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的当代意义
今天和大家交流奥地利学派对三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市场竞争、创新和经济周期波动。在这三个方面，奥地利学派都有着比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更为深刻的见解，其思想的深刻性来自对市场的直接观察，以及——说来具有讽刺意味——没有使用数学工具。如同下面谈到的，不依靠数学模型和数据支持，既是这个学派的福也是它的祸。
奥地利学派拒绝使用数学工具，等于拒绝进入当今主流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不愿意也无法同其他流派交流，这个学派信奉者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结果被边缘化了，不仅自身的发展陷入停滞，也失去了对经济学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如果想恢复往日的地位，奥地利学派需要向米尔顿·弗里德曼学习。弗里德曼晚期的经济学思想非常接近奥地利学派，比如他提出的“自然失业率”概念，源头实际上是奥地利学派的“自然利息率”，弗里德曼用主流的语言和并不复杂的数学公式讲清楚了原理，“自然失业率”被学界广泛地接受而成为了主流。设想如果“自然利息率”是大家认同的概念，今天还会有中央银行的货币滥发吗？
我和同事在做数学模型，用主流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奥地利学派的思想。相比文字，数学的表达更为准确，逻辑也更为严谨。我们构建了一个米塞斯-哈耶克经济周期数学模型，模型体现了生产需要时间的“哈耶克三角”和威克塞尔的“专用性资本”，将模型的模拟结果和主流的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对比，说明米塞斯-哈耶克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经济现象，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政策分析框架。国际上有些学者也在试图将奥地利学派数学化，目前只有一些零星的文章发表，看来还没有得到很大的响应。
作为过程的竞争
首先要讲的是奥地利学派对市场竞争的深刻理解，竞争的本质是什么？市场的效率从何而来？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如同哈耶克所批判的是完全没有竞争，大学里一直在教、一直在学的那个完全竞争模型是纯粹的数学游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主流经济学意识到这个问题，推出了较为符合市场现实的非完全竞争范式，例如垄断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寡头竞争（Oligopoly）、非完美信息下的竞争等等。不管非完美竞争模型看上去多么“仿真”，在精神上和市场竞争仍然格格不入，正如奥地利学派所揭示的，竞争是个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状态。新古典经济学做了很多改进，但始终在静止状态中做文章，中国话叫“螺蛳壳里做道场”，它虽然也有所谓的动态分析，但那只是两个静态均衡之间的比较（Comparative Statics），和现实世界中观察到的市场竞争与奥地利学派研究的竞争有着根本的区别。
新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是两个均衡的比较，当经济的外部条件或内部参数如时间偏好和技术发生变化时，模型从旧的均衡移动到新的均衡，新的均衡有什么性质？新旧均衡有什不同？至于经济如何从原来的静态均衡过渡到新的静态均衡，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这个过渡过程，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市场竞争最精彩的从而最有意义的正是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过渡过程。新古典经济学只关心起点和终点，借用凯恩斯的名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掉”，起点是诞生，终点是死亡。研究出生的状态和死亡的状态不能说没有意义，终点的死亡是永恒的，具有数学的美，可能还有某种哲学意味，更有意义的是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过程，经济学应该更多地研究过程而不是静止状态。
只有将竞争视为过程，才能理解市场的效率，特别是它的信息效率。经济学的各个流派都承认价格信号对于配置资源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思考为什么价格如此重要。芝加哥学派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在有效市场上，价格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得到的所有信息。你不必再去寻找其他的信息，因为所有的信息都包含在价格里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谁都不去搜集信息，价格怎么可能反映所有信息呢？市场怎么可能有效呢？芝加哥学派的这个理论是典型的对市场终点静止状态的描述，没有也不可能说明市场的信息效率是从哪里来的。价格是怎样反映信息的？或者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讲，信息是如何融入价格的？我们必须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而不是在终点寻找答案。
