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蒙古军”的发展变迁

德王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因为国民党中央决定“察绥分治”，他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公开投敌，自任“蒙古军”总司令。这时，除了他在百灵庙有他以西苏尼特旗“乌滂守备队”为基础扩充起来的七、八百“蒙政会”保安总队，和一九三五年冬我在西苏尼特旗给他组成的五、六百警卫团外，锡林郭勒盟的王公及察哈尔部的总管，大都不敢或不愿出兵协助他进行政治投机和冒险。所以，他虽栽起了“引魂幡””，并没有招来多少牛鬼蛇神。因此，日本“关东军”让我跟他合作，以支持他的伪蒙政权。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嘉卜寺“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任“蒙古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我任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

“蒙古军”第一军，是由我的“察东警备军”改编而成。它来源于驻防热河的“毅军”旧部、围场县的民团和朝阳一带的胡匪以及土默特左旗与科尔沁部的马贼。除了我是蒙古人外，官兵中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蒙古人，基本上是以汉人为基干的。编为刘继广（山东人）的第一师，尹宝山（林西人）的第二师，王振华（辽宁人）的第三师，人们统称为“蒙古军”的“汉师”。但，德王的第二军搭不起架子来，就向“关东军”请求，由伪满统治的蒙旅给补充兵员。可是，日本人恐怕蒙古人团结起来，他们不好驾驭，并且有意让我同德王发生矛盾，不使我们和衷共济，特从我的家乡卓索图盟和我长期驻防的昭乌达盟，借来六千多人马，派德王的警卫团长宝贵廷，前去接兵，于七月间带到嘉卜寺附近。这六千多人，大都是土默特左右两旗的蒙古人和朝阳、阜新两个县的汉人。蒙古人，都会说汉话，汉人，全改成蒙古名字。蒙古人比汉人超过两倍，军官多数是蒙古人。这批人就编成宝贵廷的第四师，人们统称为“蒙古军”的“蒙师”。

德王，想把四、五、六师，编到他的第二军内，可是这六千多人不是征拔的壮丁，而是有枪有马的现成队伍。他们主要来源于土默特左右两旗的蒙古“小队”和朝阳、阜新两县的汉族民团的“小队”，还包括被蒙古王公、汉族地主所收抚的胡匪，还有“毅军”的少数旧部。因为在热河落户，购置了土地，也以地主的身份充任了“小队”或民团的首领。他们在热河沦陷后，虽然是地方团队，而未被日军消灭。但在伪满统治下，不象以前随便了，他们听到我在察北由“察东警备军”司令官而组织起“蒙古军”，认为跟上我走能有出路，所以宝贵廷回到热河不到两个月，便把六千人给带来了。由这六千人编制的四、五、六师的“蒙师”，成份和一、二、三个“汉师”基本相同，只是蒙古人占的比重较多。德王在蒙古的中下层社会，知道他的人很少。日本“关东军”明白，这六千是来投我的，除了我别人无法指挥。故四、五、六三个“蒙师”没有编到德王的二军内，却壮大了我的第一军。

我的三个“汉师”和三个“蒙师”，都是胡匪的“合杆”②性质。在热河人的大团体中，有好多各自独立的小团体。按照“合杆”规矩，宝贵廷当了师长，因为他不仅没有拉过“大杆”③连“小杆”都没有。不过他一方面是德王的人，一方面又是我的人，再加上他回热河辛苦地去了一趟，因此我把昭乌达盟各旗、县的人，给他编了一个第四师。由于宝贵廷和我都是土默特右旗人，还是我原配女人的一个远房兄弟。他从家里初来做事，先在我的营部担任文书上士，后来，我把他推荐给团长赵国增，赵又保送他到东北讲武堂。“九·一八”事变前，他和“蒙古军”的参谋长乌古廷同期毕业，被热河主席汤玉麟吸收到承德，均担任③合杆：指各股土匪的合伙。

5大杆：指大股上匪汤的少校副官。一九三三年热河沦陷，汤玉麟退到察北没有办法了，他们分别和汤玉麟脱离了关系，先后投靠到德王处。因此，宝贵廷在伪蒙时期，一直在德王和我之间来回摇摆。他是住过新式学校的蒙古上层，我始终不把他按嫡系对待。

