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我是怎样掌握“蒙古军”的

我是兵痞和胡匪出身。小时在家里仅念过三个季度的冬书，投敌前，一直在热河北部鬼混。打起仗来不像旁人那样贪生怕死，在战术上比较灵活一些。还舍得花钱，用吃喝玩乐交朋结友，能够和社会的中下层接近，受到他们的拥戴。不懂得什么政治策略，更不知道历史和时事。由于长期在昭乌达盟驻防，局限在一隅之地，孤陋寡闻，见识很少。我跟过的长官张连同和崔兴武，都是偏僻地区的小军阀，只有一个旅的局面，我的师傅亦不高明，全是些刚愎自用的土皇帝。我更不接近文人，跟前没有好的幕僚，缺少替我出主意想办法的谋士。多少年来，只能用旧的一些社会经验来应事处人，处处感到黔驴技穷。我虽是一个蒙古人，但生长于农业地区，受汉族封建思想和伦理观念的影响，不能大刀阔斧地去蛮干。加之我飞跃得太快，在三、四年之内，就由一个骑兵团长，升任率领了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并未具备应有的条件，很不成熟。尤其是“蒙古军”这个部队，还有日本人和德王的人参加在里边。他们压在我的头上，搁在我的身边，使我处处束手束脚。到察北的时候，我处处用兵比较顺利。进人绥远后，就跟不上形势变化的发展了。我只能用“毅军”和“东北军”的军阀办法来治军和带兵。以我在赤峰、开鲁等地跟商人们学得那些市侩手段，去应付环境。

在“蒙古军”刚到绥远的全盛时期，九个骑兵师和一个炮兵大队，有将近两万余人。除了包海明第九师的六、七百人，其余我能直接掌握一万五千多人，能团结四千多人。那时，我任“察东警备军”司令官时的参谋长陈宝泉，已在进攻洁源期间作战阵亡。乌古廷虽是“蒙古军”的参谋长，但他代表德王监师。副参谋长刘星寒是我朋友刘子布的儿子，又系我的第五师副师长李鸣运的女婿，固然是我的一个心腹，可是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不久，社会阅历很浅，见识和想法非常幼稚。对于怎样掌握“蒙古军”这支相当强大的武装力量，我只好一个人躺在鸦片灯前反复考虑，经过分析各方面的情况，琢磨出：“依靠汉人，收买日人，敷衍蒙古人，到了适当时机再找主人”的策略。紧握枪杆，鱼不失水，保存实力，以此作为争夺地盘的政治资本。我的想法，由于“小鬼盘算，阎王听见”，被日本人和德王阻挠破坏，都没有完全办到，结果是事与愿违。上述的策略，是我掌握“蒙古军”始终没有变更的原则。

我在伪蒙政权和德王最大的区别是，他代表蒙古王公、贵族、封建反动上层，我代表蒙汉杂居地区的地主与中小官僚以及下层的流氓无产阶级。“蒙古军”中我的三个“汉师”和三个“蒙师”都是由这些人组成。我不象德王，把民族界限划分得那样清，所以，我带的汉人不把我当成蒙古人；我带的蒙古人，也被德王一派认为是汉人。达密凌苏隆的第七师，也是这种情况。他的军队里边除了正黄旗的蒙古“小队”，还包括丰镇、集宁县的汉族民团，以及收编的土匪。所以第七师比包海明、韩凤楼和瑞门达赉几个“东蒙”新知识分子用“察蒙”牧民、奴才组成的五、六、九师，倾向接近我。我胸无点墨，仅是一勇之夫，竞能和德王并驾齐驱，除了得到上面所述的那些汉人的支持，也是由所谓的“汉蒙古”捧起来的。另外，我对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知识分子比较轻视，认为他们不会带兵打仗，愿意用那些在军队中闯荡出来的人。“蒙古军”第八师师长扎青扎布，因为他没有住过新式学校，我也把他视为依靠的对象。

