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眼下人们在谈论“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很多人关心中国是不是已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怎样形成的？又如何摆脱或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各种“收入陷阱”

“陷阱”问题要从现代化说起。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划分，西方的社会发展可被分为三个阶段：

古代社会：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期。

传统社会：从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十五世纪，所谓千年黑暗的中世纪。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证明，中世纪并不黑暗，在多元主体的激烈竞争中，社会的各个方面不断发生变化，展现出其他文明所没有的动态演化特征，为现代社会的孕育提供了种子和丰富的营养。

然而就经济的发展而言，除了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外，中世纪的欧洲大陆确实可用暗淡无光的“马尔萨斯陷阱”来描述。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发现了欧洲人口的周期性波动，并将这一现象归因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停滞不前。人类的繁殖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农业产出的增长最多是线性的，这一简单算术不可避免导致一个悲观的结论：人均消费的农产品数量或者营养和热量逐步下降。当人均热量摄入降到维持生存的临界点之下时，就会出现饥荒、疾病和战争，以消灭人口的方式提高人均农产品消费，但是大破坏之后的人丁兴旺又为下一次灾难准备了条件。直到十五世纪，欧洲经济才看到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希望，现代社会的曙光露出了地平线。

现代社会：历史学家认为，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标志西欧现代社会的滥觞，几乎在同时——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欧洲的贸易和商业也复苏了。在国际贸易的中枢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之后，伦敦兴起取代了阿姆斯特丹，英格兰先后经历了第二次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

关于文明演化的阶段，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见仁见智，各有各的道理，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提高了经济的效率，西欧从此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走上了持续增长的道路，并以势不可挡的工业品价格扫荡了中国农村的手工织布，用机器生产的坚船利炮敲开了日本的国门。在英、美、法等先行现代化的列强冲击下，其他民族别无选择，不得不改变原有轨迹，或主动或勉强地走上入侵者示范的道路，若不如此，等待它们的将是第一次、第二次、第N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的王朝循环终结了，日本的将军们再也不能凭借地理的隔绝而偏安一隅。

虽然现代化从一个岛国（英格兰）的偶然变成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一百多年过去了，以人均GDP计算，成功跨入高等收入行列的国家仍是少数，集中在西欧、北欧和北美。日本之外的亚洲、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欧、拉美和北非属于中等收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则持续地在“低等收入陷阱”中挣扎。

中等收入陷阱源于后发国家的赶超模式，赶超模式又可分为中央计划和权贵主义两大类，这两类模式都实现了工业化带来的经济起飞，也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高增长之后的停滞和彷徨。

先看第一类，前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国家通过对经济的全面控制，以牺牲居民消费为代价，汲取资源投入工业化的建设。如同西方早期的工业化，工业技术和机器的应用、社会化的分工与协作产生了传统农业所没有的效率，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计划体制国家因此也曾取得了较西方国家更为突出的经济表现，人均收入达到了世界中等水平。然而计划经济在1980年代遭遇困境，经济发展的水平特别在技术和居民消费方面和西方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在尝试了不触动根本的改革后，纷纷放弃中央计划，转向了市场经济。

尽管市场机制不足以保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计划体制却足以使一个经济长期停留在这个陷阱中。前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私人产权和市场的缺失，当工业化的红利消耗殆尽时，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公有制下国营企业和个人没有创新的激励，陈旧落后的技术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外不能应付国际上的军备竞赛，内不能满足民众的消费需求。面对窘境，中央计划者无计可施，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祭出唯一的法宝：国家的强制资本积累，增加投资，维持经济增长，但这样就又撞上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南墙（详见本书《两个中国模式》）。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张，单位新增资产的收益越来越低，最终边际收益等于零时，投资已无任何拉动作用，经济滑进中等收入陷阱。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教授首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类是东南亚和拉美的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叫权贵-民粹资本主义。这些国家虽然保留了市场和私人企业，但由于政治体系被权势家族或军人独裁者把持，政治权力决定资源的占有和市场的准入。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私人企业家与政府结盟，将他们的精力、时间和资本用于建立和保持密切的政府关系，而不是用于技术创新和理性经营。政商勾结垄断资源和市场，私人企业赚取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以贿赂、赞助的形式由官员分享。这些国家中另一常见的现象是权贵们亲自上阵，政界强人及其家族成员干脆自办公司，直接榨取民脂民膏。制度决定的激励诱导官员造租和企业寻租，而不是研发技术和产品，不是创新以提高企业和经济的效率，在享受了工业化的效益后，经济和收入的增长陷入停顿。

在陈旧的政治结构下，企业之间展开寻租的竞争，而非创新的竞争，私有制和市场的确不是万能的，甚至形式民主也不是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济世良药。政客们用公共福利和各种各样的承诺换取选票，当选后立即开始寻租。福利开支的钱哪里来？委内瑞拉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用石油收入维持福利项目，这个举动得到很多民众的拥护。在一片民粹的喝彩声中，资本却大量外逃，私人产权得不到保护，谁敢投资？谁敢长期经营企业？还谈什么创新？当石油价格跌到40美元以下时，这个国家的经济破产了，多个城市中爆发了骚乱。

无论计划经济还是权贵-民粹资本主义，中等收入陷阱都是制度造成的，更准确地讲是“中等收入的制度陷阱”。前一类国家没有私人产权和市场，后一类国家缺乏监督和制约政府的法治。从这里引申出一个十分清晰的结论：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而不是什么高明的发展战略或者精准发力的经济政策。

