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如何走出今日之困境
在“中国奇迹”的欢呼声中，GDP增长从2010年一季度12%的顶点，一路下滑到2012年一季度的8.1%。这不是常规的经济景气循环，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传统的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终结。工业和财政增长速度下降，企业开工不足。最近拜访了东南沿海的一些企业，他们认为现在的形势较2008年更为严峻，同时也在关心会不会有新的政策出台。目前市场上盛传下半年政府推出新一轮刺激政策，我感到担忧，经济对刺激政策的依赖像吸毒上瘾，鸦片剂量一次比一次大，但现在的问题是还有多少鸦片存货？鸦片能不能祛除病根？
不能再靠刺激性政策了，要坚定地推进经济和企业的转型升级。转型升级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见实际效果？因为政府和企业没有感受到压力，甚至国际金融危机也没有动摇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根基。每一次出现危机，政府的有形之手就强力干预，借势扩张，市场的无形之手则被迫后退。政策的短期效果使政府的信心大增，特别是2009年和2010年的“四万亿”政策刺激，大跌之后出现戏剧性的强劲反弹，其实不过是传统模式最后的宏大谢幕。
在过去十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约为GDP增长的1.3倍，GDP等于国民收入，而收入决定需求，投资形成的产能超过需求的增长，结果就是大量的过剩产能。一个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的国家，钢铁、煤炭、水泥产能位居世界第一，供需的矛盾越来越突出。2001年加入WTO之后，我们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萎缩，过剩产能便水落石出，传统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
在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不再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的缺乏。当大型钢铁企业投资种菜养猪的时候，当造船厂因订单不足而裁员停工的时候，银行的贷款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即使企业使用这些贷款投资，也不过是增加一些没有销路的产能而已。中国当下的情况让人想起日本过去的20年，政府花钱，债台高筑，利率长期等于零，还在搞数量松宽，向经济注入更多的货币。所有这些都没有奏效，日本经济今天仍处于衰退和半衰退的状态。
如何度过当年的难关？不能再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寅吃卯粮，将问题留给下一代，而要直指病根，对症下药。既然问题是产能过剩和缺乏新的投资机会，就要通过市场化的收购和兼并、行业重组消除过剩产能，就应当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消除过度管制，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既然消费的真实原因是民众的收入滞后，就需要全面减税，弱化政府的经济功能，强化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既然低成本扩张的路走不下去了，企业就要尽快从制造向研发创新转型。所有这一切都要求重提市场的作用，重振民营经济。
重振民营经济有着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的双重意义。由于垄断性国有企业不必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它们没有创新的动力。即使创新成功，高管和技术骨干也不能享受创新带来的巨大回报。没有创新就无法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既有创新动力也有创新压力的是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同时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民营经济目前占GDP的一半，雇佣了70%以上的劳动力。民营经济不稳，就业问题就解决不了。
如何重振民营经济，我们需要的改革措施，法律上、政策上有很多，限于时间，在这里我们强调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产权保护，企业家不能预期未来，就不会有长期的投资计划，也不会投入资源进行研发与创新，因为他们不知道风险巨大的投资创新能否得到应有的回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教授指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并非因为当时它的蒸汽技术最为先进，而是因为英国第一个建立了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刺激了民间的投资和金融创新，所以“工业革命”的实质不是单纯的技术革命，而是制度革命。
我国的产权保护状况怎么样呢？首先，在法律上和现实中，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地位和待遇不同。国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否意味着私有财产是可以侵犯的？近年来发生过多次侵权的事件，地方政府以低价强行收购民营的油田、矿山和企业，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公检法没收和处置民间资产，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在弱化。
其次，由于司法改革的停顿和滞后，司法体系不能独立有效的运行，产权的界定和纠纷往往由当事人和官员个人关系决定，而官员个人利益的卷入和个人判断的任意性，实际上使法治化的产权保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水中月”和“镜中花”。
第三，在加强征管下，各级政府开展收税和收费的大竞赛，巧立名目，或者严格执行过时的规定，企业不堪其扰。
第四，政府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制订了日益烦琐的管理方法，为了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或者是仅仅为了生活下去，企业不得不按照潜规则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我非常赞同某公司提出的要“守本分”，但是要想企业守本分，首先政府要守本分，“逼良为娼”还不是最可怕的，回过头来的“扫黄”才是致命的一击。