“蒙古军”的蒙汉官兵，绝大多数是热河人和临近热河的哲里木盟科尔沁部人，连倾向德王的那一派军官学校培养出的军官，也是来自这一地区。除了士兵外，大多数军官不是地主阶级，就是出身于兵痞、胡匪和马贼的人，当官以后差不多都购买了土地。他们跟上我投敌，就是为了保护各自的财产，不愿失掉提到手中的抢棒；日寇所以敢装备他们，也是因为他们的家乡已被伪满统治，不致于走到抗战的道路上去。由于“蒙古军”不是王爷驱使奴才的牧主军队，而是蒙汉地主的武装。它从“毅军”的“热河游击马队”开始，中间经过“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胡匪的“合杆”组织形式一直存在，军官都有独立性，因而有的排比连的人还多。如果笼络不好，随时随地都可能哗变。“蒙古军”除了德王用征兵办法组成的八、九两师，其它七个师都是这种性质。连日本人也承认这些特点，一直把我视为“大杆”的首领，通过我这个拉过“杆子”的人，去掌握各个“小杆”。所以我不能整军经武，叫部下“艰苦奋斗”，只能用率领胡匪的规矩带兵，让他们朝着流寇的方向发展下去。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我跟在日本的酒井师团后边到达包头。有一天，酒井叫我陪他去看黄河，他望着河南岸的鄂尔多斯沙梁发了愁，自言自语地说：“中国的土地这么大，过了宁夏、甘肃，还有青海，西藏，追到什么地方为止？”我回头一瞭包头这个水早码头，心里嘀咕：“由此往西尽是荒凉地区，带上队伍去投蒋介石，谁肯跟我去吃苦受罪呢？不如叫他们暂时在大青山前后安家落户吧！”于是我首先对自己的军队，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既不打算反正，也不进行整顿。按照“蒙古军”的编制，每师是三个团，每团是四个骑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迫击炮连，每连三排，一百二十多人。德王想叫五、六两师多余的人，去补八、九两师的缺额。我说：“谁多少就算多少，只要你能说服了达密凌苏隆，我就能让伊恒额往出拨人。”他不吭声了。日本顾问亦叫日本教官加强训练，我说：“你们要是三操两讲堂地把兵逼出乱子，我可不负责任！”他们也就作罢了。这样，官兵皆大欢喜，因为与其当汉奸受限制，哪如参加抗战。所以他们的想法全是办不到的事情。

我以前能把官兵带住，和在热河的中下层社会有相当的号召力量，主要是由于既不贪财又不怕死，才把好多知识不高的胡匪和马贼网住。根据我为匪当兵的经验阅历，发现明火执仗地去进行抢动，或是吃喝士兵与勒索人民是最笨拙的升官发财办法，因而我从担任了连长开始，便以武装走私来养活部下，从不接受贡品，而常给他们赏赐。因此他们就把我当成首领，拥护我。加之，我能替他们“抗茬”，还能给他们寻找出路，这样我越发有了吸引力，像滚雪球那样滚了下去。同时我和城市的商人和乡下的地主米往，从不以势欺人，非常讲交情信用，完全按买卖规矩办事，我保护他们，他们也为我服务。因此，我除了能够买住军心，也能买住“民心”。这样互相利用，相辅相成，我不仅官运亨通，财源也茂盛起来。来到绥远以后，我更把这一套“发扬光大”，用手上“倘来之物”，四面八方地买好。故我在“蒙古军”中，虽由最初的一手包办，变成中期和德王平分秋色，但是到了最后阶段，即使我没有了直接掌握的军队，仍能跟日寇和德王似乎黑足而立。

