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日寇统治伪蒙的策略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伪蒙，完全是采取了他们奴役榨压朝鲜、台湾人民所取得的经验，并抄袭了中国历代王朝、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反动派笼络怀柔边疆少数民族所使用过的手段。随着国际局势和侵华战局的变化，针对伪蒙内部的各种矛盾，运用恩威并用，软硬兼施，把蒙奸和汉奸全玩弄在掌心，使蒙、汉人民不敢起来反抗。伪蒙政权这个历史怪胎，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日在嘉卜寺正式诞生，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随着日本投降在张家口土崩瓦解，一共存在了九年零三个多月。在此期间，经过两度改组，头绪相当纷乱，特别是由伪“蒙古军政府”改组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由草原迁移进城市以后，内幕更为错综复杂。为了便于近代史研究者了解伪蒙历史，还是首先介绍日寇怎样统治伪蒙。兹就我任伪“蒙古军”总司令兼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的经历和见闻，举出事例说明此种真实情况。
(一)
“九·一八”事变后，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其姨父补英达赖的策划下，公开跑到南京，补则密赴大连，和蒋介石与日本“关东军”同时进行政治勾搭。在双方都想争取他的情况下，把身价提高了。加之西藏的班禅喇嘛，在这前后替他由东向西联络内蒙各盟旗的王公，他便有了统一蒙古，想当“蒙古皇帝”的野心。一九三六年，他跟蒋介石表面决裂，在嘉卜寺（今化德县）成立伪“蒙古军政府”时，即以成吉思汗诞生的那年做为纪元。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想利用德三的伪政府和我的伪军，由察北进犯绥东，所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默许帮助他建立一个相同于伪满那样的国家。德王和溥仪不同，他不敢搬用君主立宪的帝制形式，而是让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现（索王）和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沙王）充伪政府的正副主席，他任总裁兼伪“蒙古军”总司令，实际掌握军政大权。
日寇公开成立伪满洲园，对于荣古是“分而治之”，绝不许德王把蒙古统一起来。“九·一八”事变初期，他们为了利用东蒙，曾组织过伪“蒙古自治军”，但到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成立以后，即把东四省境内的盟旗划入伪满，以兴安岭这个山脉命名面不以民族命名，分成伪“兴安”东西南北四个省，“蒙古自治军”也改称为伪满的“兴安军”。德王因此在我进驻多伦时，他跑到伪“兴安”西省，和伪“兴安军”总司令巴特玛拉布坦（扎赉特旗王爷）等好多人，瞒过日本“关东军”举行过一次民族团结的“歃血同盟”。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我跟傅作义、门烟后和刘汝明的军队，在商都和张北作战期间，由于嘉卜寺被袭，德王没敢到察北前线而逃往多伦，巴特玛拉布坦为了践盟，从伪满前来多伦，对他加以保护，东条英机的军队攻陷张家口，他才被陶克陶坐上飞机找回，到张北重新跟我合在一起。张家口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目沦陷，大同于九月中旬，归绥和包头于十月十四日及十六日相继沦陷，从此日寇将平绥路西段打通。德王和我率领伪“蒙古军”等于一枪未放，跟在日本军队的后边，由察北进入归绥和包头。长城内外至外蒙边境一带，既是日本人打出来的天下，当然日本人要进行统治，决不肯叫外人去做主子。所以在伪“蒙古军”由察北向西出动期间，日本占领军和特务机关并没有和德王商量，就在宜化、大同两地区成立伪政权，九月四日扶植张家口的商务会会长于品卿为主席，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十月十五日又扶植大同的前清拔贡夏恭为主席，成立了“晋北自治政府”。十月二十七日，才将锡林郭勒盟、察哈尔部、乌兰察布盟大部与土默特旗这个范围，在归绥令德王成立了一个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德王于“九·→八”事变以后，标榜内蒙古自治是名，而图谋内蒙古独立是实。但日寇却把伪蒙视为和“察南”、“晋北”以及汉奸殷汝耕的“冀东”相同的政权，由梦想的国家降为特殊地区，使他大失所望，其他蒙奸也大感不快。
