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蒙古军”的战斗表现

“蒙古军”由察北进入绥远，由于国民党不坚决抗日，除了一九三八年夏天、一九三九年秋天和一九四〇年春天，傅作义为了收复他原有的绥远地盘，曾发动了反攻归緌，袭击包头和夺回五原三次较大的战役外，以后和敌人便成了隔着黄河对峙的休战状态。从一九四〇年夏天开始一天比一天受到八路军的威胁，队伍开了出去，可以说是到处挨打，缩到围堡里边，不能安心睡觉，连我设在归绥的总司令部，亦常受虚惊。如果不是随着日本投降而分裂瓦解，也要被八路军累倒拖垮。因为日本在抗战初期，怕我率部反正，一九三八年夏天的归绥战役，就没有让“蒙古军”参加。马占山的骑兵扰袭绥南、绥东时，把门树槐俘去和将幕新亚的那一个团拉走。傅作义的步兵挺进至归绥城南六十多里的一间房村附近，是被归绥的日本驻军和大同开来的日本援军击退的。他们的战斗详报，对于下级军官都保密，只有“驻蒙军”军部的参谋处知道，中国人很难了解。由于日寇把我看守得很严，不叫我跟下边的队伍接近，到五原协助王英，也没敢叫“汉师”前去。我是在包头战役结束以后和五原战役开始以前，去包头、五原进行过视察，并没有指挥过这两次战役。兹将当时我在包头、五原听到见到的事情，连同我在归绥感受到的红色恐怖和驻防大同的日本厚宫师团长跟我对于八路军的谈话写出，用这些侧面见闻，以概括日伪在“蒙疆”地区的战防全貌。

包头战役的经过

一九三七年绥包沦陷以后，日寇即把包头当成向西北进军的据点。“蒙古军”到了包头，只派包海明的第九师，搜索到安北一带（大佘太地区），旋即调到百灵庙驻防。从包头到后套中间的乌拉山山前山后，很长时期成了真空地带。包头以南的伊克昭盟，国民党没有配备河防部队，故宝贵廷的第四师曾推进到东胜县城附近，并一度占领了杭锦旗王府。我为保存实力，不叫宝贵延继续深入，把第四师撤回达拉特旗，把守大树湾的黄河渡口。一九三八年春天，榆林高双成的部队北上，沿着达拉特旗的沙梁布防，但没有控制了黄河南北的滩地。傅作义这年夏天反攻归绥失败，退回由西河曲，在一九三九年春天，他脱离了阎锡山，把队伍都带进后套，担任了第八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从此国民党绥西前线有了统一指挥，各部队开始向包头外围延伸。黄河以南方面因宝贵廷的兵抽回热河，不久，第四师和驻在察北的第六师合并，我叫包头的第一师派出一个团到大树湾接防，除了大树湾西边的柴登召，有达拉特旗投日的森盖部队驻守，黄河以南的滩地便成了国民党部队的游击区。河北方面傅作义的步兵也由乌拉山前后推进，前哨到达现在包头新市区的麻池镇和前口子一带；山后的安北（编者按：指大余太地区），也被傅作义的游杂部队控制。于是包头三面被围，里边非常空虚，只有日本一个联队组成的小岛部队和“蒙古军”第一师郭秀珠的两个团骑兵。

傅作义在抗战胜利前，对绥、包虎视眈眈，他的谍报工作也做得比较有些办法。一九三九年冬天袭击包头和一九三八年反攻归绥，都在日军的换防期间。进入包头的那一夜白天，小岛部队大部东调，和傅作义勾通的当地商务会与伪警察局局长，便知道了主攻部队列达城郊的消息。这夜拂晓以前，有孙兰峰指挥的一个营，从西北门附近的水道爬进，走到财神庙街和南河溏一带，才被“蒙古军”第一师的哨兵发现而开了枪。郭秀珠据报以后，指挥相当沉着，他不准士兵们备马，一律投入巷战，集中起两个团的重机关枪和迫击炮连，把入城的傅作义部封锁到财神庙一带，并派出一百多名敢死队，跳到西北门的城墙外边，进行敌后扰袭，把攻城的部署打乱。这时日本的少数驻军以及机关人员和侨民，全持枪上了城墙。“蒙古军”没有了后顾之忧，把城里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战局就趋于稳定，成了胶着状态。