“蒙古军”在“蒙疆银行”的钞票没有贬值前，每年据说有八百万元军费开支。我只是每年领取给总司令规定的两万元“特别费”，每月应领两千元薪饷，我实际只领取一千二百元，剩下的八百元津贴了最高顾问和参谋长。其余都交给顾问部去处理，我从不过问。以此讨日本人的欢喜，让部下认为我一尘不染，叫他们和日本人在钱的问题上，去经常发生矛盾。至于我的经济来源，是依靠从绥远运往平津走私烟土，并且瞒过伪蒙的人，在平津两地大搞黄金交易。我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利用职权掩护、包庇以及跟商人结交朋友，由他们替我通风报信与买进卖出。我在热河时就从事此种勾当，因而我是这一种行道上的老手、内行，况且带着两万多军队，谁也不敢哄我和骗我。我初在归绥贩运烟土，是和绥远的大（烟）土商贺秉温和东北的大土商张玉轩等搭股。他们给我在平津吹嘘宣传，以后凡是西口的大宗货，那里的商人都认为是我的，因而空口说一句话，也能把百二八十条黄金调来。过去我弄到的钱，大部和朋友兄弟吃干花净，在归缓弄下的钱，除了在北平买了好几十处房产，全给“蒙古军”花了，所以我的总司令能够坐稳。

我在归绥和张家口设有两处公馆，并在归绥的剪子巷给高级军官设立了一个俱乐部。这三处地方因为天天排宴和夜夜摆席，以及经常点着四五盏烟灯，准备着上好的香烟、鲜果，遇到吝啬的来客，总踏资和叫姑娘的钱我也垫付。因而把伪蒙政府的重要人员和一部分当权的日本人，也都被我引诱到家中或俱乐部里滥赌狂嫖。他们酒醉饭饱，特别是在妓女面前得意忘形之际，什么话也能说出，甚至把重要消息泄露出来。我跟他们不仅加深了友谊，而且也收听了情报。不过我设立俱乐部的用意，主要还是连络我的部下，因为我避嫌不能到底下去看他们，并且总司令部和我的家中都有待务，我就用此种方法和他们见面碰头，趁着旁人吞云吐雾，聚精会神打牌，和被妓女弄得神魂颠倒的时候，我们谈了我们自己的事。“蒙古军”的军官很受日本顾问、教官的压迫，投敌以后情绪非常苦闷。我设立俱乐部还有一个不能告人的目的，便是让他们来此消愁解闷，能跟我鬼混下去。如果他们有了国家民族的思想，我便不能依靠他们给我充当爪牙和羽翼了。我的部下不仅到了张家口和归绥吃我喝我，有时还大量的花我的钱。遇到他们有了困难的时候，我一察颜观色，用不着他们吞吞吐吐地说话，便主动解囊相助。尹宝山和陈景春调到伪参议府后，因为仍跟国民党各方面派来的特务乱拉关系，在北平住家期间被日本宪兵扣回张家口，是我花了十几万块钱，上下打点（行贿）才把他们先后释放。武钩玉的电台暴露后，把接了蒋介石委任的第一师团长邢德胜吓跑回山东老家，由于在那里生活无着，又跑来包头被扣，我替这个团长往出买命，也花了四、五万元。我为了往出答救他们，曾以“蒙古军”总司令的大将身份，和特务机关与宪兵队翻译以及看守所的日本中士班长，低声下气地说过软话。刘继广和丁其昌以后的第一师师长郭秀珠，看到我能处处为他们着想，不仅把德王勾引他们接受蒋介石委任的秘密，向我完全坦白，并且在改编“治安警备队”时，为了对我效忠，还把集团长让给郭光举担任，又回他原来的那个团担任了大队长。