从热河来的六千人，土默特左旗的是由该旗的统领伊恒额率领；土默特右旗的是由该旗王爷沁巴乌尔济的四哥宝音乌勒吉（七星台庙的活佛，人称“四佛爷）率领。热河各盟旗以土默特部的蒙古人口最多。所以，这六千人当中，土默特部的蒙古人、左旗设治的阜新、右旗设治的朝阳的汉人，就占五千多人。伊恒额跟我结拜，宝音鸟勒吉和我是同乡。所以，我把土默特旗的蒙古人和阜新县的汉人编为第五师；土默特右旗的蒙古人和朝阳县的汉人编为第六师，由伊恒额和宝音乌勒吉分别任师长。将土默特左旗的蒙古人田英和朝阳汉人李鸣运，充任了五、六两师的副师长。田英出身于马贼，参加过哲布尊丹巴的“蒙匪”；李鸣运出身于胡匪，后来参加过“毅军”，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这次前来投我，都带着自己的“杆子”。于是五、六两师，很自然地就成了我的羽翼，他们都服从我，而不听德王指挥。在一九三六年秋天，日本“关东军”派坂垣前来检阅前，三个“汉师”在张北附近驻防；三个“蒙师”在嘉卜寺附近驻防。以后，我和德王因争权发生了冲突，日本在张北给我另外组织了一个“蒙古军”张北行营司令部，我就把五、六两师和一、二、三师集中在一起，留下宝贵廷的第四师，担任嘉卜寺的城防，以保护由我的人组成的总司令部，并表示我和德王没有完全决裂。“七七事变”后，傅作义派石玉山攻占嘉卜寺时，宝贵廷没有跟德王逃往多伦，也把队伍带到张北附近。

“蒙古军”中真正的“蒙师”，是德王跑到多伦以后成立的七、八、九师和警卫师。这时，德王“蒙政会”时的保安总队，已于年前在百灵庙被博作义打垮了，他是以自己的警卫团改称为警卫师，由锡盟阿巴嘎旗王爷雄诺敦都布为师长；以察哈尔部的东四旗和四个群（相当于行政区划的旗）的兵编为第七师，由厢黄旗总管穆克登宝为师长；以从科尔沁旗一带招募的兵和从锡盟各旗征的兵，编成包悦卿和包海明的第八师和第九师。二包都是“东蒙”的知识分子。包悦卿曾任绥境“蒙政会”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包海明是日本士宫学校毕业的学生。所以这两个“蒙师”，和我的那三个“蒙师”有显著的区别。它们是蒙古上层把牧民、奴隶组织起来的军队，里边很少由“小队”和马贼出身的人。至于第七师的察哈尔部官兵，差不多都会说汉语。有的军官、老兵，并且参加过哲布尊丹巴的“蒙匪”和当过马贼。特别是那个警卫师，是我利用热河的蒙古人先给德王组成的警卫团，里边几乎全是马贼。因此，后来由警卫师缩小为伪蒙政府的卫队时，德王把老兵拨给八、九两师，另招了西苏尼特旗的新兵。这四个所谓“蒙古师”，没有一个是德王所理想的蒙古军队。锡盟、察哈尔部里的兵，都掺着汉人。