第五，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严重，民粹主义泛滥。十年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4的国际警戒线，尽管官方不再报基尼系数，但种种迹象表明，自那时以来收入分配的确是在不断的恶化，恶化的原因是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以及制度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官员与百姓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国营与民营的差别，官商勾结与合法经营的差别，这些都是身份和地位造成的差别，是起跑线上的不平等，是一次分配中的不平等。如果不纠正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公平，热衷于用行政和税收的手段进行二次分配，则治标不治本。非但无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削弱社会对产权的尊重。在这样的环境中，资产所有者没有安全感，对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不可能有长远的打算。
如何走出当前之困境？我也提出五条。
第一，如同前面讲的，产权保护是重中之重，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设想企业投入大量人力、资金进行研发，新产品推向市场时就被抄袭仿制，山寨版降低了新产品价格和销售量，不能带来预想的经济效益，以后谁还愿意投资研发呢？国际上的经验证明，创新领先的国家都是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比较好的国家。
保护知识产权离不开一般产权的保护。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企业家，如果企业家手里拿着外国护照，随时准备移民海外，就不可能做研发的长期计划，不可能进行长时间的技术积累。要使企业家、创新者在自己的国家投资和创新，把产品和技术留在这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政府和社会要让他们有财产和人身的安全感，其次要严厉打击抄袭和造假，防止“山寨”产品侵蚀创新企业的市场和利润，保证创新投资能带来足够的回报。
第二，解除管制，建立多元化的创新金融支持体系。以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为骨干的金融体系无法支持创新，因为这些金融机构的首要经营目标是确保资金的安全，而创新却是充满了风险的一项经济活动。创新的融资主要靠私人投资基金解决。从早期的天使基金开始，到中期的风险投资也就是VC，再到后期的私人股权基金也就是PE，服务不同阶段上的创新活动，形成支持创新的金融梯队或者金融产业。发展这样的金融产业，政府应该做什么？提供天使基金、风险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运作的法律框架，而不是审批和监管。
现在一些政府部门争夺PE基金的审批权，公开抓审批权与市场化改革的精神不符，于是改为核准制，核准制又改为报备制，可是企业和政府部门搞不好关系的话，报备材料递进去，它又给你扔出来，不予报备！实际还是审批制。审批制成了新型金融产业的拦路虎，成了技术创新和企业创新的重大障碍。在这里我想提个建议，为了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首先要解散发改委。刚才听了前面的讲话，我的想法有点改变，意识到发改委的同志其实也深知这个道理。
PE是什么意思？Private Equity，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不需要审批，不需要报备，不需要纳入监管。私人对私人的钱，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为什么要管？你凭什么要管呢？政府现在把PE搞成了Public Equity，财政出钱做PE基金，又错了。财政的钱是老百姓、纳税人的钱，不能承担创新投资的高风险。同样的道理，银行的钱是老百姓的储蓄存款，也承担不了那么高的风险。
第三，解除管制，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创新经济讲了好多年了，为什么总是光说不练？政府和企业的日子过得太舒服，没有创新的紧迫感。政府管制工业用地价格，从而间接压低劳动力价格3，对利率和融资渠道的管制则压低了资金成本，企业利用成本优势进行扩张，表现在宏观层面上是GDP的高速增长。企业赚钱，政府收税，日子过得很好，为什么要费劲去升级转型呢？如果生产要素价格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包括市场决定的人民币汇率，要素价格和成本上升，企业马上就知道怎么节能，怎么降低成本；低端产品不赚钱了，企业马上就知道怎样去升级换代。让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发挥更大的作用，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空间，用价格引导企业走向高端，走向创新。只有企业转变了，才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家经济的转型。
第四，官退民进，弘扬企业家精神。中国是一个企业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这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宝贵资产。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企业家一个接一个地走下了经济舞台，政府官员一个接一个地走上来。最近参加会议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十个台上讲话的，九个是官员，最后上来一个企业家，说前面几位领导的讲话都很重要，我回去好好学习。我们把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关系搞颠倒了，市场经济的主角是企业、企业家和民众，现在他们都坐在台下听着，台上一排官员发命令、做指示。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受到压抑，处于衰退之中，而没有企业家精神，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产业的升级换代。政府官员要赶快走到台下去，将市场经济的舞台还给企业和企业家。
第五，营造自由和开放的思想氛围。创新是思想自由发挥的产物，如果没有松宽和开放的社会环境，没有自由的思想氛围，就不会有创新的精神。在创新社会中，标新立异不会被视为异端邪说，因为人们理解，创新就是对现状的挑战和对现有格局的破坏。公众抛弃了“成王败寇”的传统评价标准，他们不仅鼓励勇于创新的行为，回报幸运的成功者，也尊重不幸的失败者。这样的社会文化为新模式、新技术和新思想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才能产生出持久的创新激情，各种各样的奇思怪想才有机会得到尝试，变成提高经济效率和丰富人们生活的技术创新。在营造创新的环境方面，政府能做的是就是少管一点，不要今天说“三俗”，明天又说不符合这个那个精神。政府管得越多，就越是压制了民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创新转型就越是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