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日寇控制“蒙古军”的方法

“蒙古军”不是我一手缔造而成的。它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充当董事，德王也搭了股份，我作经理凑成的。我这个经理是非常难当的。所以“蒙古军”前后分崩离析，弄得德王和我两败俱伤，主要是日寇对“蒙古军”抓得很紧，不许我放手去做，又助长德王的人处处掣我的肘，形成两个派系互相攻讦猜忌，不能团结一致，才把部队搞成一团糟的样子。

日本控制“蒙疆”占领区，始终是一个师团的兵力。酒井机械化师团攻陷绥包后，返回公主岭，调来厚宫师团驻防。师团部和一个旅团驻在大同，另两个旅团分驻在张家口和归缓。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这个师团才离开察绥和晋北。因为他们掌握了铁路交通，并且有汽车载运步兵作战，面上有伪警察署给充任觸角，点上有特务给收集情报，所以调动非常灵活，比骑兵还要快速，有没有“蒙古军”配合，亦能对付绥远的抗战部队。绥远抗战期间的三次较大战役，“归绥战役”就没让“蒙古军”参加；“包头战役”是日军结束的战斗；“五原战役”是日军把后套攻陷，让“蒙古军”前去驻防的。由于日军撤走，“蒙古军”和王英的“绥西联军”才被傅作义打了个落花流水。“蒙古军”进入绥远之后，实际成了伪蒙政权的摆设，不过这种摆设不同于磁器花瓶，有变成定时炸弹的危险。所以日寇对“蒙古军”控制很严。针对我的弱点和“蒙古军”的弱点，除用偷梁换柱和剥皮抽筋做法，把“蒙师”弄成空壳，将“汉师”拨走，还用种种方法，使我和官兵被控制就范。

我在察北任“察东警备军”司令官和任“蒙古军”副总司令时，队伍受长春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指挥，我到归绥任了“蒙古军”总司令以后，队伍归张家口的口本“驻蒙军”军部节制；我的最高顾问多数由就地日本特务机关长兼任，从团到师都有日本顾问和教官，总司令部还有一个顾问部。顾问本来是一个供我咨询和管理他们日本人的机构，最初他们只掌握着通讯联络的电台和交通工具以及特种武器。例如在：“察东警备军”时期，是由日本人组织的“特设队”驾驶汽车、战车和使用重机枪及大炮；到了将重武器交给“蒙古军”操纵时，二百多辆汽车和两架飞机还是由日本人充任司机，总司令部和各师联络的电台与电话总机仍由日本人把持。按照规定，顾问部不能经管经费和决定人事，可以从旁监督建议。无奈我为了买好日本人，想叫他们“吃上嘴短和拿上手软”好对付，在“察东警备军”时期，就把经费交给他们处理。到了“蒙古军”时期，我有意让德王和日本人发生矛盾，除了我的三个“汉师”和三个“蒙师”，其他三个“蒙师”的人事，我就不加过问。因为日本人得寸进尺，使我在“蒙古军”中的地位一落千丈。顾问部最后连人事也完全操纵了，成了“蒙古军”的最高权力机关。谁表示亲日，给他们提供情报，谁就官能坐稳，有钱可花，谁不靠拢日本人，谁就不能升官发财。因而后来军官们都看日本顾问的头脸，就不大听我和德工的话了。

日本人为了拢络我给我戴高帽子，有几个顾问称我为“大帅”，我对此很感羞愧。由于我担任“蒙古军”总司令以后，既不能与张作霖跟汤玉麟这些人相比，也不能象我的老长官张连同、崔兴武那样为所欲为，权力反而不如任“察东警备军”司令官那个时期。在察北的时候，“关东军”司令部还派政治参谋跟我商谈作战的部署，让我坐上飞机偷看过傅作义在归绥的城防工事，参与过王英进犯红格尔图的戎机。到了归绥之后，一直是由日军担任主力部队，他们需要“蒙古军”配合的时候，才由最高顾问告我，其它都对我保密，概未叫我出席过“驻蒙军”军部的军事会议。日本军对傅作义进行的三次较大战役，“归绥战役”我既不知道怎样开始也不知道如何结束的；“包头战役”只知前半段；“五原战役”也只知后半段。“蒙古军”在嘉卜寺的“蒙古军政府”组成时，日本人是想叫德王和我带上雉鸡尾巴唱傀儡戏；到了“七七”事变以后，他们亲自上场表演了全武行。德王虽然仍扮演着一个“反王”（反动头目），可我在“蒙疆”大舞台上却由元帅变成了偏将，把雉鸡尾巴被拔掉了。因而给我派来的最高顾问，在进人归绥的前阶段，也由特务机关长一类的要角兼任，以后又降为退役军人一类的帮角。这些家伙们的政治水平很低，往往把日本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和日本“驻蒙军”军部对“蒙古军”的看法违背，完全板起主人的面孔，想叫我俯首贴耳地由他们摆布。我是吃软不吃硬，因此和他们干了起来，日本“驻蒙军”军部又让归绥特务机关长兼任，狡猾的小仓一直担任了我的最高顾问。