一九三七年九月，“蒙古军”配合日军进犯绥远以前，我同德王由于形势所迫又言归于好，不过仍是各带各的兵。我带的三个“汉师”，因第二师长尹宝山，在商都作战和协同东条英机攻占张家口时不听指挥，并且把收抚刘桂堂的井得泉团逼到马占山那里，所以被日本最高顾问田中玖撤了职，调充了伪德化市的副市长，由该师团长陈景春升任师长。陈和另一个团长朱恩武，都是热河围场县的大地主。围场的土匪很多，地主武装力量相当雄厚。象“东北军”里边的荣三点、白凤翔，便是围场的胡匪头子。跟“国民军”有关系的姚景川，便是围场地主武装的首领。我的第二师原先有两个围场人，陈景春升任师长后，他一方面领上队伍向绥远出发，一方而打发人回家招兵。到了归绥不久，便把井得泉带走的缺额补齐，这个师越发成了由围场民团组成的团体了。我带的三个“蒙师”，在进犯绥远前，也有变动。第六师师长换了德王“乌滂守备队”干部训练班培养出来的青年军官乌云飞（卓盟喀喇沁左旗人）。因为原来的师长宝音乌勒吉是个活佛，他参加“蒙古军”是想过官瘾，恐怕上火线被枪炮打死。听说队伍到商都解尹宝山第二师之围，便装孬向我请了长假。我为了表示和德王重新合作，便叫他的学生乌云飞担任了师长。实际上是由副师长掌握一切，乌云飞和宝音乌勒吉都是有职无权的傀儡。德王的四个师，在进犯绥远前，由伪满的“兴安军”给介绍扎青扎布来担任第八师师长。扎青扎布的父亲人称戴扎兰（戴是汉姓，扎兰是官衔）和我是磕头弟兄。他从多伦来张北见我，便以此种关系跟我表示近乎。所以，德王虽然号称有四个师，除了扎青扎布倾向我，和包海明又极端亲日，他只能把握住穆克登宝的第七师，他连警卫师也难掌握住。因为德王成立警卫团时，我用“偷兵”办法，从伪满“兴安军”中叫出五、六百旧部，只要我说一句话，仍能把编到“警卫师”的马贼，叫到我的第一军里边。德王所谓的四个“蒙师”，合在一起，也不如我的一个“汉师”人多。我是以八千多人分编为三个师和一个炮兵大队，每个师的人数都在两千人以上；而德王的每个师平均才五、六百人。并且我把日本人先后给我拨到的一万一千多枝新枪，都装备了自己的三个“汉师”和三个“蒙师”，四、五十门野炮和山炮，也完全掌握在我的炮兵大队长丁其昌手中。德王的四个师，有一半是旧抢，自动武器很少，更无重武器。从装备上看是不能和我相比的。从占领绥包后，穆克登宝的人马便所剩无几，遂把第七师的番号给了正黄旗的保安队，由该旗总管达密凌苏龙担任了师长。此人胡须很长，编着一个辫子挂在耳朵上边，非常老奸巨滑。提起这位“长胡子”在东五县家喻户晓，能号召起这一带的民团、土匪。他在政治上反对德王而倾向傅作义。绥包沦陷前夕，就是他给他的义子石玉山补充五百多匹战马，壮大了石的“骑四师”把嘉卜寺的“蒙古军政府”捣毁。绥包沦陷后，他投敌了，还是不听德王的话，自此德王在“蒙古军”中，越发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了。加之日本人不让德王独揽军政大权，所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担任了政务院总裁，由我担任了“蒙古军”总司令。由乌古廷任参谋长，再没有安插副总司令。这时补英达赖任了“巴彦塔拉盟”的盟长，卓特巴扎布并以“察哈尔盟”盟长兼了张家口“蒙骚联合委员会”的总务委员。

“蒙古军”初到绥远的时候，总司令部设在包头。准备由包头再往西进犯，去占领后套和阿拉善旗与额济纳旗，对伊盟形成三面包围以后，再去占领鄂尔多斯部（伊克昭盟）七旗。因为日寇恐怕线线拉得过长，决定了以包头为前进的终点。于是我们由进攻变成了防御，遂把总司令部移到归绥旧城。同时归绥成了伪蒙的“首都”，也有必要让总司令部和政府驻到一个地方。至于各师驻防的情况，刘继广的第一师驻在包头，陈景春的第二师驻在归绥，王振华的第三师驻在集宁，宝贵廷的第四师驻于包头黄河对岸的达拉特旗大树湾，伊恒额的第五师驻于四子王旗，乌云飞的第六师驻于张北的公会一带，达密凌苏龙的第七师在正黄旗原地不动，扎青扎布的第八师驻于武川西部的乌兰不浪一带，包海明的第九师驻于百灵庙。德王在多伦由警卫团政称的警卫师，到了归绥改为伪蒙政府的卫队，驻在归绥新城保护机关、仓库，已不列入“蒙古军”的序列。以后除了临时调动，建制变化（第四师与第六师合并，第八师与第九师合并）外，防区一直维持着这种状态。一、二、三师改编为伪“治安警备队”的三个集团，也只是随着伪蒙政府扩大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把第三集团调到“察南”的平绥路东段，第二集团将防区扩大至集宁，总司令部和第一集团始终没有离开绥包两地。

