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热河胡匪与我当胡匪的经历

我从十五岁起，就在热河朝阳的民团中充任“马户”（马警），开始和胡匪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结交朋友。二十二岁剃辫子给土默特右旗的罗旺喇嘛为徒，充当“炮手”（卫士）。因为我这个师父跟好多胡匪首领都有来往，经常替地主和“烧当两行”（烧锅及当铺）的人们“说票”①，使我知道了胡匪如何组织与怎样活动。我二十七岁在热河游击马队入伍，曾亲自出去当了将近四年胡匪。我三十一岁升官以后，仍不断勾结胡匪。特别是以后我给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伪“蒙古军”和给国民党反动派成立“东北人民自卫军”时，更将热河的不少胡匪收编为我的祸国殃民的爪牙。我是热河省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胡匪头子，也是热河省有史以来最坏的一个“要人的”（光棍、拉杆的）。因为我“合杆”（合并土匪的夥子）合得多，“拉线”（各方面的眼线）拉得长，以及“打窑”（抢劫的地方）打得响，才最后变为伪“蒙疆”的第二号战争罪犯。我在大陆解放以前，和热河的胡匪打了四十多年交道，所以对热河胡匪的情况和处境知道得较详。现在把有关这一方面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记述如下。

（一）热河胡匪的概况和特点

热河临近关东，最早完全是收区，除朝阳境内和赤峰、旧场之间山岭较高较大，并有石壁岩洞，其它地方山岭很低很小，且无茂密森林。热河南部因满清皇帝建有避暑山庄和打猎的围场，①说票—一日社会有钱人被上联绑架叫“绑票”。托人从中和土匪说合，用时物将技提票的人■回叫“说票”。

康熙年间即开始设治厅、县。热河北部蒙古王公封建区域，进入民国后，还有好多地方未曾开垦。这样，就在农业区和牧业区中间，出现了一个蒙汉杂居和旗县并存的半农半牧区。在农业区，地主阶级立有民团和联庄（几个村子的联合武装力量）。所以像朝阳的羊山、二十家子和铧子沟一带，地形虽然险恶，但胡匪不能到那里存留。在收区，人烟特别稀少，蒙古包随着牲寄时常移动，胡匪因不通语言和不熟路径，也无法进行活动。胡匪主要的存留活动区域，是在农业区和牧业区中间的“三不管”地带，也就是老哈河和西喇木伦河两岸刚设置不久的十几个县境内。由于此一地带环境复杂，统治松懈，超经济掠夺成为风气，豪强很容易暴富，外地的流浪人极多，缺少封建的政教文化束缚，具备了不少产生胡匪的更多因素，存在着不少滋长胡匪的更多漏洞。

胡匪因为受到地理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局限，在热河，首先是很难建立根据地。朝阳境内的大山被民团和联庄据守，自然不能利用；赤峰与围场中间的黄岗梁，亦因里边没有人家，进去无法生活。唯一例外的，就是围场、多伦和经棚三角地带，由于行政上是热河和察哈尔的交界，地形上是一片四、五百里的大沙漠，不仅沙漠里有好多小片绿洲，农民安设着“窝铺”（农民的临时住所），而且沙漠上还有丛生的灌木，胡匪容易进人隐藏。在克什克腾旗和围场县，曾经出现了宝振荣（即荣三点）和白风翔（即白三阎王）这两个蒙汉大胡匪头子。他们发展成为可以窜扰热河西部和察哈尔东部的股匪，最后被奉军收编。除了这两部分胡匪以外，热河其他的胡匪只有潜伏区而无根据地，并且是三、四十人的小股，到了“合杆”的时候，才可以三百二百地聚起，出完了“摊子”（出去抢人）即行化整为零“浸开”（分散隐蔽）。像汤玉麟的副官长李芳亭，在未被收抚以前，因在朝阳北区和阜新一带活动，依靠广岭山小沟中的“地窝铺”潜伏，由于山路崎岖，所带的那帮胡匪，均不能骑马，形成出没无常的步匪，连阜新县都走不出去。

其次，热在清朝时，有重兵保护行宫和围场，光绪年间并由毅军开来驻扎，还有由毅军分支出的直隶练军“外八营”以及东西南北四路“巡防队”。同时旗县都有“小队”和“巡警”，地主、收主和“烧当两行”也差不多均修有围堡与养有“炮手”，而且能利用联庄的形式，集中起民团来同胡匪作战。可以说统治阶级在热河各处，布置着一个镇压人民武装起义和防堵追剿胡眶的军事网。所以热河的胡匪既不能占山为王，也不能长期在潜伏区以外窜扰，无法发展成山东刘桂堂那样的流寇。这是热河胡匪不能壮大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中，统治阶级和剥削阶层，本身就在制造胡匪，并给胡匪留下好多可钻的空子。他们除了不能协同一致防匪剿匪，还为了本身的安全和利益而通匪窝（藏）匪。所以热河的许多军队与“大家儿”（内蒙西部称大户），都不得不和胡匪妥协，形成一种彼此依附和互相利用的特种社会关系。因而不少胡匪，时面是抢人的“响马”（亦称土匪），时而是护院的“炮手”，时而又成了站岗的官兵。“炮手”和官兵没了钱花，跑出去也就变成了“响马”，使“圈儿”（指胡匪内部，也指自己的活动区域）外边人辨别不清。别看军队民团部署得那样严密，久走江湖的人还是通行无阻。故热河的胡匪虽无固定的点与广阔的面，却有不定的点与活动的线，可以用“远攻近交”的策略，和夜行偷袭的战术，照样能横冲直闯，劫路绑票，以及“合杆”集中在一起，破“大家儿”的“窑儿”（住所）与军队的防区。

热河在近百年来，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相当严重，特别在中部的半农半牧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加之军阀混战，帝国主义派遣间谍进行特务活动，使得这些斗争和矛盾更为错综复杂。不论汉族和蒙族，凡是立起堂名字号的“大家儿”，都有王英父亲王同春那样所谓“把式匠”的武装。在热河不叫“把式匠”，而叫做“炮手”，并且差不多的人家都有。好多“大家儿”的炮手，比下英家多过几倍。给大家充当题手的人，尽是内地的罪犯和当地的流氓，善良的劳动人民，当不了“大家儿”的凶恶爪牙。同时驻军和县区的巡警，以及蒙旗王府衙门的小队，也是由这一类人组成。这两种类型的人，多半狂嫖滥赌，并且抽鸦片烟与扎吗啡针，手中经常没有零花钱。如不寻求其它生财之道，便无法维持其挥霍浪费，于是当胡匪成为他们的唯一出路，而胡匪头子也把他们看成主要的“兵源”。另外，半农半牧地区土地开垦不久，地广人稀，为谋生从内地来的单身汉，染上赌博和吸毒嗜好，最容易变为胡匪的“线头”（情报人员），和混入胡匪里边去做跟上吃贼食的“爬子”（小胡匪）。胡匪因为干骨头上榨不出油水，多不抢劫贫下中农和穷苦牧民，还把一切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都认为是自己的“横梁子”（有如过河的桥，可托庇的意思）。贫下中农与穷苦牧民，对于地主、牧主存在着“幸灾乐祸”的心理，很希望胡匪替他们出气，对于胡匪也尽力帮忙。因而热河的胡匪，在大部地区可以潜伏活动。热河胡匪因为“大家儿”和军队一面防匪剿匪，一面又通匪窝匪的缘故，都由各自结交的“大家儿”和军队供给枪马子弹。“出摊子”回来在相好的“大家儿”和军队中藏身销赃。因而无论谁坐热河的都统、主席，也则不了热河的胡匪。沦陷期间更能打上抗日的幌子，继续到处出现。胡匪还有政治上的出路，如大小军阀收抚他们扩充队伍，帝国主义利用他们进行民族分裂，更使地主和牧主的子弟以及军队的下级军官，也把充当胡匪视为升官发财的捷径。

热河的胡匪，起初来自关东，所以他们的“团语”（即暗语）和关东的胡匪完全一样。而关东与热河以山东移民居多，故东北胡匪的“黑话”，与山东“响马”说的基本相同。只是热河胡匪中没有帮会组织。所谓胡匪，不包括“明伙”中小户的“地蹦子”（当地的小匪）和藏到高梁地里出来搜腰的“穿帐子的”（拦路抢劫的零星土匪）在内，是指组织相当严密，拥有很好的枪马装备的股匪而言。这些股匪中既有汉人，也有蒙人，还有少数的回民。由多种民族纠合起来的叫做“要人的”，纯粹由蒙古人哨聚起来的则称为“马鞑子”。“耍人的”和“马鞑子”，均能在半农半牧区活动，而“要人的”轻易不进牧区，“马鞑子”也很难前往朝阳以南。有些成长于牧区的“马鞑子”，连半农半牧区域亦无法深入。“耍人的”多跟大小军阀勾连，“马鞑子”更被帝国主义利用。如沙俄扶植哲布荐丹巴搞“外荣独立”，和日本支持巴布扎布搞请朝复辟，有不少“马鞑子”参加，即所谓“蒙匪”。哲布尊丹巴和巴布扎布失败以后，被裹胁的牧民，因为不敢回旗从事生产，也多变成了“马鞑子”。我在热河当胡匪时，是“耍人的”和“马鞑子”在一起“合杆”。我后来成立的“蒙古军”，就是把“耍人的”和“马鞑子”收罗到一起的。不论是“耍人的”和“马鞑子”，他们的组织和规矩以及活动方式，完全相同。除了在依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时候，换上军衣能离省捣乱，通常都是在自己的“圈儿”和朋友的“圈儿”外边沿着几条安全路线，跑到起码也得百八十里以外去“卡线”（拦路抢劫）或在“打窑”（抢劫固定的地方）。得手之后，即行“漫开”（分散开）转入地下。另有“点儿”（联络机关）和“线头”（情报人员），则以老百姓的身分，替他们做交通和侦察工作。胡匪头子根据这些人的汇报，决定再次出动或继续潜伏以及赶快转移。在“大家儿”和当地驻军掩护包庇下，巡警根本无法扣捕和不敢扣捕。上述种种，是热河胡匪的概况和一些特点。