战斗到天亮以后，归绥的日军即行开到，在外围展开疯狂的“扫荡”，城里也发动了反攻。傅作义进入包头的兵，因水道口上有督战队卡者，先是不许撤退，以后我的兵把水道口封锁，便无法往出突围，只好利用家屋挤死抵抗。外围的傅作义军队，于归绥的日军开到以后，因受战车追击，都爬上北山，把好几门大炮扔到城外。日军追击了一上午，下午即全开进包头，傅作义的军队无力反攻，沿着乌拉山退回后套。

我是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和张家口的“驻蒙军”司令官冈部，伪蒙政府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等，相随前去包头视察。“蒙古军”第一师这次本来打了胜仗，可是冈部听了跟我作对的盘井顾问的谗言，不但对第一师没有奖励，并且对第一师表示怀疑。冈部和金井质问我：“为什么上一次傅作义打归绥是在日军换防时期，而这一次打包头还是同样时期？一定是你们蒙古军告给皇军开走的消息，他们才乘虚而来。”我说：“你们一调动，连侨民也都综上臂章，在街上阻止行人，断绝交通，并且车站宜布戒严，让客车垂下黑布。日久天长，人家的谍报咋判断不出是军队调动；至于城门口站岗的，不光是蒙古军，也有皇军和警察，责任应当分担。”他们听我说得理直气壮，便不再责难。

傅作义这次袭击包头，虽然受了些损失，但是给了日军和“蒙古军”以打击，并且鼓午了沦陷区的人心。“蒙古军”和日本军民，在歼灭入城的傅作义部队时，也死亡了三百多人，战况相当惨烈。他们进城后，居民自动以好饭招待，并且替他们往房上搬运沙袋，掏掘逐屋前进的窟窿。所以张家口的“驻蒙军”军部，决定要把傅作义赶出后套。在一九四〇年的春节以前，日军发动了向五原进攻，并且在“五原战役”结束之后，在包头关闭城门捕人。包头商务会的会长都相国、董武山和伪警察局长王文治等四十余人，均被押解到张家口杀害。

五原成役的经过

包头战役结束没有多久，王英从天津跑到包头。他■过归绥下车，穿着日本的中将制服来找我。我说：“你又阔起来啦，诎给你向日本人活动的？”他说：“是我二姐。她眼包头的日本特务机关谈妥，田中隆吉（当时任太原特务机关长，给王英成立伪“大汉义军”的也是此人）从天津把我带到张家口，决定给我成立“续西联军”，把傅作义赶出后套，还让我担任绥西政厅长官。我这可打回老家了。”他对此感到十分高兴。我问他：“你在哪些方面需要我给帮忙？”他说：“大哥，我有的是人，武器他们给装备，只是我该如何去做？你在这些方面比我有经验。”我说：“傅作义很难斗。你已经吃过他好几次亏。现在绥远的老百姓倾向他而反对咱们，你要见机而行，不可粗心大意。”他说：“后套人都听我的。傅作义这次打包头已经溃不成军。只要日军攻下，我就能够守住。到时我送你一个牛惧（等于热河的窝铺），咱们明年好种麦子。”我见他仍是那样大宫不惭，不是来向我请教，而是来向我夸官，便再没跟他深谈。他吃过一顿饭，便趾高气扬地坐火车去了包头。

进攻后套的时候，日军只开去一个旅团，另外征调了伪蒙境内的二百多辆商业载重汽车，装了“晋北”的两千多伪警察以壮声势。傅作义为了避免损失，把队伍分开两半撤退，一半撤至北面的狼山湾，一半撒至南面的沙畔。因为冬天河渠冻结，日军和伪警察便长驱直入，没有遭到抵抗。遂于二月三日攻陷五原，二月四日攻陷临河，一直冲到宁夏磴口县三盛公教堂以南的乌兰布和大沙漠附近。这样，从包头把战线拉了八百多里长，装入傅作义的口袋里边。日寇感到不妙，先把临河自动放弃，后来决定控制东半个后套，他们即把队伍撤回包头，留下两千“晋北”的伪警察据守五原。让下英和我的人在外围担任警戒。正英在进攻后套以前，只纠合起包头附近的七八百土匪、民团；日军占领五原之后，又把他带过的杨猴小旧部，从黄河南高双成那里叫了过来，共凑了三个骑兵师，人数约两千人上下。我派去的是韩风楼的第五师，扎青扎布的第八师，包海明的第九师和炮兵大队的一个中队，人数也不足三千。由乌古延率领前往，受归绥特务机关长桑原指挥。过了春节不久，从后山由乌不浪口进了后套，开到五原附近。