我不仅给部下花憋钱，替他们说软话，到了紧要关头，也能为他们像胡匪那样要光棍。德王用“军统”瓦解我的嫡系部队，是背过我偷偷千的。他曾先叫马汉三到李树声家中，跟我见过一面。我对马说：“你搞你的，我干我的，咱们先交一个互不侵犯的朋友，日久再见人心。”德和马汉三见我不肯上钩，便给我的师长、团长都发了委任状，总司令部的好几个科长也领取了他们的津贴。武钩玉被捕的当天，小仓最高顾问就找我。我说：“家奴有过，罪在主人。你们不能扣他，应当办我。”他说：“我主不了军部的事，咱们去见冈部司令官。”我去张家口以前，打发人通知各师各团不要惊慌，一切有我承当，我去顶这杠子。到了张家口见了冈部，也是把责任全揽在自己的身上，对武钩玉的那部电台，承认是我叫他架设的。冈部说：“我们知道与你无关，所以把你请来，咱们商量如何处理，以后再不发生类似事件。”我说：“查有实据，应当从轻惩办，其余不可株连，小心弄假成真。”武钓玉受非刑拷打，把一切完全供出，由于德王装孬，伪蒙政府被扣的四五十人被杀不少。“蒙古军”只扣起武钓玉和第五师的团长李锦章（副师长李鸣运的侄儿）。杀武钧玉时，把李锦章也绑赴刑场。小仓看见我要调警卫连去拦汽车，才把李锦章放回。前述那个第一师的团长邢德胜，因为自己沉不住气跑了，凡是听上我的话而没动的，都未进行追究。

一九三三年初春，崔兴武派我和旅部参谋王新民到长春和日本“关东军”初次勾搭时，是由开鲁的汉奸商会会长蒋金安领上我们前往。热河沦陷以后，蒋出任了伪开鲁县县长。当我在归绥担任了“蒙古军”总司令，他被伪满踢出，跑到归绥找我，想担任一等县长。我给活动了个二等县，他嫌小不干，便不再理他。他穷极无聊又跑到后套，给国民党做了特务工作，说是能策反我的部下。因此，不断给“东北军”十七旅的旧人来信，给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刘星寒和第三师师长王振华的信，都被日本特务机关查获。跟我做对的那个盘井顾问建议小仓最高顾问要往起捕人，也是因为我给硬抗而未扣捕。

口本人老给我面子，除了不敢跟我闹翻，他们平日被我收买，遇事替我帮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千里来做官，为的是吃和穿”，日本人远涉重洋前来中国大陆，全怀有抢劫和掠夺的目的。他们看见中国的东西什么也都喜爱，给上他们一些，他们就吃人嘴短，拿人手软。为此，我给日本人花的钱，比给我的部下花的还多。我为了“蒙古军”的存在，跟德王在日本人面前争宠，可以说费尽了心机，干了好多卑鄙龌鼠的坏事。除了请日本人吃饭，给日本人拉皮条（找妓女），并且投其各自的所好所爱，给日本人送过许许多多的礼物。我收买日本人，在“察东警备军”时代就已开始。那时我在多伦驻防，那里距离辽国建都的赵氏乃莫城不远。我把多伦庙仓中的珍贵佛像，赵氏乃莫城的出土文物，向不成器的喇嘛和不识货的乡下人，用破枪换下，用小钱买下，都送了日本“关东军”的司令官、参谋长和察北的几个日本特务机关长与我的大小顾问。到了归绥以后，是以皮衣和古玩给日本人进贡。因此我和归绥的细皮庄与北平的古玩铺，都打起长期的交道。所以我以后不仅是烟土贩子与黄金鬼子，也揣摩成半个细皮商人与古玩商人了。

