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体系的内在一致性——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分析框架
引言与文献回顾
为什么要研究“制度体系的内在一致性”？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学术文献上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将社会制度体系分为两部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涵盖面很广，包括政治、法律、社会组织、思想意识等等，非经济部分都归入了上层建筑。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地采用“系统论”的名称，实际上隐含地把社会分成了经济和上层建筑两个子系统，考察了两个子系统如何相互适应，又如何发生冲突。子系统的结构和子系统之间运行的相互作用要求内在一致性，像医学上的器官移植一样，如果异体器官和接受植入的人体不相容，不仅器官无法存活，还有可能导致人体的死亡。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完整地提出了系统分析框架，即结构-功能分析，他把社会视为子系统组成的有机体。人体这样的有机体由血液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等构成，子系统相对独立又密切关联，通过血管、神经连结为一个整体。帕森斯将社会划分为四个子系统：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组织，稍晚一些的时候，又加上了文化，认为文化是连接子系统的纽带，发挥着提领各个子系统的作用。社会有机体的思想和笛卡尔的机械唯物论形成对照，一辆汽车虽然也可以被分为发动机、传动、控制、悬挂等子系统，但完全是为了研究和描述的方便，子系统是被动的，没有任何独立性，也不可能对整体产生影响。
在制度分析的系统论方面，我国学者金观涛、刘青松做出了贡献，他们早在1980年就出版了《兴盛与危机》一书，将古代中国社会分为观念、政治和经济三个子系统，运用系统论的方法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现象。为什么中国社会从秦到清一直不断地循环，上下两千年几乎没有什么制度上的突破，在原有模板甚至原有水平上复制，这种超稳定结构的原因在哪里？金、刘两位认为，得益于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的维系，子系统之间的紧密耦合保障了统一皇朝的百年延续。但皇权-官僚专制制度不断创造和扩大“无组织力量”，即失地农民，无组织力量的发展最终演变为农民战争而摧毁皇朝。然而在每次王朝覆灭、旧系统瓦解后，正是在保守、僵化的儒家学说指引下，前朝的制度基因几乎原封不动地遗传给新政权，进入下一轮循环而鲜有制度创新。对比西欧，中国古代制度体系的特点就是它的不变性，秦汉、唐宋、明清，皇帝家族变换，制度与格局基本不变。
金观涛于2010年出版了《历史的巨镜》，沿用《兴盛与危机》的系统论方法，分析为什么西欧从传统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了工商文明，以及转型过程中观念、政治和经济的子系统是如何互动的。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对工业化过程中世界各国政治秩序的演化进行了归纳，虽然没有明确讲，实际上运用了子系统相互矛盾、相互作用的动态分析方法。亨廷顿考察经济子系统中的工业化如何产生新的社会群体——主要是中产阶级10和工人阶级，社会结构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新的社会群体推动政治子系统的改革，大众参与成为潮流，传统的贵族寡头政治向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过渡。亨廷顿注意到，工业化的速度越快，政治变革越为激烈，在极端的情况下，社会无法承受而发生断裂。亨廷顿进一步问道，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有无可能放缓工业化的步伐？
同样聚焦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巴林顿·摩尔写了《专制与民主社会的起源》，试图回答现代化的道路是如何决定的，为什么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展现出相当大的路径差异？摩尔认为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结构决定了现代化的三条道路，以英、法、美为例，这三个国家前工业化时代的农业商品化程度都比较高，城乡中产（资产）阶级力量强大，能够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宪治民主制。现代化的第二条道路以德国和日本为典型代表，两国的中产阶级相对弱小，国家政策走向取决于农村各阶层的力量对比，于是出现了传统精英与中产阶级合作的情况。德国的传统精英是容克贵族、军人和职业官僚，日本则是封建大名和武士，由于缺乏社会基层的支持和制约，统治精英自上而下推动的现代化最终走向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第三个类型的现代化是以皇权-官僚专制下的农业社会为起始点，像俄国和中国，工商阶层同样虚弱，与德、日的区别在于专制政权的现代化努力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和苦难，遭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抵制和反对，结果由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推翻改革不力的专制皇权，以斯大林主义方式进行工业化。
摩尔展现的前现代社会结构对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影响具有启发性意义，但他似乎给予农民和地主的关系过大的权重，决定现代化道路的除了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还有前现代的政治结构。有意思的是，摩尔在书中评论到，现代化成功与否不能只看经济和经济增长，德国和日本在打破封建制、形成统一市场之后，经历了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增长速度超过当时已经工业化的法国、英国和美国。摩尔警告说，只关注经济成功的现代化有可能给人类自由带来巨大灾难，这是摩尔的一个独到和深刻的见解。
加拿大社会学家司考切波弥补了摩尔在政治分析方面的不足，她的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比法国、俄国和中国，研究长期的政治和社会转型。这三个国家都经历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暴力革命，才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而进入现代社会。德国、日本现代化的启动相对比较平和，国内没有发生暴力革命，尽管这两个国家后来的对外战争不断。
研究和归纳现代化转型的历史，目的不在于揭示某种必然规律。制度的演化有没有规律可言？现在还说不清。自然界有规律，自然科学的目的是发现规律，现代语境中的“科学”就是自然科学，我们习惯性地讲“社会科学”，其实很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我更愿意讲“社会学科”，包括经济学在内，而不是“社会科学”。凡以人为研究对象，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都无法完全科学化，无法完全以客观规律作为标准，因为人除了理性的计算，还有感性的、心理的活动。人是理性和感性并存的动物，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于分析人的理性决策，对于感性的那一面则无能为力。人文学者需慎言“必然的客观规律”，把人组成的社会系统当作物理系统研究，是人文学者经常犯的错误。