傅作义争夺五原的准确日期，是三月二十日夜晚。我是十日由包头乘汽车到了那里，次日王英曾陪我去看队伍，并在五原周围参观了他父亲王同春的“牛犋”。约四、五天后的一个下午，日本即派来飞机，把我接回归绥。五原分新旧两城，相距四、五里路。新城有商店，桑原的特务机关和王英的司令部设在那里，驻着一千五百多伪警察，旧城有土修的围堡，乌古廷的司令部设在那里，驻着炮兵和五、六百伪警察。桑原从归绥前往五原的时候，就非常提心吊胆。他知道我的“汉师”的兵，比“蒙师”的兵能打，临走时从第二师调了一排人，给他的特务机关担任警卫。在五原城外，我的三个师放在西北，王英的三个师放在西南。不论我的人和王英的人，都是集中驻在相离不远的几个村庄里边，兵在房上瞭望，马没有隐蔽的地沟。那时，冻地已经消解，但在村外都未构筑防御工事，并且互不联络，尽是空隙，老乡随便来来往往，而无军队放哨巡逻，摆就了挨打的姿势和一有情况就跑的架子。

我去五原的那天，傅作义的军队以钳形攻势，从临河和百川堡方面，移动到城西七八十里的地方。我在新城看见从“晋北”来的伪警察，在街上三五成群坐在一起窃窃私语，脸上都带着张惶的神色，无精打彩地好像没吃饱饭。到了旧城的“蒙古军”司令部，看到炮兵没有构筑阵地，大炮全摆在民户的院子里边，如同刚从远处开拔而来。城墙有好多豁口，无一点工事设备，司令部可能是设在一个高营盘里边，四个拐角的炮台全部露天，也没捆下隐藏马匹的地沟。队伍开来已经一个多月，不知乌古延究竞干了燕哈，总是成天和王英在一起鬼混，忘记了身入险地。我到司令部的时候，好多人都到新城去找舒服，像在归绥那样满不在乎，完全不是兵临城下的样子。经我向他们说明大敌当前，绝不可疏忽玩怠，他们推诿了一天，次日上午才胁迫民夫动起泥工和土工。

四、五天后的一个下午，桑原、王英和乌古廷把我送上飞机，他们就到特务机关去开会。吃饭抽烟闲扯到夜晚十点多钟，还没决定出防御部署，街上便打起乱枪，并且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杀声连成一片，跟各师联络的军用电话全被切断。桑原和正英由卫士保护，都跑到“绥西联军”的司令部；乌古廷在流弹和手榴弹破片纷飞中，带着四五个人，穿街过巷闯出新城，又拐弯抹角进人旧城。他下马走人司令部的前院，后院已被傅作义的军队占领。附近驻扎的炮兵，还没卸下炮衣，听见伪警察从院子里给往出扔枪，他们也把八门野炮和三门山炮扔下四散逃跑。乌古廷由于穿道往后院走的时候，前边的几个卫士被博作义的兵抱住，他身边的一个卫士揪了他一把，两个人才上马跑出司令部。

乌古廷出了旧城，迷失了方向，带着一个卫士，朝西南瞎跑，正碰见自己的骑兵，由西北方向跑过，把傅作义的炮兵阵地冲破，他看见扔着四、五门大炮，没有一个兵保护。也不知道从西北过来的，是“蒙古军”的那几个师。于是他又折向东南，糊里糊涂地跑进新城里边，和伪警察与傅作义的兵，混搅了多半夜。天快亮的时候，他的头脑开始清醒，外边枪声渐稀，才混出五原新城。瞭见东方的曙光，直往西山咀奔跑，路过一条大渠，把马陷到里边拔不出来，卫士把自己的马给了他，搀扶着他走到西山咀附近，方寻见自己的部队。因为博作义包围得不太严密，并且没敢追击，他们方逃出后套，狼狈退回包头。乌所带的三个师，均在五原外围受到袭击，他们先是以为来打自己，都缩到一起，保护师部；以后瞭见城里起火，才判断出五原是主攻目标。于是，马上往出冲，并没有多少敌人包围。因为消息隔断，不明五原城里的情况，加之傅部的骑兵到处活动，他们只好绕开城垣向东南退下。就是这样，也都溃不成军。后来，各师才把团、连收容到一起。检点了一下损失，共丢了三百多人，连同总司令部和炮兵大队，死伤、被俘约一团人的样子。

