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寇侵占前的热河地方部队

一九三三年热河沦陷前夕，除热河北部有从东北退下来的义勇军，热河南部有万福麟与张作相所指挥的东北军。原先在热河境内的驻军，计有汤玉麟所率的国民党三十六师三个步兵旅，富春所率的东北军步兵二十二旅，崔兴武所率的东北军骑兵十七旅与石香亭所率的东北军骑兵十九旅，以及赵国增所率的热河保安骑兵第一旅。其中三十六师是由东北边防军十一师改编而成，它和步兵二十二旅均系奉军的嫡系部队；骑兵十七旅与十九旅以及热河保安骑兵第一旅，都是来源于热河的地方部队。此三部分地方部队，系由毅军，胡匪和民团凑成，几经分化变迁，发展为各霸一方的小军阀势力，最后成了奉系大军阀的附庸。我于一九一八年到热河游击马队当兵，一九二五年这个部队分编为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和热河保安骑兵第一旅。东北军骑兵第十九旅，是由与热河游击马队同一时期的毅军游击马队演变而成。除了热河游击马队和毅军游击马队外，热河在民国以来还有过张殿如（即老张二扁报）、张鹏飞《即张四皇上》、刘山胜（即刘迷糊）和贾延骧等率的地方部队。不过后来有的被国民军收编，有的被胡匪解决，有的被友军消灭。到了一九三三年日寇侵占前夕，热河的地方部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官胡子”，不只是成立的时候收容了不少胡匪，打上官旗穿上官号褂以后，军官越发窝匪，士兵仍然为匪。现在把我在热河游击马队和东北军骑兵十七旅中的经历和见闻写出，可以窥出热河地方部队的全貌。因为我曾经是由当兵而为匪，又由为匪而升官，在我给日本帝国主义成立的“蒙古军”和给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伪“东北人民自卫军”时，都是利用热河地方部队与胡匪中的牛鬼蛇神为热干。关于热河的胡匪，我另以他题叙述，现在先谈热河的地方部队。

一、热河地方部队的一般情况

热河从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平定“金丹道”叛乱开始，到一九二五年国民军把米振标调往河南，在这三十多年的较长时间内，一直由毅军驻防。不论清朝时的直隶练军外八营，民国初年的热河各路巡防以及热河第一混成旅，都是由毅军组成。同时毅军统领姜桂题和米振标，均任过热河都统，毅军的高级军官如股贵、张殿如和刘山胜等，也任过朝阳、赤峰和林西等处的镇守使。毅军长期驻防热河，不少老官、老兵都流落在口外，同时在热河各县也补充了新兵，从中产生了热河籍的军官。如髓赵倜开赴河南曾任归德镇守使的旅长宝德全，还是我们土默特右旗的一个蒙古贵族。毅军于同治初年由宋庆在安徽毫州练成，以后和捻军作战招降了不少山东人，所以毅军的中下级军官最早以毫州人居多，至于一般士兵最早大都是山东济宁州附近的人，故毅军中流传着“亳州老乡回公馆吃饭，济宁州老乡到大厨房吃饭”的笑话。不过自从宋庆随左宗棠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后开到热河和冀东驻防时候起，这一方面的官兵就逐渐增多。因此热河的地方部队和胡匪以及民团，都跟毅军有很大的关联，凡是行伍出身的军官及首领，差不多都来自毅军。

热河游击马队的统领张连同（字协堂）系湖南益阳人，据说是前请的武探花。他所率的部队，系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熊希龄任热河都统时以毅军为基干，由他收编胡匪而成立的。他曾干光绪三十年左右，在黑龙江作战腿部受伤，因而外号“张瘸子”，并在那个时候和张海鹏结拜为把弟兄。他和我们闲扯时，经常提到他和马玉民、姜桂题如何相好，以及到郭尔罗斯旗怎样和陶克陶的队伍打仗。他的管带和哨官中，有好多是从毅军中转来，所以我总认为他在毅军中呆过。接了他的摊子改编为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的崔兴武，纯粹是毅军出身，从老家辽宁黑山县到毅军中当兵后，升至帮统，所以人们叫他为“崔老帮”。有人说我由胡匪投入毅军，大概亦是由于这些缘故。日寇侵占以前的热河，地方部队，除了张鹏飞是围场县的大地主，他的部队是民团底子，其他部队几乎全由毅军分支而出。这是热河地方部队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故热河地方部队中保存着许多毅军的腐败风气。

一九一八年我当兵时，已经是民国七年了。可是毅军和热河的地方部队，仍保持着清朝时的编制，以营为战斗单位，下属前后左右中五哨。由常德盛（字子兴、即常八爷子）率领的毅军游击马队三个营还称为旗，所以又叫“三旗马队”。热河游击马队按照都统署的编制也是下属三营。张连同从每营抽去一个后哨，另外组成一营亲兵，老跟着他的统领部驻防，做为他的卫队。其他三个营都是“官枪私马”，唯独这个营的兵是骑着各营剿匪时虏获的马匹，虽然有不少徒步，但称为官马队。张连同实际上等于一个骑兵团长。因为他是少将军衔，听说北洋政府不知由于什么缘故，还给过他一个将军的封号，故当兵的和老百姓都恭称他为“张将军”。至于底下的称谓，营长叫做管带、连长叫做某哨连长（哨官即连长），排长叫做副爷，班长叫做棚头或什长，副班长叫做伍长，连部的司务长叫大旗，上士叫师爷。在上报册子的编制上，是每营五连，每连两排，每排两班，每班除正副班长而外，有十二个列兵。不过能领到薪饷马于的没有这么多人，而在大厨房吃饭和在兵棚里睡觉，到了打仗时上前线的，却比编制要多得多。由于热河游击马队和毅军一样，团、营、连部都养活着大批差官和闲员，差官和闲员当中，多数是窝藏下的“爬风”（暂时躲避的意思）的胡匪。