我任“蒙古军”总司令的初期，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到一九三八年年底这一阶段，一共拥有一万二千骑兵和两千炮兵的主力，加上七、八、九三个师，可以指挥调动一万八千多人。所以这一阶段，是“蒙古军”的全盛时期，也是我的黄金时代。却也因此而使日本感到不安，并引起德王的嫉妒，都想削我的兵权，于是向我施展偷梁换柱和抽筋剥皮的手段。在“汉师”方面，我进人包头以后，为了迅速恢复地方秩序，便让驻防包头的第一师师长刘继广充任了伪包头市的市长（日本人和德王都知道我的第一师，是由“毅军”的底子给打的基础。纪律和战斗力比其它的师要好、较强。所以先从我的第一师下手），脱离军队去当文官，使我失去一员健将。我不得不派炮兵大队长丁其昌去担任第一师师长。丁其昌担任师长到一九三九年秋天。在这年九月一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即把丁调为治安部长，同时把刘继广调升为伪政府的最高检察厅厅长，都由包头弄到张家口，和第一师完全隔离。把丁共昌调为治安部长，还为以后把三个“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做了借口。因为我手下的人材很少，选不出率领这个基干师的将领，遂由该师行伍出身的团长郭秀珠升充了第一师的师长。

第二师和第三师驻到归绥、集宁附近以后，一天比一天腐化堕落。二师师长陈景春是围场县的大地主，在率领民团参加崔兴武的“东北军”十七旅以前，曾参加过宋哲元的“国民军”，故社会关系和头脑里的思想比一般行伍和胡眶出身的军官复杂。他在归绥驻防期间，除了贩运烟土致富，并且想望在政治上另找出路。故和抗战部队派过来的人乱拉关系，特别是和驻在后套的国民党军委会热河特派员姚景川（围场人）来往非常频繁。他怕事情暴露以后，身家性命难保，便在一九三九年脱离了军队，给德王担任了伪蒙政府参议府的参议，由团长朱恩武升任了师长。第三师大都是收编的胡匪，我为了使这个师走向正规，在察北开始组织时，即让曾给崔兴武任过参谋主任的“东北讲武堂”毕业的王振华担任师长。王在一九三八年夏天傅作义反攻归绥时，因团长慕新亚投降马占山而被撤，我又调总司令部的副参谋长刘星寒去接充第三师的师长。刘是我的朋友刘子布（曾给常万里和石文华当过营长）的儿子，又是第六师副师长李鸣远的女婿，并且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我是用他来顶替乌古廷的。由于刘不像乌古廷那样巴结日本顾问，担任师长不久便以暗通抗战部队的嫌疑，被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军部撤职，调到归绥的一个日本“株式会社”中领取干薪。后来他出走到重庆投奔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的乐景涛（克什克腾旗蒙古人，和刘子布是明友）没有找到适当工作，北返到陕北府谷哈拉寨，参加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我因再派不出人去充任第三师师长，即使把人派去也要被日本人顶回去，遂把该师胡框出身的团长宋鹏九，提升成第三师的师长。所以三个“汉师”在一九四〇年夏天改编伪“治安警备队”以前，师长全换成了新人，各团也不是原先的那班人马了。