我收买日本人，是由下而上地去进行。首先把特务机关派在我身边的翻译、司机和勤务兵的嘴都给完全堵上，使得他们不仅不收集我的情报，反而供给我情报。像日本国内反战厌战、寡妇向政府索要男人，由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日本朝野发生恐慌，以及一九四四年底，就有好多乖觉的日本人看见他们的好景不长，便把家眷悄悄打发回国等等，就是给我看门的那个日本老头子哲户，向我偷偷透露的。其次是收买总司令部的日本顾问。如交给他们手章让他们随便开支军费，此外还给他们送礼。最高顾问兼归绥特务机关长小仓，我本来知道他非常有钱，却故意和他说：“机关长为天皇陛下效忠，来我们蒙疆拯救生灵，我见你清廉奉公，生活一定困难，愿意从我的薪饷中，每月给你四百块津贴。”他当然感到高兴。加之我还用其它办法，把他喂得站不稳立场，所以当武钧玉的电台暴露以后，他想牺牲德王，而包庇我的部下，怪怨我不该在冈部司令官前硬撑。此外，我对能跟日本人说上话的蒙古人和汉人，也一律收买。我知道陶克陶这个家伙很坏，便在长春的“月香村”妓院花钱给买了一个小老婆。

由于“蒙古军”里边虽然以汉族人居多，但是以蒙古人为主，况且我本人也是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号，故不能表现得过于“汉化”。尽管初到绥远划分防区的时候，我把三个“汉师”放在铁路线上，将五、六两个“蒙师”搁到后方，而是让宝贵廷的第四师担任河防，包海明的第九师把守百灵庙，扎青扎布的第八师掩护大青山后，可以看出我的私心和对于部属的亲疏远近。有一次参谋长乌古廷和小仓最高顾问，把队伍调动出去以后，打发担任参谋的陶克陶的弟弟都固伦仓，拿上电报底稿叫我签行。我在上边批了“不知道”三个大字，给他们碰了一个很大的钉子。其它方面我对德王那一派蒙古人，也尽量去敷衍。只要他们用民族的帽子扣我，我都忍痛去戴；凡是不涉及我的汉族部下的事，都交给乌古廷去随便处理。乌古廷贩运烟土被日本宪兵查获，假借我的名义向张家口“驻蒙军”司令部要出，我也没有表示什么，只说：“你有困难可以先和我商量。”我从来不接受部下给送的贵重东西。儿子结婚是到北平去办喜事。可是“蒙师”的几个师长给我送礼，我从来没有拒绝，只是过后回赠比他们礼物高几倍的赏赐。所以日本人和德王把我三个“蒙师”的兵抽走，将三个“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以后，剩下的四个“蒙师”的师长，并不是完全不听我的话，我仍能影响他们。日本人和德王对我依然有所畏惧，不敢从伪蒙的政治舞台上，一脚把我踢了下去。

我的最高顾问小仓兼归绥的特务机关长，曾叫我派驻乌盟和锡盟的“蒙古军”，保护载重汽车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给那里的边防军扔去茶叶、布匹和宣传品，搞破坏瓦解活动。我叫他们扔给国境线以南的牧民，千万不可越过国境线以北。后来日本人亲自前去扔弃散发，我的兵只好跟了过去，结果被那里的边防军包围，把日本人完全击毙，将我的兵放回，以后便再不敢前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在那一期间，也不断派遣蒙古人和华侨，越过国境深入到“蒙疆”和华北各省，收集有关日伪的情报。我也指示驻防乌盟和锡盟的部队，睁一眼闭一眼地不要认真盘查。国境附近除了驻有“蒙古军”，还有日本人架设的电台，以及潜伏到召庙里边多年、伪装成喇嘛的日本特务。这些情报人员，经常被日本人发现扣捕起来。小仓为了离间蒙古人之间的民族情感，扣住华侨完全处死，扣住蒙古人想让“蒙古军”加以训练后放回，去做宣传工作。我叫乌古廷不要揽这差事，就说“蒙古军”里边没有这种人材，如果弄不好，官兵反而会被赤化。我如此对待蒙古人民共和国，就是到了必要的时候，在中国呆不下去而投外蒙，所以不愿意恶化关系。我所以包庇乌力吉敖喜尔，并且同意乌力吉敖喜尔把他提升为第九师师长，就是把他放在百灵庙，需要的时候叫他去拉外蒙的关系。