“蒙古军”最初的顾问，由嘉卜寺的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兼任，并且兼着“蒙古军政府”的最高顾问。田中玖是日寇中的一个政客，曾任过通辽和赤峰的特务机关长。我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时，就是先跟他接的头，所以和我友情很笃，对德王非常讨厌，曾在嘉卜寺鼓动宝贵延等，想把德王刺杀。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关东军”把他撤掉了，没有叫他跟上队伍前来绥远，而在北平开办了制造海洛因的工厂。我担任了“蒙古军”总司令以后的最高顾问，先是高场损藏，继而是三毛一，都不把我当总司令看待，连顾问部的小顾问也对我没有礼貌了，曾在归绥的一次宴会上，受过盘井顾问的公开侮辱。盘井是我在一九三二年冬天，在通辽附近抗战时期打死的伪满“蒙古自治军”最高顾问松井清助的远房兄弟。这天他假装酒醉，当着我的几个师长和日本人，横眉蹬眼地问我：“松井是谁打死的？”我也厉声答道：“是我！”他又问：“你知道不知道他是我的本家哥哥？我要为他复仇！”我说：“你那时如果在场，我连你也敢打死，你现在来到我这里，想死也很容易。”他听见我的话很硬，再没敢吱声。我的师长们把我拉到一边，别的顾问把此事报告了张家口的“驻蒙军”军部。经过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酒井隆和日本“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的研究，怕把我逼上梁山，很快把盘井调到张家门“驻蒙军”军部，由当时归绥特务机关长小仓兼任了我的最高顾问。

日寇派驻各地的特务机关长，大都是文武全才的“中国通”，非常阴险诡诈，不像一般顾问那样头脑简单。如改称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长官的前张家口特务机关长酒井隆，是现役中将阶级，他实际上是“蒙疆”的总督，连“驻荥军”司令官和伪蒙政府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也受他的指挥。归绥的特务机关小仓是现役少将阶级，他的前任桑原大佐调到五原开辟绥西占领区而阵亡，派小仓到归绥是让他来担任统治绥远沦陷区的钦差。在这以前，我很看不起高场和三毛一这些顾问，我有事跟桑原请示商量。到了张家口以后，除了见“驻蒙军”司令官，还必定去拜会酒井隆。我知道他们是伪蒙的真正主宰者。像大同的厚宫师团长，就不过问伪蒙的政治。因为“蒙古军”的实力，最初是掌握在我的手中，以后虽把“蒙师”拙空并把“汉师”改编，但我仍能影响“蒙古军”和“治安警备队”，所以酒井隆、桑原和小仓，在我身上下过好多功夫。根据我是一个蒙古人，又是兵痞和胡匪出身这些特点，一方面用民族的大帽子把我扣住，让亲日和倾向德王的两派蒙古人往部队中渗透，不使“蒙古军”成为“汉蒙古”的团体，让我一手抓起，另方面在升官和发财这方面，给我很高的位置与很多的方便。

在嘉卜寺的“蒙古军政府”时代，由德王任总裁兼“蒙古军”总司令。我对德王当蒙古大皇帝也能投赞成票，但很不高兴让我担任“蒙古军”的副总司令。因此，曾和张学良联络，并在张北打算归附蒋介石。这两件事可能被日本特务机关察觉，或是他们判断出我如当不上“蒙古军”的总司令，会走到别的道路，所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一成立，便叫德王把总司令让给我担任，也没给我派副总司令。“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只有一个副主席，原先是德王以此而兼政务院院长。一九三八年云王一死，德王任了主席，便把副主席叫我担任。“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由“蒙古”、“察南”和“晋北”三个伪政权组成，德王任了主席，由“察南”的于品卿和“晋北”的夏恭任副主席，夏恭离开应由“晋北”方面产生副主席，但这个副主席却给了我。我是主张军政分治，愿意专负军事上的责任，宁可不当伪政府的副主席，也不想叫德王的人参加入“蒙古军”。可是酒井隆和桑原他们，都向我表示“蒙疆是德王和你的”。外边不明真像的人，也以为德、李是一家。所以有好多事情，我没有话说，只好哑吧吃黄连——苦在心里，无法把德王的势力从部队中清除出去，结果把总司令部和炮兵大队被乌古廷和宝贵廷先后掌握。