（二）胡匪的组织忌讳与“纪律”

热河胡匪的组织非常诡秘，首领对部下防范特别严。人的时候，均经过朋友介绍担保，惟恐官军的奸细混入，或是一些“没膀”和“没腿”的“小绺子”（无枪马、无依靠的小毛贼）们前来往外拐带枪马，另去参加其他的“杆子”。首领谓之“当家的”或“杆子头儿”。他视介绍人的平日信誉，而决定是否收留或是否借给枪马。再看表现经历如何，分派适当的工作。如果自备枪马，则不须“当家的”装备，分肥的时候不扣枪马股子。仿佛妓院中自混而不吃领家的妓女。凡是久干贼事的“小绺子”，差不多自己都有两三匹马子，甚至于在长枪之外，还有价值一千元以上的德国造手枪。至于有马没枪，有枪没马，和枪马全无以及枪马不多的“小绺子”，都得“当家的”连同弹药预先筹备齐全。这就是“划起来”（匪股组织起来）以后，在“出摊子”以前，所支垫的股本。胡匪以“杆子”为组织单位。“杆子”大小强弱有别，多则一百多人，少则也有三、四十人，不像军队那样有一定编制和配备相同的武器。除了“当家的”担任“司令”，掌握一部分预备队，底下还有好几个主要负责人，替“当家的”分工进行各项工作。他们是调动人马在第一线指挥“开壳”（作战）的“炮头”，守护看管“秧儿”（肉票）、“秧子房”的“当家的”以及办理军需、军械甚至“军法”的“账房”。这几个人是“杆子”里的核心和骨干，多半跟“当家的”磕头结拜。此外在“杆子”当中，除了一般的“小绺子”，还有不少有马无枪的“爬子”，如同军队中的新兵。让他们跟上锻炼，充任铡草、喂马一类的苦差事。最初连“马桩子”（捉马的）都不敢叫担任，恐怕“风紧”时“溜杆”（逃跑）。经过几次考验，才借给武器。要是只能吃贼饭而办不了贼事，引起众人讨厌，便在必要时扔给官兵送礼，谓之“甩爬子”。

“当家的”是“杆子”的首脑，须枪马娴熟，有机智，能够“挑得开”，还要善于团结内部和联络外边，能够“叫得响”。大的“杆子”，除一个“大当家的”外，还有二、三个“当家的”。“当家的”身边都有十几个贴心“硬手”，等于他的卫士和机动武力。在“炮头”抗不住和攻不上的时候，去援助“炮头”。在“秧房”有危险的时候，去保护“秧房”。按照“团语”和黑话来说，抵抗叫“蹩”，进攻叫“挑”，掩护退却叫“压”。“炮头”指挥的人，约占全“杆子”的一半，分成好几个小组，对付好几方面前来的“跳儿”（敌人）。自己跟前也得经常不离几个“硬手”，以便冲锋时在前边“挑”，转移时在后边“压”，到敌人主攻的地方去“蹩”。“炮头”不仅要本身“有种”（有勇气、不怕死），还须得到“当家的”信任，众人一致佩服才行，否则便不能充当。“炮头”要是打出名望，交上支援械弹马匹和能够掩护包庇自己以及众人的朋友，便可自立字号而“成杆”。“秧房”是胡匪的“钱串子”（钱库）。得分出四分之一的人妥为保护，情况紧急的时候，宁可“甩爬子”，也不能丢“秧儿”，丢了“秧儿”等于“出摊子”赔了钱。所以“秧子房”的这个“当家的”，本领要和“炮头”差不多，手底下也得有几个“硬手”，不敢依靠“爬子”去看守“秧儿”。至于“账房”只要有一个人担任就成，他对“当家的”在“出摊子”时弄回多少枪马弹药，借给谁多少？发给谁多少？每个人有若干私有财物和“开壳”（打响）“卡线”（劫路）与“打窑”（打劫）时的表现怎样？弹药消耗的情况如何？必须心中有数。并且负责保管零花款项，以及替“当家的”执行向每一个“小绺子”随时搜腰检查。所以“账房”又相同于普通团体的监事，因而是胡匪里唯一的非战斗人员。不过情况特别紧急时，也得开枪保护自己投入战斗。

胡匪除了在“划起来”时，有上述的坚强战斗组织，“当家的”在“杆子”外边，还有一整套特务组织。在“漫开”以后，仍然继续工作，经常和“当家的”保持着联系，对于部下绝对保密。这些之问也不发生横的接触。“当家的”所交的朋友和所耍的人，必须遍布到潜伏区和活动地点的多个角落，以及“出滩子”的路线上，如同撒下了一个网。其中包括“窑儿”、“点儿”和“线头”这样三种机关和人员。胡匪所要打的地方叫做“窑儿”。跟“当家的”交往的“大家儿”和军队也叫“窑儿”。“窑儿”可以说是胡匪的兵站和仓库，也是“当家的”与“小绺子”们的掩蔽部和防空洞。“点儿”是胡匪的联络机关，分设在偏僻的山沟或是热闹的街镇地方，进行传达指示和搜集情报的工作。负责人多半固定在那里，以小农小商的身份掩护，不出村外和街外活动。“线头”是“当家的”所雇用的侦探和谍报人员，用贩夫走卒的伪装到处打听消息，向“当家的”和“小绺子”们通风报信。“窑儿”、“点儿”和“线头”，都是由被“当家的”所要弄的人组成和充任。他们由于怕事贪利和报仇这三个主要原故，和“当家的”勾连在一起。因为朋友都有朋友，便使“当家的”手眼触角伸入到各个阶层和角落，什么东西均可以获得。“窑儿”多是大地主的围堡窝铺，大商人的烧锅、字号，军队的营盘，官厅的衙门。“点儿”多是没有“炮手”的乡村中的中小户和在要路口开店的店家。“线头”完全是一些游手好闲的流浪人，以及旧社会所谓的“下九流”。“窑儿”实际上既是“点儿”又是“线头”；“点儿”也是“线头”，不过“线头”不是“点儿”，更不是“窑儿”，他们三者之间性质相同，而作用各有不同。“当家的”有好多“窑儿”、“点儿”和无数的“线头”。“窑儿”“点儿”和“线头”也不只交往一个“当家的”，谁可靠找谁，谁能干用谁，谁来了也得应付，谁给钱也得替办事。“当家的”在这个特务组织上捉着一根总线，可以随机应变灵活地去运用。古人说：“狡兔尚有三窟”，胡匪中的“当家的”可以说三十个窟也够的。所有这些严密布置，都是为了维持团体的存在和保障自己的安全。

遇到“卡大线”，“打大窑”和大部队官兵做对时，则必须把好多“杆子”联合起来，集中强有力的人马，此谓之“合杆”。这时由各“杆”的“当家的”互推一个“大当家的”，如同军队中的总司令，其余为二、三、四、五“当家的”。有时为了加强领导和壮大声势，还以各“杆”的外边找一个最孚众望的人，出米指挥各个“杆子”，这叫做“请当家的”。我当胡匪的时候，曾经不只一次被朋友请去带着一两个人，当过三、二百人的“家”。“合杆”以后，各“杆”的组织基本不变。“大当家的”直接掌握自己的“杆子”或一个“硬杆”，做为预备和机动部队，指挥其它独当一个方面的“杆子”。哪一方面吃紧，自己带着“硬杆”到哪一方面援救。此外各“杆”都把“秧房”取消，而是派人组织一个总“秧房”，以便共同负责，互相监督，恐怕甲“杆”把“秧儿”划来，而被乙“杆”的人“吃二毛”（受贿）放走。同时还由各“杆”的“账房”出来，另组一个总“账房”，以资加强监视，让各“杆”不能说出闲话。至于各“杆”在外边的“点儿”和“线头”，以及“当家的”所投奔的“窑儿”，仍然秘不示人，只是往出交付枪马弹药和提供各种情报，使“分杆”之后，还能各自单干。胡匪在自己的“杆子”里，是互相猜忌；合起“汗子”更是各怀鬼胎。所以“合杆”的组织非常脆弱，临时凑合，一遇劲敌，即各不相顾，很难连续聚拢到一起。

胡重忌讳很多，也有规矩和“纪律”。他们大都隐姓改名，不敢在离家较近的地方出现。“兔儿不吃窝边草”，不是照顾朋友和乡亲，而是怕暴露自己。我原来的官名叫李义，到热河游击马队当兵时，连长安静海知道我来意不善，便给我改名为沿用到现在的“李守信”三个字。胡匪里的人，都用“团语”和黑话代名。例如：姓李的叫“抄手子”（赶车的在里手的意思）姓张的叫“跟头子（由张跟斗这句土话面来）姓刘的叫“顺水子（取顺水流的“流”意思）姓杨的叫“转山子”（羊转着山头吃草），以及姓崔的叫“喇叭腕儿”（喇叭用口来吹）和姓高的叫“梯子位儿”（梯子可以登高）等等。如果有五、六个“抄手子”，那就得把“李”字显出来，按照各个人的体格相貌的特征，叫成“大个李”、“小个李”、“大眼李”、“小眼李”以及“豁牙李”，“歪嘴李”了。这些姓多是假的，名字越发不能公开，不懂规矩的人，要是硬问“杆子”里的人家乡何处，非跟你翻脸不可，说你企图出实朋友。因面都是大哥二哥麻子哥家地乱叫。除了“当家的”而外，谁也不能调查谁的历史，初当胡匪的“爬子”常因此而挨揍。