找不到必然的规律，就不可能先知般地预言现代化转型的未来道路。为了避免陷入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我们设定了非常有限的目标，通过事后的分析和归纳表达一个观点：现代化转型要求子系统的相互协调。仅此而已。如果做不到大致协调的话，子系统之间的张力要么颠覆现代化推动者自身，要么驱使整个系统走向他们始料未及并且往往是灾难性的结局。
我们提出评价制度体系的两个标准：效率和稳定性。传统社会之所以要现代化，就是因为它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治理效率太低，无法应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挑战。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输给英国，不是自然资源和人口不够多，而是因为制度落后，不能充分汲取和调动资源，不能开发出先进的科技和军事装备。现代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各个民族无论自己声称走什么道路，信奉什么主义，现代化的取向都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竞争决定的，没有效率，就会在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关于稳定性，我们知道系统越是包容和富有弹性，越是能够适应内外部冲击，稳定性就越高。效率和稳定性决定制度体系的生存能力，决定制度体系演化的成败。
现代制度体系结构
沿袭金观涛和刘青松两位的方法，我们把现代制度体系按照功能分为观念、政治和经济三个子系统。这样的子系统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任意性，它既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唯一正确的。由于我们设定的目标有限——为制度演化提供一个解释性的框架，而非揭示某种必然规律或者预言现代化转型的道路，子系统如何划分对研究的结果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三个子系统分别为：以平等的个人权利与自由为核心的观念子系统；宪治、民主与法治的政治子系统；以及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子系统。三个子系统之间形成了目的性和工具性的双向耦合，“耦合”是金观涛、刘青松的用语，也可以叫作双向兼容，其含义可参考图一。观念、政治和经济三个子系统由一根皮带连接转动，三个轮子的转速需要协调一致，虽然允许一定的快慢差异，但不能相差太大，太大则轮子和皮带摩擦剧烈，产生张力。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轮子转得飞快，另一、两个轮子不动，皮带有可能断裂，整个系统停摆，对应社会的失序和瘫痪。制度体系的弹性和包容性越大，适应性越好，子系统之间可容许的速度差越大。反之，僵硬和刚性化则容易断裂解体。图一并不表示社会是一个机械的物理综合体，这张图仅说明子系统相互兼容的概念。
现代制度体系从诞生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尽管问题很多，目前还没有看到衰落的迹象，也没有发生大规模动荡而瓦解基本结构的危险，原因就在于子系统之间高度的双向耦合或者双向兼容，保证了制度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
图一：现代制度体系
我们从观念入手，说明子系统是如何构成双向兼容的。现代社会的核心观念是平等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平等的个人不能接受非自愿的支配性权力，这就要求政治子系统采用现代民主制。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在某种秩序中运转，秩序的建立和维护离不开强制力。在现代社会中，强制力的授权和使用只能来自于全体而不是部分人或者大多数人的同意。“全体同意”说的当然不是每件事都要投票并且一致通过，而是根据一致同意的立法程序和立法规则制定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具体法律，比如《物权法》得到三分之二国民的赞同，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尽管有不同意见也必须服从。服从的基础并非大多数人代表真理，而是因为这三分之一的少数事先也同意了三分之二多数的立法规则。就像下棋，输棋的一方必须接受令人不悦的失败结果，因为游戏规则是在开局前双方一致同意的。政治子系统中的“一致同意”原则赋予每个人否决权，体现了平等的权利，政治子系统与观念子系统达成目的性兼容。反过来讲，只有民主法治才能保护平等的个人权利，我们称之为工具性的兼容。自由平等要求民主法治，民主法治保障平等权利，这就是观念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的双向耦合。
相类似地，平等的个人权利包含了经济机会的平等，这意味着实行自由市场制度而拒绝强制性的计划指令，因为行政指令限制了人们的选择机会，被认为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自由市场经济中可以有政府的监管和干预，但必须经过所有人的一致同意，也就是必须在法治的基础上进行。从工具性的角度讲，只有在自由市场中，个人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和财务自由，而财务自由是个人思想、社会活动等其他方面自由的前提条件。正像民主之于现代社会的观念，自由市场经济既体现了平等权利，又是平等权利的保障，同时满足目的性和工具性双向兼容的要求。
至于政治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除了通过观念子系统间接关联，两者还存在直接的耦合。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活动是自愿交易，如果没有私人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如果没有严格的市场规则，经济秩序就无法维护，市场交易就无法顺利进行，而民主和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正是保护产权和降低交易成本。私人产权的另一功能——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实现交易——在于激励创新，从蒸汽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创新以及从手工工场到跨国公司的组织创新构成现代社会的财富源泉。产权制度为企业家建立了关于未来的稳定预期，鼓励他们进行长期的研发活动；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也保证了创新成功后的回报，为企业家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激励。
创新不仅需要物质激励，也需要自由的思想环境。突破了中世纪教会的束缚和禁锢之后，哥白尼、伽利略等人才能开展他们的科学研究，继而引出彻底改变人类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科学革命，科学的进步为工业化时代的一系列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持续的和系统的科学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广泛商业应用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只有在现代的、自由的观念子系统中，理性才得以充分发挥。