伪蒙在“军政府”时代，受“关东军”操纵；改组为“联盟自治政府”后，在张家口一地就出现了三个上级衙门。先是日本的张家口特务机关和“驻蒙军”军部，接着是“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不到一个月而组织起的“蒙疆联合委员会”；此外在张家口日本侨民居留地，还有一个受东京直接“嘱托”、现役少将级军官为首脑的管理及监督伪蒙政权的机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日本虽然在“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基础上，把“蒙古联盟”、“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蒙疆联合委员会”随若取消，但具体统治它们的是日本“驻蒙军”军部和特务机关。这种状况一直到日本投降前没有变动，只是名称上改换了几次。特务机关先改称为日本兴亚院驻蒙强联络部，以后又改称为日本驻张家口公使馆。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始终挂着牌子。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前，它就管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移到张家口之后，“蒙古军”总司令部仍留在归绥，从小仓特务机关长开始，便兼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最高顾问，当然兼管设立在归绥的“巴彦塔拉盟”盟公署。
伪蒙在“军政府”时期，伪正、副主席和总裁之下，只有军事、民政、财政和交通、外交、实业等署；改组为“联盟自治政府”后，有了政务院和参议府。在政务院总裁之下，设立了总务、财务和保安三部，并将伪政府所在地的归绥，按蒙古语音改称“厚和豪特”，且定为“首府”。这就是德王硬要把他的伪政权铺排成一个国家的样子。“联合自治政府”迁到张家口后，在纪年和“首府”之外，又挂出了“黄（代表汉族）、蓝（代表蒙族）、白（代表回族）、赤（代表日本大和民族）”的四色“国旗”，同时在政务院和参议府之外，添了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署。政务院下面除了原先的总务、财务和保安三部，又增加了民政、司法和交通三部，以及牧业总局、榷运清查总署、税务监督署、兴蒙委员会、回教委员会和兴荣学院······等附属机关，并且把“察南”和“晋北”两个伪府，改组为属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两个政厅；一九四三年，将这两个“政厅”改为“宣化省”与“大同省”。于是伪蒙政权最后形成了一个辖有五盟两省四市和面积五十万平方公里与人口五百五十万的“国家”局面。
口寇虽然允许德王的上述那样折腾，但是对于伪蒙并不按国家来看待，除了把伪蒙简称为“蒙疆”、在伪府政务院之下却不许设立外交部；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后来改称为公使馆，而没有改称大使馆；伪蒙驻东京、长春和北平的执行外交联络的人员，也称为驻日代表部代表，驻满代表部代表和驻平办事处处长。德王两次访日时，日本天皇裕仁并没把他看成一个国家的元首，象对溥仪那样接待。德王访满的时候，溥仪也未亲往郊迎，只是赐以便宴，而未举行国宴。最给蒙古民族丢人的，是德王见了溥仪，还行了三跪九叩首的跪拜礼。我因伪“蒙古军”总司令部一直设在归绥，到张家口是暂来暂往，不知汪逆精卫访问德王，和褚民谊与苏体仁代表伪南京“国民政府”与伪北平政权访问伪蒙时，德王如何招待，但伪满驻伪蒙的代表李宜顺，和伪蒙驻日代表代表部特克希布彦（王宗洛），在张家口官场的宴会上，都被恭称是“大使”，这不过是为了听来舒服，叫着过瘾罢了。从日寇不承认伪蒙是国家来观察，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协助蒙古民族复兴”，完全是骗人的谎话。假借蒙古的旗号，做他们的政治招牌；利用蒙古败类，当作他们的侵略工具；搜刮粟古人民的物资，充作他们的战争资源，才是日寇的真正目的。德王起初对此还不甘屈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张家口成立起“蒙疆联合委员会”，日寇曾叫他担任这个机构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委员长，他坚不就职，以示抗拒。