把德工和我耍弄到重庆，重新进行政治投机。蒋介石委他为军委会蒙古宣导团主任，他的妹夫乌古廷也担任了东北行辕的少将高参，辽沈战役结束以后，他俩把北平的财产都变卖成黄金，完全转移到台湾。一九四九年夏德王和我到阿拉善旅，搞西蒙自治，他俩去阿旗走了一趟，看到凶多吉少，便从兰州坐上飞机逃走了。
德王对待蒙奸、汉奸的态度和手段首先，德王对汉人怀有成见，除我这个“汉蒙古”外，认为其它的汉奸都不可靠，特别是日本人给安插进的“满系”汉奸和一些留日的汉人，都示意蒙奸要严加防范。跟日本没有历史渊源，由“维持会”冒出的汉奸，如张家口的于品卿、大同的马永魁、厚和的贺秉温等，德王和补英达赖对他们很不客气。贺秉温国为当了“厚和”市市长，到处受气，感到居官不如经商，等到“土业组合”成立以后，他便跑到张家口担任了这个“组合”的理事长，又经营了他原来的烟土生意。德王因读过汉文书，见了大同的夏恭，比对别的汉奸稍稍有些礼貌。此外对于杜运字这个汉奸，因为杜的根底硬和能力强，德王另眼看待，有时也采纳他的意见。例如张家口最初也有聚赌的“俱乐部”，把“首都”弄得乌烟瘴气，就是经过杜运宇的建议，由德王下令驱逐到崇礼县的。
其次，德王把“察蒙”的蒙好，当成自己的嫡系，尤其对他的姨父补英达赖，可以说言听计从。“政府”由厚和移到张家口之后，补在厚和、张家口中间来回奔跑，一方面替德王监视我和“绥蒙”的王公，一方而参加德王的各种机要工作。德王给补英达赖成立“巴彦塔拉盟”，引起“察蒙”总管特别是“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布的反对。他为此让补和卓结为儿女亲家，以缓和这种矛盾。不料补英达赖的儿子赵宝纲，把卓特巴扎布的姑娘休弃，弄得两个人更加不和，开会时补出席卓就不出席。以后德王挑选大官叫卓特巴扎布去坐，但又引起锡盟盟长松王的醋意。由于松只兼着一个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所以松王后来团结锡盟的其它王公，反对德王和吴鹤龄，把壮丁充实了他的“防卫师”，而不愿给“蒙古军”补充缺额。日本人叫各盟成立“防卫师”，我忘记是诺门罕战役以后，还是张高峰战役以后，日本人为了充实边防，想把蒙古人武装起来防苏。我曾建议德王趁此多向日方要些武器，德王恐怕盟长们有了军队，越发不听他指挥，结果没有积极进行。后来日本人变卦，以致把机会错过，只是盟长们挎起战刀，士兵们仍使用着旧枪。
再次，“绥蒙”的王公只有乌盟达尔罕旗的云王（云端旺楚克）、四子王旗的潘王（潘德恭扎布）和伊盟杭锦旗的阿王（阿拉坦瓦其尔）一直和德王合作。云王虽被德王拥为蒙政会的委员长和军政府与联盟政府的主席，但云王死了以后，并未重用他的儿子沙拉巴多尔济，只是叫沙贝子任了乌盟的副盟长，直至盟长、中公旗的巴王到了陕坝才升为盟长。四子王旗的潘王死了以后，也只是让儿子索德那穆绰克珠尔袭任了该旗的礼萨克。杭锦旗的阿王，一直被德王搁在包头，尽管他的“防卫师”战斗力较强，亦没有叫他参加德王当副主席、主席的“政府”。
厚和的土默特旗蒙古知识分子，文化程度和领导才能，并不低于喀喇沁和科尔沁的蒙古知识分子 因为他们多数是德王的反对派，走着革命路线或参加了抗战阵营，所以德王对土默特旗的■古人按被征服了的汉人来看待，让补英达赖去进行统治，只把一个参加过百灵庙“蒙政会”的默尔根巴图尔，安排为土默特旗的总管，兼“巴彦塔拉盟”的副盟长。默在日伪时期，从不出头露面，所持的态度和普通的汉奸差不许多。土默特旗还有一个知识分子贺云章，因留学日本的关系，被留用为归绥毛织厂的厂长，他虽给德王拉过皮调，但没有被德王重用。贺因和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来往，跟补英达赖手下的梁致祥与萧兆赓一案，被日本特务机关扣捕，梁、萧经德、补保释，贺由于没人给说情，被口寇用凉水灌死。这正如同厚和日本特务机关扣捕起一百二十多个教员，每天三三两两地拉到新城东门外活埋，我叫补英达赖出面营救，他说“咱们不管汉人”一样。