子系统高度耦合的现代制度体系带来经济和社会治理的高效率，不仅使现代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优势，而且维持了国内社会的长期稳定。一方面，技术创新使社会财富的蛋糕不断做大，收入分配因此有可能实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绝对收入的提高弱化了相对收入下降引发的怨愤，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现代制度体系的具体安排减少了冲突，且在冲突发生时能够提供相对公正的法治化解决方案，避免社会的剧烈动荡。
传统社会中破坏稳定的因素通常有精英和草根阶层的斗争，以及统治精英内部不同集团的斗争。精英与草根的对立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但已被大大缓解。现代民主法治保障的平等权利给予草根阶层参与政治的机会，精英阶层无法通过掌握国家机器和修改博弈规则（法律）取得利益分配的优势地位。草根阶层或许对博弈的结果不满，但不会用非常手段，例如革命强行改变或推翻博弈规则，因为现行规则是经过程序意义上的全体讨论和一致同意的。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为上下层之斗进一步釜底抽薪，平等权利打开了社会上下层对流的通道，出身贫寒的少数族裔可以当选总统，一文不名的小字辈可以奋斗而成名流巨富，与其上街游行闹事，不如在现有体制中寻找通往上层的途径。
现代社会也少有上层的政变或内战，而威胁传统社会稳定的，经常是统治阶层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由于现代的产权保护制度增加了当权者剥夺民众的困难，政治权力的“含金量”或者寻租收益大幅下降，当官未必能发财，从政的回报和官场的风险不再匹配，社会精英分子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弱化，一些人转而创业经商，同样达到扬名立万的人生目标。现代制度在改变社会精英激励机制的同时，也减少了“权贵资本主义”和腐败，有助于缓和社会上层与底层的矛盾。
稳定性和效率并非现代制度体系的两个彼此独立的性质，而是相互关联的。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企业和企业家才能建立对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才可能做出长期的投资计划。在研发上的长期投资和长期的技术积累是市场经济效率的根本保障，如同前面讲过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反过来有助于达成帕累托改进的收入分配，从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对现代制度体系稳定性的批评集中在收入分配和公平上，尤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以一本《21世纪资本论》红遍半个世界，他在书中主张征收资本税以改善收入分配。类似这样的劫富济贫体现了社会公平吗？未必。现代公平观讲的是机会平等、权利平等，而不是收入或财富的均等，皮凯蒂搞错了基本概念。乔布斯是亿万富翁，苹果的软件工程师每年也就二三十万美元收入，不公平吗？收入差距反映了对财富创造的贡献不同。没有乔布斯，苹果的500个工程师也做不出智能手机；有了乔布斯，在市场上招聘500个工程师就做出来了，这500个人可以是张三、李四、王五……也可以是约翰、彼得、保罗……乔布斯却只有一个，不可替代。皮凯蒂要征收资本税，劫富济贫的结果是弱化创新激励，抑制创新，公众于是要在两种方案之间做出选择：宁可让乔布斯成为亿万富翁，世界上有智能手机可用；还是宁可没有智能手机，也要收入平均分配？既要智能手机又要收入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逻辑上和现实中都不可能。中国人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理性的选择当然是有乔布斯的世界更好一些。现代社会的公平需要民众的理性，实现社会公平的办法不是资本税，而是坚持机会的平等，让具有乔布斯那样潜质的人都能够成就乔布斯那样的事业。
小结一下，现代制度体系的特点一是高效，二是稳定。
形成现代社会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民众会想到明君清官，学者则偏重教育和启蒙。从历史上看，形成现代社会的首要条件是多元利益，而且多元利益中没有一方具有支配性的力量，不可能“通吃”。这时各种不同的利益之间就要寻求妥协，商量和制定游戏规则，按照一致同意的规则进行合作。合作中又有竞争，竞争再激烈也不会破坏合作的大局面，不会搞暴力革命打倒哪一方或哪几方，因为合作的收益大于竞争造成的损失。这种状态在经济学中被称为纳什均衡，一种自我实现的稳态，不需要超然暴力的震慑和干预，均衡中的各方没有一家愿意偏离或打破目前的状态，因为任何偏离都会导致自己利益的减少。多元各方商定的、达到并维持纳什均衡的规则就是法律，或许还有约束力较弱的道德规范。现代社会只能出现在纳什均衡中，非支配性的多元利益是均衡的前提。
法律的实质是什么？美国日裔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认为，法律、制度并不是白纸黑字写的条文，条文必须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共有信念”才成为制度。所谓共有信念就是一致的预期，而预期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以《交通法》为例，法律条文写得很清楚，为什么大街上还是到处看到违反交通规则的人，法律为什么不管用？根据青木昌彦的观点，在没有转化成共有信念之前，纸面上的条文不起作用，因为违反规则可以获得超额收益。《交通法》规定车辆、行人在红灯前要停下来，但有人就是要闯红灯，你们都停下，他正好借机冲过去，用最短的时间通过十字路口，这在博弈论中叫作“流氓的优势”，靠违反规则在博弈中获得超额收益。如果闯红灯的人多了，你也不想停车，谁老实谁吃亏，小人多到一定程度，君子也变成小人，大家都闯红灯，《交通法》就成了一张废纸。你什么时候守法呢？预期别人都守法时，你才守法，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预期，纸面上的条文才成为有约束力的制度。
现代社会承认和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人多手杂，人多心杂，怎么能形成一致预期呢？这就需要理性，更准确地讲，需要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所说的，将个人理性上升到集体理性。闯红灯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但如果大家都闯红灯，十字路口堵死了，包括违规者在内的所有人在道路上花费的时间将更多。最终，个人理性引导每个人认识到，“流氓的优势”会变成对自己不利的劣势，从长远看，守规守法其实符合自己的利益。当人们把认识落实在行动上，守法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守法的一致预期逐渐形成，《交通法》就真正变成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规则、法律、制度的实质就是一致预期，现代化制度转型的困难在于所有社会成员预期的同步转换，用博弈论的话讲叫作“囚徒困境”。