推诿到一九三九年四月，才答应担任了这个傀儡。头一次访问日本是在“联盟自治政府”时代，他以为伪蒙不能建国，是日本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和“驻蒙军”军部捣的鬼，不是日本政府的本意，他主要是为告“御状”而到东京的。不料“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最高顾问金并章二，警告给德王担任翻译的伪府财政部长吉尔嘎朗（即德古来）不准对新闻记者说出“建国”两个字眼，否则要砍吉尔嘎朗的脑袋。德王见了天皇裕仁和陆相坂垣征四郎，提到“建国”问题，都叫他回去和驻蒙的联络部与军部研究。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很扫兴地从东京回到归绥。一九三九年九月，改组为“联合自治政府”时，先是德王叫东蒙的几个知识分子舞文弄墨，反对“蒙疆”的“疆”字。援古证今，想把伪蒙变成日本体系里边的一个邦，在那个“邦”字上大做文章。但均没有得到东京的批准。以后他便赖在归绥不走，不去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的新印。日本“驻蒙军”曾派政治参谋大桥熊雄，两次从张家口前来劝驾，并命令我在归绥就近“逼宫”。我虽没有逼他，但“驻蒙军”给他来了一个中斥性的电报，表示他如果不去就职，便要另选旁人，他还是乖乖地到了张家口。
尽管德王以元首自居，吴鹤龄也摆着国务总理的架子，在一九四〇年汪精卫“还都”以前，日寇为了敷衍汪逆，指定华北的王克敏、华中的梁鸿志和“蒙疆”德王，出席坂垣操纵下的“青岛会议”，显出日本人要把伪蒙变成汪精卫领导下的“蒙政会”。德王恐怕降低身份，叫我以伪蒙疆政府副主席的资格前去出席。最可笑的是一九四三年初，日寇在进兵广西以前，唯恐华北的伪军在后方捣乱，冈村宁次（日寇侵华指挥官）以召开联防会议为名，把我和汉奸庞炳勋、张岚峰、孙殿英、吴化文等伪军头脑，都召集在北平软禁了半个多月。在接到“驻蒙军”转来冈村的通知时，德王还曾去电问明允许我坐首席以后，才叫我前去参加。汪精卫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时，德王受日寇指使，不得不派伪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布（卓世海）和伪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充当该会委员，他和我及吴鹤龄的名字，虽然没有和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梁鸿志等并列在一起，可是伪蒙疆政府和伪北平政权与伪维新政府，都被人们视为汪伪国民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伪蒙是日本的孙子华，没有取得和伪满、汪伪政权同等地位，顶高是等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那样的傀儡政权。
（二）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时，松井任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长，伪府的政务最高顾问字山兵士和军事最高顾问高场损藏，均受松并直接指挥。其时张家口的日本特务机关长为酒井隆中将，而领导“联盟”、“察南”和“晋北”三个伪政权的“蒙疆联合委员会”，又是金升章二为最高顾问。同时在我的伪“蒙古军”总司令部顾问部里边，还有一个次于最高顾问高场的，并且很跋它的盘井顾问。因为这几个主要统治伪蒙的日本人名字里边，都有一个“井”字，加之自从进城以后，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完全改变，不禁使伪蒙群魔产生了“我们吊在井里”的感慨。
在察北的时候，由于他们一方面想利用我们，一方面又怕我们不可靠，所以表面上对我们相当客气，并且处处迎合迁就；可是到了归绥以后，本来是日本出兵打下的地方，而我们去坐享其成，众人自知礼屈，不由得低声下气起来。另外，国民党的军队在日军进攻之下，都是节节败退，到了一九三八年春，连上海和南京也相继放弃，不少人对抗战前途感到悲观。日本人虽然嘴上没说，但是眉目间却表现出“你们占了便宜，还不感恩图报”以及“你们想跑就跑吧，看你们往哪里跑”的那种神气，于是大小顾问都板起主人的面孔。他们咄咄逼人的气焰，使伪蒙群魔初次啮到蒙奸和汉奸的苦头。