日寇知道德王好高鹜远，我贪图货利，张家口和归绥的特务机关对我跟商人来往和倒卖烟土，一开始就不限制，并且很给我留面子。一九三八年冬天，往走抽四、五、七师的六千多兵时，我已在归缓和北平大做烟土和黄金投机倒把生意。那时我要是态度强硬一点，他们也不敢强制执行。因我没有政治远见，对抗战胜利怀疑动摇，以为离开“蒙疆”就失去发财的机会，看见蒋介石从武汉被赶到重庆，就更“乐不思蜀”了。日本见我无能为力，便叫兵们放下武器，像羊一样集中到归绥，大冬天装到敞棚货车里边，我跑到车站发一顿牢骚，说他们把人按牲口看待，才用客车运回热河遣散。我本来计划让他们整个回家过完春节，第二年再零星招集回来，殊不知队伍解散容易，再集合就非常困难了。加之，伊恒额和李鸣远非常灰心丧气，把师长和副师长辞掉，被德王聘为伪蒙政府的参议，我连将领也没有了。这样日本未发一枪，将我的三个最坚强的“蒙师”消灭。“蒙古军”一进城就腐化起来，到一九四C年“五原战役”以后已处于瘫痪状态。主要是我比部下先腐化堕落，扔不下归绥和北平的财产，失去当年敢带上二百人在赤峰高梁杆子店解决汲金纯的勇气。

“蒙古军”不论“蒙师”与“汉师”，由于士兵多系胡匪和马贼出身，久经战斗锻炼，真干起来非常能打。尤其在“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以前我还带着二、三百没列人“蒙古军”编制的马贼和胡匪，把他们安插在各地的“俱乐部”里边，在赌鸦片，贩运鸦片，走私以及包庇走私，日本人均不干涉、限制，虽驻守八年很少换防，就是为让他们固定在一个地方安家落户，发财致富，削弱对日的反心。“蒙古军”进人绥远后，连级以上的军官差不多都娶了姨太太，班长也几乎完全有了老婆。师长和团长们在归绥、包头和张家口，甚至北平买了院子，有的还垫出资本同当地的商人合伙开买卖字号。一九三九年“五原战役”前，调任丁其昌为伪治安部长，把三个“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一九四〇年“五原战役”以后，国民党和伪蒙双方都吃了苦头，“蒙疆”前线遂形成了各不相犯的局部停战状态。德王勾通蒋介石的电台被日军破获后，日本人在归绥、包头和张家口杀了好多“抗日反蒙”分子。日寇就是在此种情况下，顺利地把我的三个“汉师”从“蒙古军”中拨出去，而把我弄成了光杆司令。“治安察备队”名义上归丁其昌指挥，师长们为了苟且偷生，乖乖地接受了改编命令。

归绥特务机关长小仓，兼任“蒙古军”总司令部最高顾问时间最长，从一九四〇年春到一九四五年秋，将近六年光景。他的态度相当和蔼，表面上对我彬彬有礼，遇到我跟德王有了争执，他还站在我的方面说话。我和德于二次到东京访问时，坂垣陆相送了我两匹马，给德王五百支枪，我的马由轮船上运来，德王的枪被小仓扣住始终没有给他。小仓对我说：“这枪不给他。等给您把卫队连扩充成警卫团时，装备咱们司令部的兵。”显然，这是他在干挑拨离间的能事。实际上他是用“以柔克刚”的办法，要把我弄成胶皮娃娃团弄。小仓在我身边布置有四、五个特务，充任我的翻译、司机、勤务兵和传达。我在归绥的时候，曾把一个乳名叫桃子的暗娼纳为外室。连这个女人也都受蒙古宪兵的威胁，向特务机关提供过有关我的情报。“蒙古军”总司令部各处和直属部队中，起初很少蒙古人，以后逐渐多了起来，最后把汉人排挤得所剩无几。这些蒙古人大都亲日和倾向德王，尽做我的特务工作。我这个“蒙古军”总司令，一直被包围在特务的网中，一举一动，一宫一行，都很难瞒过小仓的耳目。我没有和师长们直接联络的电台，打电话也得通过日本人或通过蒙特操纵的总机，我和我的部下只能用挤眼扭咀示意打招呼或到厕所里说私话，日本人把我看管得很严。从一九三七年冬天把总司令部设在归绥，我很少走出这个城圈，到什么地方也有日本人或特务跟着，不给我露一点空隙。因此，使我和部下一天比——天疏远，养尊处优，已无从前那种绿林气概了。我的师长团长们，也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大都学会吸鸦片烟，骨瘦如柴，也没有十几年前那种生龙活虎的气概了。