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难在预期的同步转换，具体而言，存在两方面的困难。第一，从旧的潜规则预期转到新的法治预期，有可能谁先转变谁吃亏，比如在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混乱环境中，你要率先守法不是犯傻吗？按照陈规旧习行事的反而占便宜，还是前面讲的违法有超额收益，以及协调预期时碰到的“囚徒困境”。只有经过多期的重复博弈，人们认识到旧规则的低效和对自己的伤害，才愿意尝试建立新的规则，开始漫长而代价巨大的转型过程。
第二，传统社会也是一个纳什均衡，均衡的规则已在传统社会的长期存续中内化为绝对价值，或者叫伦理道德。人们连改变它的念头都没有，认为这样的道德是天然合理的和永恒不变的。例如“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孝”并不是天赋或生而有之的，这个概念由儒家倡导，被历代统治者定为正宗。为什么要行孝呢？儒家说父母养你这么大，你当然要回报。有人不买账，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说：父母养了我，不过是他们情欲的偶然结果而已，我为什么要背上这个道德的负担呢？我不欠他们什么债。所以“孝”的观念是历史的，父慈子孝，经过几千年的社会实践，保持家庭和谐稳定的外在规则内化成心中的道德，似乎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是绝对不可更改的。现代社会没有“孝”的概念，美国父母对儿女的责任就到18岁，18岁以后赶出家门，自谋生路。儿女大学毕业后找到工作，挣钱自己花，从来不给家里，父不慈，子不孝。中国传统社会，“孝”成为观念子系统中的核心价值，推衍到政治子系统里就是“忠”，君父同阶，孝顺父母和忠于君王是一个逻辑。现代社会虽然不一定排斥“孝”，孝作为私人美德可以保留下来，但需要注意，它和平等权利的现代观念是不兼容的，现代社会也不可能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孝到忠，比照家庭关系建立政治秩序。
到这里为止，我们介绍了有关现代制度体系的文献、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下面讲一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转型，与上面的理论部分相呼应。
以封建制为起点的现代化
在案例研究部分，我们侧重“赶超”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而不是“自然演化”进入现代社会的英国和美国。英、美的现代化主要由国内力量驱动，例如英格兰经历了长期的制度变迁，缓慢而渐进地实现了现代化，有些学者视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现代的滥觞，英国的麦克法兰教授则上溯到14世纪。赶超型的德意志、日本、俄罗斯与中国在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压力下，仓促启动本国的现代化，救亡图存，力争跟上世界的脚步，这些民族是我们的研究重点。我们将后发的赶超型现代化再分为两类，分类方法和摩尔有重合，但着眼点不同，摩尔以前现代传统社会的农村状态为主轴，我们则强调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现代化路径的影响。第一类赶超型现代化有德意志和日本，以封建社会为起始点；第二类是俄罗斯与中国，从皇权-官僚专制的传统政治体制出发。
赶超型国家被迫离开原有的社会演化轨迹，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改造，原因在于现代制度体系以战争的方式展现了它的效率，借着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和廉价工业品，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它的优越性。仍处于传统社会的民族无可奈何，战败之后痛定思痛，起而师法征服者，走上现代化的道路。1806年，号称欧洲最精锐的普鲁士陆军遭到拿破仑法军的毁灭性打击，普鲁士险些亡国，触发1807年首相施泰因领导的普鲁士现代化改革。1853年，美国海军佩里舰闯入东京湾，用大炮轰开了日本的国门，西方列强接踵而至，强迫德川幕府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面对外部危机，西南诸藩的武士和大名于1860年代初期发动“尊王攘夷”运动，很快演变为1866年正式登台的明治维新。1853年到1856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于英、法，1857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筹备农奴制等各项改革，1861年正式下诏推行。1905年俄国在远东被日本击败，同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同意召开第一届国家杜马（议会），次年授权首相斯托雷平主持土地改革。中国近代史我们比较熟悉，1898年戊戌变法的直接起因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
对外战争的失败清晰地暴露了国内体制的问题，精英统治集团不得不改革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德意志前现代的统治精英包括王室、土地贵族领主、高级行政和军事长官；日本还要加上颇具特点的武士阶层。德意志现代化的早期推动者如施泰因、俾斯麦大多出身贵族，日本明治维新的骨干为西南四藩的武士和大名（统治藩的封建领主）以及皇室公卿。统治阶层面临的紧迫任务是通过国家治理和经济的现代化实现军事的现代化，富国强兵，驱逐外部势力，维护民族独立。民族主义自然成为现代化的思想旗帜，政治上取消地方封建分治，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民族国家，创设官僚制的全国税收和行政管理系统，提高国家汲取和动员资源的能力。
对照图一可以看出，赶超型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先行现代化国家有两个明显的差别：其思想观念是族群认同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政治体制在现代的外衣下保留了精英统治的实质（图二）。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现代化运动本来就是由社会精英发动和领导的，目的是挽救他们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精英集团以超越各个阶层的民族事业为号召，以便得到尽可能多的社会支持。
图二：半现代制度体系
民族国家起源于世界上首先现代化的英格兰，那里的人们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形成民族认同；法兰西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是人们熟知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拿破仑占领了大半个德意志之后，沦为他人附庸的屈辱刺激德意志民族主义兴起，时势和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版本和不同内涵的民族主义。个人自由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从未得到发育的机会，个人权利被宏大的民族利益所淹没，欧洲也曾上演过“救亡压倒启蒙”历史剧。君王成为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天然代表，行使国家主权，君权不仅压倒了传统社会的神权，也压倒了作为现代社会基石的人权。抽掉个人权利的民族主义抑制和阻碍了现代民主制的发展，在理论上和精神上助推德国和日本的海外扩张，并最终走向极端的种族主义。