“我们掉在井里”的悲叹，和一九四二年我跟德王访间伪满时，听到那里的几个大臣对我发出的“我们被装在坛子里边”的哀鸣一样，都足以说明日寇对蒙奸和汉奸特别压制，并且跟“国统区”特别是“解放区”的人隔离，所以如同掉在井里和装在坛子里边一样，不知抗战的真实情况。关于压制方面，日寇统治伪蒙主要是由张家口的“驻蒙军”军部发号施令，“驻蒙军”相当于伪满的“关东军”。当一九三七年八月东条英机攻占张家口以后，就在张家口成立。它不仅指挥“蒙疆”境内的日军和伪军，还可操纵“蒙古军政府”政治参谋，对“蒙疆”的三个伪政府实行军事管制。从张家口沦陷到张家口解放，“驻荣军”司令宫更换了莲沼、冈都、柑柏、崎田、神协和根本博等好几个人，但其政治参谋很少调动，先是竹下义晴少将，以后一直是大桥熊雄大佐。竹下虽然脱离了“驻蒙军”军部，但晋级为中将，继酒井隆之后，升为日本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长官。竹下义晴和大桥熊雄都是日本的“中国通”（竹下曾任过“关东军”的参谋和山海关与上海的特务机关长；大桥熊雄未来伪蒙以前，在哈尔滨的日本领事馆工作多年）。这两个人对蒙奸的印象很不好，公开和“察南政厅”的汉奸们说：“蒙古已被汉人同化得快亡了。”并说：“蒙古人的反心很大，不如你们和晋北亲日。”所以“驻蒙军”军部，老是打发他们向德王施加压力。
日寇的“驻蒙军”军部，是我的“蒙古军”总司令部的顶头上司，经费和师长以上的人事，全由“驻蒙军”军部关发和决定。“蒙古军”每年的经费预算，听说为八百万“荣疆银行”的钞票，伪蒙政府按“国防开支”费交给“驻蒙军”军部，军部转发给我的顾问部掌握。除了每月给我发两千元薪俸（内中扣去津贴最高顾问四百元和参谋长四百元，我实落一千二百元），每年给我两万元“机密费”外，我只是专刻了一个图章，交给日本人随便盖用，其它情形我从不过问。我的军需处长崔景岚，也仅知管发总司令部人员和各师的数字，此外他更不敢打听。所以归绥的许多“株式会社”和“料理店”（卖小吃喝的商店）里的日本人，也向“蒙古军”总司令部拿钱，顾问们请客宴会的酒资和其它费用如螺妓的“床头金”，亦由伪蒙政府压榨蒙汉人民的血汗来开销。我的官兵过着稍高于国民党部队的生活。至于重要人事更动，在没有发表以前，军部还叫我的最高顾问征询我的意见，这不过是走一走过场而已，非到剪除我的羽翼时，我老是唯唯诺诺地表示服从。
由于日寇对伪蒙统治非常严密，无关“蒙古军”的事，我因避嫌疑而忌讳打听，所以不知道“驻蒙军”军部和“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究竟是谁隶属于谁。兴亚院的联络长官，最早是酒井隆中将，以后是竹下义晴中将，最后是岩崎氏男少将。酒井隆初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特务机关改组为兴亚院联络部后，即任联络长官。到了岩崎氏男任长官时，又改称为日本驻张家口公使馆，所以兴亚院联络部和张家口公使馆，都是特务机关的化身，能指挥动历任“蒙疆联合委员会”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这个机关不仅管理伪蒙的军政事务，也进行有关甘宁青新回民的特务工作。设立在包头的、由蒋辉若领导的“西北保商督办公署”，就是听命于兴亚院联络部和张家口公使馆的一个特务组织。我因薪俸不够应付伪蒙的政治环境，到达归绥后，又象我在热河赤峰和开鲁驻防时一样，利用职权贩运起大烟土和私货。我是经王英的表弟郭胜三介绍，认识了北平“中央金店”的经理高雅杰，由他给我做生意。此人由包制军衣发家致富，和“东北军”与“西北军”系统的将领都有联络，曾给宋哲元在北平办过小型兵工厂，与马鸿逵交处莫逆，马称他为“高二皇上”，以后和马汉三（华北的统军特务头子）也搭上关系，成了军统特务。抗战初期，高在全国各地共有十一处买卖，西安、银川和甘肃的玉门均有分号和支店。他因周转不见，曾向酒井隆借钱。酒井隆给金并章二下了一个条子，从“蒙疆银行”贷给他四十万元巨款，做为让他跟马鸿逵“拉线”的交换条件。
张家口的特务机关由兴亚院联络部改为公使馆，归绥的特务机关始终没有取消。“七·七”事变前，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长为羽山喜郎，日本占领以后的第一任特务机关长是松井，第二任是桑原，第三任是小仓。“蒙古军”的最高顾问，到了归绥后，第一任是高场，第二任是三毛一，第三任便由小仓兼任。小仓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便成了归绥的最高统治者。他在这一期间，还把白风翔的“热河先遣军”收编为“东亚同盟军”。因为德王不买他的账，我们第一次访日时，坂垣送了我两匹洋马，应许给德王发五百枝日造“三八式”步枪，装备德王的卫队，枪枝由东京发到归绥，他霸住不给，到底也没把德王的卫队用日式武器装备起来，一直是使用着我在多伦时给凑的旧枪。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把日、蒙、汉籍特务，分布在各个角落收集情报，并根据特务们调查了解到的线索，派直属的“日本宪兵队”扣捕抗日反蒙的爱国人士与青年学生。