我当胡匪是当的“官胡子”，故不是胡匪的门里出身。一九一八年秋天在林西坝上和“蒙匪”作战，是我和胡宝山（蒙名鄂莫克图）、王明儿、达来四个蒙古人，跟一个汉人刘汉臣，到好尔图庙夺了敌人的马群，“蒙匪”始终没敢进攻林西县城，退回乌珠穆沁。胡、王、达三个人，原来是土默特左旗的“马鞑子”。刘汉臣先在毅军里担任排长，后来耍了人，“杆子”的字号称“刘副爷”。他们都是平日由热河游击马队支垫、包庇，打仗时给统领张连同到最前线卖命。队伍从林西“凯旋”回建平，因给张连同露了脸，越发有恃无恐，又做起了“没本钱的买卖”。因为我这个“初生牛犊儿”，战斗的时候较他们还更机警沉着。我每发出一颗子弹，可以说都能“吃肉”，并且和他们底下的人混得熟，那些“小绺子”们差不多都很佩服我。就因为这些原因，我们五个人就磕头成为结拜弟兄。当这两部分“马鞑子”和“耍人的”在“合杆”到外边“出摊子”的时候，由于他们名声很大，唯恐有损热河游击马队的名誉，便抓我的“大头”，公推我为“大当家的”。故我没有经过逐步升级，一跃而变成了胡匪的领袖。这在胡匪里是很少有的例子。只有军队和民团的人转化为胡匪，才有此种特殊情况。胡匪的首领都立有字号，他们遂以李守信的“信”字做了“杆子”的番号和代名，对外联络即以“信字”为暗语。有关方面的人听见报出字号，方肯给你“开扇”（开门）或去跟你答话。

一九二〇年我离开建平热河游击马队的防区，跑到赤峰“卡”一个蒙古“大家儿”的烟土驮子没有成功，又到阿鲁科尔沁旗打蒙古“大家儿”的“窑儿”也未得手。后来窜到库伦旗打开一个蒙古“大家儿”的“窑儿”，并且“勒住”两个“秧儿”。不料因时期过长，被军队、民团、巡警和蒙古的“小队”跟上，必须绕道朝阳，才可以返回建平县的军队防区。由于我是朝阳人，家庭又是地主，所以我从库伦旗进入朝阳县境后，即用毛巾把脸蒙住，只露出两只眼睛，不敢让人瞧见我的脸面。虽然这样防备严密，结果还是露出了马脚。在离我家二十里的刺儿沟和人说话的时候，被一个朋友听出我的口音；在离家四十里的黄土梁子，早晨洗脸的时候让一个熟人将我认出。有些胡匪遇到关系不深的人，往往临时溜出“杆子”，寻找发现他的人杀害灭口，恐怕对外宜杨。我在黄土梁子遇到这个熟人，给了他几个钱，并且打发他到我家里转告给我的母亲和大哥，叫他们赶快到朝阳县出首，告我忤逆不孝，和我脱离母子兄弟关系，这样就不会还累家庭。否则就会有各式各样的人借此来大液竹杠。那次我回朝阳，是夜间带人下马，从我家的西墙和“外八营”纪小辫连部的东墙底下，悄悄地穿过了村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事隔不久，便被本村的人和“外八营”的兵完全知晓。因为我没破“外八营”的“圈儿”，纪小辫和我师父罗旺喇嘛是朋友，只是说我“小子有种能行”，并没有追究我的家庭。村子里的人看见我已“划起来”啦，谁还敢“狗扑耗子多揽闲事”。

胡匪为了能够存留和便利活动，有好多“纪律”和前辈给流传下的习惯规矩。“杆子”拉得“清”，还是拉得“浑”，各方面就以此来鉴别。“杆子”是通行无阻，还是到处挨打，也以此来决定。热河的胡阻把外边的一切人，除了当成是朋友，便是视为“横梁子”，即使今天这个人是仇敌，说不定日后也会和好。那怕是一个窝囊人，他有时亦有很大用处。所谓“横梁子”，就是过河跳沟的时候，把它架起来搭上，能使自己顺利通行过去的意思。所以胡匪的“当家的”对于“杆子”里的人，要求得相当严格。但是对于外边的人，却处处留情让步。严禁部下随便杀人放火，更反对强奸妇女，犯了“开锥”（采花）的毛病，“纪律”是必杀无赦，这是首先禁止的一条。其次，对清洗出来的奸细，发现了的叛徒，也是即时以严刑制裁，毫不犹豫、宽恕。在“开壳”时，谁要是不肯向前，随便后退，或是危急时，“溜杆”逃跑，“炮头”可以开枪往死打人。“炮头”如果装孬，不给死抗和硬冲，“秧子”房的“当家的”为了自己逃命，把“秧儿”给丢了，“当家的”对他们亦不客气，往往就地正法，就是破头弟兄，也顾不了这种关系。由于胡能中的规矩，比军法还严，加之军队逮住胡匪按罪犯处死，胡匪弄住官民以俘虏优待，因面能够以一当十，四、五十人的“杆子”，对付一营骑兵可以说满不在乎，三营五营围了上来，也能突围冲了出去。

还有“杆子”里的人，打上“当家的”字号去“捐小项”（敲诈），或是溜开“杆子”去“开小股”（单独抢掠），以及别的“杆子”借上“本杆子”的字号活动，更为“当家的”深恶痛绝。一经发现，即以严刑惩处，并带上“本杆子”的人，去解决这个盗用别人字号的“杆子”。“当家的”除了外边有朋友和“线头”向他检举揭发和反映有关“纪律”方面的问题，在“杆子”里也有贴身亲信，替他侦察每个人的行动。厉害的“杆子”头，好像长着好几百个眼睛和耳朵，里里外外的事，都很难把他瞒过。

胡匪忌讳说出“死”这个不吉祥的字眼。处死外人叫“擦勒”或“擦掉”；处死“杆里”的人叫“抠勒”或“抠掉”。“当家的”轻易不“擦”外边的人，却经常往死“抠”自己的人，不如此便镇不住所带的那一群狼虫虎豹。“捐小项”和“开小股”被发觉以后，人“抠掉”不算，还把东西送归原主，并绝不泄露检举揭发的人，以保持“杆子”的“清”名，防止“杆子”里的人替朋友前去报仇。有些“当家的”，还用“放黑炮”和“借刀杀人”的手段，处决他所怀疑的部下和牺牲他所厌恶的部下。“放黑炮”就是暗杀。“借刀杀人”是“开壳”时让“炮头”打发所要准备牺牲的人，到一个地方去“整”，众人“挑”的时候，不通知他退却或突围，却叫“线头”告给官兵，说是“给你们甩下了“爬子”，便把这个人送给官兵，回去邀功销差，按照军法和刑法判处死刑，五花大绑拉出去挨毙杀头。好多胡匪头子为了在外边交朋友、得民心，“装孙子”装得和大姑娘、老太婆一般绵善，在“杆子”里边对待部下，却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热河的胡匪除“卡线”和“打窑”而外，不在沿途进行骚扰。“正班”（休息）的时候，问当地的乡约或甲头要吃要喝，弄来啥吃哈，禁止挑剔，想宰猪杀羊可以按市价花钱，铡草饮马亦不拉快。所以乡村中不怕胡谣过境，倒是害怕官兵前来打尖住夜，“卡线”以前不搜行人的腰包，打开“窑”只要“勒”住“秧儿”即不许“扫窑”。“扫窑”也只许拿枪械，乘马、现金和烟土四项东西，不得翻箱倒柜，拿人家的衣服。绑女票忌讳单绑一个，必须另绑一个直系亲属陪同前往，如婆媳守在一起，这样能保全女票的名节。女票和男票分别看管，休息时雇佣当地的妇女充任临时“禁婆”，胡匪只在窗外站岗。

胡匪在“出摊子”前，就把各自的私有财物报告给“账房”登记，开一次“壳”，打一回“窑”和卡一趟“线”以后，就得搜一回腰，除了公物和登记在账上的私物，多余的东西即按违禁物品进行处理。浪费子弹和谎报子弹消耗，都是违犯“纪律”。胡匪在行军途中，得预先派出“线头”和联庄接洽，路上碰见民团彼此退避，遭遇到一起也不能拧枪下马（夺枪马）。如果打人和杀人，就犯了“推倒横梁子”的错误。“线头”给送来“谎报”或者是给引错道路，看是出在无心还是有意，也视情节和后果而受处分。“开壳”以后，听“炮头”或“当家的”命令，或是朝天打枪，或是先“撂腿”（打马），没有命令不能往倒“撂人”，这就叫做“枪子留情”。胡匪如果不执行上述的“纪律”，重则当然婆“抠”，轻则也要“涮”，就是痛骂一顿，把枪马收回赶走。恐怕结仇记怨，多不顺打。自备枪马的，让他带上自己的东西离开。

胡■在“划起来”“出摊子”的时候，比较能团结一致，到了做成买卖分项（分赃的意思）时，最容易翻脸反目。“分项”时首先得除过“材料”费（购买子弹的钱）和“当家的”交朋友设“点几”和雇用“线头”的各种花销，然后按大小“人头股子”来均分。“当家的”顶双股或三股，“炮头”和“秧子房”的“当家的”顶股半，其余都是单股，就是“爬子”只要没有被甩掉，也得给顶半股。如果“整”得很好，“当家的”以不扣“抢马股子”，或另给赏赐以示奖励。所谓“枪马股子”，就是枪马也能分红，一枪一马能顶儿厘。因“当家的”大方或刻薄而不同。胡匪都是贼小子，他们绝不吃亏，必须非常公平合理，众人才没有意见。如果“当家的”乱报花销和虚报“材料费”，把油水尽入了自己的腰包，不但下一次“划”不起来，这一次就许会挨“黑炮”。“分项”时，“当家的”为了避嫌，躲到一边让大家公议公决。以致有些“当家的”负债累累，很难洗手不干。但有些也不是这样。像跟我“合秆”的那一帮“马鞑子”，原先油水全让胡宝山一个人弄跑，部下只银着他吃饭受罪送死，如同蒙古王爷底下的奴才，经我向胡宝山说明利害，才按“要人的”规矩办了事。至于“合秆”是先由“大账房”按“杆子”的软硬先开“大股”，然后由“小账房”拿回去再开“小股”。要是“分项”不公平，也会引起互相火并。“分项”完毕即须赶快“没开”。特别是得了“肥项”以后，恐怕夜长梦多，发生枝节。除了引起官兵民团的眼热，四面八方前来“抢项”，“杆子”与“杆子”亦会互“磕”。“绺子”与“绺子”更要互放“黑炮”。狡猾的“当家的”，多是把钱装人马褡裢里边带上几个贴身的人，和众人“打点儿”（分别指给连络的地方）完毕，就离开“旧摊子”不知去向了。