市场竞争的前提是超额利润，只有新古典完全竞争的平均利润（零经济利润）不足以激发竞争。想象你进入一个新古典的世界，你根本不用费神搞什么创新，模仿抄袭别人现有的产品和技术就可以了，“山寨”行为在这里不仅合法，而且是最高的道德，因为产品同质化是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的一个条件。市场上现有的企业对你既不表示欢迎，也不感到紧张，根据新古典的假设，你的进入对它们的冲击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它们没把你看成竞争对手，就像在小吃一条街上你再摆个烤羊肉串的地摊，谈不上什么竞争。当然，你也赚不到大钱，挣个行业平均利润，收回自己的劳动力成本而已。
我本人刚进入金融业时就碰到这个问题，不理解为什么公司雇这么多人研究股票。老板交代工作说你一定要跑在市场前面，你的预测一定要是对的，公司才能赚到钱。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有效市场上股价不可预测”，这是诺贝尔奖得主发现的定律，被经验数据证明的，我们只能赚平均利润。老板瞪大眼睛看着我，以为雇错了人。
过了半年多，我才搞明白股票研究和有效市场的关系。证券公司都想获得超额利润，于是要求研究人员四下搜集信息，抢在其他券商前面得到这些信息，依此判断当前的股票价格是过高还是过低了，如果过低就买进，等这些信息在市场上传播开来，大家都买进时，股价上涨，我就卖出套利。券商之间的竞争实际是在信息上的竞争，先得到信息的就可能获得超额利润。
市场上最重要的信息源当然是上市公司，如果我长期跟踪研究公司比如说苹果，知道它要推出一款新手机，于是提前建仓买进苹果股票。股票购买推动苹果股价上涨，别人看到了就要猜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不一定清楚具体细节，但肯定将股价上涨解读为利好，我收集的信息和研究结果就这样起码是部分地进入了价格，价格的“有用”信息含量增加，市场的效率得到提高。可见有效市场不是自动实现的，在超额利润的吸引下，券商之间展开信息获取和分析的竞争，通过交易活动将这些信息源源不断地融入价格，在那个可望而永远不可及的终点上，价格才反映了所有的信息，市场才是“完全有效”的。信息融入价格是被动的和不自愿的，我不想把我的研究结果在第一时间告诉所有市场参与者，而是“垄断”也就是保密一段时间，信息是经过我不得不做的交易泄露到市场上的。
请大家注意，我们这里讲的垄断竞争和新古典的垄断竞争有本质的不同。奥地利学派的垄断是暂时的和“自我破坏”的，而且是市场效率所必需的；新古典的垄断是永久的和降低效率的。“自我破坏”这个词有双重含义，一是在适当的时候，垄断者会主动释放他的保密信息，二是追逐超额利润的竞争将打破垄断。在买了足够的苹果股票后，我希望向市场传递苹果新手机的信息，鼓励投资者买进，推高价格，我好乘机出货，这就是信息垄断的自我破坏。这个原理解释了为什么谷歌主动开放安卓系统的源代码，特斯拉愿意共享电动车的开发平台。至于第二类“自我破坏”，后面讲创新时再展开讨论。
到此为止，我们只讲了市场有效性故事的前半段——竞争如何提高价格的信息含量，还没有讲它的后半段——市场参与者如何从价格中提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原因很简单，我们对后半段知之甚少。观察到苹果股价上涨，到底因为新款手机即将发售，还是它的支付业务很快将进入中国？这应该是一个多维的贝叶斯推论问题，可能由于涉及过于复杂的数学工具而不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坦率地讲，奥地利学派对这后半段的研究也显得十分薄弱。我们并不了解市场参与者如何根据价格信号进行决策，当企业从多个渠道获取信息时，市场价格是否较其他信息例如股票交易量更为重要？为什么是这样？“正确”解读价格信号能获得超额利润吗？猜想中的回答是肯定的，否则企业或个人没有关注价格的积极性。
信息融入价格的过程以及从价格萃取信息的过程是理解市场效率的关键，描述动态过程的数学工具是微分或者差分方程。我们知道，微分方程很少有解析解，不得不依赖模型的数值模拟，而数值解又依赖模型参数的“有根据的假设”，这就使模拟结果看上去不那么客观和“科学”，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受数学模型的限制，放弃了对竞争过程、创新过程的深入研究，不是因为这些问题不重要，而仅仅因为数学上不好处理，也是有难言之苦吧。奥地利学派摆脱了数学的约束，毕竟这个世界上能用数学表达和分析的问题少之又少，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哈耶克和熊彼得这些大家们用语言文字讲出了新古典经济学讲不出的道理，这是奥地利学派的成功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它被越来越数学化的主流边缘化了。真是福祸相依啊！
市场竞争作为过程，奥地利学派的这个核心观点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如果竞争的起点是超额利润的前景，而超额利润必然来自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的垄断，鼓励竞争的公共政策就不可能是反垄断。根据奥地利学派的逻辑，没有垄断就没有竞争，当今世界上的反垄断立法，若不做根本性的修改就应该完全取消！
对市场垄断的恐惧来自新古典经济学的说教和政治动机，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如同前面讲到的，竞争过程中的局部和暂时的垄断具有“自我破坏”的性质，券商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适时公布研究报告，放弃对信息的垄断，主动降低信息不对称。更重要的是，垄断厂商在赚取超额利润的同时，制造了自己的敌人，而且利润越厚，敌人越强，对其垄断地位的破坏力也越大。苹果曾经垄断了智能手机市场，但是好景不长，这块肥肉它没有办法独享，三星、华为、联想等公司很快杀了进来，吸引它们的正是苹果的垄断利润。在这种形势下，苹果必须用新一代的产品和技术，形成新的垄断以保障超额利润，然而这只不过吹响了下一轮创新竞赛的集结号。消费者或许付了高价，换来持续不断的升级产品，从苹果1.0到今天的7.0，是否也算价有所值呢？