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绥蒙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就是被归绥特务机关破获的。“蒙古军”总司令部也有一个由三五十人组成的“蒙古军宪兵队”。这个宪兵队不是我的特务组织，而是“日本宪兵队”的帮凶。日本宪兵班长，可以指挥“蒙古军”的中校宪兵队长。我在归绥驻防时，由师长陈景春以子弹向天主堂的中国神甫白祥换到一部法国短波无线电收音机，可以收听重庆“中央社”，延安“新华社”和莫斯科放送的华语广播，以及哈尔滨的地下电台“劳动人民声音”。结果被归绥特务机关知道，日本宪兵还不好意思到我杨家巷的家中查看，却指示蒙古宪兵，于黑夜间闯进我的卧室，我大发雷霆，把他们骂走。“蒙古军”的宪兵队长席子纯，为此好几个月躲着不敢见我。后来他托人向我央告，说是日本宪兵队叫他派人执行这一任务，我只好干生气。
我在伪蒙时期，实际处在日本特务的监视网里。我的汽车司机，是一个假装朝鲜人的日本人。他和我的翻译郝贵堂与贴身伺候我的勤务兵唐成良，都是特务机关介绍来的。唐成良是热河隆化县的一个乡下孩子，伺候过松室孝良，跟松室学会日本话，由小仓派到我跟前当差。后来郝贵堂和唐成良都被我收买为亲信。
小仓为了能进一步探听到我内宅的动态，又打发来一个名叫哲户的日本老头子当我的家奴和院公，跟我的卫士们在门房中吃饭睡觉。我的家中经常有十几个卫士守卫，“蒙古军”的宪兵，所以能够闯进我的卧室，便是哲户从大门外领到里边的。德王也是如此，他在张家口下堡的公馆中，不知是“驻蒙军”军部，还是“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也给打发去一个名叫山内的日本老头子。此人装聋做哑，据说能懂得蒙古语言，想叫德王对他不加提防。至于我和德王到了外边，旅馆附近密布日本宪兵“保护”，出门乘坐口本司机驾驶的专车，所以只敢跟商人公开来往，其他人都是想法子秘密接触。
（三）
德王在嘉卜寺“蒙古军政府”时期，担任伪府的总裁，并兼“蒙古军”总司令和第二军的军长，同时让吴鹤龄和乌古廷郎舅二人，担任伪政府的议长与伪军的参谋长，对这些不仅我不同意，日本人更怕他军政大权全揽，把伪蒙整个抓了起来。所以进入归绥后，在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即叫德王专门负责政治，由副主席兼任政务院长，把总司令让给我担任，同时给了吴鹤龄一个参议府的议长。德王对于我任“蒙古军”总司令，心里很不痛快，听说他为此向张家口特务机关长酒井隆提出质问。酒井反问他为什么在傅作义、门炳岳和刘汝明收复察北期间，他临阵脱逃，由嘉卜寺跑到多伦呢？这样一问，德王没有话说，但是让我担任伪总司令，他却怀恨在心。一九三八年冬天，日寇把宝贵廷于一九三六年夏天从热河征来的六千多蒙古兵都遣送回伪满；一九四〇年三月，在傅作义军进行“五原战役”以后，又把我的嫡系三个汉族师，从“蒙古军”拔出改为三个警备队。他不知这是削弱整个伪蒙的力量，以为是剪除我的羽翼，因而他不表示态度。我由于孤掌难鸣，只好让日寇将我的筋完全抽去。结果“蒙古军”成了一个空壳。
德王和我貌合神离。两个人不能和衷共济，就使日寇更便于分化利用。德王对汉人和接受了汉族文化影响的蒙古人，都存有成见和偏见。他原先想跟汉人隔离，在草原上建立一个纯粹蒙古人的封建独立王国；进入归绥后，也不欢迎汉奸参加伪荣改权。无奈日本人正如当年蒙古人征服欧亚大陆那样，把伪满的汉奸按“色目人”使用。由于“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比“蒙古军政府”组织扩大，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想把“满系”汉奸调来担任伪府的重要职务。“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就是由伪满调来的一个任过次长的汉奸。德王为了拆倒我“蒙古军”的梁柱，先是叫我的第一师师长刘继广兼任伪包头市的市长，刘因担任文职被迫把兵权交出。我让炮兵大队长丁共昌去带领我最精锐的第一师。在二次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德王把刘继广升为最高检查厅长，将我的第二师师长尹宝山聘为政务院的委员，又把丁其昌调为治安部部长。金井章二不知底细，曾提出“军人搞不了政治”，德王说：“他们很有功劳，可以慢慢学习”，用此抵制“满系”汉奸插入。德王还拿官爵收买我的部下。从此在伪府里边，也象在伪军中那样，分成亲日、亲德和亲李三个派系，互不团结。特别是丁共昌出任了伪治安部部长，把我的三个汉族师变成了警备队，就更名正言顺，我只好“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即使能说出话，也是有口难辩。在遣散热河蒙古兵时，日本人说是由西边的五个盟来给补充，可是“驻蒙军”军部紧接着给各盟成立了一个防卫师，由盟长兼任师长，受各盟的特务机关指挥，盟长兼了师长后，就不像以前那样听话，德王向锡盟要兵时，伪锡盟盟长松津旺楚克，便以“如果你非征不可，我就把喇嘛给你送来”的语言顶撞。最后德王和我，一个成了空头主席，一个成了光杆司令，都失去一声喊到底的权力。