民国初年，热河流行着这样的儿句话：“穷淮军，富陆军，吊儿浪荡当毅军。”热河游击马队是从毅军分支而来，里边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是带着一支套筒步枪，由家里的长工赶着毛驴驮上，从朝阳到建平下河沿去投奔热河游击马队三营前哨连长安静海（即安大个子）的。先在连部当了两个月伙马佚，因为剿匪时得了一匹战马，遂给安静海当了马弁，即把老婆搬来防地。以后被管带孙多福要去给他担任差官，并兼了安静海的大旗，从此便去各营串开了棚子，很快就摸清了这个部队的底细。当时张连同带者他的官马队在建平县城里驻防，统领部的参谋长叫燕子杰，是朝阳县小人沟人，乡村的私塾先生出身，对于军事完全外行。执法含杨正卿原来是建平城里讼棍，文化程度很差，写信老引用“大力维持”一句成语，故外号“大力维持”。这便是张的左右幕僚人员，也是全军中的知识分子，其余尽是些没有职务的差官和差官所带的闲员。“官马队”在编制上没有，但是称为第一营，管带叫张茂轩，给张述同带领亲兵，说话口音和统领相同，许是他的弟弟或者是侄儿。底下的四个连长是王汉卿、黄子勤、邢得胜和尹宝山。王汉卿系建平人，张连同大姨太太的哥哥。黄子勤系滦平人，邢得胜系山东人，均由毅军中转来，都是行伍出身。尹宝山是平泉人，后来给我担任了师长，他和刘山胜参加过“李若人”所率领“东路巡防队”，也是毅军的旧部。

热河游击马队第二营管带简庭鉴，是朝阳人，曾在常德或的毅军游击马队中当过管带。他底下的四个连长，除了隋得胜在围场县带过胡匪，于再云（冀东人）、孙凤阁（山海关外后所人）和孙孝卿（密云人），都是从毅军而来。二孙和崔兴武在毅军结拜，崔初到热河游击马队时，在二孙的连里住闲，因为他精子马术，由二孙举荐给张连同为“压马”（调教马匹）的差官，以后升为营长和团长。所以一九二五年祖兴武接了张连同的摊子，改编为东北军骑兵十七旅后，二孙均由营长升为团长，成为崔的左右臂膀。三营管带孙多福是湖南人，系张连同的同乡。他的四个连长里边，安静海是毅军出身又当过胡匪，彭惠东是由毅军转来，孙旭东和阎松林也都是湖南人，孙旭东与孙多福并有亲属关系。孙多福由下河沿移防到放汉贝子府病死，由毅军出身的河南人宋秉钧接了他的管带。第四管带李立军，系天津人，出身不详。这个营里的连长除毅军出身的直隶人马仲云，其余都是收编的胡眼头子。除朝阳人赵国增之外，还有建平的王子青和围场的李正东。李正东系二营连长隋得胜的姐夫。他们原先在一起合夥，归降热河游击马队后，把他们的力量分散，被拨开编到两个营里，恐怕弄到一起管带不好指挥。

从以上的军官来源看，可以知道热河游击马队的封建性很强，官与官和官与兵之间，都有一种亲属故旧关系。除了血统。裙带、同乡和老同事所联系的大派别，还有以把子弟兄结成的小集团。热河的其他地方部队也是如此。赤峰镇守使张殿如，外号“老扁担”，他的侄儿“小扁担”担任团长。刘山胜后来住在北京养老，由他的侄儿“小迷糊”刘汉杰代理旅长。这正如毅军游击马队先是由常德盛担任统领，以后换了他的侄儿常万里一—样。至于收编胡匪和民团，不仅是地方部队如此，各派军阀也在热河收编过不少胡匪与兼并过许多民团。淮军王怀庆的帮统乔健才（以后在丰镇任过察西镇守使）于一九一二年从锥子出来朝阳镇压辛亥革命起义，为了扩充实力，利用该地胡匪冯先生、李拐子和周糊涂的人马组织了一个骑兵营。直隶练军外八营统领股贵，一九一六年任朝阳镇守使时，只剩下四营队伍，为了恢复八营编制，除了把朝阳的民团编了四个营，并将朝阳的胡匪编了一个先锋营。至于克什克腾旗的蒙古胡匪头子宝振荣（即荣三点）和围场县的胡匪头子白凤翔（即白三阎王），更是先投了国民军又投了奉军。围场县的另一个大地主姚景川，还把热河的民团带到绥远，在晋军的商震指挥下和奉军作过战。常万里的热河游击马队，曾被阚朝玺改编为旅，一九二五年归附国民军扩充为师时，把林县的民团全兼并在内。常死由石香亭率领其众投奉，编为后来的东北军骑兵第十九旅。这些地方部队的首脑，都把防区当成自己的地盘，形成大割据底下的小割据局面，在里边为王称霸。因而他们是：谁坐都统拥护谁，谁从热河撤退解决谁。他们打起仗来虽然不能协同一致，遇到劲敌即垮，但是强龙难压地头蛇，热河的都统均得迁就他们。由于耗子不离墙跟，很难把他们调到外地南征北战。

热河游击马队的军饷，是由省库开支。在二次直奉战争前和阚朝玺任热河都统期间，一律关发银洋，或“天津字”的交通银行钞票，连同马干包括在内，每兵月饷是十一元五角，班长十二元四角，排长二十五元，连长六十元，管带连同办公费及其它杂支以二百四十元包干。民国初年热河的农产品特别便宜，特别是西喇木伦河以北的开鲁和林西一带，在赤峰和建平也是一斤白面五个半铜元，五十斤重的一斗高梁二角多钱，并且草料是按市价百分之二十五的官价，由乡约和牌头向农民征要。可是经过军官的层层剥削，落到士兵身上就所剩无几了。加之有一半士兵携家带口，还得私自购买武器，所以不得不换上便衣，出去充当胡匪。改编为奉军归汤玉麟节制以后，关发热河省钞。由于省钞涨落不定，士兵的生活越发困难。热河游击马队最初没有重武器，和毅军一样穿着蓝布军服，使用着七九套筒步枪，手枪归士兵自己私有，故带有大枪小枪外加烟枪，所谓“三杆枪”的兵很多。那时手枪（盒子炮，亦称自来得）价格特别昂贵。—支德国造大金面二号手枪，需七八百块甚至于一千块银洋。士兵为了掌握此种心爱武器，必须干许多坏事才能达到目的。有些士兵恐怕为距时失去了武器，被查出枪上的号码容易犯案，连大枪也是私购，每支价七八十块银洋。