至于桑原和王英的情况，据保护桑原的那个排长陈玉修回来向我报告：王英的“绥西联军”司令部，共占着两个并摆在一起的大院，桑原怕王英投降，拿上他给傅作义送礼，故叫王英的人坚守西院，他和日本人以及我的兵坚守东院。傅作义把五原城内敌伪的驻地，调查得非常清楚，故集中起一个步兵营，猛攻王英的司令部。陈玉修在桑原被击毙以后，自己的一排人也剩下了三个兵，便将东院放弃，跑过西院保护王英。王英的人这时也所剩无几，给陈玉修许了一个师长，叫陈给上房抵抗。让他的人在底下挖逃跑的窟窿。他们往外跑时，没有通知房上的陈玉修，先是王英的表弟杨守成（曾给王英当过旅长）带着人往外硬冲，均被博作义的兵击毙；后来王英独自跑时，蹑手蹑脚地没敢打枪，包围的人夜间看不清楚，以致使他贴着墙跟溜脱。王英从小在五原长大，地形、路径很熟，跑到城东他的一家 佃户房中，那里的人给他备了一匹马，派人领路从小道找见部队。陈玉修在“绥西联军”司令部的房上，打了一个多钟头，听见底下没有了动静，从房上跳下来一看，王英的那盏烟灯仍然点着，屋里屋外却空无一人。他也用王英的办法，从墙上的窟窿里边爬出。回到包头以后，王英早把陈玉修忘掉。我因陈给“蒙古军”要了面子，在归绥把他提升为连长。

三月二十三日白天，日本人就叫不通五原的电台，派出飞机侦察，知道五原已被博作义收复。他们除了以汽车载兵前去接应外，还把我叫到包头，让伪“蒙古军”第一师紧急集合，马上往后套开拔。日寇的汽车还未进套，就看见我的三个“蒙师”和王英的人，都退过西山咀以东，他们没敢继续西进，当天下午都折回包头。偷听广播的人早把真象传遍绥、包两地。二十四日，日军由后山进套，傅作义的军队在乌加河南岸抗了一天，二十五日晚用橡皮艇渡河，进入五原将桑原等的尸体寻获，没敢在那里停留，旋即撤出后套。因为日寇兵力不够分配，决定再不触犯傅作义，命令“蒙古军”各返原防，王英的“绥西联军”驻到乌拉山前的中滩。因白凤翔投敌编为“东亚同盟军”，让他的人填补了乌拉山后的空隙。“蒙古军”总司令部有个参谋贾秀山，他是最后一个跑出后套的人，见了我仍惊魂未定，说话时下巴壳子直科。我说：“这里是包头，我又不是傅作义，你还有啥可怕？”他这才恢复了正常的精神状态。可见，一九四〇年春天的“五原战役”，傅作义确实给了敌伪以很大打击，不过傅作义也尝到了丢掉后套的苦头，所以，再没敢来碰包头。

八路军在沦陷区

八路军于一九三八年夏天，开始在大青山和蛮汉山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起初日伪很不重视这个革命部队，没有把他们瞧在眼里。到一九四〇年春天“五原战役”后，因为傅作义钻到后套养精蓄锐，只派游杂部队出来点缀战争，八路军便成了“蒙疆”地区的抗战主流。还不到两年功夫，他们在时间上，完全把黑夜控制了，在空间上，也由面上活动，切断交通路线，而袭击开敌伪的据点。不仅在察南山区，打死日寇“讨伐”他们的一个中将司令官与一个少将旅团长，而且先后摸了伪警察一万八千多支步枪（据伪治安部长丁其昌在一九四〇年以后告我），使得“蒙古军”黑夜不敢出去活动，白天也不能三五成群地到乡下滋扰，怕被民兵解决。最后连经常驻有日军一个旅团和“蒙古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归绥，也受到八路军的严重威胁。