伪蒙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替日本帝国主义压榨、征敛的机关。
八年以来，给“驻蒙军”军部提供了无数的战略物资。详细数字，日本人对外保密，中国人谁也摸不清楚。各种物资大都是由日本的“株式会社”，先和伪蒙政府订立经济协定，然后直接和各县的县长，特别是各旗的王公再立合同，进行低价收购或不等价交换。例如日本进兵印度支那以后，士兵染上南方的瘴气死的很多；驻在大同的厚官师团开到广西，也因瘴气，死了一千多人。他们研究结果，认为马肉是大热的东西，可以防御■气侵袭。于是在张北县建立了一个近代化的屠宰场，把成群的马赶到里边，出来全成了马肉罐头。这种战略物资，就是由日本直接向各旗的扎萨克或总管收购，几乎把锡盟和察哈尔部的马匹搜罗殆尽，伪蒙政府却从中捞不到任何油水。王公旗官从此对日本人发生了好感，认为张家口的伪政府成了架在他们头上的枷锁，以致产生了以松津旺楚克为代表的王公和吴鹅龄之间的重大矛盾。日本人向满洲移民不久，还计划向乌珠穆沁一带移民，以防备苏联和外蒙。为此企图在草原上购买牧场或农场，甚至还想叫王公把职爵卖掉，由日本人主宰一切，把王公制度彻底推翻，将蒙古地区变成名符其实的殖民地。这些都是瞒过德王，由特务机关和王公偷偷勾搭进行的。后来由于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利，才作罢论。
德王心目中的蒙古独立王国，是要把东蒙、西蒙和青海、新疆蒙古都包括在内，可是日本人只许他向西发展，不让他跟锡盟和察哈尔以东的王公发生联系。德王手下的东蒙人，如陶克陶、金永昌和吉尔嘎朗之流，都是“关东军”多年的“嘱托”特务，并且都是在百灵庙“蒙政会”和嘉卜寺“蒙古军政府”时参加或派过来的。“蒙古军”的几个东蒙师长如包海明和瑙门达赖等，也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从归绥到张家口，东蒙参加伪蒙政府军队的，大都是热河卓索图盟喀喇沁和东土默特旗的人。他们是因吴鹤龄、乌古廷和我的关系而来的。吴鹤龄曾任南京蒙藏委员会委员、乌古廷出身于东北讲武堂，他们全是自动投靠德王，故德王对他们比对陶克陶等较为信任、倚重。于是他们把亲信故旧从喀喇沁旗弄来，加入伪蒙军政机关，形成一股很大的中县势力。一九四四年年底与一九四五年初夏，日本人所以把吴、乌郎房两人先后撤换，就是怕他们在伪蒙兴风作浪。东蒙除了卓盟的喀喇沁旗而外，以哲盟科尔沁各旗的文化较高。那里的知识分子，多被日本人收罗到伪满的“兴安省”和“兴安军”。德王和我访问伪满时，东蒙的蒙奸受日本特务监视，不敢跟我们亲近。日本人领我们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参观，在一次蒙古人的联欢会上，我因伪蒙的中层和基层，遍布日本人培养出的“满系”汉奸，特别是翻译和警官，他们尽干坏事，而察绥老乡分不出热河和辽宁口音，对我的伪军官兵也仇视到极点。我在会上提出要求东蒙派人支援西蒙，巴特玛拉布坦等首脑，对着日本人都不敢吭声，不表示可否，恐怕说出来惹祸。
日本人除了隔离东蒙和西蒙，并且隔离德王和我以及我跟我的官兵。尽管德王和我同床异梦，但日本人怕我们合到一起。一九三九年九月，伪蒙政府二次改组，因吴鹤龄被弄到东京，让我兼任参议府议长，“晋北”的夏恭死后，又叫我兼任了副主席，可是“蒙古军”的总司令部，直至日本投降，并没有跟着伪府由归绥迁到张家口。这样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便不能表演双簧。因为德王在小事上常“跌死皮”（要赖），到了紧要关头便不象我敢要光棍，日本人知道我在必要时肯挺身出来维护德王，怕将我们弄到一起，不容易随便摆布。此外，日本人怕我跟官兵接近，经常阻止我到前方打仗。一九四〇年春天，派出“蒙古军”的三个蒙古师，到五原协助王英建立伪“绥西政权”，就是叫乌古延去指挥。队伍开过去以后，才让我前去视察，看防务布置得如何，并给士兵们讲话打气。在三月二十日傅作义反攻五原那天，以欢送三毛一最高顾问转勤为名，突然派飞机从五原把我接回归缓，共目的，也是为了隔绝我和我的部队联系。不过，这也好，否则，那次我也要象王英和乌古廷一样，几乎被傅作义活捉。
一九四五年春天，日方看到德国的侵略军，被苏联击退，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太平洋战场，也是美军占了上风，知道他们的好景已经不长，一怕“蒙古军”和我藕断丝连的三个警备队，驻在绥远边境惹事；二怕放在归绥很“不方便”，这才把我调到张家口，加以软禁。所以日本投降后，我把伪军的主力扔到归绥，受傅作义收编，我个人没本钱了，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委任，到关外重新召集胡匪，投人反革命的内战旋涡。
