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我和吴佩孚有关联的几件事

我最早在属于毅军系统的热河游击马队统领张连同（字协堂，湖南益阳人）部下当兵。两次直奉战争，张连同均在直军指挥下跟奉军作战。由于热河的地方部队一向反对奉军，我便跟着他们对直军的统帅吴佩孚也盲目崇拜起来。后来因为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把曹锟因起，吴佩孚由海路退往武汉，张连同才领着我们归降了奉军。

一九二五年冬天，郭松龄在冀东倒戈，阚朝玺从承德出走，张连同由建平带领一个团去热河接任都统，留我在下洼一带给他收编胡匪。张到了承德附近，部队被国民军宋哲元部缴械，他亦被俘虏。宋把他交给代理都统谭庆林软禁于承德。我得讯以后，曾率领二百骑兵前去营救，因谭庆林调处，未跟国民军开火。谭还准我进城和张连同在行宫会面。当时，谭庆林曾赏过我三千银洋，我亦因谭优待张连同，向他跪下磕过一头。所以谭庆林对我更有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七年华北沦陷以后，谭庆林仍然健在，一度被日寇扣捕，经吴佩孚保出，由其孀居儿媳伺奉，住在北平东城一个破小院里，生活很不宽裕，吴佩孚时常接济他衣食。一九三九年，我到北平养病，住于东交民巷的一家旅馆里，延请中医治疗，被新闻记者发现我的行踪，在报纸上登出。谭庆林看到这一段消息，特来旅馆找我。我看他衣履破旧，先给了他五百元，叫他购换服装。他和我谈起日本人硬逼吴佩孚出山，齐燮元亦力拖吴下水，但除了以后担任伪蒙疆政府的最高顾问的大桥忠一吴还肯同他谈话以外，其他前去访问吴的日本人，吴均拒不接见。齐劝吴出任伪临时政府的总统，吴反劝齐和他一起到西山修行。

吴佩孚是否以此沽名钓誉，或是故意抬高身份，和日寇讨价还价，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因投敌出任伪“蒙古军”总司令，内心很感羞愧，听见谭庆林这样一说，越发仰慕吴的“高风亮节”。于是我向谭庆林说：“您可代我致意玉帅，他如有困难的地方，我很愿意在财力和人力上给他帮些小忙！”谭对我说：“很好，我可以代你转达。”隔了一两天，谭庆林又来找我。谭说：“玉帅想叫你用绑票的办法把他接出北京。城里城外得五百人才行。因日本人碰了他的钉子，已经老羞成怒。他急于逃出虎口。”我听了以后，非常兴奋而焦急。兴奋的是我如果把吴捧出来抗战，一定在中国惊天动地，不仅洗刷了我叛国的污点，并且政治上亦有远大前途。焦虑的是此事须要慎审策划，不能轻举妄动，需要很好准备方行。

我遂对谭庆林说：“在城外呼应，我回去即能把人派来。进城里动手，必须好好选拔一些人才行。并且还得让他们呆个半月十天，熟悉一下北京的街道。我手下有好多不怕死的热河胡匪和东蒙的“马鞑子”。他们在山野很有种，进城就显得笨手笨脚，并且贼头贼脑，最容易被日本宪兵和北京的警察识破。”谭说：“你赶快回去准备一下。我跟玉帅从长计议。我们决定好以后，再打发人到绥远通知你。”我因急于办理此事，没等病好就回了归绥。正在叫我的卸了职的团长胡宝山给挑人的时候，报上便登出吴佩孚逝世的消息，以致此事作罢，当时引为终生憾事。

吴佩孚死后，我用十四万块银元把北平东城什锦花园的“卓王府”买下，东隔壁便是吴佩孚的公馆；西隔壁是阚朝玺的妣夫。在伪满担任次长的洪维国的住宅。吴的夫人因吴在生前和她谈过我，以后又成了邻居，便跟我的眷属来往得相当亲近，时常在一起打牌，并邀我去她家里吃过饭。关于吴的死，据她跟我谈：吴因急于脱离北平，加之肝火上升，由牙痛而淋巴腺肿胀，躺在楼下的竹榻上不能起床，但坚决不入医院，恐遭日本人的毒手。有一天，齐燮元和齐的一个少校军官，领来一个日本医生，上楼叫吴的夫人签字，要给吴动手术。吴的夫人不签，他们却走到楼下给吴开刀，吴的夫人听见吴在楼底下呵呀了一声，从楼上跑下来一看，吴已因血管被横割破而断气。那个随齐而来的少校军官以后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吴的夫人除了痛恨齐燮元和日本人，并对此人的来历，也感到非常怀疑。

日本人投降以后，洪维国被军统特务扣捕，戴笠曾一度搬到洪的住宅居住。蒋介石有一次来到北平，名义上在“行辕”休息，实际是在附近布满了便衣特务的戴笠那里起居饮食。曾叫宋美龄到吴佩孚的公馆看望过吴的夫人，对吴的暴卒经过，询问甚详。吴的夫人因齐燮元已经扣捕解往南京，还曾请蒋通缉那个跑到胡宗南手下的少校军官。但等了好长时间没有一点下文。

吴佩孚身后非常萧条。夫人因肥胖没有生育，由族里过继了一个儿子，听说吸毒和扎吗啡针，很不成器，未跟吴的夫人在一起居住。军统特务在北平横行时，曾向吴的夫人进行敲诈。她怕他们前去搜查，说仅有一包玉器，想托我给保存，并且有吴遗下的重机枪二挺，驳壳枪三枝和十几枝步枪，亦想让我给变卖。我因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急于出关，故未顾上替她办理此事。旋我的队伍被解放军歼灭，我只身跑回北平，吴的夫人已将住它出售给别人。不知她保存的玉器和武器，做了如何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