日寇在“七七”事变以前，所以用一万多枝新枪和四、五十门大炮装备我的“察东警备军”和后来的“伪蒙古军”，并且由伪满借来六千多人，充实德王跟我的队伍，是由于他们原先不打算亲自出马，而让我们前去进犯绥远。不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和共产党合作起来抗战，因而日寇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挑起芦沟桥事变，决定全面侵华，于是我们成了配角，他们感到壮大和装备“蒙古军”成了多此一举。因为他们统治中国占领区，有的是为虎作伥的汉奸，对待一股老百姓可以利用日本参事官与“满系人”组织的地方伪警察；对付抗战部队也能利用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指挥的其它伪军。在“蒙疆地区”除“蒙古军”而外，还有于志谦的“防共自治军”，王英的“绥西联军”和白凤翔的“东亚同盟军”等等。这样，“蒙古军”进入绥远以后，对日寇来说已无必要，而且成了当时的赘瘤和未来的后患。不过日本既然标榜协助蒙古人复兴民族，当然不能把“蒙古军”取消，也不敢把“蒙古军”的武器收走，而是用很毒辣的政治手段，使“蒙古军”逐步削弱，变成伪蒙政权的装饰品。他们的方式方法很多，我另以专题叙述。此处我要说的是从“蒙师”中往走抽人和把“汉师”编为“治安警备队”，因为这两件事对“蒙古军”的关系很大。以后我被弄得无能为力，挣脱不出日寇的罗网，也是受了这两件事的影响。

口寇从“蒙古军”四、五、六三个师抽兵的借口，是伪满要人充实“兴安军”，预防苏联进攻热河，时间是在一九三八年年底。这时武汉沦陷，抗战的形势正处于低潮阶段。并且德工也有心拆我的台，所以他不表示强硬态度，我只好把士兵交出，于是我的三个蒙师马上成了空壳。德王想把这三个师的番号操到自己的手中，由锡盟和察哈尔部征兵补充缺额。先给了宝贵廷五、六百人，但迟迟不给五师和六师补兵。五师师长伊恒额和六师副师长李鸣运，对于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且无耐性等我从热河给往来招人“偷兵”，都向我递上坚决不干的辞呈。德王借此叫乌古廷举荐韩凤楼（被蒋介石宪兵第三团在北平暗杀的百灵店“蒙政会”保安总队长韩凤林的哥哥）为第五师的师长，第六师也被乌云飞完全抓起。由于宝贵廷对我并不忠实，我已没有了可靠的“蒙师”。伪“蒙古军”在进入归绥不久，便成立起军官学校，由原伪满“兴安军”的脑门达赖（汉名高庆春，一九三六年即从伪满到了西苏尼特旗，任伪“蒙古军”上校）担任校长。后来德王要叫他的人抓军官学校这个教育机关，于是乌云飞和脑门达赖对调，乌云飞担任了军官学校校长，脑门达赖担任了第六师师长。四、五、六师被德王操起来之后，每师只给补充了五、六百新兵。宝贵廷的第四师在大树湾驻防和黄河南岸的国民党军队经常接触，伤亡、逃跑所剩无几，在一九四〇年春天“五原战役”以后，即和第六师合并，宝本人调回总司令部担任了教育部部长。此外的那三个蒙师，除达密凌苏龙的第七师一直没有变动。第八师在武川被八路军和傅作义的游击部队打垮，扎青扎布阵亡以后，和包海明的第九师合并。包继乌云飞担任了军官学校校长，调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鸟力吉敖喜尔充任师长，乌云飞离开军队充任了伪蒙政府参议府的参议。这样伪“蒙古军”的六个“蒙师”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就把四师和八师的番号取消了，只是七师的人数不减，其余三个师合计不足两千人，成了布置在大青山后的边防军了。三个“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成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把第一师师长丁其昌调为治安部长时，即已内定，不过当时没有公布，到一九四〇年夏天“五原战役”结束之后，张家口的日本“驻蒙军”军部才给我下达了这一命令，把三个师改为三个集团，团改为大队，连改为中队，排改为小队。为了改编工作顺利进行，由原来的每师三个团，改为一个集团下辖四个大队，将师的直属部队完全取消，共是十二个大队。集团长的手中没有了兵。第一师师长郭秀珠不愿扔枪，屈就了大队长。把第一集团长的空地位，让给了总司令部的参谋处长郭光举。这三个集团中的第一集团和第二集团分驻在绥远各县，集团部仍分设在包头和归绥。第三集团开到察南，集团部设在怀来，都被化整为零。“治安警备队”名义上受治安部长丁其昌指挥，实际上由驻在地的日本部队或特务机关操纵，成了各自为政的十二个小单位。因此，军官尽吃空额，把原先三个师的六千多人，变成每一个大队只有三百多人了。日寇和德王把我的“蒙师”的兵抽走，等于去了我的左胳臂，将我的“汉师”整个编走，等于去了我的右胳臂。所以这两件事完成以后，紧接着就改组我的总司令部，结果负责的汉人全被挤出，炮兵大队也被张启祥操起，给我只扔下一个警卫连。郭光举就是因为在各处之上增设了管理各处的参谋、教育和总务三部，参谋处长之上有参谋长和参谋部长，他才下了部队。他担任了“治安警备队”的第一集团长，遗缺补了乌力吉敖喜尔。乌力吉敖喜尔出任第九师师长。这是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这一阶段的简要情况。

