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我参加汪精卫召集的“青岛会议”经过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厚和（今呼和浩特）特务机关长兼“蒙古军”最高顾问小仓通知我说：“有一个重要会议让你前去参加，现在就带上堀顾问和翻译，坐飞机先到张家口。”这时，因为日军的厚宫师团都从大同以东西调，正准备协助王英进犯后套。原厚和特务机关长桑原，也从厚和调到包头参与这次进犯，由我的最高顾问小仓兼了厚和特务机关长。我怀疑是他们把我弄到张家口软禁，怕“蒙古军”扯他们的后腿，所以我没问小仓叫我前去参加什么会议，便领着崛顾问和翻译郝贵堂到了机场。

到张家口后，我到伪蒙政府去见德王。他说：“汪精卫在青岛召集咱们开会，驻蒙军非叫前去参加不可。我因不能和王克敏、梁鸿志们并列在一起，所以叫你代表蒙疆前去。汪要问到我，就说我卧病无法起床。”说着，他给了我二指宽的一个纸条，上边写着：“前察、绥两省和山西里长城以北，为蒙古的高度自治区域，蒙占可以驻兵和安设官吏”等字样。他说：“你就照这个签字，别的都不要承认，我们以成吉思汗做纪年，他们不能管，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旗子，不挂他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我问他：“再有别的事没有？”他说：“就是这事。”我即从伪蒙政府辞出，回我上堡的家中休息。

二十二日又坐上飞机，下午三点多钟到达青岛，被日本人招待到一个山坡的旅馆里住下。不大一会，板垣也到了这个旅馆，我即去见他。我说：“德主席有病，叫我替他前来”。他笑了一笑，说是：“我知道了。”接着说：“这是个日本旅馆，你住着恐怕不方便，不过这里非常安全，因为蒋介石已派不少兰衣社的人，秘密潜入青岛，要破坏这一次会议”。我说：“我带着翻译”。并问他：“你和汪同来的吗”？他说：“我和汪一同乘兵舰来的。明天你们可以见面了。你见过汪没有？”我说：“从未见过。”他说：“你休息去吧，有事可以找我。”二更时候，堀顾问跑进来说：“明天中午汪要单独见你，并请你吃饭，板垣很犯愁，说这该怎么办？”我说：“我不知如何是好，那就叫板垣决定吧。”堀说：“板垣叫我问你，你看汪是什么意思？”我说：“汪一定要表示拉蒙古，我不表示态度，问起军事，跟他闲扯几句，问起政治，照德王嘱咐我的和他谈。对于日蒙关系，我说好不说坏。”堀顾问听我说完，到板垣的房间走了一遭，回来和我说：“板垣认为你判断得很对。你就照德主席指示的去跟他谈。”我对堀顾问说：“还有一件事，我明天见了汪，应该怎样称呼，他要称我李总司令，我叫他汪精卫太失礼；我要叫他汪主席，他不是我们蒙古的主席，你替我请示一下板垣。”堀顾问出去又回来说：“板垣让你随便叫吧！反正他不是你们的主席就是了。”二十三日上午，汽车把我们接到山顶的一个大旅馆里边。沿途戒备森严，每隔几步就有一个日本宪兵站岗。大旅馆的客厅中，早坐下二十多个人，桌子上放着两张写好字的纸和两枝新笔。招待人员把我领到一个湖南人跟前，向我介绍：“这是周佛海先生。”我们握手寒暄毕，两个人走到桌子跟前，各拿起一张纸，我见上边写着他们的伪“中央政府”承认我们伪蒙古的高度自治权，我们的代表可以出席他们的中央政治会议。相互间的关系细则，由他们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和我们的代表再行商议。意思和德王临走时给我的那个纸条上写的差不许多，并且我知道一切均由日本人预先安排决定，他们也不敢捉弄我这个老蒙古。周佛海和我说：“你仔细看看。”我对他说：“没有什么差错。”便毫无顾虑地在每张纸上签了字，把一张放到我的皮包里边，其余人都拍起手掌，庆贺协议达成。

签完字，周佛海进了汪精卫住的房间。不大一会，周招手叫我，我走了进去，周向汪把我介绍完毕，即行退出。正在这时，堀顾问把郝贵堂推入里边，拿着一个照像机，听我们谈论什么。汪问我：“这是谁？”我说：“我带的人。”汪把我让到靠近窗户的一个茶几跟前，我向郝贵堂狠狠地盯了一眼，郝退了出去。汪才说：“李总司令，你辛苦了。”我说：“汪主席，你也辛苦了。”他说：“彼此都一样，没有什么。”我说：“早没见面，久仰大名，你可以说是不避危险诋毁，一生为国家大事奋斗。”他说：“实在抱歉得很，我很愧对全国父老。你坐下，咱们好好谈一谈。”这时，我站在那里，他把我拉到沙发上问我：“你的防地安静不安静？”我说：“傅作义前年反攻厚和与去年袭击包头，都被我们蒙古军配合日军打退。”他又问我：“你的部队有无困难，你可以和我说，咱们研究一下，我好替你解决。”我说：“咱们亲日，不能叫兵们跟上受罪。没吃的向他们要，没钱花也向他们要，蒙古军补给很好，武器装备也不太差。”

汪精卫一听我不向他求援，便喝了儿口清茶，突然和我说：“我打听一件事。听说你们那儿满洲人和蒙古人有摩擦。”我说：“满洲人是蒙古人的外甥，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我说：“蒙疆有多少满洲人，恐怕你不明白。”他说：“这个我不明白。”我说：“蒙弧的满洲人，都聚居在厚和的新城，现在剩下不到一千户，就产生了一个市长。目下，厚和市的市长李春秀便是满洲人。我们那里也照顾少数，讲究民族协和，因为汉满蒙回藏，都是中国人，没有摩擦那回事。”汪一听，再不吭声。接着他又问我有无困难。我说：“主席老问我有无困难，可见对我们蒙古非常关怀，我们的困难可以就地解决，不愿给主席多添麻烦。”他看了看我始终不向他张口，便转变了话题，扯了一阵问候德王起居饮食的闲话，即和我共进午餐。由周佛海、褚民谊和梅思平等作陷。仮毕他和众人即把我送出旅馆。

晚上，“新中央”、“临时、”“维新”与“蒙疆”四方面的汉奸头脑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联欢宴会。板垣也出席参加了，吃到十一点多始散。二十四日早晨，我向板垣汇报了和汪精卫谈话的内容，我说：“他们今天要讨论他们三个政府合并的事，这和我们蒙疆无关，我想今天回去，不知你以为怎样？”他说：“没你的事了。你今天就走吧！”吃过早饭，汪派周佛海把我送到机场，我即由青岛起飞，当天飞回张家口，向德王交代完毕，翌日，仍乘那架飞机返回厚和防次。

汪精卫于这年三月在南京举行完“还都大典”。特在四月九日，跑来张家口访问德王，德装病不予接见，汪赖在宾馆不走。“驻蒙军”军部为了维持汪的面子，强烈要求德王必须接见。德没有办法，才勉强和他见了面。因为我没在座，不知他们商谈和决定了些什么事。只知以后德派伪蒙的政务院院长兼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札布和前“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代表伪蒙疆出任了汪的伪中央政治会议的委员。这样，虽然德王内心里一向反对与汪伪政权发生关系，但在日本人操纵下，还是产生了藕断丝连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