军官排长以上都有“公馆”，把不少士兵叫去当马允勤务兵和厨师，何候太太和姨太太以及前去打牌的客人。营盘里边按说有值日官，实际上由班长们轮流照料，每月只出两次操，军官偶然也点名查哨。士兵除了站岗，其余的时间可以由自己支配，回家也好，到外边赌钱嫖妓也好，只要不在防区以内生事惹祸，军官即不过问。连、排、班长在出操打仗时还像个官儿，平常日子和兵都是大哥二哥麻子哥那样相处。当兵的也能领上自己的朋友到大厨房吃饭，回营盘睡觉。于是军队里边穿便衣的多于穿号褂的，营盘遂成了胡匪的租界地和防空洞。军官与胡匪头子都在公馆中进行分赃和买卖子弹的罪恶活动。当兵的把称为“地蹦子”的小胡匪领到棚子里边避难。军官到了连长的地位，即不亲自出马到防区以外胡搞，排长经常领上士兵截“镖驮”和截“烟驮”，只是不在营盘中寄放“肉票”而已。士兵单奔出去作案，把东西送给军官一部分即能得到默许，并替他们“抗风”。热河游击马队的军官，在上的作威作福，在下的唯利是图，多半有色痨、烟瘾和牌癖，终日昏昏沉沉。因为朋比为奸，虽然内部矛盾并不怎样尖锐，但是统治非常松懈，到处都有空子可钻，遂使我也能混到里边，后来得以“成名”。

我当兵时已经二十七岁，是怀着野心参加这个部队的。按我跟连长安静海的关系，是属于到他公馆吃饭和住宿的闲员；可是我为了跟兵们接近，却下到“兵棚子”中去生活，以防别人说我是靠门子窗子吃饭。而且我也知道必须先当兵然后才会带兵，虽然我曾当过“马户”和“炮手”，毕竟还没有下棚子真的当过兵。我下了棚子不吹嘘和连长有什么关系，是由伙夫、马扶当起，铡草担水特别殷勤以取得其他伙快、马侠欢迎。营盘中白天可以说空旷无人，吃饭时才熙熙攘攘起来，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炕上更挤得没有空隙。原来带家的兵都不到大厨房去吃饭。有钱的闲员都在街上下饭馆，到大厨房中吃饭的，尽是穷兵和闲员，故伙食顿顿是小米饭醃大豆，好多人都馋得叫苦。我利用他们的这些困难，使小钱拉拢，有时买上几付猪蹄和几个烧饼，也能在喝完酒后和他们磕头拜把子。一些经济宽裕的士兵当他们夜间到外边赌钱宿娼时，我替站岗，经常一班接一班地站到天亮。这样他们对我非常感激，给我零花钱，好让我周济穷朋友。孙多福和安静海出来查哨，也认为我老老实实地当兵。后来我给管带当了差官，并兼了前哨的大旗，除了继续接近士兵，在验收草料时也向老百姓买好，既不挑剔质量，更不折扣分量。所以我入伍只有半年光景，不仅队伍中多成了我的连事把子弟兄，在老乡中也结交下不少朋友。等到是年冬天开到林西便露了一手，更得到张连同赏识，我才因而有恃无恐，放心大胆地出去干起胡匪的营生。我作战相当勇敢，又揣摩出一套对人的权术，因而将好几个顶头上司都熬倒，最后终于把热河游击马队这个摊子抓到我的手里。

二、热河游击马队的发展和变迁

热河游击马队在一九一八年，先是驻防于建平。是年秋天因巴布扎布的余党进犯林西，姜桂题调所部和常万里的毅军游击马队两部分骑兵，去协助米振标的步兵进行防守。一九一六年巴布扎布进攻林西时，毅军也去打过仗，巴布扎布被其部下所杀。但是毅军一营人全军覆没，只逃出一个号兵，所以热河的军队，一提起所谓“蒙匪”，都是谈虎色变。热河游击马队的四个管带中，只有宋秉钧因接替孙多福升官不久，硬着头皮带兵上前线。张茂轩简廷銮和李立军有了财产，在开拔以前均溜之大古。张连同因为行军紧急，没有顾及追究。队伍开到林西，即驰往林西城北九十里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以南的坝子布防。幸赖临时前来帮忙的胡匪和统领、管带的一些差官，给组织了一个奋勇队，由我和胡宝山（曾经跟过巴布扎布）等五个人进行威力搜索，在好尔图庙夺了敌人的马群，蒙匪即行退去，林西得以转危为安。外人不明真象，以为热河游击马队打了个胜仗，从此张连同名震热河。提升我当了他统领部的差官。

张连同把队伍由林西开回建平，为了表示这次出征胜利，军官均提升一级，加上原来的三营管带宋秉钧，把十六个连长都提成管带，对外号称有十七营队伍。不过热河都统署仍按从前发饷，并没有给他扩大编制。

一九二〇年直奉联合把段祺瑞的皖系军队打败，奉军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继姜性题为热河都统，米振标为热河军务需办，对于毅军及其他地方部队仍维持原状，故热河游击马队还在建平一带驻防。这时我经常到赤峰毅军游击马队的防区以内绑票和截烟土的镖车。张茂轩走了之后，没人给张连同带领亲兵，张便给他的二姨太太的叔父、北京人邵冠英编了一个卫队，里边有毅军炮队出身的霍清泉担任连长。那时崔兴武仍在孙寿卿的营里住闲。我记得胡匪张子元绑赤峰元宝山煤矿经理“李抓毛”时，是崔兴武供给的子弹。崔是由于替张连同压马得宠，在这以后才给了他一个营长名义，但没有一个兵，等于统领部的高级差官。

一九二二年初春，巴布扎布的余党又犯热河。事前，张连同把我从外边找回，用排长的官衔拢络我，发表了二十多天还未下哨，即接到增援开鲁的命令。开拔时升我为黄子勤营的连长，叫我带上差官胡宝山等去当前锋。开鲁由称为“黑马队”的兰亭所带的北路巡防队驻守。因为开鲁没有城墙，蒙匪一来即退，撤至开鲁以北的哈拉毛都。蒙匪入城以后大肆奸淫烧杀，只有县长张秉葬（字子良）坚守热河官钱局开鲁分局的银行大院，未被攻破。我到开鲁城外驻下，敌人在里边没有察觉。翌晨拂晓的枪声一响，因为蒙匪的官兵都发了财，热河南部的人即朝库伦旗退去，热河北部和察哈尔的人都向西北撤走。由于敌人未曾抵抗，使我又侥幸打了一个胜仗。接着，我率领的前锋向库伦旗追击，在库伦王府和奉天开过来的张海鹏部会师。因胡宝山知道蒙匪的来龙去脉，我们在库伦旗的两家蒙古地主家中，搜出隐藏下的六、七十个人，借此把这两家蒙古地主的四，五百匹马群连同俘虏和枪枝，都弄回库伦喇嘛扎萨克府交给二张后各返原防。张海鹏没派一兵一率，跟张连同分了一半马匹、俘虏回去请功，故在库伦喇嘛府特别召见了我，张连同叫我给递了一个门生帖子。因为薛兰亭把开鲁丢掉，被张连同的人夺回，汲金纯队把北路巡防队的番号撤销，编到热河游击马队里边。崔兴武任过毅军的帮统，张连同就派崔掌握了这支人马。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在我们驰援开鲁回到建平不久，这时热河的地方部队都倾向于直方，故纷纷起来驱逐奉军。汲金纯的二十八师，在汤玉麟的五十四旅前来接应时，被朝阳的毅军和淮军等部队挡住，不能从东路撤退，所以从承德撤出，企图通过赤峰绕道开鲁往通辽集结，张殿如、张鹏飞、常万里和刘山胜等部均开到沿途拦击。张连同没有公开驱逐奉军，却叫我带了二百多便农队，连络胡匪王有恩（即王三点）的三百多人，离开建平防区，潜伏到赤峰正南的高梁杆子店一带，去拣汲金纯的“洋捞”。奉军二十八师的步兵大部突围走脱，扔下一团炮兵和许多辎重完全被我和王有恩的人虏获，除夺了八门“关退辘轳炮”，还有八万块现洋的军饷。张连同以收编王有恩为名，将此八门大炮归到热河游击马队里边，派毅军炮兵出身的张子荣为炮兵队长，给王有恩编了一个营。从此热河游击马队从建平开到开鲁驻防，防守热河北路的大门。王怀庆和米振标害怕张连同的势力壮大，并没有给他编成旅和发表开鲁镇守使。因为王有恩于一九二四年阴历二月病死，由我接了他的营长，我的上边没有团长，十几个营均由张连同直接指挥。