中国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吗？有人说中国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世界上前所未有，是个奇迹，我们似乎有个独特的模式，这个模式有种神奇魔力，凭借这个力量，中国经济能够以较高的速度继续增长二十年，言外之意，中等收入陷阱不是问题。

如果世间真有奇迹的话，后发国家经济增速超过先进国家的奇迹多次发生。英格兰的工业化大概用了五十到八十年，德国人只用了四五十年，因为它有英国的样板可以学习，可以应用现成的工业技术，这样是不是创造了一个德意志模式呢？日本的工业化从明治维新算起，三十多年后就击败清朝和沙俄帝国，令世界刮目相看。实际上“日本奇迹”不止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片废墟上，日本仅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就重新回到经济强国的行列，经济增长率几乎是美国的两倍，很快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工业化为什么可以打破马尔萨斯循环，将人类带入持续增长的阶段？通常的理解是使用机器。这固然不错，但为什么中世纪的人们没有去发明机器呢？为什么古罗马帝国发明了风车、水车，却并未推广以提高经济效率呢？根本的原因是前现代社会缺乏技术创新的制度性激励。现代社会牢固地建立了法治、私人产权和市场制度，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和对经济的干预受到严格的限制，市场竞争驱使企业家进行研究，开发一代又一代的新技术，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一旦创新成功，良好的产权制度保证企业家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另一方面，新技术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为收入的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早就指出，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出现，并非因为那里的蒸汽技术领先，而是因为英国建立了法治化的私人产权保护制度，刺激了长期投资和技术创新。

第二，工业化瓦解了传统社会的结构，将土地、劳动力从各自为政的封建庄园中解放出来。生产要素获得自由，在价格信号的指引下，流向效率更高的工业和商业。

第三，市场经济取代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社会分工和协作突破领地、庄园的限制，在更大的范围上展开。伟大的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考察了英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土地、人力甚至资本都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广泛和深入的专业化分工即可增加产出。斯密以缝针的制造为例，如果将生产过程分解为下料、成型、钻孔、抛光四道工序，每个工人仅负责其中一道，和四个工人同时从事所有的加工工作相比，生产效率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是因为复杂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相对简单的工序，工人易于掌握，长时间的重复操作提高了他们的技能和效率。更为重要的是，简单的加工可以比较容易地在机器上实现，为机械化的大工业生产铺平了道路。

第四，工业化引发了大规模的城镇化，人口以超常的速度向城市集中，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欧再次回到城镇社会，而城镇化产生的聚集效应就像点燃了飞船的二级火箭，助推经济向更高的收入水平发展（详见本书《城镇化还是城镇神话》）。

工业化和城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限于时间，不在这里展开。大致了解一下各个国家的现代经济发展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不需要用奇迹或特色来解释了。邓小平没有为我们设计一个特殊和高超的模式，而是在关键时刻为我们指明了市场经济的方向，带领我们融入了现代世界的潮流，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名垂青史。

1978年以前，中国模仿前苏联，引入斯大林式的计划体制，推进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有限工业化和城镇化，建立了保障国家安全所需的基本工业体系，城镇化率达到20%。由于工业化程度较低以及计划体制的僵化与保守，中国的技术水平和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改革开放继续了被各种运动中断了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前面提到的各种效应再次展现，从1978年到1990年末这一段我称之为经典的斯密增长模式（详见本书《两个中国模式》）。这一时期的政策方向是国退民进，解散人民公社，城镇民营企业合法化，资源开始自由流动，从低效的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的工商业部门，从低效的国有部门转向高效的民营部门，承认私人产权和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家和劳动阶层的激励机制，所有这些变化的效果汇集起来，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经济的高速增长。

1990年代末期至今，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从斯密模式转变为凯恩斯模式，转变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执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笔者记忆中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自那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成了常态，2009年的“四万亿”可谓登峰造极之作，2012年又推出了“四万亿2.0”。

政府逐步走向前台，规划与管制替代了市场，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民间的创新转换为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政府在短时间内投入资源的能力比民间更强，但政府投入对企业的效率基本没有促进作用，在不少情况下，实际上降低了经济的总体效率，因为政策总是向低效的国有部门倾斜，挤压了民营部门的可用资源。实际上，一些民营企业也形成了对刺激性政策的依赖，它们不关注创新，不在研发上投入，而是盼着政府出台政策，猜测政策对哪个行业有利，总想找准政策的风口飞到天上去。企业忘记了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创新，效率没有提高，经济增长只能靠投资驱动，于是边际收益递减律再次发生作用，虽然经济总量可以随着投入的增加而继续扩大，但人均GDP则可能长期停留在世界中等水平上。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彻底改变经济增长模式，2015中央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新策略，我认为是及时的正确的。拉动需求靠政府，增加有效供给靠企业，这个新政策的精神就是要让企业重新成为经济舞台的主角，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从需求政策切换到供给侧的创新也就是企业效率的提高。

关于供给侧的政策，我们有这样几个建议：一是全面减税。过去的提法是“结构性减税”，有增有减，民间的感觉是增的比减的多。减税的目的不仅是减轻企业负担，帮助它们度过难关，而且是把更多的资源留给企业和市场支配，而不是由政府支配。第二，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打破行政垄断，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第三，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推进司法改革，有效保护私人产权，坚定民间信心，鼓励企业做长期的研发投资，加快创新的步伐（详见本书《为什么强调供给侧》）。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制度陷阱，是制度决定的增长模式陷阱，惟有进行制度改革才能促进技术进步，依靠创新和效率的不断提高，成为按人均GDP计算的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