由垄断与竞争的不可分割性决定，脱离竞争的收益而单纯讲垄断的危害是没有意义的，评估垄断的程度也不能看市场集中度或者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而要看有无市场进入壁垒，以及进入壁垒的高低。显而易见，进入壁垒与行业特征、竞争格局、技术难易等多种因素有关，几乎无法制定全国统一的反垄断法规和反垄断标准。虽说如此，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就是必须限制和取消行政垄断，市场进入的行政壁垒高到了窒息竞争的地步，无论新古典的竞争还是奥地利学派的竞争都不可能在行政垄断的大树下存活。
从新古典的静态垄断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转向奥地利学派的动态垄断-竞争过程（Monopoly-Competition Process），我们不仅更深入地理解了市场的静态资源配置效率，而且找到了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创新，如果像熊彼得那样仔细地定义增长，可以说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
作为增长唯一源泉的创新
我们都知道，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教授对当代经济增长理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理论自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支柱。遗憾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再向前跨出一步，停留在它最擅长的终点状态描述上。这个理论说明了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投资和资本积累将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驱动经济增长。索洛理论强调了技术进步也就是创新的重要性，但在新古典的框架下，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或者说得直白一些，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技术进步从哪里来？创新是怎样发生的？新古典经济学不能提供答案，奥地利学派也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只有熊彼得较为系统地讨论了创新。熟知新古典的话语体系，熊彼得准确地定义创新为“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即新的要素组合方式，而在主流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生产函数是外生的和不变的，因而不可能用来研究技术进步这个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课题。创新，包括了引进新产品和新技术、开辟新的市场、发现新的供应来源以及构建新的企业组织，从经济的内部（而不是外生的）、自发地不断破坏旧的结构和建立新的结构。熊彼得一再强调企业家在创新中的核心作用，企业家富有远见和敏锐眼光，敢于打破常规，是能够克服企业内部习惯性思维和引导社会需求的行动者。激励企业家的很少是物质享受，梦想找到一个私人王国、证明比别人优越的冲动、创造本身带来的快乐等心理和精神驱动似乎更为重要。
熊彼得的分析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印象，理解企业家的行为与其诉诸经济学，不求助心理学。我曾经跟沃顿商学院研究创新的教授交流过，他研究企业家几十年，传统的定量分析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创新行为呢？他说只有5%，也就是95%的创新是无法解释的。如果商学院每天就研究这5%，值得吗？就凭这5%，商学院能培养出企业家吗？如果企业家基本上是天生的，商学院就要定位在职业经理人的培养上了。但是这样一来创新和经济增长岂不都要靠上帝的恩赐了么？人类能做些什么呢？技术进步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是外生的，奥地利学派认为是内生的，来自经济内部的企业家，但企业家的精神和能力又是天生的，表面上看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其实不然。
企业家资源也许是上帝决定的自然禀赋，就像煤炭、石油的蕴藏一样，但资源的充分利用要求人为的制度条件。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工业革命首先在英格兰出现，离不开那里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有效的产权保护一方面增加了社会精英利用政治权力榨取经济利益的困难，迫使他们自己去经营企业；另一方面提高了企业家经营工商业的收益，刺激了资本积累和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熊彼得详细描述了企业家如何在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中进行创新，哈耶克始终视私有产权为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基石，奥地利学派和罗纳德·科斯、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在精神上高度相通，完全有可能相互交融，共同发展。