一九二四年秋天，二次直奉战争打起来了，奉军吴俊升和许兰洲率领两个骑兵军，由通辽向热河北路挺进，我们首当其冲。奉军前锋穆春师进攻开鲁，被我们用大炮挡住未下，后来许兰洲的骑兵到达，我们即撤至赤峰以西的猴头沟。因为准军谭庆林的探军从宣化开来，决定两部联合反攻赤峰，由我和谭的营长孙长胜为前锋，在大炮掩护下将赤峰夺回。孙长胜在反攻赤峰时，因为不熟悉路径陷入奉军包围，经我把他接出，故跟我换帖为结义弟兄。我们夺回赤峰不久，听见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山海关的直军阵地也被奉军突破，李景林和张宗昌等闯过滦河，谭庆林的骑兵当即星夜退往宜化，我们返将赤峰自动放弃，撤至赤峰以北的乌丹城。不久段祺瑞发表奉军第一旅旅长兼洮辽镇守使闲朝玺为热河都统，我们只好投降奉军，因崔兴武是张作霖的同乡，张连同便派他去北京和杨宇霆等接洽。决定将大炮归还奉军，把热河游击马队编为东北边防军骑兵独立第九旅，井由阚朝玺派保定军校毕业的陈宝泉（字蕴山）和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傅景峰为参谋长和参谋处长，队伍由乌丹城开回开鲁整训。这时原来热河游击马队的十七八个营长，好几年来更换了许多，把尹宝山、张子荣和于再云三个营编为邵冠英的第一团，我和黄子勤、宋万里（建平胡匪）三个营，编为赵国增的第二团，霍清泉和北路巡防队的老营长张凤山与乔某三个营，编为崔兴武的第三团。孙凤翔和孙寿卿等的人马，均编为直属张连同旅部的补充营。邵冠英升为团长，是由于裙带关系；赵国增升为团长，是为了团结胡匪出身的军官；崔兴武升为团长，因为和奉军拉线有功。队伍改编以后，赵国增团从开鲁开到阜新县城驻防，我是赵团的第二营营长，张连同对奉军派去监军的人非常排挤，仍叫萧子杰担任参谋长，后来我和赵国增把陈宝泉和傅景峰接到阜新，让陈宝泉主持二团的军士训练队，聘傅景峰任团部的中校副团长。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郭松龄发动倒奉战争，阚朝玺移师回救奉天，热河又陷入混乱状态。阚朝玺接受了汲金纯退却的经验教训，在离开承德前，给地方部队的各个首脑都拍去电报，叫前来接他遗留下的都统职务，使地方部队互相火并，不危胁泰天侧翼，奉军好安全撤出。张连同接见电报，命令开鲁和阜新两地的队伍，都到敖汗旗的下洼子集中，先夺取赤峰。让三个团都称为旅，补充营都称独立团，张带主力前去赤峰，留下箭子杰协助我收编胡匪，限一礼拜之内，成立三个骑兵旅，由我担任一个旅长，支援他接热河都统。我一共给招集起三千多人，开到赤峰东南的下河沿，听说张连同迫不及待，已经带着赵国增和崔兴武前去承德。我进了赤峰县城，便从邵冠英的口中，得到张连同在承德城外被国民军俘虏和黄子勤团缴械的消息，我和邵冠英正说话的时候，本鸣钟的步兵已经前来赤峰接防。我们没有抵抗，便撤到建平县的魁德素。这时崔兴武也从承德附近退到老哈河北岸，派人通知我一声，便带上队伍回了开鲁。赵国增见张连同被俘，亦和我们岔开避不见面，后来经汤玉麟的朋友宋鸿钩（字子衡）从中勾搭，跑到了汤玉麟那里。因为我不忍扔下张连同不管，加之邵冠英不叫我离开他，于是东北边防军骑兵独立第九旅这时分成了三股。

国民军接收热河后，先由谭庆林代理都统，张连同虽然被俘，但很受优待，让他住在曾任过县长的张某家中，等于软禁起来，故能托人捎出书信，叫我到承德见他。我招集起的三千多人，因张连同没有接了都统，由赤峰退出即走去大半，只剩下八百人。我挑了二百精骑进入承德，在行宫谭庆林那里和张见了面，并把邵冠英从城外叫了进来。张连同不提队伍今后如何办理，只跟邵冠英谈他们的家务事。因为张连同那年已经七十多岁，在北京和湖南都置下财产，特别是这次没有当成都统还碰了一鼻子灰，志气越发消沉。我再三恳求解说，他还是坚决要去北京休息几天。我看没有办法，只好把队伍带回开鲁去等他。我出城的时候，宋哲元正坐着汽车来到。这时快要立冬，老哈河正在流凌期间。我回到开鲁不久，郭松龄已被奉军在白旗堡解决，奉军又回师前来热河，故国民军只接收了热河西部。阚朝玺因郭松龄倒戈时态度不明，张作霖发表汤玉麟为热河都统。这时张连同由四平街绕道回到开鲁，和众人见了一面，把开鲁的财产整理完毕，将队伍交给崔兴武，带上邵冠英就走。听说他回到北京，即被杨字霆扣捕，除把截获汲金纯的八万军饷交出，又被勒索了五万，从此即在北京做了寓公。张连同的行踪住址，是崔兴武报告给杨宇霆的。

