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广的尺度，狭窄的视野——评《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凭借书评而非书的内容，法国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以下简称《21世纪》）迅速走红，经美国凯恩斯主义者的全力宣传，这部“史上最少被通读的畅销书”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

收入分配7乃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永恒主题，就像文学中的爱情，或者哲学中的心和物。与文学和哲学不同，收入分配的话题热度呈现出模式化的周期波动。在泡沫膨胀的繁荣年代，人们忙着抢占风口，相信连猪都可以借力飞起来，无人关心分配问题。一旦潮水退去，发财的梦想随着泡沫破灭，裸泳者方在沙滩上大喊起来：是谁扒了我的裤子？！

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无数家庭的积蓄被一扫而光，美国人千夫所指的，自然是作恶多端的华尔街，“看那些没有良心的金融大亨！”惊恐的德国白领则将矛头对准政治上永远不会错的犹太奸商。2008年没有什么不同，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中产阶级再次占据道德高地，为自己过去的无知与疯狂寻找理性的辩解。总统和议员们假装义愤填膺，抚慰假装无辜受伤的子民，修改游戏规则，用税收的钞票换取他们的选票。

剧本和角色都没有变，只是换了舞台和演员，还有为他们敲边鼓的乐队。大戏的精彩不在动情的演出，而在戏说的科学画皮。

皮凯蒂拿出长达一个多世纪、涵盖几十个国家的数据，掷地有声地宣布：糟糕透了！过去三十年间，世界主要国家的收入分配持续恶化，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用钱赚钱，富者愈富，而劳动者收入的份额不断下降，贫者愈贫。作者接着用一个疑点重重的不等式外推，预言这种糟糕的趋势不会改变，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自然的力量和机制能够自动调节收入分配，除非政府采取坚决的措施，比如说皮凯蒂建议的资本税。坐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皮凯蒂引用前人的分析，暗示社会将陷入剧烈的动荡，例如马尔萨斯推断的瘟疫和战争，或者马克思所预言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就是《21世纪》的逻辑梗概，余下的便都是数据，和那个划时代的前《资本论》相比，肤浅可爱得像卡通米老鼠。

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对《21世纪》的批评多集中在数据的可靠性和适用性上，无意中认可了其简单而武断的方法，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方法论恰恰是该书问题的要害所在。社会稳定固然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却并不是收入越平均，社会就越稳定，两者的关系取决于民众对正义与公平的理解。换言之，收入分配首先是个伦理学问题。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民众有可能容忍、接受甚至欢迎收入差距的增加，倘若如此可以提升个人福利水平的话。这种可能性之所以存在，因为收入差距一方面为社会精英提供了创造财富的激励，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有可能积累资本，投入到创新等高风险的经济活动中，努力促进经济的增长。结果是可供分配的饼做大了，虽然普通民众个人的份额下降，但得到的绝对量增加，因而愿意支持这样的收入分配“恶化”。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从伦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三个维度讨论收入和财富分配。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是正义的、正当的？这是伦理学试图回答的问题。经济学分析则聚焦收入分配和财富创造的关系，折射到伦理维度上，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权衡。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民众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权衡决定他们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当两者的互换程度较高时，均平主义者眼中的收入分配恶化不一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当我们把视野扩展到伦理学和经济学的维度，《21世纪》基于趋势外推的警世通言可能只是耸听危言，资本在可预见的将来会继续在道德的鞭笞下，扮演鞭笞者也不愿拒绝的创造财富的角色。

不均的社会就不稳吗？

尽管未必是出于皮凯蒂教授的原意，热情的读者仍把《21世纪》当作客观的、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支持他们预设的一个伦理学命题：收入的平均分配是“善”，是正义的（Just）和可欲的（Desirable）；而收入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饶恕的“恶”。这个看似不言自明的公理，实际上并不成立。