（四）
当汉奸一定会身败名裂，要在历史上遗臭万年。如果没有一点油水可沾和一些权势可图，谁也不肯干这种傻事。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达到“以华治华”的政治目的，很会拿着中国人民的血汗，收买和扁佣替他们充当侵略和统治老百姓的凶恶爪牙，所以有时显得比中国的封建军阀大方。如伪蒙的军政官员，薪体都比何候军阀时为高；以后物资受了统制，亦能得到足以养活家口的配给用品；还可放任收受贿赂和敲诈勒索。伪蒙境内曾经流行过“宁嫁警察，不嫁土客”（鸦片烟商人或贩子）的民谣。汉奸们贪婪嚣张到了极点，才用严刑惩处，以平民愤，使老百姓产生“日本人好，汉奸们不好”的错觉。特别是伪蒙境内广种鸦片，向全国各地倾销，造成经济上的表面繁荣，城市金融十分活跃，“蒙疆银行”的伪钞比华北的伪钞值钱。同时让所有的投敌官员都染上毒品嗜好，因烟瘾作祟，不能到解放区或“国统区”过抗战的艰苦生活。在日寇投降前的一、二年，他们的人也开始腐化起来，经济統制露出不少空隙，于是走私盛行，只要胆子大和朋友多，弄钱相当容易。除了劳动人民叫苦连天，青年学生和正人君子都不满现状，凡是担任伪职的人，多利用职权做起投机生意，把伪蒙视为“冒险家的乐园”，过着暴发户的荒淫腐化生活。一时北平许多胡同里边，新用油漆刷的街门，差不多都是伪蒙县长、局长和烟土贩子们买下的新居。这是日寇侵占内蒙期间，羁糜蒙好、汉奸的情况，也是蒙奸、汉奸依附敌寇后，不愿再行反正的原因之一。
日寇对于德王和我，一方面周然压制封锁，腐蚀离间，一—方面也进行笼络和怀柔，随时给我们些糖吃，灌很甜很稠的米汤。德王和我，是日本人花了很长时间与花了一定本钱制造出来的两个招牌，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肯轻易扔弃不用。德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最高顾问宇山兵士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手段高超，为了抓牢德王这个招牌，表面上虚伪的“尊敬”他，应付他，好象德王就是“蒙疆政府”的主人一样，而德王也乘机撒娇要赖地常跟日本主子耍态度、闹脾气。金并章二走后的大桥忠一，曾向伪宣化省长刘继广的日本参事官说：“我是德主席的顾问，蒙疆的家由他来当，我们只是从旁协助，你对刘省长也要这样。”德王听见，更飘飘然了。张家口的“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和归绥的特务机关，也给我面子。前述高雅杰向“蒙疆银行”贷了四十万巨款，就是托我跟酒井隆洽谈成功的。后来高并没有替他们连络马鸿逵，因为“蒙疆”伪钞贬值，他把十万元囤积物资甩出，才偿还了这笔债务。我的最高顾问兼归绥特务机关长小仓对我，也和金井、高桥对待德王一样，也似乎彬彬有礼，就连人事更调和队伍调动，事前还让我签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人想通过班禅拉拢德王，曾托汉奸张海鹏在洮南给过班禅五千支步枪，让班禅给德王收买内蒙及青海的王公；德王还在西苏尼特旗，给班祥修了一座很讲究的行馆，格局和“金銮殿”一样。据说德王准备统一内蒙后，要在那里“登基”做蒙古皇帝。日本人虽然把伪蒙视为自治区域，并没有允许他建立国家，但在归绥组成“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后，张■口的“蒙疆联合委员会”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允许到条件成熟之后，要给蒙古建国，为此还派陶克陶跑到冀怅和汉奸股汝耕举行谈判，缔结过将秦皇岛做为未来“蒙古国”出海港口的秘密协定，表示要从“察南”的延庆修——条直达港口的公路。德王对此很感兴趣，送过股逆汝耕马四百匹。日本人给德王许的愿很大，不只是纵患他坐内蒙的小朝廷，还给他布置过坐内外蒙的大皇帝。我们第一次访日时，先在张家口集合，我到了下堡德王的公馆，看到由外蒙逃来的迫鲁瓦活佛喇嘛，蹲到德的会客室里一直不走，似有要事和德商量。第二天迪鲁瓦悄悄向我透露：因为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死后无人承继，日本人想叫德王的三儿子顶替。拨了十五万元活动费，先给了迪鲁瓦七万元，叫他由北平的英国公使馆汇给西藏的达赖喇嘛，并叫他亲自前去拉萨活动。达赖承认以后，再续汇那八万元。迪鲁瓦征得德王同意之后，即去北平汇款，并搭海轮由印度转赴西藏。迪鲁瓦从此一去不返，不知下落如何。日本人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以后，除了让总务部的日籍参议中岛万藏教德王学习天皇怎样迈八字步，并给德王做过一套天皇和薄仪那样的“龙衣”。德王把此套衣服很珍贵地保存于西苏尼特旗王府，日本投降时，被苏联军队抄走带到乌兰巴托。给德王做“龙衣”的同时，小仓特务机关长在归绥叫来一个日本栽缝，也给我做了一身日本陆军大臣那样的礼服，让我对外严守秘密。可能给吴鹤龄也做了内阁首相的“蟒袍”。所有这些，不外是叫我们死心塌地地认贼作父，为“大东亚共菜圈”卖力。