以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作为大的框架、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作为微观理论基础，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多期、多方互动的博弈模型。初始状态（第0期）的制度决定市场参与者的激励和行为，给定生产函数，他们在第1期采取当期收益最大化的博弈策略也就是资源配置方案，决定多少资本和劳动用于研发创新，多少用于生产当期所需的资本品和消费品。创新成功的概率和研发投入正相关，成功的创新改变创新企业下一期即第2期的生产函数，并因此给它带来第2期的超额利润。创新失败的企业或利润降低，其中最差的被淘汰出局，不能进入下一期博弈，幸存者则“学习”了成功企业的经验，在第3期模仿成功企业的生产函数。每一期博弈结束时，市场参与者遵循某种程序商议是否需要修改制度也就是博弈规则，新制度决定他们下一期的激励和行为。
这个模型可以扩展为N期的迭代，迭代的过程将勾画出制度演化的轨迹。我们不知道模型的迭代能否收敛到新古典动态分析要求的稳定状态（Steady State），稳定状态即使存在的话，也将被不断出现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变化所破坏，工业革命以来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和经常变化的市场规则不恰好验证了这一点吗？当然，我们这里勾勒的只是一个概念模型，目前几乎不可能有严格的数学证明。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思考经济问题，从数学出发还是从现实经济出发？用数学作为工具之一表达经济和市场的逻辑，还是用数学模型来筛选经济问题，以坚持经济学的严谨和“科学性”？
奥地利学派文字叙述的概念虽然不够也不可能像数学那样精确，逻辑推演不够也不可能像数学那样严密，但熊彼得抓住了市场经济效率的主体，抓住了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如果不是唯一源泉的话。市场经济的效率可以拆分为已有技术下的资源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以及技术决定的资源生产效率（Factor Productivity），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关注前者，比如怎样分配劳动力，而熊彼得聚焦后者，即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假如能够量化的话，资源配置效率应该仅占一小部分，资源的生产效率构成市场经济效率的主体。从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到今天的互联网，历史告诉我们，人类财富的积累、营养的增加、寿命的延长、生活的便利主要是拜技术创新之赐，而不是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
熊彼得创新理论的当代意义不言而喻，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不是财政开支或者央行印钞票，而是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让企业家充分发挥作用。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很可能是有害的，因为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官员而非企业家主导创新。且不论官员是否具备有熊彼得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的能力，他们远离市场，缺乏经营工商企业的经验，既不能享受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也不必对创新失败的后果负责，他们怎么可能比企业家更有效地进行研发和创新呢？实践中的产业政策扭曲价格信号，误导企业一窝蜂涌入政府扶持的行业，例如执行“四万亿”政策期间的光伏产业，结果产能很快过剩，价格暴跌，企业亏损累累。产业政策的另一弊端是创造了诸多的寻租机会，官商勾结，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新能源汽车行业就有过这方面的多个案例报道。
确立企业和企业家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创新方面无所作为，政府应该资助暂时和也许永远不能产生商业收益的基础科学研究。熊彼得区分了发明和创新，定义发明为技术上的突破，而创新是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为政府和市场的分界提供了理论基础。简单地讲，政府可以关注和资助发明，而创新的主角毫无疑问是企业家。
在熊彼得看来，创新既是经济增长也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综合前人特别是康特拉基耶夫的研究，熊彼得建立了技术创新和经济景气循环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个“供给侧”的经济周期理论拒斥凯恩斯的宏观反周期政策，为什么要执行紧缩政策抑制新技术投资造成的繁荣呢？经济衰退可能仅仅是两个技术创新高潮之间的停歇，为什么要减息刺激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呢？没有新技术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新增货币和信贷只能流向产品市场而加剧通货膨胀，或者流向资产市场制造泡沫，如同美联储2001年到2006年间超低利率导致的房地产泡沫，泡沫破灭的结果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米塞斯与哈耶克在20世纪三十年代论证过，货币进入经济各个部门的时间和速度不同，因而影响相对价格，相对价格的扭曲导致资源错配和经济从繁荣到衰退的波动。