我们不妨做一个测试，在没有任何压力与胁迫的情况下，请说出你心目中的公平与正义。假定幸福感和绝对收入及相对收入正相关，所谓绝对收入就是货币与实物收入之和，相对收入是你的收入与社会平均之差。为什么相对收入影响你的幸福感呢？别人赚钱多少和你有什么关系？正如诺奖得主索洛教授所言：“你吃的是你的工资，而不是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8当然有关系，因为人人都有嫉妒心。“嫉妒”两字听起来或许有些刺耳，其实是中性的，没有任何褒贬的含义。在言必称春秋大义的环境里，性欲都要用孝道包装，若嫌“嫉妒”难听，不妨换上带有“正能量”的“同情”。杜甫见“路有冻死骨”，意欲倾力相助，无奈囊中羞涩，不禁悲从中来，挥笔怒斥“朱门酒肉臭”。总而言之，收入越是低于社会平均，人就越痛苦。同理，高于社会平均的收入带来额外的兴奋和愉悦，我们称这种心理为“贪婪”。贪婪和嫉妒乃同一硬币的两个侧面，均为相对收入产生的心理满足，只不过符号一正一负而已。

无论源于嫉妒还是贪婪，生而有之的人性决定了相对收入和个人幸福感息息相关。在既无妒嫉也没有贪婪的桃花源社会中，人人安贫乐道，安富乐道，丝毫不在意他人收入的高低，也就不存在收入分配的问题了。

在确立了相对收入和幸福感的正相关后，我们从如下的自愿选择中推测你的公平观。设想方案A：你的绝对收入10万元，相对收入等于零，即社会平均收入也是10万元，你的绝对收入正好等于社会平均。方案B：绝对收入12万元，相对收入-1万元，这时的社会平均收入为13万元，你的绝对收入比社会平均低1万元。均平主义者会选择A，因为方案B的收入分配“恶化”了。但是理性的你有可能选择B，牺牲一定的相对收入以换取更高的绝对收入是值得的，毕竟绝对收入决定你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而相对收入仅带来心理上的和精神上的幸福或痛苦。选择B的事实说明收入分配的“恶化”对你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如果你在绝对收入上得到了足够的补偿。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于收入分配的怨恨一般在经济衰退期间爆发：绝对收入停滞不前，收入差距的增加令人感到格外地无法容忍。

假如你选择了A，我们会解读为绝对收入还不够高，不足以弥补-1万元相对收入造成的精神损失，于是将方案B中的绝对收入增加到15万元。这时你还会选择A吗？究竟绝对收入高到多少你才接受-1万元的相对收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之间是否存在补偿替代关系。如果认可这样的替代，你还会同意“公平”的含义就是收入的平均分配吗？

基于对现实世界中人类行为的观察，我们相信这样的替代关系确实存在。在计划体制下，前东德的收入分配较为平均，东德人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墙，逃往收入差距大的西德？用我们的语言讲，绝对收入和绝对生活水平比均平与否更为重要。同样地，人们通过合法与非法的管道，从改革开放前相对均平的大陆，跑到两极分化严重的香港。类似的现象今天依然存在，从古巴潜入美国，都是为了更高的绝对收入而离开收入差距较小的社会。

如果以收入的平均分配为代价实现绝对收入的提高，并且绝对收入产生的幸福超过相对收入带来的痛苦，这样的收入差距非但不应谴责，反而要作为“善”予以保护和鼓励。如果公众也持有同样的公平正义观，对收入差距有较高的容忍度，《21世纪》的主要结论就不成立了——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未必导致马尔萨斯推论的战争或者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不管这趋势从数据上看如何地不可避免。收入分配是否危及社会稳定取决于社会伦理以及公众的理性程度，即他们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

天真理想主义者也许会问，何不设计一种完美的社会模式，让财富在韩国的市场经济中充分涌现，再按照朝鲜的计划经济规则进行分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效率与均平的兼顾。遗憾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精华与糟粕往往同生共灭，去其糟粕，精华也就不存在了。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历史都证明，收入平均分配阻碍经济的发展，致使国民的生活水平长期落后于贫富分化明显的市场经济国家。

为什么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为了发展经济，必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只有让他拥有和享受财富，他才愿意“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尽其所能地创造财富。财富连同社会地位以及弗洛伊德的“性”，是人类行为的根本驱动力。均平主义者大概可以承认这一点，但仍会怀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为什么不是“让所有人同时富起来”呢？答案既简单又复杂。

