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李守信的晚年

刘映元

一九六四年，李守信在特赦以后，被安排到内蒙古文史研究馆担任馆员，住在呼和浩特市新城江南馆巷门牌五号小院。在党的统战政策照顾下，他过了数年清静舒逸的生活，度过了他自己觉得心满意足的晚年。

江南馆巷，原是清朝绥远城将军衙门浙江籍红笔师爷们住家的一条胡同。这些江南人的后代和土著满族人很讲究礼节，对李守信相当客气，并不以释放的战争罪犯看待。“文革”前，孩子们看见这个拄着拐仗出进的腿老人，都称之为“李爷爷”。

李守信共有五个妻妾：大太太是原配的蒙古族夫人；二太太是陪嫁到土默特旗王爷府的满族人的姑娘；三太太是热河承德的一位妓女；四太太是唱过河北梆子的坤角儿，五太太是一位女学生。在他任“蒙古军”总司令时，已把五太太休弃，从北平到南京前又将三太太、四太太遗散。由大陆带到台湾的是大太太、二太太和大太太所生的两个儿子的家属。一九四九年初夏，蒋介石派他回大陆网罗从东北流窜到绥西的旧部，没有妻室随行，故被特赦之后，孑身一人住在江南馆巷的单独小院里。

这个小院座落在正巷路北一个南北死胡同里，是内蒙公安厅在李守信被特赦前专给修建起来的。小院占地约三百多平方米，系砖木结构。北堂房三间，当中一间摆有沙发、茶几等家俱，为会客厅，右边是卧室，临窗一盘土炕地下放着桌椅；左边是书斋、临窗有写字台，后边正面是一个大书橱，两旁各有一个小书架。院内没有东西厢房，南侧修有南房三间，当中一间堆积柴炭，东边是厨房，西边是厕所。当院空地可以种花植柳。夏秋季节，打开朝东向阳的院门，院内一片娇红嫩绿，相当舒适幽美，十分雅静。

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的住宅，在新城鼓楼北的元贞永街。我没去过，听说其格局和李守信的差不多。德的家属，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引渡国国后，先在原籍西苏尼特旗参加牧业劳动。德被特赦后，他的年岁较大的儿子们都给安排了工作。他的老伴带着一个小儿子来呼和浩特跟他一起生活。李守信没有亲属，领导上找了一个卖水的老汉，给他挑水，替他倾倒垃圾等。李守信的左胯麻木，蹲坐起立不方便，为此特在厕所里为他安置了一个当中有葫芦形窟窿的坐椅。国家对他们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过去我没有见过李守信。从照片上看，他年轻时可算是个彪形大汉。这时由于年老，又加腿瘸，显得身体佝偻，老态龙钟了。一经交谈，我便发现他对军事、政治、经济多方面的历史情况都有所了解，真可说是内蒙古近代史的一个“资料篓子”。他与人交谈，口齿锋利，对答如流。相比之下，我走访过的王英、邬青云（邬四儿）和苏义（苏美龙）那些绥远的土匪头目，就显得都是些“小家子气”的“拨布贼”，只有李守信堪称为“江洋大盗”。

李守信的腿因受潮湿瘸了。一九五〇年引渡回国之后，我公安部门请来劳改队和外边的名医，针灸了多半年都没有治愈。每谈到这事，他深感祖国的温暖，对自己以前所犯的罪恶，越发加深内心的愧疚。我问他：“你被捕以后有哪些顾虑？”他说：“我是“拉杆子”出身的，一者自己从来不怕死，再者即使把我绞成肉泥，也解不了人民对我的仇恨。我最害怕的是把我解回厚和（呼和浩特）举行公审大会，背上亡命招子，路过大南街到美人桥刑场执行枪决，那才丢人现眼。”他说，为此，他心急如焚，以致满嘴牙齿都动摇了。每次牙病发作，心里责骂着自己：“你到了这步天地，还作怪什么，活该！活该！”他一狠心就自己用麻绳把病牙一个个都拔掉了，内蒙公安厅又给他镶上了一副假牙。

他没有想到人民政府把他特赦了！他搬进呼市新城区江南馆巷五号新居，感到喜出望外，很有兴致地订出重新生活的规划，把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每天清早起来洒扫庭院，吃过早点乘公共汽车到文史馆上班。中午到新城西街“东风园”就餐。“东风园”主任见他拄着拐杖排在众人后边买饭的艰难，便给了他由服务员给端取饭菜的方便。