德王自从他庇护的电台暴露后，被日本人抓住小辫子，再不敢装腔作势了。尽管我已成了行尸走肉，但日本人知道我在暗中仍掌握着“治安警备队”和扎青扎布的第八师与张启祥的炮兵大队，怕到了必要时，中国人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所以日本人把“蒙古军”总司令部，一直设在归绥，而不随伪蒙政府迁往张家口，意在不叫我和伪蒙政府的那一帮蒙古文人接近，怕我给他们壮胆，怕他们由我出主意闹事，日本人不能分别掌握各个击破。一九四四年冬天，他们（日军）打通广西和越南占领区的交通时，将华北的日军大部抽走，大同的厚宫师团也去了不少的人，后方非常空虚。这是伪军反正的很好机会。可我看不出这个形势来，而日本人却心怀鬼胎。冈村宁次趁此调我到北平开会，到了北京和张岚峰、孙殿英、庞炳勋、吴化文等一见面，众人才恍然大悟。等到他们把攻陷桂林、南宁、柳州的队伍调回，方叫我们各返原防。乌古廷担任“蒙古军”的参谋长多年，对“蒙古军”也能发生影响作用，并且他和昊鹤龄大兄哥两个，已经形成与德王和我黑足而立的一个派系。吴鹤龄和蒋介石有深厚的关系。乌古廷有投向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倾向。所以日本人在一九四五年初，把伪蒙军政府的政务院院长吴鹤龄挤下台以后，到春节前又下令将乌古延的“蒙古军”参谋长撤掉，叫蒙特宝贵延担任丁参谋长，并把我调到张家口软禁起来，无法照料归绥的部队，以致到日本投降时，首尾不能相顾，师长们像切了头的蚱蜢一样乱飞，让蒙疆地区的两万多日本人从容退走了。

一九四五年夏天到秋天我被软禁于张家口，是被“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与伪蒙政府的最高顾问大桥忠一用诡计控制着。日本人已估计到他们一旦从“蒙疆”撤退，“蒙古军”必定要起来拉他们的后腿。于是他们把乌古廷撤掉，又以“扩大蒙古军组织”为名而将我从归绥诓到张家口。他们这时除将“治安警备队”归还“蒙古军”建制，由三个集团扩充成六个师，并在四个“蒙师”外，还增加两个“汉师”，共凑十二个师。另外要把伪蒙所有的警察编为八个独立旅，也归“蒙古军”指挥。我就为扩编队伍钻在张家口无法脱身。我那时计划在“蒙疆”地区招集五万人，可是还缺少两万多支枪，还想每一个师成立一个炮兵团，又缺八百门大炮，日本人对我的要求，满口承应。他们在沈阳的南满车站上，堆起好多空箱子上写着“蒙古军”的字样哄我，井由伪蒙政府拨出十一万两烟土，叫我派人到包头换成皮毛药材，运到上海，到那里的兵工厂换取武器。这样，在搞装备问题上拖延时间，把我拴到张家口达两个月之久。到了八月初我听见广岛扔下原子弹，苏联已经对日宣战，感到远水救不了近渴，应该马上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时，根本博突然给了我一张秘密图纸，说是张家口建有防备苏联的地下工事，里边堆有装备日本三个师团的全部武器，叫我拿出来应用，我又如获至宝、欢喜若狂。这时天皇接受波茨坦宜言的消息传来突然傻眼了。由于我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部队也集中不到一起，最后只好把一切扔下。在苏军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压境，铁路被八路军切断的情况下，和德王一起被日本兵车带到了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