从一九四〇年“五原战役”后，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蒙古军”有名无实了。并且我除了在暗中掌握“治安警备队”，已把“蒙古军”的事，让日本顾问和参谋长鸟古廷去折腾。可是日寇对我仍不放心，对乌古廷也有所怀疑，在德国快要垮台、太平洋战场日军节节失利的一九四五年春天，先把乌古廷撤职，调宝贵延为参谋长；后将我由归绥叫到张家口，将我跟绥远的部队隔离开来。在此期间突然让“治安警备队”归还“蒙古军”建制，把三个集团编成六个“汉师”，加上四个“蒙师”，以及一个姓白的汉人和伪萨拉齐县长某纠合起的两部分人，共凑成十二个师。“汉师”是按一、二、三、四、五、六排列，“蒙师”的七、九两个师未动，因为“治安警备队”已由三个集团很快改成了六个师，姓白的汉人和伪萨拉齐县长某某的队伍还未编制就绪，日本就宣告投降。故我弄不清“蒙师”的五、六两师，是否改为八师和十师。我只记得“汉师”是由伪宣化省省长刘继广兼第一师师长，郭秀珠为第二师师长，宋鹏九为第三师师长，郭光举为第四师师长，朱恩武为第五师师长，门树槐为第六师师长。郭秀珠那个大队原来驻在包头，因赤城、龙关一带的八路军非常活跃，把宋鹏九的第三集团弄得无法招架，遂把郭秀珠的那个大队由包头调去。故归还“蒙古军”建制时，将察哈尔境内的“治安警备队”编为一、二、三师，绥远境内的“治安警备队”编为四、五、六师。

日本投降前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兵解放察北，八路军把张家口、大同至归绥之间的铁路切断，傅作义也从后套跑了出来，于是“蒙古军”的十个师没有集中到一起。“蒙师”里边除了第九师由乌力吉放喜尔率领，参加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韩凤楼、脑门达赖和达密凌苏龙所带的三个师，完全被苏军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缴械。“汉师”驻在绥远的三个师，都被宝贵廷抓起，连同张启祥的炮兵大队以“新十路军”的名义归降了傅作义的“十二战区”。大炮让傅作义的四个军瓜分了。骑兵最后缩编成一个旅，由安恩达率领，跟上董其武起义了。驻在察哈尔的三个师，因刘继广离开部队多年，郭秀珠回包头探家，全倾向了宋鹏九。宋掩护着马汉三的一部电台，把我派去协助他的丁其昌顶回，想望国民党另给他编制队伍。“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叫他先在解放区扰乱，以致马匹大部饿死，士兵大部逃跑，结果三个师只剩下一百八十多骑兵和三百多步兵。听见我带上刘继广和郭秀珠出关给蒋介石组织伪“东北民众自卫军”，他在南口附近无法存留，便跑到热河开鲁找我，我给他编了一个师。开鲁解放时，我只身脱逐，刘继广因未去开鲁，其余都被解放军俘虏。“蒙古军”可以说是从开鲁起家，最后还在开鲁完全覆灭。它祸害了察、绥两省，连前带后共计十五、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