崔兴武接张连同后，部队始改编为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七旅。因为第九旅的营长除了被赵国增带走和孙凤阁与孙寿卿而外，都成了我的羽翼，所以崔让二孙央告我给他撑台，遂给我编了一个三十四团，并由我部分出一部分人，给孙凤阁凑了一个二十七团。孙寿卿虽然发表为四十一团的团长，但系一个光杆，队伍从开鲁开到赤峰之后，才收编了围场县陈望（号景春）所带的四百多名团丁。这时孙风阁二十七团的四个连长是：毕得胜（东扎鲁特旗蒙古胡匪），未万后（平泉县胡匪）、李鸣远（朝阳羊山民团出身并参加过毅军）和霍清泉。我的三十四团的四个连长是：胡宝山、邹立君（阜新县地主，率领过民团），徐海庭（凌源县喀喇沁左旗蒙人，当过警察）和王庭相（建平县胡匪、王有恩的旧部）。孙寿卿四十一团的四个连长是：陈景春、朱恩武、赵仲九和朱子文，他们都是围场县的地主，由民团首领变成了军官。东北军骑兵十七旅和从前的热河游击马队相较，毅军出身的军官大都离开，胡匪和民团出身的军官，占了很大比重。此外，旅部还保留着未列人编制的好几个独立营，其中仍有尹宝山的步兵营。旅部各处张连同时代的旧人，都被崔兴武淘汰，奉方仍让陈宝泉担任参谋长，傅景峰为参谋处长，副官处长是北路巡防队留下的山东人刘继广，军法处长是天津人唐纳绅，军需处长是当小学教员出身的朝阳人崔景岚（字秀峰），驻承德办事处长是张连同的书记官阜新人李树声。后来这些连长和处长，到我任伪蒙古军总司令和伪蒙疆政府副主席以后，大都成了伪“蒙疆”的重要军政官员。

汤玉麟在一九二六年发表为热河都统后，即到察哈尔和晋北跟冯、阎作战。临走的时候，让崔兴武给抽一营步兵，崔便打发尹宝山带步兵前去，故尹曾在晋北受伤，回来兵被老汤留下，给了他一个团长名义，派到了刘三胜那里。汤玉麟出征察哈尔晋北期间，热河由他的十一师三十八旅旅长孟昭出留守，并替汤代理热河都统。孟在此时为了收容拢络地方部队，编了一个热河骑兵第一师，自任师长，把刘山胜编为第一旅旅长，赵国增编为第二旅旅长，贾庭骧编为第三旅旅长。赵国增和我们分手时，只有一万多人，我给了黄子勤一些枪马，才帮他编起一个团，另外由宋鸿钧凑了一团人，方把台子搭起。贾庭骧是朝阳人，并且在热河游击马队任过管带，我当兵时他已给朝阳镇守使殷贵担任了外人营帮统，故未曾见面。他可能也是毅军出身，所带的兵除了毅军旧部，还有不少朝阳民团和土默特部的蒙古胡匪。他的两个团长宝钟华（字揆一）是土默特右旗的贵族，白凤羽（字振彩）是离我家不远朝阳蒙古营子的商务会会长。此时热河原先的几部分地方部队，除了我们最军游击马队由石香亭率领改编为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九旅，其他均不存在。曾任赤峰镇守使的张殿如和米振标同时被国民军调往河南，围场县的地主武装头子张鹏飞，一度担任了朝阳镇守使。一九二六年春天奉军和国民军开仗，汤玉麟前来接收热河时，他从朝阳退出，走到七道泉地方被胡匪缴械。

奉军第三次统治热河的时间最长，由一九二六年春到—九三三年春共达七年。汤玉麟从晋北退回改任热河省政府主席，坐了五年多“太平天下”。他的嫡系部队据于热河南部，收编的地方部队分驻于热河北部。崔兴武旅后来由开鲁移到赤峰，刘山胜旅驻于林西和经棚，因为围场县的锥子山一带盛产鸦片，那里除驻有石香亭的十九旅，还有赵国增和贾庭骧的两个热河骑兵旅。刘山牲的侄儿刘汉杰，因征收烟款激起林西民变，汤玉麟叫崔兴武在一九二九年春天把这部分人解决。刘的团长尹宝山和丁共品，编为崔的补充团正副团长。后来崔兴武把孙寿卿撤换，尹宝山成了四十一团团长，丁共昌成了补充团团长。贾庭骧因和石香亭在锥子山逛半掩门子（即暗娼）争风吃醋，石派人把贾击毙，热河骑兵第三旅遂被东北军骑兵十九旅吃掉。赵国增因热河骑兵第一师裁了两旅而撤销番号，先把他编为热河保安总队长，三个团改为保安大队，后来又改称为热河保安骑兵旅。崔兴武的十七旅初是接了刘山胜部林西和经栅的防区，把赤峰让给石香亭的十九旅，以后因辽宁科尔沁部达尔罕旅发生了嘎达梅林的起义，汤玉麟调十七旅和辽宁境内的东北军去联合镇压，我们邮由林西、经棚开赴开鲁，直到热河被日寇侵占前夕，一直在那里驻防将近四年。以上是热河游击马队的发展和变迁，也是热河所有地方部队的分化经过。

三 热河地方部队的军官作风

热河的地方部队，多驻于热河北部的昭乌达盟境内。那里距承德好几百里，正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在毅军统治热河期间，由于这些部队都由毅军支出，姜桂题和米振标均老朽昏庸，对毅军旧部极力纵容包庇。到了直奉和奉军与国民军战争期间，地方部队更是左右逢源，谁也想争取连络他们，谁也顾不上收拾解决他们。汤玉麟统治了热河后，先是怕这些地方部队被阎锡山和宋暂元拉走，后来又怕他们跟日寇勾通，亦得对他们羁縻笼络。除了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叫崔兴武解决了刘山胜和听任石香亭吃掉贾庭骧，他的三十六师和二十二旅，始终没有直接摇动过热河的地方部队的毫毛。因为这些地方部队在热河存留了二十多年，已经根深蒂固，不仅部队的首脑成了号令一方的土皇帝，而且他们和胡匪与民团联合在一起，如果操之过急，可以暴发民变或其他叛乱。热河的地方部队都驻防在山野草地，和内地的政治集团很少米往，也没有高级知识分子参加进去，并且这些部队的首脑，都是鼠目寸光，满足于现有的财色货利，故非常封建保守，政治野心并不太高太大，所以还能依附于各大军阀底下，比较相安无事。可是他们在自己防区以内的所作所为，比大军阀头子还不顾脸面。