结构化经济周期理论
米塞斯-哈耶克经济周期理论时是奥地利学派留下的另一宝贵遗产，我们最近做了粗线条的数学模型，模型反映了奥地利学派的两个核心观点：生产需要时间以及资本的专属性。这是一个两部门模型，消费品当期可以生产出来，资本品的生产当期不能完成，需要两期。根据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我们放弃新古典经济学中财务资本K的概念，用具体的、物理的K1代表专门用于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K2是用于生产资本品的资本品，K1和K2不能相互替代，烤面包（消费品）的炉子不能用来炼钢（资本品），反之亦然。
目前模型的计算机模拟结果还是比较令人鼓舞的，我们已经可以证明货币的非中性。在新古典的模型中，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作用完全体现在价格上，名义利率或者不变，或者和价格同幅度上升，真实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保持不变从而投资需求不变。我们模型中的价格虽然也跟着货币扩张上涨，但资本品的供应由于生产周期较长而发生短缺，资本品价格上涨得更多，真实利率对于资本品部门而言是下降的。低利率拉动了投资需求，经济进入短期繁荣。
我们的模型也可演示政策刺激的经济景气的“自动反转”，即哈耶克所描述的从繁荣滑向衰退的必然过程。货币松宽推高了资本品的价格和利润率，吸引资源从消费品部门流向资本品的生产，资本品供应增加，价格下降，而消费品的产量减少，价格上升。当消费品价格足够高时，消费品部门的利润率超过资本品部门，驱动资源重新流回消费品部门。随着资本品-消费品相对价格的变化，资源在两个部门间不停地重新配置，但能够自由转换的只有劳动力，原先生产消费品的工人稍加训练即可生产资本品，而资本因为具有专用性——烤面包的炉子不能用来炼钢，或被闲置（过剩产能），或被废弃。当部分资本品退出生产时，经济衰退就到来了。
米塞斯-哈耶克经济模型中的货币政策引发了经济的波动，而不是像凯恩斯主义者设想的那样稳定经济，我们的模拟结果和弗里德曼代表的货币学派观点不谋而合，但经济波动的产生机制却和货币学派大相径庭。奥地利学派指出，中央银行的干预导致名义利率偏离“自然利息率”——令投资等于储蓄的利率，扭曲的资金价格意味着资源跨期和跨部门的错配，不仅造成经济的振荡，而且因资本的闲置或损失，经济陷入衰退。货币学派认为，低利率下的通货膨胀或迟或早迫使中央银行收紧银根，利率的上升将减少投资需求和产出。换言之，货币政策周期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要想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供应。弗里德曼于是提出著名的固定货币增长率规则，比如说每年3%，立法禁止中央银行任意调整。
奥地利学派在货币政策上走得更远，即使货币增长率固定，名义利率也可能与自然利息率相悖，引起上面讲的资源在两个部门间的再配置，以及繁荣和衰退的交替循环，最好的货币政策因此是没有货币政策例如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上帝决定货币的数量，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市场出清的自然利息率，自动实现投资和储蓄的相等。在奥地利学派看来，现有形态的中央银行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或者其职能仅为金融监管和金融救助而不再包括货币政策的制定。考虑到世界经济曾在金本位制下运行过很长时间，以及2000年代初期美联储超低的利率制造了房地产泡沫，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奥地利学派改革甚至取消中央银行的建议并非惊世骇俗之言，而是有理论和实证的支持，起码不应被排除在替代现行货币体系的可选方案之外。
在目前的情况下，取消货币政策是极为困难的，除了公众期盼和依赖救世主的情结，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当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某国的主权货币例如美元一旦成为国际准通货，可以给该国带来金融市场上的优势和国内货币政策的更大空间。奥地利学派设想的货币非国家化虽具有经济学的逻辑一致性，实现的障碍在政治而不在经济领域，相对而言，弗里德曼主张的立法规范货币发行的政治可行性更高一些。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给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的现实应用带来一线希望，像比特币（Bitcoin）那样的网上电子货币完全不依靠政府的信用，因而完全摆脱了政府的掌控，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操纵比特币的流通数量。
我们讨论了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竞争、创新和经济周期理论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希望这个学派打破孤芳自赏的状态，接受主流经济学的语言，与主流经济学展开对话。同时希望主流经济学改变日益数学化的倾向，走进市场，走进企业，从现实而不是假设出发进行经济学的研究。
（在2016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年会上的主旨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