（三）胡匪活动的方式与战术

热河的胡匪，虽无固定的据点和到处窜扰的势派，每一个“杆子”却有各自的潜伏区域和到“圈外”活动时，可以通过的一些路线。“当家的”把部下“漫开”以后，一方面在逃躲追捕和通缉，一方面也在寻找新的目标，稳扎稳打地再出去活动。“杆子”里的人除了自己有投奔的“窑儿”，“分项”以后仍然回“大家儿”护院或是回军队继续当兵，其余的人都得由“当家的”给找安身落脚的地方，不外也是“大家儿”和军队。前述“打点儿”就是在“漫开”以前，让他们去找谁收容包庇和跟淮经常联系，以听“当家的”信息。凡是由“当家的”借给枪马的“绺子”，“没开”时，都得收回来。“插起”，就是归还给“大家儿”和军队，或存放于“大家儿”和军队。“当家的”离开旧“摊子”后，出去和“大家儿”或军队结账，顺便也就“爬了风”（潜伏躲避）。虽然众人不知他的去处，他却知道众人隐藏在什么地方，并且有“线头”经常和他接触来往。他根据“线头”的汇报，决定再“出摊子”或是继续“漫”下去。如果是再“出摊子”，首先要考虑到做这趟“买卖”是否会破朋友的“圈儿”，是否会遇到硬的“茬口”（势力很大的主儿），以及需要多少人马和从哪一条路线前去。其次是要垫出一笔“本钱”，枪械马匹之外，主要是“上材料”（准备子弹），向谁去筹借？让谁给支援？关于支垫枪马子弹，有的需要以现钱向“大家儿”和军队购买，有的可以向“大家儿”和军队赊借，或是让他们搭股，有的则由“大家儿”和军队，按朋友关系无条件来支援。这要看“当家的”声势和平目的信用怎样。把情况判断明白，利害估计周到，将械弹准备齐全，部署安排妥当，才敢下达“出摊子”的通知，不能轻举妄动。如果必须“合杆”，更要好儿个“当家的”见面协商。有时“大家儿”的老偶掌柜和军队的军官这些窝主们也替胡图的“当家的”充当参谋。

把旧“摊子”拾掇起另组新的“摊子”要隔一段时间才行。除了准备工作要微好，非且上一次“出滩子”惹下的乱子，还没有烟消云散；军警民团集结起来，尚未各返原地；同时“绺子”们“分项”以后，都有钱花也需要挥准消化一个阶段。到了手中拮据的时候，他们才肯出去拿血和性命去换钱。正当吃喝玩乐的时候，很难动员这些人出去打仗。准备工作决定着“出摊子”的后果，这是一个关键。再出的时候不一定旧人金来，要重新组织新的“摊子”。因而不能草率从事，有好多问题都得“当家的”预先解决好。决定了再出“摊子”，由“线头”前往各“点儿”去“传箭”（下达通知），告给在什么时间到那个“点儿”去秘密集合。消息传出以后，很快即可把人聚起。连潜伏区里爱打听新闻的老乡，也知道某字号的“杆子”又“划起了”。要是“当家的”名头很大，“没点儿的”（未曾连络）好多“绺子”，也投亲托友前来要求“贴杆”，使“当家的”应接不暇。为了避免狼多肉少和目标过大，以及便于指挥，除需要“合杆”而外，普通“杆子”只要挑选三、四十个“硬手”便成。再指定谁任“炮头”，谁当“秧子房”的“当家的”，谁担任“账房”，即可向目的地出发。不过由于亲友关系的拉引，连“爬子”加在一起往往就成了五、六十人。

“杆子”出发的时候，一方面由“挑线的”（向导）给队伍领路，并侦察前边的情况；一方面由“引线的”（暗探）给监视镖车（抢劫的对象）和烟土驮子出来的动向，打听所要“勒”的“秧儿”在家搞些什么。胡匪都是跑出自己潜伏区好儿百里地以外去做“买卖”，行军时必须绕过官兵的营盘。碰见“响窑”（有围堡和“炮手”的“大家儿”）以及通过建有联庄的地区，也得预先派人前去连络，以免发生误会。“挑线的”就是走在“杆子”的前边，从事这一类的工作。好像黄河上面船家的“老梢”，“挑线的”要走一段换一班。“引线的”比“挑线的”还多。有些人平日就跟“杆子”有来往，受“当家的”长期雇佣；有些是为了向“当家的”献殷勤或求赏，临时给通风报信；有些人因私人仇怨，亦主动地跑来效力。“挑线的”和“引线的”，总称为“线头”。他们是“杆子”的通讯连络人员，侦探与谍报人员。离开了他们，“杆子”就很难活动。“出摊子”以后，情况随时随地发生变化。得根据情况而变更原定的计划，不能死板地坚持出动以前的打算。本来是去“打窑”，结果“卡”住了镖车和烟土驮子；本来是去“卡线”，却是打开“肥窑”勒住了“秧儿”。

有时处处扑空，反而被官兵跟上围住，损失了好多“材料”和“吐了”（阵亡）不少弟兄。总之“杆子”既然“划起来”，得不到油水轻易不肯“漫开”。“买卖”的好坏与顺利与否，全看“当家的”本领如何。

胡匪多在“落震”（日落）以后行动，到了“挑露（日出）以前即行潜伏。黑夜走路除了观星，还以四季的风向判断方位。夜间行动时也有口令做为联络的信号。“合杆”时，各“打”都互相戒备，行军休息时不敢和不可靠的“杆子”和随或聚集在一起。和官兵“开壳”，如被围在山头和大院里，亦是支持到“落篮”以后才敢突限。因为白天突围伤亡大还要被跟上。没有情况都是白天休息，谓之“压班”。进村之前即设上“卡子”，把村子完全封锁起来，找高处派人上去站岗，“团语”叫“瞭水”。然后挨门逐户点名，告给老百姓们不准少了一口，恐怕跑出去走露风声，或是前往营盘中报告。过路的人进来以后，就禁止再行出去，等“杆子”挑开方许行动，并进行盘查。“压班”的时候，轮流“放卡”和“瞭水”，由“爬子”给喂马，当地的乡约或甲头给准备两顿饭。休息时，和衣抱着枪睡觉，马不卸鞍子，只是把肚带松开。“挑”的时候本来朝东走，却往西或往南、往北开拔，四散开绕一个圈儿，然后才归入正路。村里如有自己的“线头”，给拿上扫帚或赶着牲口“漫踪”，遇见河流下水走几里，再上干岸投奔大道。所有这些，都是预防官兵追击。当官兵“搜踪归线”一耽误时间，“杆子”便可走远了。

“出摊子”不外干“卡线”和“打窑”两种营生，以及遇见官兵“开壳”。“卡线”多在白天动手，“引线的”把镖车、烟土驮子和“肥秧儿”出门的日期，和必经的路线探听明白以后，“杆子”预先在险要地方埋伏起来，临时把交通断绝，来往的人都集中到一起看管，除没收武器概不搜腰。如果报出字号，是“当家的”的朋友，连武器也不没收。镖车、烟土驮子和“肥秧儿”，差不多都有“炮手”保护。“杆子”里的人要分开三组，进行“卡线”战斗。一组专对付“炮手”，把他们轰跑赶走，一组先往打倒拉东西驮货和人骑的骡马，使其走不出现场，另有一组担任警戒，设上“卡子”准备应付突然而来的敌人。因为附近的驻军或是民团，听见枪声往往会寻找麻烦，并且大道上说不定会和走路的军队及其他“杆子”遭遇。东西和“秧儿”到手以后，即火速离开现场。如果卡了“肥线”和弄住“肥秧”，由于贪图钱财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军队会不顾命地追击；民团、巡警以及其他“杆子”，也会在听见消息以后，等在半路或是卡在险道上拦阻。

除了去绑“土包子”财主，胡匪很不愿意“打窑”。因为遇到“响窑”，都有“炮手”站在碉堡上抵抗，一两小时攻打不开，联庄就会把民团调集起来，纠缠住不好脱离战斗。并且子弹很缺，又没有重武器，故忌讳攻坚。所以勒“肥秧”最好不到他家里去勒，而要在“老虎出洞”的时候下手。“打窑”不只惊动军队、民团，并且打草惊蛇，“窑儿”里如果没有“线头”，即便把窑儿打开，也找不见正经的“主儿”，他们有地道可以逃走。要是非“打窑”不可，事先必须由“线头”调查清楚里边的各种情况。如“炮手”住在那间房中，主人睡在那个院里，贵重财物和枪马子弹搁在什么地方等等。全盘情况了解以后，也是分组进行战斗。夜间进入村中，首先派一组人设上警戒“卡子”。一组摸到墙根用横杆登上去夺碉堡。一组人跟着跳进院去。除了撬开大门留下出路，其余猛扑主人的卧室，点着装到洋铁桶里的油浸棉花，扔到房里照得通明，“线头”指给哪个是“当家的主儿”或是全家的“命根子”，外边喊一声：“朋友，对不起得很！”让穿好衣裳送给“秧子房当家的”派人经管。事先估计好有多少家当，如把枪弹、骑马和现金、烟土献出来，即不必往走带人，如款项存在外边或坚不吐露，那就蒙上眼睛叫他上马。因为时间非常紧迫，并且防止“小绺子”们翻箱倒柜。如无“线头”指给确实储存枪弹、现金和烟土的地方，把“秧儿”勒住以后，即不“扫窑”，而要很快地离开这个村庄，吃饭、休息得到百八十里以外再说。离开“打窑”和“卡线”的现场后，在没有开入“压班”的村庄以前，“当家的”都要突然把众人固起来，下马搜查腰包和马鞑子，要是进入村庄“正班”时检查，“小绺于”们都有路数，那就将抢摸来的东西转移到了别处。“压班”以后出了村子，也进行突然检查。随便乱拿东西会松懈战斗，故“杆子”里不许小偷小盗。