别的部队的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就拿热河游击马队来说，大小军官都可以用“坑兵、扰民、窝匪”六个字来概括。只是程度不同，和方法手段各有各的一套而已。在没有编旅以前，因为有窝藏的胡匪，可以应付点名和前去打仗，各连按编制有六十多个官兵，顶多有三十几个兵可以领到七折八扣后的饷钱。闲员要是当兵，在半年六个月后，才能正式补上名字。可以说，连排长吃一半空额，给管带上缴一半空额，到了管带手里自己截留一半，又得给统领进贡一半。张连同除了用“你没有那么多人吧”的话语，向管带们明要，并且从各营抽走一哨，组成保卫他的官马队，以征发的官价草料喂马，可以把大部分马干据为私有。到了编旅以后，因为“奉票”和热河兴业银行的钞票价值波动很大，张连同和崔兴武都拿上军饷在开鲁、赤峰两地倒弄买卖。到了钞票跌价的时候，才给士兵们关发。管带有时也拿上钱饷放给投机商人收高利贷息金，两个月以后方到兵们的手中。张连同和崔兴武不仅坑兵，而且坑他们底下的军官。除了三节两寿得给他们送礼，窝藏下胡匪得给他批“好汉股子”，有办法的军官因公出差，有时还得自贴旅费和花销。例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汤玉麟叫崔兴武扣胡匪左四点，结果被汤玉书用护照送走。崔派我去沈阳扣左，汤五听见我去追捕，即派卫士把左打死。我去沈阳时给崔兴武去电报要钱，他叫银行从我的存款中给汇来三千块。诸如此类的事，可以说不胜枚举。他们不以治军和战功升迁部下，而视贡品的多寡决定去留和升降。因而张连同率领热河游击马队时，军官多不敢打仗。遇到紧要回合，必须请胡匪给帮忙。崔兴武当了旅长后，凡是他跟前的“红人”，也是些贪财怕死、平庸无能的饭桶和孬种。

至于扰民，暂不谈他们间接扰民，单说他们如何直接危害人民。首先是以“官价”号草号料和征要米面，使人民群众吃明亏。验收草料、米面时又百殷刁难，老百姓必须给各级军需人员送“门包”才行。其次对于小地主和小商人，则是扣住胡匪以后给往身上栽脏。张连同的执法官杨正清，是热河有名的活阎王。用严刑拷打捉住的胡匪，非叫供出张连同打算被诈的地主和“烧当两行”不可。然后把这些土财主提来当堂对质，因为“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只好托人求情出钱，赎此莫须有的罪名。崔兴武当了旅长以后，也惯用此手段勒索“大家”。他在赤峰驻防期间，翁牛特旗有个大财主张义臣，此人和热河行宫与北京故宫管理过古玩姓胡的太监是亲戚，这个姓胡的太监曾用赝品盗换出不少皇宫的珍玩，多寄放在张义臣家中。为此，崔兴武就说张窝藏和接济胡匪，张赠送了崔兴武一对康熙时的五彩瓷瓶，并暗花了好几万块钱才算了事。热河地方部队的军官，虽然尽干缺德的事情，可是特别爱面子。每次移防的时候，总要叫地方上给他们送万民伞和万民旗。张连同尤喜此道，于是上行下效，连长也有人给送这些东西。因为送伞、送旗，又给老百姓加重负担，商务会长以及乡约和牌头，都借此从中捞了外快。

热河的地方部队，可以说是军官莫不窝匪。士兵大半出去为匪，官匪不分。除过穷匪前来“爬风”得贴饭，孬兵出去“要人”给丟枪，一般窝藏下胡匪，对军官有许多好处，不只坐地分赃，而且可以高价出售子弹，到了必要的时候，还能以匪剿匪和雇匪打仗，交待上边派下的公事。张连同更以差官和闲员为名，把小股胡匪好几十人养活在统领部里边，派出去给他打家劫舍。胡宝山那一连人，在未归我以前，经常潜赴蒙古草原，往回赶王公收主和大喇嘛们的马群，然后弄到承德、朝阳、沈阳、和锦州的马市上出售。崔兴武当了旅长后，也瞒过我把胡宝山叫去给他赶过几次马群。后来胡宝山经我劝告才不做此事。张连同养活的三十多匹名马，由崔兴武给调教出来，每匹均值两三千元），便是从胡宝山给抢来的上万匹马中挑出的。崔兴武在林东的窝棚（即内蒙西部的“牛犋”）有一万多匹马的马群，我投日到了张北，曾一次赶过三千余匹，托刘继广给他卖掉，这也是胡宝山给从草原抢来留下的母马孳生出来的。因为胡宝山和他的闲员都跟过巴布扎布，在各旗都有蒙古流氓做他们的眼线，并且熟悉西喇木伦河两岸的路径，每次出去都是满载而归。

提起抢蒙古草原的马匹，这里需要介绍一下崔兴武吃喝蒙古王公仕官的其它两件事情。我们在林西驻防时，大小两个巴林王因争界发生冲突，把官司打到热河省政府。汤玉麟给崔兴武来电报，叫他就近带队伍前去武装调处。事后那个占了便宜的巴林王，要拿八万块银元谢崔。其时有林西二十家子的大地主，叩曾任林西联庄首领韩守礼的叔父韩澹川，加入到东北军骑兵十九旅里边，给崔兴武担任少校参谋，因为他会说蒙古话，故亦参加了这次调处。韩建议崔兴武要地不要钱，结果巴林王将林东城西北方圆四十里的一片大平川，赠送了崔兴武和韩澹川，做为调处此事件的酬谢。韩澹川非常狡猾，把能上水的十几里东北川归了自己，将不能上水的西北川给了崔兴武，中间辟出两方（每方五顷四十亩）多狭长条子，给了副官处长刘继广，和崔的地隔开，并到林东县政府立了“大照”。崔兴武虽然被韩激川愚弄，但是得了一片很大的土地。我们在经棚驻防时，崔兴武不知从那里打听出这么一回事：说是一九二六年的时候，白云梯的党羽乐景涛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带到热河两千枝苏联造步枪，将三十万发子弹埋在察哈尔省阿巴嘎旗霉坏，把枪分给克什克腾旗二百枝。并且听说经棚街上，在白云梯等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时，曾帖过打倒王公的漫画，和反对国民党的标语。其时蒋介石的军队正进攻江西苏区，崔兴武借此硬说克什克腾旗的协理宝雅卿是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宝雅卿跟我磕头，我知道他和我是一样的人物，我对崔说：“你问宝雅卿要钱，他必然叫旗下摊派，这样就会发生刘山胜在林西激起的那种民变，老汤一定要叫石香亭来解决咱们。据我看来，让宝雅卿把枪缴出就算了。”他听了我的话，没敢向宝雅卿再张“大口”，因为白云梯发给克什克腾旗的枪遗失了一部，宝雅卿把一百六十多枝枪缴给了崔兴武。