简单的回答是，大家同样富等于大家同样穷，财富一旦平均分配，就失去了激励的作用，尤其对于社会精英，他们的目标不是优秀，而是杰出，也就是相对于芸芸众生的优秀。设想在政治领域中，如果人人都是国王，无异于人人都是草民，那样的话，谁还愿意赌上身家性命去争夺天下？富可敌国的工商巨子仍在孜孜不倦地赚钱，驱动力已从自己致富转变为比别人更富，也就是更高的相对收入，即最容易激起大众仇恨的贪婪。

复杂的回答涉及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注意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进入二十世纪，现代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速度更快，规模更大，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一百多年以前的估计。由于财富的持久高速增长，用摄入热量和营养、寿命、生活便利以及生活享受的多样性衡量，当代中产阶级的绝对生活水准超过了传统社会中的帝王，尽管少数亿万富翁的财富超过了古代的帝国。

前所未有的财富涌现，其源泉只有一个，那就是持续不断的创新。从蒸汽机、铁路、电力、内燃机、无线电到电脑、遗传工程、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令人头晕目眩的创新与前工业社会形成巨大的反差，古代虽然也有发明与创新，例如风车与水车，创新只在经济中起到局部性的辅助作用；或者虽有青铜器和铁器那样的革命性和全局性的技术突破，但在每一次重大突破后，都陷入了漫长的沉寂和停滞。人类的铁器时代持续了二千年，直到十八世纪才翻开化石燃料和机械动力的新篇章。前工业社会的创新是无意识和无组织的，仅靠长时间的摸索和积累，间断性的创新成果要么很快被新增人口所消耗，要么成为更有效的掠夺而不是创造财富的工具。与其使用铁制农具辛苦垦殖，不如化犁为剑，抢劫和战争的收获远比农耕丰厚。

皮凯蒂没有注意到，现代持续的生产性创新需要两个前提：私有产权制度以及竞争性市场。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一方面增加了利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掠夺致富的成本，阻塞了抢劫之路，为了实现个人的目标，社会精英不得不转而从事财富创造的活动。另一方面，私有产权也使这些精英能够获得他们创造财富的大部分，由此而产生经营商业和企业的强大正向激励。罗马帝国之所以没有广泛利用风力和水力，因为军事征服提供了成本更低的奴隶劳动力。古代社会的激励机制造就了凯撒那样的伟大君王，即合法的劫掠者；而罗盘和火药的中国发明人却湮没无闻。与古代的先行者相比，瓦特就幸运多了，他在专利的保护下，于1775年注册成立公司，大批量生产蒸汽机。批量生产降低了单位成本，为蒸汽机的推广普及从而英国的工业革命做出重大的贡献，瓦特也因此名垂青史。诺奖得主诺斯总结那一段历史，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西欧在18世纪经济起飞，超越东方而成为世界之主导的关键因素。

现代社会的皇冠不再是暴力强权的囊中物，国王和将军让位于财富的创造者：发明家、工程师、企业家，还有那些贪婪的资本家9。提高经济效率和丰富人们生活的技术创新造就了工业革命以来的富豪，建造铁路让范德比尔德扬名立万，爱默生和J.P.摩根在电力行业发了大财，杜邦建立了他的化工帝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石油业的洛克菲勒、普及汽车的福特、微软的盖茨、移动通信时代的乔布斯、互联网公司创始人扎克伯格……。如果这些企业家的“先富起来”使统计数字上的收入差距增加，这是值得庆幸的呢，还是应该受到谴责？

为保证创新的持续性，自由竞争必不可少。创新落后的企业将在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即使创新成功的企业也不敢掉以轻心。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曾经是传统手机市场上的巨无霸，在苹果智能手机的冲击下，业务迅速萎缩，不是破产，就是沦为被收购对象。创新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大事，企业必须尽一切所能，抢先推出新产品和新技术，形成局部和暂时的垄断（是的，垄断！哺育创新的垄断），赚取高额利润，为下一轮研发和创新积累充裕的资本。竞争的需要以及技术的规模经济效益使创新时代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反映到收入分配的层面上，财富的集中度也相应提高。