“蒙古军”驻防于平绥路沿线、大青山后与黄河东岸北岸，除了跟蒙古人民共和国毗连，还有好几方面受敌威协。从一九三八年夏天开始，八路军在大青山和蛮汗山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同时傅作义的游杂部队，也在我们的后方活动。我为了保存实力，曾采取了“敌不犯我，我不犯敌，敌若犯我，坚守待援”的方针，曾经悄悄嘱咐部下：无事不要寻找麻烦；有事不要赶尽杀绝，跟日军配合作战时，只是虚张声势，始终要遵守胡匪里边“枪子儿留情”的规矩，切忌穷追痛剿。他们根据我的这些指示，只是傅作义的军队进入包头，被我的第一师用卷战赶出，曾打了一次硬战，其余都是零星接触，所以不能过于虚报损耗。八年来没给补充子弹，使的都是张北时发下的旧品。第八师师长扎青扎布年青逞勇好胜，由于不听我的话，结果叫鄂友三的人，把他击毙于大青山里边。

起初我不知道八路军和傅作义的军队不是一家人，后来看到作风和战术不同，加之我的第三师安恩达团在丰镇以及改编为“治安警备队”的第二集团朱恩武部调到察东都吃了八路军的亏；共品在一九四二年左近告我，伪蒙境内警察的枪已被八路军缴去一万八千多枝，特别是日军亲自出动扫荡八路军，也是被打得狼狈不堪，还在察南的山岳地区，由张家口出去的中将司令官与少将旅团长也被击毙。“华北”方面的朋友也秘密告我，那里的山区和农村已被八路军控制，我才开始重视起活跃在我的前后左右，这一支小米加步枪的革命军队。我再三指示各个师长，千万不要招惹八路军，同时八路军在沦陷区打击主要敌人，对于“荣古军”按照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争取，所以双方在伪蒙地区，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冲突。

我并不甘心投敌，真把日本帝国主义当成亲生的老子；也不是效忠德王，想将他扶佐成蒙古的大皇帝。最初是因为我由一个大兵，逐步升级熬成了旅长，可以说费尽千辛万苦，不愿把两千多骑兵失散，才在热河抗战失败之后，跑到林西被崔兴武拉得下了水。到了察北依靠日本入扩充成千军万马，更舍不得把这笔政治资本扔掉，老想摘去遗臭万年的汉奸帽子，立功赎罪打回老家，希望在热河坐一任主席，给老百姓做些好事，再到北平去做寓公，以安度晚年。我在伪蒙时代，因为看不惯火车上日本人打骂中国人，每次由归绥到张家口，都是冒险乘坐日本的旧式飞机。日伪报纸上称我为“李守信大将”或“李总司令”，尤其把我的照片登出，我并不认为这是光彩，反而浑身发冷发麻。不过我除了打算过拥护吴佩孚而外，概没有和其它人乱拉关系。“军绕”华北区长马汉三受藏笠的指示前来勾我，归绥天主堂的中国神甫白祥和归绥“青帮”头子刘长荣、替傅作义做我的工作，以及我的野战医院院长郑建安的哥哥郑立安，想让我和张砺生连络，我都没有上钩入套，用回避的办法拒绝。因为这些都是远水救不了近渴，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眼下能在日本卵翼下存留，尽量借此养精蓄锐，到了日本完蛋后，临时再找婆家也能赶趟。只要拿上一颗猪头，不愁找不见庙门，掌握着两万多支枪，投谁也会收容。

在日本投降的前一、二年，我就看出中日战争结束以后，未来的中国，将出现共产党和蒋介石互争雄长的局面。由于当时看不出究竟谁胜谁败，我决定了一个隔山观虎斗的办法，计划日本失败以后，由“蒙古军”裹胁上伪警察，甚至日本撤不走的军队，都向热河集中，和伪满的“兴安军”以及其它汉奸部队联合起来，结成一个第三方面的阵容，仍打上民族旗号保持局外中立，到了双方胜负分晓的时候，再表明自己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