张连同带领热河游击马队和奉军骑兵独立第九旅为期将近十五年。因为熊希龄、姜桂题和米振标比起汤玉麟顾全名誉，并且张连同经过好几次，且多在小县分驻防，所以除了坑兵，扰民和窝匪而外，不像崔兴武在汤玉麟统治热河时代，以军饷鸦片为资本，在赤峰和开鲁的金融与粮食市场上，大做投机倒把生意。虽然这样，他带了十五年地方部队，也从热河喝了和刮了最少百万银洋的兵血和地皮。其中包括在承德被国民军弄走第九旅三个月的军饷，在北京被杨宇霆勒去五万，以及被阚朝玺的弟弟阚六借去不还的六万在内。据估计，他脱离部队时家中起码有二十万银洋存款。此外张连同在北京有五六处房产，大栅栏有一处以他表字协堂命名的“协成祥”商号（他是里边的最大股东，还有后来升任热河财政厅长张子良和热河兴业银行赤峰分行经理石柱祥的资本）。在开鲁有三十方地（合一万六千二百由），由他大姨太太的哥哥王汉卿给经管。在湖南益阳老家，听说也买下好多土地房屋。张连同在抗战初期仍然活着，我任伪蒙古军总司令以后，他因自己挥霍，儿子嫖赌，以及协成祥赔钱，财产大部耗尽。所以一九三八年特托宋秉钧和石柱祥前来呼和浩特找我“告帮”，我赠送了他一万元伪蒙疆钞票。后来听说他死后连坟地都没有，灵柩在古庙里寄放，我打算埋葬他的骸骨，因日本投降而作罢。

崔兴武任旅长不到七年，但财产比张连同还多。除了上述在林东的土地、马群，在开鲁有方圆二十里大的一个碱泡子，辽宁黑山和大虎山的商人都来这里贩碱。城里有二十号街基地，一处烧锅和一处“利开银号”，城外的哈拉毛都有五百亩土地和一处烧锅，曹家营子也有买卖。在奈曼旗的盛连村有方圆二十里的一大片土地，和一处烧锅，在黑山县老家，除了有地还盖起两座楼房。这些土地、牲畜，都由他的弟弟们人称为“二大人”和“三大人”给执领，烧锅商号和碱泡子雇用买卖人替他经营。他在赤峰、林西与开鲁驻防时，都兼着这个县的禁烟专员，和赤峰公安局长郭子权等共同舞弊，所贪烟土不下五万余两。他在赤峰耍“钱盘子”时，曾一次赔过四十万省钞军饷，最后在林西把队伍交给我，临走时还拿去二十万军饷。崔兴武不仅有好马，也有小卧车。这部卧车于离开我之后，被巴林旗的蒙古豪强和子章敲去。抗战期间，他在长春当寓公。据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对我说，他给溥仪的顾问吉冈忠送了古玩和其他财物，才在伪满的“新京”买下居住权。日本投降后找我，我聘他为顾问，在解放库伦旗的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最后是我买棺装殓，把他的灵相送回黑山老家。我对国家人民是乱臣贼子，对于这些家伙却是孝子贤孙，因为张连同和崔兴武跟我是一个阶级，我接了他们的衣钵。

汤玉麟统治热河时，曾喊过“热人治热”的口号。其实他比非热河籍的都统压榨热河人民还要凶。有人恭维他“天高三尺”；实际上是讽刺他“掘地三尺”。因为他头脑简单，听见此话还引以为荣。地方军队的一些首脑，也够上掘地一尺。刘山胜和他侄儿刘汉杰在林西，汤玉麟的五弟汤玉书在朝阳，可以说是掘地五尺。所以这两个地方都爆发了联庄和红枪会的叛乱。汤玉书的情况不悉，刘山胜父子是因征收烟款素要现洋而激起民变。至于贾庭骧在国场，经常有二十辆七个骡子驾驶的大车，给他往朝阳、北票附近的老家倒并东西。贾的团长白凤羽在贾被石香亭击毙之后，又回蒙古营子当了商务会长。据白亲自告我，贾在朝阳、建平、阜新和北票等地，共有十九处买卖，由白代为经管。热河地方部队的首脑，在自己的防区内，把县政府视为军队的支差机关，虽然不自委县长，但是都统署分派县长及其他行政税收人员时，必须选派和军队有关的人前往。毅军在林西驻防多年，一九二九年我到林西时，那里的历任县长完全是安徽亳州的文人。常得胜在林西购下好多土地，有五、六百骆驼跑买卖。他退休后没有回南方，被林西地主阶级视为地方的善绅。赵国增虽然不善理财，也在朝阳城边买下八十亩菜园，因为抗战时期他曾跟上孙殿英和马占山混了几天，日本投降后回家，被朝阳的地主阶级选为“参议会”的议长。所以这些人即使不带军队，仍然是可以号召民团和胡匪的地方恶新。

我所跟过的几个长官，都是表面温和，内心残忍，诡计多端，笑里藏刀，把兵和老百姓视为奴婢牛马。张连同经常摸抚士兵们的头顶，称军官为“我的爱将”，这都是给你灌米汤，叫你打仗时替他卖命。他们做出的许多事却是另一个样子。其暴戾、毒狠的程度，真是骇人听闻。张连同的姨太太和他的本家孙子通奸，居然被他用猪鬃拧成的绳子，在阴户上拉扯处死。崔兴武共有四个老婆，大太太生的未出嫁的姑娘得了水臌症，从林东“高棚”上带来开鲁，叫他给请医师治疗。他受姨太太们的挑拨，认为姑娘和小长工们私通身怀有孕，有辱他姓崔的门风，就一面叫大太太领上姑娘，先回黑山再去沈阳看病，一面叫孙寿卿几个卫士到半路上去屠杀。孙寿卿打发了一个外号“黑手子”蒙古马弁追到库伦旗的大沙里边，用手枪将母女两个和赶车的车夫完全击毙。黑手子因为好奇，将肚子剖开一看，里边完全是脓永，根本没有胎儿。他们对于自己的爱妾和结发妻子与亲生女儿，尚且如此冷酷无情，对于两旁外人的态度，那就可想而知。由于上梁不正下梁歪，热河地方部队的中下级军官也非常贪婪，并且态度持别蛮横。尹宝山动不动就打老百姓和兵，所以外号叫“尹大马棒”。他跟刘山胜时没有捞着什么，回到老部队没有多久，便在林西二区博立沟西三家村，购买了四十多顷土地。张连同的四个管带，到林西打仗时曾溜走三个，崔兴武的哼哈二将孙寿卿与孙凤阁，也因私囊肥满将他甩开。