深知富国强兵离不开经济的现代化，日本的政治精英们在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同时，利用军事力量、天皇的精神权威和民族统一大义对封建领主（大名）形成多重压力，促使他们放弃传统的封建税收、司法、军事等特权，即所谓的“版籍奉还”，解除农民的土地、人身依附，通过赎买将领地农民转变为自耕农，将自给自足的领地自然经济转变为市场化的农业生产。普鲁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早在1807年施泰因任首相时就开始了，持续几十年，到第二帝国1871年成立时已基本完成。诚然，中央政府进行农村和农业改革的原始冲动是从封建贵族手中取得征税权和征兵权，改革确实提高了农业的经营规模和生产效率，增加了土地和人力资源的流动性，使农村有可能提供日后工业化所必需的农业剩余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富裕农户也具备一定的购买力以吸纳工业制成品。德日两国采取了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取消国内关税，建设全国统一的市场。日本的明治政府发起“殖产兴业”运动，国家财政投资举办新型工商产业和金融业，再以很低的价格转让给民间经营。德国推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鼓励卡特尔、辛迪加等形式的垄断经营，政府运用进出口关税政策积极地干预市场，企业照抄照搬国际上的现成技术，利用所谓“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迅速的工业化以同样的速度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城市而成为工业无产者，留在原地的封建依附性农民转变为自耕农或者挣取工资的农业无产者。城镇中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壮大，工商业主、金融资本家、商业化的农庄主构成中产的上层，这些人和传统贵族阶层以及高级军政官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拥有程度不同的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职业中产包括律师、会计师、企业管理者和职员、中下级职业军官和公务员，他们的利益诉求较为复杂，很难归类为某个阶级的一致立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职业军官和行政官僚这一群体的角色，大约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一战之前，策动国家现代化的贵族精英和元老们仍在发挥支配性的作用，一战凸显了官僚体系对于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职业军政人员因此获得了和他们人口比例极不相称的政治权力，逐渐取代贵族精英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现代化产生新的社会阶层，或者更准确地讲重新划分了社会阶层，每个社会阶层内又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每一利益群体内还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例如同属无产阶级，农村无产者（连同地主）希望政府征收农产品关税，抬高国内粮食价格；而城镇无产者（连同企业主）竭力主张取消关税，鼓励进口以降低国内食品价格。统治阶层也不是铁板一块，议会、内阁派系林立，军队和民事行政部门争权夺利，同属国家武装力量的陆、海军内斗不止。
转型国家出现这样的局面并不奇怪，利益多元化本来就是现代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承认和尊重个人的权利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然而德国和日本的现代化既不可能以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目标，也不可能构建多元利益公平竞争的制度框架。经济现代化打开一个无法再关上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无法回收的巨大能量，各个阶层为争取平等的经济权利必然要求平等的政治参与，保守的统治精英却顽固地拒绝分享政治权力。
虽然德、日两国都制定了宪法，设立了议会，导入了选举制，甚至政党政治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日本的大正时期，但政治体制仍然是以君主为中心的单极结构，议会更像咨询与审议机构而没有实际的立法权。在创建民族国家的初期，统治精英优待传统封建贵族，安排他们进入议会上院，付给不菲的年金，以换取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支持。贵族议员也没有辜负政府的期望，在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站在政府一边。下院虽有平民代表，权力受到宪法的限制，宪法当然是由统治精英制定的。皇帝和他身边的高级军事、行政官僚决定内外大政方针，军队直接隶属皇帝而与议会无关，甚至内阁都无权过问。高官和近臣努力在政府中培植和扩大自己的派系，争夺政策主导权，上层政治逐渐演变为寡头垄断格局。寡头精英们彼此倾轧，无论哪一派掌权，排斥大众政治参与的立场却是一致的。为了平息新兴阶级的不满以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统治精英利诱和拉拢中产（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虽也采取了收买政策，更多的则是威胁和镇压。
缺乏广泛代表性的半现代政治体制无法协调处理多元利益的冲突，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危机，统治精英强化中央集权和社会控制，不断进行海外的军事冒险，树立政府作为超阶级的民族利益代表的形象，提高在国内民众中的凝聚力和支持度。在这个过程中，军队逐步膨胀成为一支破坏均衡的支配性力量。
赶超型国家的崛起适逢帝国主义时代，尽管战争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特殊的政治结构使德国和日本较其他强国更为好战。统治精英需要赢得战争的胜利以证明他们的统治能力与统治合法性，连续不断的战争贯穿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史。日本在明治时期即开始对外扩张，吞并琉球群岛，派军侵略我国台湾；1894年出兵朝鲜，继而侵入辽东和山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打败清王朝。1906年日本与俄国在远东开战，迫使俄国和列强承认它的亚洲霸主地位。德意志第二帝国由三场战争催生，特别是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获胜后，俾斯麦和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宣告帝国的成立。第二帝国于1914年对俄国宣战，拉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帷幕。