“出摊子”的时候，必然要和官兵或民团“开壳”。特别是破了他们的“图儿”，还要跟踪硬追，尤其是“卡线”和“打窑”遇见“茬口”，迫得越发凶猛。“当家的”朋友不多，又做了好“买卖”，沿途可以说尽是敌人。遇到“跳儿”（官兵或民团）追击，派“炮头”指挥一些“硬手”在后边“蹩若”，“挑线的”领若大队继续走路。“当家的”看见后边“蹩不住”，带上人扭回头去援助。前边发现有人拦阻，也是派“炮头”指挥“硬手”去“蹩”，“挑线的”给引路绕开行走。“炮头”带的人能够“蹩住”，“当家的”就不必过去援助。如果四面八方前来包围，首先得抢山头。在平川地方一看冲不出去，就得赶快进大院上房，等到“落簾”以后，再往出冲击。无论是“挑儿”前来追击、拦阻或者包围，胡匪都要“先礼后兵”。如果官兵、民团是应付公事，只回给以零星的空枪，或是打发“线头”跑过来叫给扔下一些东西，好回去销差，“甩头”（扔马）不满足，还得给“甩爬子”。如果把东西扔下还不罢休，那就是要抢“秧儿”或解决“杆子”。到了这个时候才设“死卡子”，撂倒马还不朝理，即往倒撂人，因为他们不认这一份儿朋女。突围的时候，预光得“打道”，就是把包围围挑开一个缺口，队伍从口子冲出去。被包间在大院里，走时在墙上掏一个能通过人马的窟窿，这也是由“炮头”领一帮“硬手”在前边“打道，先把手伸出去向前面、左面、右面放枪，如没有重大反响，再扔出一个物件，亦未招来子弹，证明这个地方敌人包围松懈，出去前左右三面设上个三“死卡子”，包围圈的缺口就越挑越大，全部人马都可通过。一出了圈儿，军队就不容易再行追上，因为军队是一人骑着一匹马，胡匪多是两、三匹马，骑累一匹再换一匹，昼夜不停，可走四百多里。

勒住“秧儿”如果军队非叫留下不可，也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关系，得给留下。“秧儿”要是女人、娃娃，遇到情况紧急，不好携带，也有“线头”能给找“埋”（窝藏）的地方。“杆子”中有人“贴了金”（受伤），“线头”亦能给很快地安置到安全地方疗养。“秧儿”不论是带走和“埋下”，都有他们的家属打发专门“说票”的人，亲自或派“线头”前来接洽赎取。索价要根据“秧儿”的全部财产来决定，不能因为“赎票”而令其彻底破产，要留下肉好再往起长肉。“秧儿”都是财主羔子，生活上要特别照顾，肉面和鸦片由“杆子”上开支。对于一些爱钱如命的守财奴，还要防备他们轻生自杀。对“秧儿”，除非同“当家的”有血海深仇，绝不“撕票”（杀死）。“出摊子”说不定做哪些“买卖”，能弄到够众人花半年六个月的收项，即可“分项”、“收杆”，把人“漫开”，不能贪而无厌。尤其勒住“肥秧”，要很快转移到几百里以外，等待“说票的”前来赎取。行动缓慢，“秧儿”就有丢失的危险。特别是不能为了零花钱被小钱稳住，而被军队跑来将“秧儿”抢走。

谈到这个地方，我愿举出一个事例，以说明差次一点的“杆子”，即使弄住摇钱树也会把“买卖”做赔。我在热河游击马队当“差官”时，潜伏在那个部队里的胡匪张子元和那占元等，跑出去划起了“杆子”，从建平到赤峰境内“卡线”。结果把赤峰有名的财主元宝山煤矿的经理“李抓毛”给勒住。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叫我前去给拿个主意。“李抓毛”是一个起码值十万块银洋的“肥秧”，应当勒住之后，悄悄通过热河游击马队的防区，带往开鲁一带等待元宝山煤矿前去赎取。张子元等因为把“秧儿”勒住，元宝山煤矿即给送来好儿千块钱，还没有“张大口”（勒索更多的财物）即进行了“分项”，二、三十个人就靠在热河游击马队的边缘，停留不走。竟狂嫖滥赌和大吃二喝起来，用“撕票”威胁元宝山煤矿，不得报告军队前来围剿。我去的那天，元宝山煤矿又送来一千多块钱。我一看情况很糟，便对他们说：“这里是毅军游击马队的防地，等于在赤峰街上绑人。李抓毛被勒住的消息，已经快传遍热河，不只毅军让不过你们，其他部队、民团也想截夺这个“肥秧”。现在要立即离开此处，让元宝山煤矿准备十万块天津交通银行钞票到开鲁去赎。”他们不听我的劝告，仍旧拖拖拉拉，我头一天晚上说完此话，第二天拂晓即被毅军游击马队好几营人“焊上”（包围或追击不放的意思）。“开壳”以后，除了我保护张子元和邢占元“挑出”，其余都被击毙或扣捕。内有热河游击马队孙寿卿营四、五个伙马伏，亦被捆在大车上，路过木尼河孙寿卿的营部门口，带回赤峰街上拉出去枪毙。结果张子元等只勒了李抓毛不到一万块钱，李抓毛却赏了毅军士兵三万，还不说送了常万里和石香亭这些军官们许多贵重礼物，使毅军落了个名利双收。张子元丢人丢枪，最后身上剩下二百多块钱，掏出来要酬谢我救命之恩。被我甩在地下，骂了他一声妈的巴子，还气得我朝他脸上狠狠地唾了一口。

以上所述胡匪的好多活动方式，是指“卡大线”和“打大窑”而言。还有“当家的”创出名头，根本用不着“出摊子”去“卡线”和“打窑”，只要派“线头”给“大家儿”送去一个纸条或口信，即可把银钱和烟土给弄来。这叫做“捐富户”。不过这样的胡匪，在热河境内很少。除了“卡大线”和“打大窑”而外，还有在“漫开”以后，三、五个人“搭小股”到外边去“卡小线”和“打小窑”，这没有一定的方式。全看出去的人如何随机应变。

我在热河当胡匪时，不只是能够大干，也非常善于小干，很可以说是此道上的“全手匠人”。有一年快过春节的时候，手中没有钱花，往起划“杆子”来不及，并且“划起来”也所得无几，只是给自己扬出名声，让好多人跟着沾光，不如瞅准偷吃一口，倒能落得实惠。赤峰是热河的码头，平泉县籍的商人都在节前回家过年。因为路途不清，百八十辆大车相随在一起走道。他们都是五更天从赤峰街上起身，往西南行二十多里过老李岭，再走二十里天亮到楼子店打尖。我摸清楚这一情况，只从热河游击马队中约了一个围场县人孙三虎，于阴历腊月二十八日的拂晓以前，潜伏到老李岭上，大措着步枪，并且嘴里都唱符京梆子，和赤峰出来的一百多辆马车走在一起。车老板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送公事的兵。一路就说就唱，走到了车的前边，约摸走了四、五里路，我们突然把马扭回，慌慌张张地跑到车的跟前，谎报南边发现了胡匪，让客人们都下车到一旁隐蔽（怕车里有长枪），诡称我俩替他们堵挡。商人都很怕死，加之人忙无智，五、六百人如同羊群，完全挤到一起。我看一个也没有带枪（有手枪这时必然要拿出来），便把我们的来意向他们说明，要他们每人凑五块盘费，多的多出，没的可以不出。让车老板给铺了一块毯子，用枪逼着商人，过一个把钱包打开，往下扔五块钱，有“中票”（赤峰的钱帖，一元值三元银巾）即不要现洋，怕马子驮不动（每马顶多能驮一千元，驮上二、三千元，马蹄即往上翻土，贼眼一看，就知逍带有银钱）。不大一会功夫，就凑起三、四千元。我们把钱装起，天色已经大亮，拱手说了一声：“朋友们，再见！”便上马朝东扬长而去，弄得那些商人真是啼笑皆非。因为每人所失无几，并且都急于回家过年，所以未向官厅报案。官厅军队也忙于过年，就是前去报告，亦没人答理。各“杆”的人，知道是我这个小李跑到老李岭上办的“好事”，一时在热河胡匪中传为佳话。商人如同做梦一般，遇到我们两个拦路鬼把钱丢掉。沿途的老乡们听见很乐，当成了嘲弄他们的话柄。

（四）胡能和“大家儿”如何勾结

胡匪在热河能窝藏得住和“挑”得开，完全是由于和“大家儿”与军队勾结在一起的缘故。热河的所谓“大家几”，包括所有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在内，如同察绥一带的“大户”一样。不过“大家儿”不单纯指地主而言，凡是起立堂名字号以及有钱有势的人家，都属于“大家儿”的一类。其中除富农、地主而外，还有汉族的商号、镖局、寺院，蒙古的王公、牧主、喇嘛以及天主教民与倒卖毒品的烟土贩子等等。因为他们不能成天住在围堡里不出门，必然要派人派车到外边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如果不和胡匪交朋友，很难通行无阻。即使有“炮手”保护和军队给撑腰，也难免“久走冰滩终有滑倒的一日”，并且交上了硬的“杆子”，软的“杆子”即不敢欺侮，恐怕因为“破圈儿”伤了和气。这是“大家儿”不敢得罪胡匪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胡匪也离不开“大家儿”。胡匪在“出摊子”时，必须向“大家儿”借枪借马和购买子弹；“漫开”以后，更得“大家儿”给窝藏人物和销赃。于是互相依靠，形成胡匪与“大家儿”勾通的许多“窑儿”，在驻军防区的大圈里出现了不少小圈。同时胡匪不只交往一两个“大家儿”，“大家儿”也不只交往一两个“杆子”。根据各自的需要和条件，要尽量多交朋友，朋友越多才能越吃得开。胡匪的抢夺对象都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窑儿”。“大家儿”所以受害，是遇见了跟他没有交情的“杆子”。