归绥沦陷后，把旧城通向郊区的街巷大部堵住，除了连结新城的那一条大马路，只留下东西南北四个口子。人们只能经口子来往通行。各个口子都有日、伪军、警察三方面的人站岗，防备相当森严。有一天晚上，八路军摸掉东口子碉堡和炮台上的枪，从平康里大街冲进不知有多少人，进至距我总司令部不远的市中心大什字一带。他们一打枪，全城便陷入混乱状态，机关部队都是各守各处，唯恐被冲进自己的院子内，均朝街上官目射击，更助长了八路军的声势。我的总司令部的官兵，有眷属的都回了家，没家的全到外边去宿娼赌钱，里边连个值宿的军官都没有，大门口只有一个兵站岗。我的身边除了自己的女人、孩子和老妈子、厨师而外，只有五个卫士，真是无法应付危局。我叫五个卫士，协助站岗兵把守前门，自己带了两支手枪，一个人招架后门。好在八路军没有到达杨家巷和西顺城街一带，直到日本兵的坦克和装甲车从麻花板军营开进旧城，马达声把枪声压住，驻扎在牛桥附近的警卫队，才派出二十多个人前来保护我。那一夜我穿着衬衣，在院子里站了一个多钟头，因头中风得了神经疼痛，医治了三年才用好药治好。八路军完成袭扰的任务，据说停留了不大功夫，即撤出城外。第二日单是“蒙古军”的第二师和直属部队，就报销了一万发子弹，连同日军和伪军，消耗弹药达两万多发以上。日、伪受了这次教训，开始建立了到口子外边巡逻会哨的制度，并且晚上值宿的军官，认真地查起了岗哨。

“蒙古军”的炮兵大队，驻扎在距离总司令部不远的明顺召内。那里佛像全毁，抗战以前就驻扎傅作义的炮兵。我们来到以后，因为看到四面是荒野和河滩，便修起钢筋水泥碉堡，并在四周围起好几层铁丝网。炮兵大队长郭勒明色，有一天到总司令部向我报告，说他那里新补进一个伙快，非常勤劳俭省，饭做得特别好吃，士兵们全都喜欢他。这个人带若一个老伴儿，住在大队不远菜园的小土房里边，天一亮就来上班，不往家里偷米盗盐，我感觉这个人很有问题，除了八路军和共产党员，那里有这么好的人，故向您请示该如何处理。我对这没有加以注意，认为是扯淡的小事，把他呛白了一顿。郭勒明色碰了我的钉子，对这个人仍不放心，回去便将那个伙侠开革。可是，这个人和他的老伴住在炮兵大队附近的土房里边没走，隔了一个多月，又被兵们瞒着他叫了回去。

出事这天的晚上，有一个排长带着一个兵，到营盘外边去查哨，走到西面有小树的地方，排长猛不防被人拦腰抱住。他拔出战刀抵抗，反被那人将战刀夺去将他砍死，那个兵一看不妙便开了枪，把营盘里的人全惊动起来。守门的哨兵正在慌恐期间，突然看见那个新补的伙失从里边跑了出来，向哨兵说：“叫你去看看西面出了什么事，让我替你站岗。”就说就往手里边拽枪。这个哨兵相当乖觉，抱住枪不敢松手，两个人便扭成一团。这时从南面揽上来好几个人，向站岗兵打了一枪没有打中，他装死躺下，那个伙快带着抢走了。站岗兵说出了经过的情形，其余的兵把伙快住的土房围住，用手电筒往里一照，内中空无所有。据附近种菜的老乡们说，伙侠的老伴，于出事那夜的白天，便带着行李、碗盆离开土房，有人见她从鸟素图沟上了大青山。

“蒙古军”的各师各团，遇到上述的那些惊险离奇的事，可以说层出不穷。八路军真把我们搅得日夜不安，无法防范应付，老处于被动状态。大同的日本厚宫师团长，有一次在张家口对我说：“皇军一出动，就踩着地雷，把老乡的牛赶了上去，却不爆炸。共产党真有办法，准是叫庄家人给埋的。现在到了乡下，已经分不清谁是八路军，谁是农民。”我问他：“你们实行三光政策就是为了这个吗？”他说：“对。”我说：“你们越三光，越要把庄稼人逼成共产党。”他说：“我们也知道。可是，那该如何办呢？”我说：“你们不是有飞机、大炮、坦克吗？多配备上就可以把八路军吓跑。”他说：“他不跟你摆开阵势打，找不见人轰谁炸谁呢？”我怕他试探我的思想，没敢再跟他闲抬杠。由此说明不仅我对八路军甘拜下风，叫部下尽量退避三舍，不要寻事惹麻烦，连日本的高级指挥官，对八路军亦束手无策，伤透了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