1939年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制造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挑起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帝国海军1941年偷袭美国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战争早已超出了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范畴，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从海外殖民地攫取经济收益，国内政治是理解这两个国家战争倾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1860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授意国防部提出新的军事法案，触发“宪法冲突”。国王力图延续王室和贵族掌管军队的传统，议会的中产阶级代表则抵制国王扩充常备军的计划和预算，双方对峙形成僵局，国王的情绪低落到极点，甚至准备退位下台。1861年俾斯麦临危受命，出任普鲁士首相，他敏锐地察觉到，只有一场战争的胜利才能打破僵局，于是利用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契机，在1864年发动并赢得对丹麦的战争，兼并了丹麦的两个德意志人聚集的州。挟战胜之威，俾斯麦迫使议会“事后批准”了军事预算，并成功地保住了国王对军队的控制。德国历史学家韦勒认为这是德意志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宪治民主制的发展经此挫折一蹶不振。俾斯麦于1866年又对奥地利开战，确立了普鲁士在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也就是王权-贵族阶层在未来民族国家中的统治地位。1912年社会民主党在德国选举中获得大胜，保守的大工业、大地主、上层官僚和皇室感到统治危机迫近，他们结成爱国主义阵线，在过去军事冒险屡获成功的诱惑下，军方渐成主导，加快战争准备的步伐。
1930年代初，日本受到世界性经济萧条的冲击，出口下降，工商、农业产出萎缩，底层民众生活困苦，他们在军中服役的子弟怨愤满腔。陆海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痛恨政客只顾结党营私，应对危机软弱无力，急于寻求解决方案而接受了法西斯主义思想，相信强有力的专制集权和对外扩张是国家摆脱困境的最有效途径。为了“唤起民众”，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少壮派军人刺杀政客和工商富豪，发动军事政变，在国外特别是中国东北和华北蓄意挑衅，制造事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附近的南满铁路，栽赃中方，借机占领东北全境。1932年5月15日海军激进分子刺杀首相犬养毅，5月26日斋藤实海军大将出任首相，结束了1918年以来实行的政党政治，开军人组阁之先河。1936年2月26日，陆海军青年军官在东京发动叛乱，袭击和占领了包括首相官邸在内的军政要害机关，杀死多名内阁大臣和天皇宫廷高官，要求进行极权主义的“昭和维新”，采取果断行动以摆脱内外困境。军队的高级将领包庇和利用下级军官的造反，要挟议会和文官政府，借助天皇的精神权威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成为国家的主宰。1937年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入侵中国的腹心地带，不可避免地损害了英国和美国的在华利益，导致美英对日的封锁和禁运。1941年10月，日本使团在华盛顿的谈判破裂，天皇主持御前会议，决定帝国海军东向攻击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陆军南下侵占东南亚。
今天回顾历史，人们感到不可思议。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的钢铁产量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发动机产量仅为美国的五十分之一，飞机产量为美国的五分之一11，国内只有少量的煤矿，没有一滴石油，资源和生产能力如此匮乏的国家竟然在亚洲同时攻击了美国、英国、荷兰和中国！好战到自我毁灭的程度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分子的疯狂，如果说疯狂的话，那是失去制约的权力的疯狂。作为对比，英美的对外战争多由经济利益驱使，战争决策权在国会手中，因而受到多方的制约。1914年，英国政府要到德国军舰驶入比利时的港口，威胁英帝国的贸易生命线时，才能说服议会对德宣战。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也要待日本军机的炸弹落在珍珠港之后，方在国会通过了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的决议。总统军权之弱以至于一个符合逻辑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罗斯福事先已得到日本联合舰队将要袭击珍珠港的情报，但他扣下不发，以美国的惨重损失激起国内民愤，克服当时弥漫全国的孤立主义气氛——欧洲大战虽酣，和我们美国人有什么关系？！
赶超型现代化的性质决定了德国和日本不可能出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精英阶层推动现代化的目的就是延续其统治，不允许任何挑战力量的存在。经济子系统中虽有多元利益，但中产的上层即资产阶级天生具有政治依附性，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在政府的扶持和保护下成长起来的，政、商结成以前者为主轴的利益共同体。日本的三井家族因在明治维新时期为天皇筹集军费而建立了和政府的特殊关系，把持了全国的金融业，1920年代的原敬-高桥内阁被人讥讽为“三井内阁”；而反对党加藤高明的政府则被称为“三菱内阁”（绪方贞子）。德国工业巨头克虏伯、蒂森与纳粹当局紧密合作，战后也和纳粹战犯一起被押上审判台。赶超型国家的政商关系和自然演化的现代化国家形成对照，英国先有商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依托国会与国王政府对抗，控制了立法、财政和军队；而德日则是先有中央集权的国家，后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迟到”因而弱小的中产阶级无力制衡强大的精英统治阶层，随着工业化而队伍不断扩大的无产阶级也被传统观念解除了思想武装。
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个人权利与自由，很早就见诸于各类文献，例如英国1225年的《大宪章》，法国大革命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传播到全世界。封建社会的正统价值以“忠诚”为核心，无论基于契约还是出于个人恩惠，臣民忠于领主，领主忠于国王。针对英法的现代价值观，德意志统治精英提出“正义、义务、秩序”的口号，用抽象的民族利益代替具体的个人权利，用社会秩序压制个人自由。封建等级制的忠诚原则不变，仅仅把效忠的对象由昔日的封建领主和国王转换为体现“绝对精神”（黑格尔）的国家，而国家的天然代表就是皇帝或者希特勒式的元首。
陈旧的观念滋生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与政治子系统中的皇权-官僚专制相结合，很快演变为军国主义。关东军1931年策划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得到日本国内媒体和群众的热情欢呼。当国际联盟抵制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时，民情汹涌，促使日本政府极不明智地退出了国联。在“515”和“226”流血事件（见上文）被平定后，日本国民同情甚至敬仰肇事的青年军官，视他们为忠君爱国的英雄，法庭在民意和军部的压力下，轻判杀人罪犯，纵容在崇高名义下的暴力滥用。1933年，纳粹党魁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终结魏玛共和国，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众多的德国人却从中看到了民族和自己的希望，因为“那个人”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消灭失业，撕毁凡尔赛协议，扩充军备，恢复德意志的世界强国地位。