最后说到我自己，亦非善良之辈。我二十七岁当兵时，基本上还是个“土包子”。因为得到张连同的默许，曾傻头楞脑地当了四年多官胡子。可是一九二二年升为连长后，由于到了三十而立之年，便一天比一天老练和世故起来。觉得在那个社会里边要想掌握一部分人马，在最初阶段绝不能贪财怕死，这样部下才会跟你，长官才会用你。等到羽翼丰满后，自然有人替你搂钱卖命。到了这个时候，也就能贪财了，也就不会死了，我首先是结交朋友，谁要跟我换帖，我都不拒绝，我不仅与军官和胡匪磕头，并且也跟商界、政界与地主、牧主里边的人拜把子。后来虽然不能说是朋友遍天下，但是“朋友”也布满了热河北部十几县的各个阶层和角落。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得意和遭受排挤的人，我越发跟他们表示亲近。例如阚朝玺派陈宝泉和傅景峰到张连同的第九旅，在吃饭的时候受萧子杰和杨正清这些人冷嘲热讽，处境非常难堪，我就叫赵国增把他们欢迎到第二团，和他们磕头结拜，陈宝泉便成了我的军师。有一次唐精武和乌古廷（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给汤玉麟任少校副官）来林西检阅队伍，我那时是上校团长，

他们一个是中校一个是少校，提出要跟我换帖，我不怕降低身份和他们两个磕了头，所以乌古廷在我组织伪“蒙古军”时，成了我很大的帮凶。

我不仅结交各行里边的“状元”，也结交鸡鸣狗盗之徒。“状元”园然能给我充当“智囊”，鸡鸣狗盗之徒也能做我的爪牙。我并且标榜绝不任用亲属和同乡，尤其不分民族畛域。拉扯起关系来，宝贵延是我的一个小男子。我当营长后他来找我，我先把他留在营里担任司书，后来感觉不妥当，便介绍给赵国增，由赵国增把他保送到东北讲武堂。他是因为跟了德穆楚克栋鲁普，才成了伪“蒙疆”的要人。我的侄子李景阳，在我升了团长后跑来求官，即把他打发到尹宝山那里叫下棚子当兵，尹宝山过意不去，叫他担任了团部的卫士。我在热河的时候，也娶了小老婆，并且经常狂嫖滥赌。我当连营团长的时候，每次打仗都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任何危急的时候，都不能把兵扔掉。缴获了战利品一半分给官兵，一半缴给上级，自己决不沾染。所有这些无非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我那时不仅不知道中国的历史，连《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些小说也看不懂，可是经过在热河地方部队的体验实践，加上比我聪明的朋友给我开动脑筋，已经能模仿小说上的人物了。

在热河被日寇侵占前，我除了在政治上“盗亦有道”，在经济上亦有和别人不同的生财门路，我另拟专题叙述。因为在旧社会，钱能通神，有钱可买鬼推磨，交朋友起码要酒要肉，套耗子也得油灯捻。我自从担任连长后，即改变了从前的办法，再不做没本钱的买卖，而是利用职权做有本钱的买卖。由贩运烟土着手，继而倒卖碱盐米面，最后发展成可以操纵赤峰和开鲁两市场吮吸人民血汗的官僚资本家了。我曾以五百两大烟土，在开鲁买了十顷土地，后来以一万块银洋卖给汤玉麟管理“窝棚”的谢虎臣。又添了八千块银洋，在官银号村买了十六方地（合八千六百四十亩）和张学良的“窝棚”成了隔畔种地的邻家。我那时除了能联络赤峰的商界，将把持赤峰商会多年的杨裕文（宋哲元向他要过三十万元现款，他向赤峰商家摊了六十万）推倒，把我的磕头弟兄李瀛洲选为商务会长。李瀛洲和孙咀子的天主堂斗“钱盘子”，一次赔了八十万现洋，我能在一夜之间，请许多商界的朋友给他凑了四十万。我到了开鲁也是如此。有一次居然能将开鲁全城的省钞，大部调到阜新，卖给老百姓缴纳了企县的日赋和烟款。我在经棚驻防时，经棚最大商号“庆德正”（山西帮，二百多年历史的字号，外蒙独立时有四百多夥计被留在库伦未回）的经理郑培芝，闻名特跟我换帖结拜，并让我参观他的秘密银库。我在市场上，周转灵活，富商跟我关系深厚，我自当官以后，热河北部的富商大贾们即不以“官胡匪”头子看我，而认为是他们的保护者。

崔兴武是扣住军饷不给官兵们发，我是做投机倒把生意给官兵关饷。有一次崔兴武看见热河省钞要涨，把领下的四十万军饷放在赤峰的银号中生息，我从这家银号中把此笔钱借出，除给兵们关了饷还做了其它活动资本，我赚了一个不亦乐乎，最后拿两千块现洋买了四十多万钞票给他还了帐。他以为钞票快要变成废纸，所以向银号要现洋不要钞票，结果又被我用现洋套走。当崔跟汤玉麟打麻烦的时候，汤叫他把旧钞缴上换取新钞，弄得没有了着落。因为热河北部各县的电报局长都是我的磕头弟兄，李树声被崔派驻承德，却是替我办事。所以我的消息特别灵通，加之有李瀛洲等给我参谋，所以在这场“商战”中，把崔兴武打了一个落花流水。因为我用杀人不见血的办法争名夺利，虽然和胡匪没有断绝关系，但是我与张连同和崔兴武比较起来，就显得不过于坑兵扰民了。我在热河地方部队当官时，弄过的钱并不比崔兴武少，当投日的时候，只剩下两万块现洋和六辆七骡大车，其余的财产全在热河北部购买下潜在的势力，做了我成为战争罪犯的本钱。所以日本人要利用我，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还要利用我，这就是我比张连同和崔兴武那些人们更加反动和更加危害国家与人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