“大家儿”和胡匪关系非常错综复杂。必须举出一些具体事例，才可以说明他们之间的各种情况。热河有两句谚语，说是“朋友有一百个也不算多，仇人有一个也不算少”。这对胡题与“大家儿”来说，也是如此。赤蜂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有好儿家镖局，保护着镖银往承德和北京运送，其中以平泉县刘珍的镖局字号最响。他走镖时不让其它镖局的镖车相随，怕别的镖局跟着他沾光，影响到他的镖局的生意，可谓霸道到极点。刘珍到北京时是保镖，回来时贩运子弹。热河所有的“杆子”几乎都跟他“上材料”。所以他的镖车，胡匪都不好意思捋动。他也眼高自大，以为从赤峰到北京这条大路归他姓刘的所有。我最初划起“杆子”，立了“信字”的字号不久，因为缺短现钱购买子弹，托出朋友想叫他给赊借几千发“材料”。不料刘珍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给我碰了一个很大的钉子。使得我老羞成怒，处心积虑要专卡他的镖车，以出这口气。我派“线头”调查清楚刘珍镖车准备出动的日期，预先带上自己“杆子”里的四、五十人，在赤峰西南四十里的楼子店附近，在镖车所必须通过的大沟两旁埋伏起来。刘珍的镖车戒备相当严密，三十多个保镖的“炮手”，在道路两侧搜索前进，一百多赶车的车老板也都带着枪械。我分出一半人对付“炮手”，一半人对付镖车。等到“炮手”们过了我们埋伏的山沟，又爬向另一座山坡时，“向其”突然袭击，使他们不能折回。这次我不叫“小绺子”们“枪子留情”，让他们硬往死打人，撂倒了四、五个“炮手”，其他“炮手”都各奔逃生。车老板们听见枪响，都慌了手脚，看见我们把前边和后边车上的辕马撂倒，镖车挤到一起，已经无法四散奔跑，都把枪扔下举起双手。结果这批镖银全被我们弄走，回去每人分了两三千元。因为我们的人数不多，还把大部分扔在沟中。自从刘珍栽了这一跟头，加之商号以后用交通银行的钞票互做汇兑，赤峰所有的镖局，便宣告永远结束。

“大家儿”对于胡匪，分为交匪与吃匪两种主要类型。有的“大家儿”因为怕匪而不得不交；有的“大家儿”却专指吃胡匪发财。以建平县下洼的南冻北王两个“大家儿”为例，就可以看出。南陈是陈子祥，属于吃胡题的“大家儿”；北王是王子文，属于交战匪的“大家儿”。陈是下洼的思罚地主，在下洼街上有好几处“海青房”院落，因为他跟军队中的许多营长级以上的军官硷头结拜，他的“地寫铺”都成了贱窝。他不仅给胡匪供给枪马弹药，并放高利货、敲竹扛，窝藏胡匪收取巨额“保险费”。胡匪抢回牲畜烙上他的火印，使失主不敢来认。并且他也有不少“线头”，替他在外边“踩盘子”。遇到有了好“买卖”，还能把各个“杆子”里的“当家的”，“传箭”从外边请来开会，摆上酒席大吃二喝一顿，让他们“合杆”在一起，领上他的“炮手”给他去抢掠。受他驱使的胡匪头子，计有大周、二周、“大夹绊”、“二夹绊”、苏大嘴和王什拉子等好儿个人，都能号召百八十个“绺子”。遇到“茬口”，众人不敢前去，他居然敢于冷嘲热讽，如同长官中斥部下，操起他那奉天口音，说是：“妈拉巴子，你们没有办法，都来找陈三爷，现在有了买卖，又装孬种不敢去，快一齐给我滚开！”众人一看没有办法，说是“陈三爷发火了，不要惹老人家生气”。只好硬若头皮前去，弄回东西由他赏赐，分多分少不敢吭气。像陈子祥这样的“大家儿”，简直成了寨主。

王子文是下洼到开鲁中间的第一个大地主。他父亲王三老虎就已发家致富。自夸“从下洼到开鲁四百里，中间不喝别人家的水”。因为沿途都是他家的“窝铺”和烧锅。王子文又称王七东家，在下洼街北居住，临近打鱼泡子盖着一座转角楼房，人装作的非常温文尔雅，使我们见了也由不得肃然起敬。他跟胡匪打交道，完全是为了保护他的财产。“出摊子”时，他无条件供给枪马，“上材料”按原价算账。“没开”时，让“当家的”住在转角楼中以上实相待，部下都打发到“窝铺”或烧锅中去假充“炮手”。阿鲁科尔沁旗也有和王子文类型差不多的蒙古两弟兄“大家儿”，一个叫“东爬楞子”，一个叫“西爬楞子”，在四合脑包附近相距八里地居住。因为他们两个都任过该旗的协理，家中非常富有。蒙古包里用狐狸皮围绕，元宝和现洋仿照山西“府十县”大财主的办法，都铸成四、五百斤重的银山，即使胡匯把“窑儿”打开，也打不烂，带不走。他们除了拥有土地和牧群，并且派人往来赤峰和朝阳贩卖烟土，一走就是好几十驮（每驮二百多斤，每两值十至二十块银洋），由“炮手”沿途保护。有名的“杆子头儿”都是他们的朋友，“小绺子”和“软杆”不敢打动。我曾领上“信字”号的“杆子”，在赤峰以南的高梁杆子店附近，“卡”过一次“爬楞子”弟兄的烟士。虽然那次因为驮子前边走若汲金纯部的两个走路的奉军军官，和我们无意中“开壳”，把后边的驮子惊跑了，使这趟“买卖”没有做成。但是东西“爬楞子”弟兄两个听见是我的“杆子”，主动要跟我交朋友。派人向我表示，枪马弹药都可以支垫，“爬风”时叫我去投奔他家。以后我在奉军骑兵独立第九旅担任了营长，“西爬楞子”和我换帖结拜。这两个蒙古“大家儿”和建平县下洼的王家一样，都是贴上钱和胡匪交往，让胡匪不好意思破坏他们的经济活动。

“大家儿”和胡匪勾连，还有既交既吃和扶胜天败的种种事例。既交既吃就是交往“当家的”吃喝“小绺子”。胡匪多半没有家室，财产均由所交的“大家儿”给保存。做一趟好“买卖”回来，说不定千八百地存在“大家儿”的柜房。有些“小绺子”并不怎样挥槛，想打闹到一些钱，好洗手去干正当职业。“大家儿”约摸够得上下手的时候，他们把“当家的”恭维在碉堡里居住，而将这个有钱的“小绺子”打发到“窝铺”中去安身。临走时向他们贴心的“炮手”使一个眼色，这个有钱的“小绺子”，就会被“大家儿”所派的“炮手”在一个秘密地方处死，将尸骨掩埋，不使“生苗”（暴露）叫别人知道。这个“小绺子”的枪马，做了“炮手”杀人的赏赐，存在“大家儿”柜上的钱，成了“大家儿”的私产。“当家的”住在围堡里，还以为这个“小绺子”投了别的“杆子”。拿胡匪的“团语”来说，此种处理办法叫做“寄封”。“当家的”到了失势的时候，要是错认了朋友，把财产都存在一个“大家儿”的柜上，也有被“寄封”的危险。“寄封”是“大家儿”对胡匪最厉害的报复，既能没收财产，又可以避免胡匪被捕以后往出招供，可以说是一种根除后患的彻底办法。胡匪在战场上和刑场上死的很少，被“大家儿”弄到秘密地方“寄封”，和自己人在回头转湾时被“放黑炮”打死的居多。

胡匪讲究“义气”。但是遇到别的“杆子”破坏了自己的“圈儿”，或是打动了自己朋友的“窑儿”，也常被“大家儿”挑拨离间，甚至和官兵合作“以匪剿匪”，表演“象拿象”和“象吃象”的武剧，以致很难团结一致共图大事。另外胡匪常移祸于人。“大家儿”更是不断出卖朋友。例如前述我“卡”烟土没有成功，却缴了奉军中两个走路军官的长枪和手枪，汲金纯非叫张长同、刘山胜和“李善人”这三部分地方部队把人扣住不可。刘山胜和“李善人”知道是张连同的人干的，张连同知道是我给闯下的乱子。张连同把我叫去，让我随便找一个“杆子头儿”的脑袋去交差。我就找了一个和我交情不厚的建平县的胡匪首领王五禿子，让他给我当替死鬼。派出“线头”一调查，王五禿子在开鲁西边札达营子大地主蔡汉章家中隐藏。这个“大家儿”也是我经常前去“爬风”的“窑儿”。我到札达营子把来意说明，蔡汉章知道我比王五禿子不好惹，便指给我地方，王五秃子看见我带来队伍，躲进苇塘里的茅菴中居住，我把芦苇点若竞将王五秃子烧死，割下脑袋连同我“卡”到奉军军官的武器，由热河游击马队备了一份公事，派人送到承德交给都统公署，才将此事结束。所以胡匪在“漫开”时，必须投奔可靠的“窑儿”，并且要随时转移，不如此就会陷人罗网。

局外人以为胡匪首领对部下非常神气，其实处处都得低声下气，对谁也不敢轻易得罪，尤其“漫开”以后，更得装孙子和花冤枉钱。“大家儿”都是明交官兵，暗通胡匪。他们和胡匪的来往极为保密，连自己的老婆孩子也不告给，只是最贴心的几个“炮手”和黑夜开门的更信知道。胡匪去投奔时，必须在夜间前去“敲扇”。更信问清字号，回去请示主人后才给开门。先把你领到安排好的地方，让厨房给备饭，等到主人把身子腾出来，才跑过来和你会面。因为“大家儿”的闺堡和院子里什么人都有，绝不能叫官匪两方面的人碰到一起，所以胡匪一进入“窑儿”以后，就得由“大家儿”来摆布。“大家儿”对于前来“爬风”的胡匪，那就要看人下菜碟儿。“当家的”多留到客房里，甚至让和内眷相见，他们的儿女们前来认叔叔大爷时，最少也得给每人掏出五十块钱，要是摆上桌子打牌，会打的也得装输。就是他们的下人背若主人向你借钱，也不敢拒绝。所以胡匪未入“窑”前，总得准备下必需的应酬费，如果空手去投奔“大家儿”，不仅冷眼相看，还会吃到冷饭。至于“当家的”所带的“小绺子”们，当夜就被疏散在“大家儿”的“地窝铺”里。有些“硬杆”上的头子，在身旁要留一两个随从。如果没有“当家的”率领，有时报出字号也不敢给开门，先叫住到指定的长工家中，等天亮以后判明情况再说。这些“小绺子”们到了“大家儿”的“地窝铺”里，也得给那些“炮手”和长工们使小钱，把关系处好了，他们才肯替你遮掩，得罪了他们，说不定会吃什么样的亏。