历史的吊诡在于局部现代化的阶段性成功阻碍了现代化的继续深入，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繁荣和对外战争的胜利似乎证明了“德意志道路”和“大日本皇国体制”的有效性，朝野上下弥漫着自满和盲目的自信，除了少数头脑清醒的学者，没有人意识到更新观念与进一步改革政治体制的必要性，狭隘民族主义、寡头精英政治和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构成彼此不兼容的制度体系，貌似“举国一致”的体制蕴藏着巨大的危机。
处于国家中枢的统治精英试图用个人的智慧和政治技巧应付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为棘手的是多元利益之间的冲突。杰出的政治家俾斯麦为此使出浑身解数，收买、调和、镇压或战争，保持国内外的脆弱平衡。第二帝国政府实行贸易关税保护政策，讨好工业资本家和容克地主；另一方面，为安抚劳工，给予他们选举权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为他们提供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当工人阶级顽强抗争时，俾斯麦挥舞大棒，颁布反社会主义运动的法律予以打击。在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政策背后，目标始终是清晰的：政府是超阶级的国家主宰，不允许任何阶层或组织挑战政府的权威。若国内政策受到限制，俾斯麦不惜发动对外战争。在赢得普奥战争后，这位“铁血宰相”立即宣布普鲁士对现状“十分满意”，暗示没有进一步的领土预期，以缓和与欧洲大国的紧张关系。普法战争获胜后，为避免过分刺激法国，俾斯麦坚持不要求法国割让土地。没有俾斯麦这样精明老道的政治家，严重依赖人治的半现代体制便无法稳定运行。1890年，志大才疏的威廉二世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君权和相权的制衡也消失了，权力很快向军方、皇帝及其近臣集中，在一系列愚蠢的外交政策错误之后，这五六个人的小集团在全民的战争狂热中将国家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日两国看上去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赶超，满足我们评价制度体系的效率标准，但是半现代化的系统缺乏弹性和稳定性，在内外部的冲击下极易产生激进化倾向，造成系统的剧烈震荡乃至灾难性的瓦解。中国学者杨小凯认为，赶超型国家实际上处于“后发劣势”，从长程的系统稳定性角度看问题，这一观点应该说是深刻的。作为对比，英、美两国同样经历了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国内也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分子，但并未形成具有影响的势力，多元利益的相互制衡防止了极端主义，在失业率高达25%的情况下，民众对于宪治民主制的信心也没有动摇。选民更换政府，改变政策方向，丘吉尔替代了张伯伦，罗斯福击败胡佛，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力应对和度过了内、外部危机。
现代化能否赶超？“跨越式发展”有无可能？英格兰经历了几百年的自然演化进入现代社会，虽然也发生了内部动荡和外部战争，转型的代价明显低于德、日两国。这或许是因为观念、政治和经济子系统之间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相互协调与适应，渐进式的小幅变革不至引起现有社会结构无法承担的张力，保证了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基本稳定。古人云，“欲速则不达”，诚哉斯言。
皇权专制下的现代化
第二类赶超型国家的初始状态是皇权-官僚专制，例如沙皇俄国和满清皇朝。沙俄的两次改革均以失败告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7年开始的改革以解放农奴为中心，先后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开放县议会选举，建立不受行政干扰的司法体系，普及基础教育，实行征兵制，取消贵族子弟免除服役的特权等等。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遭到贵族地主和官僚阶层的反对，也激起了民间对进一步现代化的热切期望。当民间的预期落空时，激进的民粹主义分子于1881年刺杀了沙皇，应验了一个流行的悖论：“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亚历山大二世死后，改革终止，俄罗斯的下一次机会要等到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尼古拉二世和他的首相斯托雷平不仅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而且开设了国家议会（杜马），政党政治也具备了雏形，但他们的努力为时已晚，无法挽救罗曼诺夫王朝崩溃的命运。1914年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的失利充分暴露了沙皇体制的腐朽无能，1917年革命爆发，亚历山大二世和斯托雷平的未竟事业由布尔什维克接了过去。
俄罗斯早期现代化是陈旧、落后的沙皇政府在内外部压力下被迫展开的，极端保守的皇权-贵族-官僚体系不可能构建德国和日本那样的新型中央政府，因为新生政治力量必然侵蚀现有体制的权力基础。沙俄旧式政府的改革深度和力度远不及德、日两国，在农奴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工业化进展缓慢，非但不能富国强兵，延续沙皇的统治，反而以一连串的内政外交失败让社会的各个阶层相信这个政权的无可救药。中国晚清的现代化之路与沙俄颇有相似之处，经过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慈禧新政，满清皇朝在辛亥革命的烽火中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日本的维新志士也许是幸运的，他们可以联合西南强藩颠覆已日薄西山的德川幕府，成立中央集权的明治新政府，甩开旧体制的掣肘和阻碍，全力推进各方面的现代化改革。西南诸藩之所以具备这样的实力，是因为前现代的日本实行封建制，大名（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沙皇政府的悲剧在于它太强大，强大到足以扑灭任何取而代之的企图；另一方面，它又太虚弱，虚弱到无法证明自己领导现代化的能力。
俄国在1917年革命之后建立了全新的制度体系，它的三个子系统分别为斯大林主义的观念、苏共的一党专政和中央计划经济（图三）。就富国强兵的目标而论，这个制度体系是有效的，它可以快速地进行工业化。这个体系也是子系统兼容的，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政府通过强制性经济计划控制收入增长幅度和消费品供应，压抑居民消费，人为提高储蓄率，加快资本积累，汲取资源投入工业化和军队现代化的建设。为了平息生活水平低下带来的不满，政府提倡集体主义的思想观念，号召民众为国家和民族牺牲个人利益，树立集体主义价值观为正统意识形态，为单极化的政治子系统提供合法性支持。在工业化初步完成、民族独立基本得到保障之后，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斯大林主义制度体系的弊端便逐渐显露出来。