日寇在伪蒙除了以种植鸦片敛钱，并且允许各地成立“供乐部”，收取巨额赌税，使人们都沉沦在赌场里，不关心政治。伪蒙赌税的收入比皮毛税收入还多。我从他们内部得到一个数字比例，说是某一年全“蒙疆”收了二十四亿元皮毛税，而“俱乐部”的赌税却收入了三十多亿元，这还不算“俱乐部”养活着好多大吃二喝的地痞流氓。在我的伪军中，一直包庇着二、三百贼性不改的蒙古“马鞑子”（蒙古土匪）和热河汉族的胡匪。他们平日不下连队，在街面上狂嫖滥赌。这些人都由我的胡宝山团长率领，他们没了钱花，什么乱子都敢闯，使我对他们很伤脑筋。胡宝山从察北进犯绥远时，路过武川的三眼井教堂，一下子就抢了外国神甫三十万元款子，到了归绥没几天，便挥霍殆尽。于是日本特务机关根据调查研究，索性让“蒙古军”附属的散兵游勇，经营了各地的“俱乐部”。以后伪蒙的好多“俱乐部”，无形中成了替我安置“闲员”的处所。归绥的“俱乐部”，起初由胡宝山包办，我恐怕他在这个大城市中给我滋事惹祸，叫日本人调他到宝昌县包了那里的“俱乐部”。归绥的“俱乐部”便由我的结拜朋友，曾给汤玉麟当过副官长和旅长的李芳亭包了起来，日本人也不是白养活这些“闲员”。他们为了在华北解放区实行“三光政策”，曾把胡宝山的一个名叫宝中山的连长从“俱乐部”中调出，纠合了二、三百蒙汉“浪人”（流氓），开到山东协助日军作战，全被当地的八路军解决，一个也没有回来。
日寇对德王还有一个“碗大汤宽”的事例，就是德王在百灵庙成立“蒙政会”时，蒋介石给他送来一部七十五瓦的电台，由一个姓彭的台长经管。不知是日本人为了表示对德王特别信任，还是想利用这部电台诱降蒋介石，竟然允许德王将此台设在西苏尼特，继续和蒋介石通报。一九四〇年，德王通过“军统”华北区长马汉三，跟蒋介石连络的另一部电台，在归绥被日本宪兵队查获。前“关东军”政治参谋田中隆吉（那时任太原特务机关长）便以“大电台我都允许，小电台算个什么”，替德王在“驻蒙军”司令官冈部跟前做了圆场，这是日寇故示宽大。因为日寇既然不能把德王一脚踢开，就不如捉住把柄也不处理，这样就可使德王更加驯服。这是日本人的权术，使你感到对不起人家，自己就把自己管束得谨言愼行，不敢节外生枝。
在马汉三的电台未暴露以前，德王常跟日本人要“硬骨头”。例如有一年，归绥特务机关把“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电台的报务员陈寿山与葛孟库从新城扣往旧城口本宪兵队传讯，深夜还没有放回。德在伪府大嚷特闹，说“为什么不通过我，随便捕人？得马上给我放回来。”最高顾问宇山兵士说：“现在关了城门，明天再放。”德说：“城门是日本人关住的，日本人咋叫不开？我现在就要下旧城向宪兵队要人，看谁敢阻拦我这个主席！”口本人没有办法，当夜就把陈、葛两人放回。自从马汉三的电台被破获以后，德王便没了此种勇气，连我也被堵住了嘴，在有关这些事上，无法向日本人求情。所以当我的两个卸职师长尹宝山和陈景春，因抗日反蒙嫌疑被扣，我只好给特务花钱，买通日本人把他们保出。而包头商务会会长董五三等和归绥一百二十多个教员被扣以后，商界和文化界都想托我营救，我也想借此交朋友和收买人心，但爱莫能助，听任日寇把他们杀害。
日本在投降以前，就做了把他们的军队和侨民安全撤出大陆的准备。在伪蒙方面，是把德王的智囊吴鹤龄和我的军师乌古廷先后撤职，最后将我由归绥调到张家口加以软禁。为了把德王和我稳住，还使了不少的花招。在调我到张家口以前，即将“蒙古军”编为警备队的三个汉人师归还建制，并且说是要把伪蒙的警察编为十二个师或十六个旅，都叫我去指挥。为此日本人领上我和德王，参观过他们设在张家口的一个小型兵工厂，表示以此为基础，给“蒙古军”扩建为大型兵工厂。恐怕缓不济急，除了由沈阳兵工厂给拨付武器，伪府的最高顾问大桥忠一还给了我十一万两烟土，叫我到包头先换成皮毛药材，然后再从上海的一家兵工厂换取枪械。我因消息灵通，知道希特勒已经完蛋，日本就要投降，这些都是他们的圈套。德王却信以为实，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始终未和我商量过应该怎样应付未来的时局。直到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传米，两个人都束手无策，只好跟若日本集中起来的两万五千多军民，坐上平绥路的闷葫芦车，灰溜溜地滚出张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