我当胡匪时，比一般拉“杆子”的交游广，知道商人怕事胆小，不象地主那样敢使出毒辣手段。他们在交易上剥削，但不沾胡匪的光。因此我老以“烧当两行”做为自己的“窑儿”。到了建平县的下洼，也不投奔王七东家，更不找陈子祥，而是在商号中落脚。有时风声紧张，便跑到锦州或义县城里在热河做买卖的大商号中隐藏。他们不只在热河的分号中有枪有马，在锦州和义县更能弄到廉价的子弹。由于怕我绑他们的票和截他们的货物，怎敢不跟我交往。我去锦州和义县多半是“爬风”。走时带着大批货物和上过税的税单，化装成长袍马褂的买卖人打扮，带着赤峰、开各商号的信件，给赶车的老板多花些酒钱，经过关卡碰见军警检查，自己躺在车篷子里装病，车老板即可代我应付过去。到了锦州、义县，除了所投商号的当家老板知道我是千什么的，一般夥计们还以为我是热河的行商，前来出售和采办货物。大商号和当地的军警都有交情，根本没人前来盘问，住在里边花费很小而又舒服，比藏在地主的围堡和军队的营盘中还要保险。由于装共象甚，我不得不用商人们的内行话应付场面，所以我在当胡匪时，便熟悉了投机倒把的各种门径。

（五）胡匪和军队的勾结情况

胡匪和军队是狼狈为奸，兵匪不分。热河的军队大约有一半人是由胡匪转化而成。他们始终更改不了贼性，并且把许多行伍出身的人，也传染得毛手毛脚起来。因为当官的都是贪而无厌，当兵的老是钱不够花，不得不从富丽和为题当中寻找经济来源。特别是大小军阀，更把胡匪当成他们打仗的别动队和扩充势力的后备军，平日就得交结一些胡匪首领。一般中下级军官，凡是他不敢明日张胆去干的坏事，都托胡匪去替做；上边交付下来的剁匪任务，更得让胡匪去协助，才可以支应过去。军队因为时常移动，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驻札，军官多无产业和生意，出门时是带着好多兵走路，通常遇不到被胡匪派人“卡线”和“打窑”的危险，所以军队不像“大家儿”那样惧怕胡匪。因而“大家儿”是交胡匪的居多，军队是吃胡匪的居多。介乎“大家儿”和军队之间的联庄首领与警察官员，是又交叉吃。他们和胡匪的关系，跟“大家儿”与军队差不许多。这里只谈胡匪和军队勾结的情况。

凡是当了胡匪的都很好滑诡诈。他们不是无条件给军队帮忙，必须互相利用。像胡宝山带的那一帮“马鞑子”，经常跑到蒙古草原给热河游击马队张连同和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旅长崔兴武往回赶马，由张连同和崔兴武随便发付赏钱的事，是很少的例外。

军队如果吃得太狠，不把胡匪按朋友来看待，胡匪对军队便再不买账，惹怒了也会合起“杆子”解决军队，或者诈变军队。双方正如“大家儿”和胡匪一样，是维持着一种表面相好，内心提防的虚情假义，到了害多利少时，也是翻脸不履行诺言，遇到你死我活的回合，更是保全自己，牺牲别人。胡匪和军队结交，得具备一定条件和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军队和胡匪勾结，也有一定的因缘和局限。除了旅长以上的军官，敢把胡匪头子们按“差官”包庇在队伍里，把整个“杆子”都给穿上军衣，团、营、连长都是半公开地和秘密地将胡匪留在公馆里或安插在兵棚子里，让他们到防区以外活动，回防地以内“爬风”。实在掩护不住，预先通知他们另找躲避的“窑儿”。

军队与“大家儿”对胡匪来说，军队比“大家儿”容易给措急。军队有现成的枪马子弹和人。“引线的”给“当家的”送来“好买卖”的情报，去找军队中的朋友帮忙，可以很快把“杆子”划起来，很能“赶趟”。军官都藏有私枪和荞有私马，打仗时虚报子弹消耗，可以支垫给胡匪搭股。当兵的穷得要命，一听说有人划起“杆子”，都能脱下军衣换上便衣，去充当“小绺子”。另外胡匪在“出摊子”时，被好几部分官兵包围，和胡匪有关的军队，不只虚张声势，还可以让开突围的出路，并且在军队出发以前，就把所知道的剿匪部署，派人告诉胡匪的头子，让他们做好准备。同时一跑回军队的防区，别的军队就不敢进来追击、搜捕，如同到了外国租界地一样。有军队出面“抗茬”，不象躲到“大家儿”那里，白天不敢上街。所有这些主要是因为“摊子”里搭有军官们的股子，他们恐怕丢人赔钱，才处处关照。如果胡匪在“开壳”时被别的军队逮住，他们就很难营救。要是“杆子”上的“当家的”被捕，也可以托人用钱买出。至于那些“爬子们”拉出去枪毙完事。因为热河的军队都跟胡匪勾结，彼此心照不宜，也不怎样追究。

由于军队不像“大家儿”那样惧怕胡匪，借枪借马和供给子弹硬敲竹杠。“大家儿”借给胡匪枪马，多不顶股子，军队借给胡匪枪马，不管你“买卖”赔赚，少了他们的不行，卖给子弹也不按行市。崔兴武的团长孙寿卿当营长时，卖步枪子弹是一块银洋一粒，向“大家儿”购买子弹，有一毛多钱就成。到军队中“爬风”，花费可以说非常浩繁。除了给军官送礼，他的部下也得维持。如果得罪了兵，特别是身上带岩好多钱，他们就敢给你“放黑炮”，把你打死怕当官的知道不答应，下手后即开了小差，连人都找不见了。中级军官看见胡匪有人有马有钱，往往把胡匪收编，给“当家的”发表一个连长或排长一类的官儿，等到人跑完钱花光，枪马被留下，成了光杆时，便把你赶出营门。还有一些眼小的军官，接受了胡匪的礼物以后，还不断向胡匪借钱，有时还向胡匪要心爱的乘马和手枪。在“爬风”时，只要他张开口，那怕是价值两千块的德国造二号大金面“自来得”手枪，也得慨然解下递给，不能拒绝。军队吃喝胡匪，已经成了风气。我去热河游击马队投奔连长安静海，因为准备出去打闹，从家里背去一支套筒步枪，还没有加入“杆子”，便被安静海给卖了八十块钱还了他所欠的赌博账。尤其令人苦恼的是因为外边搜捕很紧才跑到军队中“爬风”，可是有些军官还叫“爬风”的胡匪临时出去“卡小线”，给他打闹零花钱，真是不知好歹和不管人的死活，我就有过这种遭遇。

汤玉麟的热河保安旅旅长赵国增，在热河游击马队任连长时驻防于叶柏寿。有一次我跑到他的连部“爬风”。他家和我家相离不远，又是我师父罗旺喇嘛的朋友，按说关系很深，但是对我也不轻饶。他因为没有大烟土过瘾，得到一个谎报，说是有一批烟土要通过东路巡防队防区内的火石梁，赵国增无论如何叫我领上他的几个兵去做这趟冒险的“买卖”。我到了平泉县城南面的火石梁，发现有十几个骑马的由北而来，以为是保护烟土的军队，上马开枪就打就追，想若把军队赶跑，便可以弄住烟土驮子，所以马不停蹄地迫了二十多里，瞭见平泉县城才不敢再追。不料烟土驮子连个鬼影儿都没有见到，只是把军队打回平泉县城。原来这十几个骑马的有东路巡防队的统领“李善人”。遇见我们突然袭击，以为是部下哗变，所以慌忙跑回平泉县城。后来赵国增告诉我，“李善人”就是因为那次出门受惊而病死的。

我在热河游击马队担任“差官”，同胡宝山的“马鞑子”们“合杆”去“出摊子”，可以说是军队分支出去的“官胡匪”。我被张连同视为“爱将”，胡宝山更是他的“聚敛之臣”，这在胡匪结交军队可以说是数上了个儿的。但是张连同底下的十几个营长，也得一一都去应酬。我因为不买一个于在云营长的账，有一次“出摊子”回来，走在合水附近的喇嘛洞沟，被他全营出动包围，挡住不叫进入建平防区。我一看撂倒马也不给让路，知道是要跟我们做对到底。经我亲自开枪，揭了几个士兵头上的军帽，提出了最后的“警告”，他们才把我们放脱。结果我还得备份儿礼物和于在云说了一套客气话，方建立起朋友关系。小胡匪在兵棚子“爬风”，要是不给当兵的花小钱，也是受不尽的窝囊气，如黑夜睡觉不让铺位等等。士兵出去参加胡匪，做完“买卖”归队，也得上下使钱，要是钱多一毛不拔，同欄子的弟兄也会“放黑炮”。

胡匪在军队中“爬风”，并不是给打了“保票”，遇到非叫往出交人不可时，窝匪的军官也得出卖朋友。一九二八年我在经棚驻防时，已经升为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的团长，有一个胡匪首领“大斜瞎子”，破了十九旅旅长石香亭的“圈儿”，跑来被我收编到团内。后来石香亭带着全旅人也开到经棚驻防，他指名叫我往出交人。我把队伍布置开，穿了一个棉袍，内中藏着手枪去见他。他问我为什么要收编“大斜瞎子”？我说：“我经过我的长官许可，你没有过问的必要。”他知道我不好惹，一看我的队伍把他的队伍包围，便说：“我和你们崔旅长说。”我出了他的旅部，才叫队伍撤了警戒。两部分军队因为这个“大斜瞎子”，几乎在经棚街上开了火。石香亭旅吃不住我打，他的苏团长和我硫头，表示了中立态度，所以我没有被石香亭吓住。可是克什克腾旗的协理宝雅卿和经棚县商务会会长崔迎祥，也都是我的结拜弟兄，他们恐怕糜烂地方，力劝我不能因小失大，让我保全自己的前程。我经过几夜考虑，最后还是派人把“大斜瞎子”击毙，将脑袋送给石香亭。