德王最重视投靠他的“东蒙”知识青年，根据不同的来历分别对待。在百灵庙“蒙政会”前后拥戴或投效他的知识分子，大都倚为股肱，如让吴鹤龄“织阁”，出任“政务院”院长，乌古廷和宝贵廷善于投机，先后担任了“蒙古军”的参谋长；吉尔嘎朗和特克希卜态为人很正派，故一直让吉经管财政，并兼了“兴蒙委员会”的副委员长，特克希卜彦先主持军事，以后出任了驻日代表部代表。还有一个“东蒙”知识分子包悦卿，他在“蒙政会”任过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军政府”时代任过“蒙古军”第八师师长，以后任蒙疆银行总裁，一九三七年夏在多伦病故。此人如果活到“联盟政府”和“联合政府”时期，地位也不在吉尔嘎朗和特克希下意以下。
吴鹤龄称为“小鬼们”的“东蒙”青年，给德担任随员和秘书，每天晚上在德的公馆中办公，和补英达赖在一起，跟德王商讨大事。吴拟出的各种底稿，都经他们修改后才明文规定，故他们和吴时常发生摩擦。其中有陈国藩的内兄丁我愚，则是派到西苏尼特旗给德的小王爷都嘎尔苏龙担任小丞相。因德领导了伪蒙政权以后，即把他的扎萨克职位，让给他的长子。上述这几个“小鬼们”很能迎合德王的心意。德王弄下的不少造孽钱，多被他们五鬼分尸。吴鹤龄辞职以后，他们也采取了吴的手段，把日本“会社”向装旗换取的皮毛物资，都堆到张家口东山坡的仓库里，不给各旗分发，想从中牟利。我建议德王让运盐骆驼和勒勒车①的回脚向各旗运输，他没有理采，结果日本投降时，给张家口的地痞流氓和苏联军队做了“好事”。
由日本“关东军”派到德王政权中的几个“东蒙”特务，除会说日本话外，几乎没有一个有才干的，并且品行极端恶劣。陶克陶是个大流氓，喜怒袁乐完全表现在脸上，他的内心活动，很容易被稍微善于察育观色的人看出，金永昌尽占人的小便宜，而不会弄大的钱，把好几十万元存在邮局里，结果全变成了废纸；于兰泽在投日以前，曾到南京投奔过蒙藏委员会的乐景涛。德王对于这几个人，在表面上不敢得罪，象对待杜运字那样，有时也听他们的话，等到他们渐渐不被日本人信任之后，就跟他们疏远。在厚和改组“联盟政府”时，便没给于兰泽要职，到张家口扩大成“联合政府”不久，又把陶克陶赐出“政务院”，把他俩都打发到“参议府”，只有金永昌能看风使舵，由亲日转为亲德捧吴，保住了一个“交通总局”局长。如同把我的两个卸任师长尹宝山和陈景春，也安排到参议府，以示不忘旧人，并且使得他们能在“蒙疆”地区继续鬼混下去。
因为“蒙疆”的武力，基本上掌握在我的手中，所以德王对我和我带来的“汉蒙古”，曾使过不少笼络和收买的手段。他知道我是地主出身，很爱土地和牲畜，故表示要从他的西苏尼特旗给我拨地，让我派人前去设立“窝铺”。我对他说”“领了你的土地，岂不是成了你的奴才。”他见我拒绝接受，又要我买羊到西苏尼特旗放牧。我因盛意难却，托在百灵庙驻防的宝道新，从达尔罕旗买了五千多只羊，他叫牧工给放得很好。因为德王在厚和①勒勒——锡盟一带民间使用的两个木轮的牛车。
①窝铺——在野外从事农，牧业生产搭盖的临时住所。
纳范玉英（即金娥子）为外室，他的女儿迁怒于我，把我的好羊倌换走，使我的羊群受了很大损失。我只赶到厚和二百只，让“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大伙吃掉；剩下的六千多只和德E的全部牲畜，都在日本投降以后，被苏军赶到了外蒙。
德王为了收买我的部下，不仅把我的亲信刘继广、丁共昌和李树声等，抽调到政府里担任了部长、省长和市长，并且把他们和几个仍在带兵的汉族师长，都介绍给“军统”华北区区长马汉三，秘密接受了蒋介石的委状，给他们另找政治出路，以削弱我的力量。伪蒙古军除了三个汉族师，还有六个蒙古师，这几个蒙古师长起初分亲德和亲日两派，以后他们多数都倾向于我。德王为此于“联盟政府”时期，曾在他的西苏尼特旗仿照蒋介石庐山训练团的办法，想把伪蒙古军师、团长以上的军官，分批弄到王府去受训。因为订出禁止吸食鸦片等清规戒律，并且让他们和他在一起过住帐幕、吃炒米的艰苦生活，他能坚持下去，大家都感觉吃不消。这徒徒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怀疑，并没有给蒙古军官灌输进去些什么，并且收到相反的效果，只办了一期就再没继续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