图三：斯大林主义的制度体系
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再具有战争时代的感召力，民众为某个共同目标而牺牲个体利益的意愿下降，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和拓展个人自由发展空间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低效的计划经济无法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保守、僵化的官僚体系无所不在，支配着经济、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阻塞个人的发展之路，窒息民众的创造力，社会的各个角落弥漫着停滞、沉闷和冷漠，新观念和政治、经济子系统不兼容的问题日趋突出。由于个人创造性和市场的缺失，低效的计划经济不能长期承受“冷战”中军备竞赛的重负，1980年代中期之后，苏共高层形成削减军费的共识，缓和与西方的关系，结束阿富汗战争，否则国内的经济形势和民怨将发展到难以应对的地步。但谁也没有料到，对东欧卫星国和国内非俄罗斯地区控制的松动竟导致了整个帝国的解体，俄罗斯的现代化再次发生剧烈的转向。
到这里为止，我们介绍了一个理解后发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分析框架，从子系统的冲突与协调入手，给出了转型成功的一组必要条件，即平等的个人权利与自由（L）、现代民主制（C）和自由市场经济（F）。请注意L、C、F是现代社会（M）的必要条件，即M必须具备这三个相互兼容的子系统，缺失一个或两个，就不成其为现代社会。L、C、F仅为M的一组必要条件，而非唯一的一组。L、C、F也不是现代社会M的充分条件，因此不能用于预测M将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从这个框架更不能推出世界各民族必然走上M道路的结论，亚马逊森林中的土著可以按照千百年来的传统方式生活下去，如果他们永远不和外部现代社会交往的话。
只能理解过去而不能预知未来，这也许令人感到沮丧。毕竟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谦卑之心虽然有可能障碍我们攀登新的高峰，却可以阻止我们落入难以想象的灾难深渊——如同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
·回应·
谢谢各位的评论以及推荐的文献，都非常有帮助。对于各位的批评，限于时间不能一一回应，选一些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讲讲自己的想法。大家的批评集中在比较静态分析上，认为没有足够的演化和动态过程分析。自我辩解一下，今天确实没有时间在这里讲演化了，其实从一开始做这个研究，关注点就是从初始状态如何一步步演化过来，强调演化路径对初始状态的依赖。我把德、日的现代化归类为一组，中、俄放在另一组，还有今天没提到的韩国和中国台湾是第三组，每一组的两个国家地区初始状态类同，演化路径相似。
第二个比较集中的批评是对外部环境和内部的相互作用论述不够，这个批评很中肯，的确如此。我只给定一个初始条件，然后外部有一个冲击，看系统怎么反应，如何演化，假定系统演化一旦开始就和外部的后续冲击无关了。这并不是说外部的偶然因素对演化过程不重要，因为无法预见偶发性事件，就没有花太多的精力进行分析。这样的分析仅在系统具有鲁棒性（Robustness）时才有意义，鲁棒性的概念和稳定性有点类似但又不尽相同，指的是在内、外部扰动下，系统不会发生太大的波动以至于永久离开现有的均衡。我们知道，大多数社会系统不具有鲁棒性，一个小小的扰动可以改变系统的演化路径，比如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第一颗炸弹仅让他受了点轻伤，沙皇若马上离开则无生命危险，可以继续他的统治和改革。亚历山大二世偏偏好奇心强，想看看刺客是谁，回到事发地点，碰上刺客同党扔出第二颗炸弹，不仅终结了沙皇的生命与事业，而且改变了俄罗斯国家的发展轨迹。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蝴蝶效应”吧？偶然因素的不可预测性决定了下一阶段系统演化路径的不可预测性，没法预测就不是科学，所以说只有社会学科，而不存在社会科学。
不能预测，社会学科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通过研究了解系统的性质，局部现代化的制度体系不是一个稳定的系统，互不兼容的子系统之间产生张力，打破当前的均衡，朝下一个均衡移动。至于下一个均衡在哪里，很难说，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偶然性力量。演化的方向也许和统治精英有关，和人的思想意识有关，和技术例如互联网有关，我们只知道会发生变化，但不知道如何变以及变成什么样子。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1871年德意志统一之时，谁也没想到日后打世界大战。有位朋友提到，德国和日本经过战争才能完成现代化转型，历史的确是这样的，只不过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是由盟国的占领军当局完成的。我在德国做访问学者，见了三位联邦国会议员，我问他们，如果没有“二战”后美、英的军事占领，德国能否自发地转向宪治民主制。两个议员说不可能，第三个表示说不清。他们的回答给赶超型现代化投下一个暗淡的阴影，假如没有外部的强力干预，后发国家要想现代化是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的。我感觉有点过于悲观了吧。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和思想自由传播，或许不需要外力的作用，一个民族可以自主地、比较顺利地转型成功。希望如此，但谁知道现实会是怎样。历史上确实出现过“陷阱”，掉进去就出不来，讲得学术一点就是具有鲁棒性的纳什均衡，系统经过大震荡又回到原点。古代中国社会被称为超稳定的，两千年的王朝更替，没有突破性的制度创新，如果不是清末西方的冲击，还可以继续循环下去，因为子系统是高度兼容的。中世纪的西欧经济也落入马尔萨斯陷阱，农业生产效率停滞不前，形成人口数量的循环。
斯大林主义的体制是不是一个“陷阱”？前面讲过，集体主义的观念、集权的政治和集中决策的计划经济是子系统兼容的，因而具有稳定性。但这个体制在与西方的冷战对抗中败下阵来，因为它的经济效率太低，对内无法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生活需求，对外不能承受长期军备竞赛的重负。假如没有冷战，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斯大林主义的体制会像中国的皇朝那样是个超稳定结构吗？历史没法做实验，纯粹想象一下，感觉不大可能。虽然三个子系统是相互协调的，但是观念子系统本身却有一道裂痕，官员们嘴上提倡勤奋劳动、克己奉公，他们自己却享受特殊待遇，公费的车子、房子、度假，可以低价买到西方消费品的特供商店等等。虚伪的官方道德说教对公众没有吸引力，宗教信仰被打压，精神和思想上的自由探索受到严格限制，民众和知识分子在高压之下由苦闷转向对社会的冷漠，抛弃了正统意识形态。虽未出现替代物，集体主义的观念子系统已处于虚置和自我空转的状态，事实上与政治和经济子系统脱节，不能发挥耦合与连接的作用，整个系统的运转效率下降，最终免不了瘫痪和停摆。前苏联的历史表明，思想观念不仅是工具性的——支持政治和经济子系统的运行，而且本身也是目的性的——满足民众精神的和文化的需求。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的观念子系统兼顾了两者，所以它的制度体系呈现出超稳定性；斯大林主义的观念子系统则不具备这样的性质。
（本文为作者2016年4月20日在某研究所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