“九·一八”事变以前，胡匪头子左四点，因为和汤玉麟的五弟汤玉书，汤的副官长李芳亭等勾结，他的那一个“杆子”，在热河东部非常活跃、抗硬。汤玉麟指定让崔兴武的十七旅清剿，并让一定要把左四点扣住。崔将这一任务交给我去执行。因为我知道左的来龙去脉。我把左四点的“杆子”打散，他本人先跑到李芳亭的家里，以后又躲到朝阳城汤玉书那里“爬风”。我从开鲁出来，路过“祥盛号”烧锅，该号的李三东家告我，左四点前几天在他那里，以后就去了李芳亭家中。我到了土默特右旗黑城子王府的南梁，因为李芳亭和我结拜，他的侄子我经常给钱花，便把汤玉书已经开上护照，要将左四点送到沈阳城外马架子地方隐藏起来的机密泄露给我。李的侄子见我准备从北票上火车，又跑到朝阳城里报告给汤玉书。汤玉书怕我扣住左四点将内幕揭开，使汤玉麟难堪，因为崔兴武有过“你老五勾通左四点，还怀疑我勾通”的话。我由于等待开鲁给汇钱，耽搁了两三天，当到了马架子以后，汤老五已派人把左四点跟他的老婆（也能打枪）击毙，来了一个死无对证。说明连汤玉书在热河都掩护不了胡匪，“祥盛号”的李三东家和李芳亭的侄子这一类的“大家儿”更不可靠。

由于上述种种情形，狡猾的胡匪首领多不和军队“搭股”，更不愿意到军队中“爬风”。只是和他们保持一种藕断丝连的友谊关系，留下一条后路。如：“开壳”以后不伤和气，“卡线”和“打窑”不动他们的亲密朋友；扔几个“头”或甩几个“爬子”，往回换一些子弹；必要时通过“说票”的从中仲裁，将勒住的“秧儿”送给他们，“杆子”只收一半赎价，那一半由“秧儿”赏给军队，使军队名利双收，知道“杆子”很够朋友等等。胡匪到了不得已时，方跟军队打交道，好多人到军队中“爬风”是实在走不开了。至于“硬杆”把军队得罪，也不怎样惧怕。只要绕开他们的“圈儿”，军队就无可如何，并且打仗靠兵，兵不仇恨胡匪，军官干恨也没有办法。若是遇到时局发生变化，各方面都拉拢联络胡匪，军队得派人央告胡匪头子给他们帮忙，或是请求不扯他们的后腿。在此种情况下，军队反而怕起胡匪。总之，“软杆子”得迁就硬军队，软军队得回避“硬杆子”，这完全是实力和形势问题，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没有一定的死板规矩。

（六）我当胡匪的经历

我只当了四年多胡匪，却尝尽了这种行当的各种酸甜苦辣。胡匪中的“绺子”，全系农村中的流氓，军队中的兵痞，以及少数利禄熏心的中小地主家庭的浪荡子弟。一些为生活逼迫铤而走险的贫农户，由于本质善良，无法在“杆子”中长久存留下来，不是受其他“绺子”的欺侮压迫而“溜杆”，便是被“当家的”按“爬子”甩给军队，剩下的都是奸险诡诈的死命亡徒，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好人。所谓的“绿林英雄”和“江湖义气”，都是一些好听的名词。他们打富而不济贫，得到的“倘来之物”，只是给伺候他们吃喝玩乐的“下九流”之人花费。对真正的穷人并不施舍。他们都是为了想过腐化荒淫的生活，才因目的和命运相同而啸聚一起。但是一旦落网，就得把脑袋丢掉，所以作起战来，比普通军人顽强勇敢。可是得到油水，均各不相让，分赃以后得赶快“漫开”，恐怕被自家人暗算。尤其胡匪是由许多封建的“拜把子弟兄”的小集团组成，时常因为争权夺利而内讧。互下（夺）枪马，互放“黑炮”，由于一句闲话，也要以杀人的手段报复。从前人们说：“伴君如伴虎”，我觉得是“带匪如带狼”，残忍狡猾似狼的人，尚且常被伙伴反咬一口，软弱如绵羊的人，根本不能和胡匪在一起相处。

我因来历和机遇不同，没有从“小绺子”干起，可是知道他们的各种苦处和他们所受的惨酷剥削。每个象一点样子的“绺子”，都有两三匹乘马，以备替换和伤亡以后补充。夜行军经常是二百多里，白天“压班”以后，还得轮流出去设“卡子”和“瞭水”，可以说得不到休息。尤其是初入黟的“爬子”，只有一匹骑马，随时都有被甩掉的危险，勉强能够跟上队伍，也得在“压班”时储草喂马，根本没有睡觉的时间。至于爬冰卧雪，披风淋雨，在高梁地里受太阳蒸晒，比当兵和揽长工的还要受罪。胡能是以鲜血和头颅当赌注，进行特种赌博。“开壳”以后，除了“当家的”和账房而外，前后都有死的危险，抗不住“跳儿”，“炮头”、“当家的”便要就地正法，只好拿命砚“蹩”，置之死地而后生。“出摊子”不是趟越旗开得挑，马到成功，转战好几千里，结果没有捞到一点东西的情况是常有的。“当家的”固然赔钱折本，众人也得跟着付出无代价的牺牲和疲劳。“卡线”和“打窑”成功，“当家的”很少大公无私，都要先揣满自己的腰包，必须他够本赚钱才行。遇到掌握有十几个贴心“硬手”的“当家的”，更把其他的“绺子”视为仆从和附，“分项”时给多给少，“小圉儿”外的人都不敢吭声。关于执行“纪律”，也涉及不到核心和骨干的身上。而是拿若孤单的“小绺子”和“爬子”示众，杀一儆百。虽然这样，但是一上了贼船就只好随波逐流，跟着沉沦下去。胡匪因为生命朝不保夕，和旧社会的煤矿工人一样，有钱随便挥霍，多不攒余粮。花完了出去再抢，抢到手就乱花。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很难洗手不干。所以胡匪都以烈性毒品刺激精神和排遣苦闷。除了经常在枪林弹雨中闯荡，很难寿终正寝。即使漏脱法网，也没有一个能活高寿。多数是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将尸骨和头颅扔在战场或刑场。

至于胡面的首领，别否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以内，前呼后拥，手中掌握生杀大权，似平天是王大，他们是王二。其实胡匪中的首领，并不洋洋得意和威风感凛，他们内心中的苦愁，比一般“小绺子”还多。由于他们把每一个人都按敌人和叛徒防范，必须时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真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我当胡匪时，身上老带着三枝手枪，“开壳”时恐怕“炮头”有所闪失，常在“跳儿”主攻的地方“蹩着”，有四、五个人给我装子弹，用步枪对抗“跳儿”。“开壳”完毕，右肩被后座力打肿，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起来。白风翔任伪“东亚同盟军”总司令时，身上还是老带着七枝手枪，连同子弹在内，共有二十多斤，他一生几乎是背着铁生活，又在铁上边睡觉。胡匪首领成天在精神紧张状态里，窗前落下一片树叶，也会突然惊醒，以致成了半疯半狂的样子。带领胡匪和带兵不同，合起“杆子”二、三百人，全叫“大当家的”给想办法。除了能“挑得开”，还要能“叫得响”，对内对外得应付得面面俱到。许多胡匪首领全是沉默寡言，成天低着脑袋，那就是一方面打盹，一方面在盘算心事。“杆子”里什么牛鬼蛇神都有，外边的社会情况和环境尤为复杂，一个“硬杆”搭头子，不光是善于运用战术，还得善于运用权谋，并且当机立断，否则自己的生死和团体的存亡就在眼前。胡匪首领还有一个苦闷的地方，就是“小绺子”在外边打家劫舍，还可以回故乡为民。他则成了到处通缉捉拿的匪首，离开羽翼和朋友即无法存留，这就叫骑虎难下。除了带领部下参加军队，再没有其它出路。但是匪首当了官儿，“绺子们”都不愿意永远当兵，为了怕兵跑完了官当不成，官当不成命就危险，还得“挑”出去为匪，因而由胡匪转正为军官的也为数很少。

我是地主阶级出身，加之在为匪以前，就和吃匪窝匪的人经常接触，故头脑比一般胡匪清醒。我一开始就感觉到“出摊子”是到处挨打，“漫开”后是随时受气，世上发财升官的门路很多，为什么偏要做这种真正的血本生意。其次要想“杆子”能“挑得开”和“叫得响”，第一不能克扣部下，第二要多交外边的朋友。这样，每出一次“摊子”，把钱尽给众人分散，将债都压到自己身上。另外，朋友越多，便被朋友们的“圆儿”包围，打开热河中部十几个县的地图，几乎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结果跑到千里以外，做上一趟“买卖”回来，自己所剩无几。因此，我当胡匪当到第二年头上，就决定洗手不干，改行另找其它途径。和商人们特别接近，因为恐怕回到热河游击马队被张连同把我“送礼”，所以还得在外边徬徨徘徊，可是越来越感觉不是滋味。可巧一九二二年春天，巴布扎布的余党进犯开鲁，热河都统汲金纯叫热河游击马队由建平前往增援，张连同知道我和胡宝山的“杆子”很能打仗，特别是蒙古人会杀蒙古人，便正式发表我为该部的连长。我才登了“横梁子”上岸，由邪路转人当时所谓的正道。

拉过“杆子”的人带了兵，那要比行伍和军校出身的军官强得多。因为胡匪首领除了具有操场和书本上所没有传授过的战术外，还有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许多实际学问。他们都磨练成社会上的“老油子”，不像行伍和军校出身的人那样头脑简单，不懂权谋。所以山东蓬莱秀才吴佩孚，最后还是叫奉天黑山的胡匪张作霖给打败。我虽不能和张作霖比拟，但是自从当官以后，完全是以当胡匪所学的那一套本领，应付所有的客观事物。因而我敢打仗、会带兵、能交友、善经商，并且这四者互相促进。经过不到七年的时间，便在张连同手底下掌握了三分之一的实力；在崔兴武手底下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实力，同时在热河中部和北部的十几个县内，广树羽翼，和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牧主结为同盟，形成了以后投日和投蒋的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