有一次，我在深秋的一天去访问他，见院子里堆着许多蜂窝煤和烧柴。他说：“这个时候的煤和柴都很干燥，我先叫挑水老汉买回，省得大冬天排队挨冻购买；现在我每天当作活动就把柴劈短，免得冬天劈柴冻手。”我说：“您很会生活，安排得很周到！”他说：“公安厅已经给我拉来一汽车大块炭。老烧大块炭，顶多能烧一、二年；用块炭打底烧蜂窝煤，就能维持三年五载。这里就是我的最后归宿。按我的健康情况判断，再活十年八年没问题。人民政府既然饶恕了我，我就得硬朗明活下去，必须从长打算，安排好生活。”并说：“公家对我太够意思了。我不能给公家再添麻烦，自己能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文史研究馆也给每人发一吨块炭，我那一份让给老德（指德王）了。”

李守信原来是半文盲。不过他相当聪明，当官以后经过师爷们指点，能看懂公文和报纸。特赦后他对政治学习很认真，经常一下午坐在炕桌前学习《毛泽东选集》和其它文件。

至于漫漫长夜如何度过，他对我说：“我半生中干了许多缺德的事，心中老是仟悔。可是在红尘中越陷越深，总想能有个清静的地方。感谢人民政府给了我这样一个地方颐养天年，可以静坐思过，面壁反省。”他就是以这种精神状态向我提供文史资料的。每一题目拟出，他都要几经通宵回忆，然后打出腹稿，使我易于记录整理。我用“蒙疆大事记”对照他忆述的材料，时、地、人、事很少有差错。我们俩“配合”得很好。在一年多时间内，我就帮助他整理出二十几篇，近三十万字的文史资料。每整理出一篇，他都要我给念一、二遍，经他提出一些意见，我再作修改后，才由他最后作定。

李守信曾收一个勤务兵——唐成良为义子。让师爷们教他读书识字，以后作了“蒙古军”的校级军官。还有一个王治平，是他大太太的姐姐的儿子，他把这个外甥培养到大学毕业，并给娶妻立了家室。解放后，唐成良在北京参加了工作。王治平是学生出身，在北京新街口一所中学里当老师。这两个人得知李守信特赦，先是唐成良从北京跑来，带来先父遗留下的皮褥、皮衣以及手表、半导体收音机一类的东西，并给他留了几百元钱。王治平在暑假期间委托妻子来看他，一下就给带来十二套衬衣衬裤，让他每半月更换一次。王治平的妻子每次来总要把李守信的衣物和住宅内外清洗打扫干净才走。李守信在文史馆，平均每星期收到一个邮包，不是唐成良寄来挂面、糕点，就是王治平夫妻寄来苹果、小菜，经常得到亲属的安慰。

特赦时，政府给李守信在银行立了一个存折，存款有三千元，作为坐监时参加轻微劳动应得的补偿。有人劝他娶一个老伴，照：料他日常起居。他说：“出身好的寡妇不肯找我；找我的别有意图。为什么不自自在在地生活，要请个管家婆对我实行“专政＇呢！”

我原先打算把李守信掌握的伪蒙疆史料整理出以后，还想将原热河省各蒙旗的经济和社会史料以及他走私、贩运烟土、包租土地、倒卖黄金、贩卖皮毛、粮食等方面的史料整理出来。他表示很愿意让我帮助他把“拉杆子”、“刮野鬼”的经验、教训写成一本《马贼战术》，供内蒙古军区领导参考。可惜对伪蒙疆的事还没整理写完，“文革”就开始了，政协的活动停止了，我也不敢再去找李守信了。“文革”期间我很担心李守信这个伪蒙疆的第二号战犯过不了这一“史无前例”的难关。有三年光景未获李守信的信息，心里非常惦念。有一天，在新城西街“东风园”附近，我碰见了老是笑嗬嗬的李守信。他告诉我：“文革”期间内蒙政协、文史馆和参事室的人员，每月工资依旧照发。虽然有红卫兵进驻这三个机关，他还是安然度过来了。

一九七〇年五月，李守信死在江南馆巷五号。病重期间，文史馆党组织给北京发去电报，把正治平叫来，为他送了终。“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接到王治平的来信，说他姨夫已经逝世，死前没有痛苦，只是不思饮食而嗜睡。他神志清醒时，表示感谢人民政府，感谢党对他的宽恕。一天晚上，他睡在枕头上停止了呼吸，文更馆很好地料理了他的后事，遗体火化，骨灰由王治平带回家中保存，待台湾回归祖国后，同他的姨母一起安葬。我接到这封信后，心里经常想：李守信在枪林弹雨中闯荡了几十年，身上没有留下一块伤疤；他犯过种种滔天罪行，承蒙国家特赦，安度了幸福的晚年，最后寿终正寝，真可说是奇迹。实在为他庆幸。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