创新不仅影响了收入分配的格局，而且改变了收入分配的性质。在农业社会中，生产效率停滞不前，收入总量不变，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为零和博弈，地主的收益就是农民的损失。创新提高了经济的效率，增加了可供分配的财富，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博弈因此是正和或者双赢的。乔布斯不必靠剥削公司的员工而身家亿万，员工愿意在苹果工作，他们以公司为骄傲并可以得到比其他就业机会更高的薪酬。

但是，苹果的员工为什么没有像乔布斯那样富有呢？毕竟他们也参与了公司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员工的确是价值创造不可或缺的要素，但他们的贡献远在乔布斯之下。2008年初，乔布斯癌症扩散的消息传出，在之后的一个月中，苹果公司的股价大跌，市值减少40%也就是500多亿美元。依照市场“客观、公正的”评价推算，乔布斯的价值贡献起码为500亿美元。如果一个工程师或者工人离职，苹果的股价会有多大的变动？大概会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这是鼓吹市场万能论吗？就人类社会的很多问题而言，例如嫉妒与贪婪，市场是低能的，甚至是无能的，市场最有效的是定价，包括为乔布斯和苹果员工的人力资本定价。市场定价谈不上绝对准确和公平，却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明的方法中最准确和最公平的，因为在规范的资本市场上，苹果公司的价格是所有投资者自由表达的综合，是包括乔布斯在内的任何个人所无法影响和操纵的。

对于私人产权制度在市场上形成的收入分配，难道不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调节吗？当然可以，但公众必须明白，任何再分配方案例如皮凯蒂的资本税，都不可避免地伤害创新的激励，特别是当人们走向极端而否定私有产权时，创新将被完全扼杀。在谋求更为均等的收入分配时，公众需要权衡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牺牲相对收入，让乔布斯们先富起来，以此鼓励创新，从而提高自己的绝对收入？还是牺牲绝对收入，宁可自己穷一些，也不让少数人暴富？这就又回到第一节讨论的伦理学维度，一个被《21世纪》的数据遮蔽和掩埋的维度。

资本，什么资本

《21世纪》方法论上的可商榷之处不限于分析框架，在陈旧的资本定义下，其数据分析给出了扭曲的收入分配图景。该书的“资本”统计口径为企业与个人的固定资产（排除房产）加上财务资产，没有仔细甄别企业家创新成功所获得的财富，而这部分财富来自特殊的人力资本，从本质上讲属于劳动收入，故应记在“工资”而不是“资本”栏下。虽然乔布斯的财富构成以股权为主，但他成为苹果公司的大股东，不是因为前期的财务或金融资本投入，而是他特有的企业家人力资本，这类股权收益的性质更接近劳动收入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增值。考虑到不同性质的资本，我们可以重新解释《21世纪》的一个核心论据（见原书图1.2）：西欧“二战”后资本积累的加速是创新活动不断升级的结果，非但没有什么可忧虑和谴责的，反而应该感到欣慰和鼓舞。

皮凯蒂教授采用传统的狭义工资收入数据，低估了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而低估了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得出“资本税”这样的抑制和惩罚创新的政策建议。

乔布斯的人力资本和苹果员工的人力资本有着本质的差别，对这两类人力资本的回报方式因此也截然不同。乔布斯以他的创新能力和商业经营能力成为苹果公司的股东，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对他的回报是“剩余收入”，即公司收入扣除包括员工薪酬在内的所有成本，大致相当于利润。苹果的员工没有创新的贡献，也不承担任何风险，他们得到固定的工资和基于业绩的年终奖金。

按照人力资本对价值创造的贡献分配收入是否公平？上帝决定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分布是不均匀的，“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权利和机会而非人力资本的均等。比天生禀赋差异更为令人沮丧的事实是：人力资本无法自愿转让，也不可强迫转移。打土豪分田地无济于事，你分不走乔布斯的聪明才智，而分掉他的财富又会打击他冒险创新的积极性。两难悖论面前，公众必须做出选择：你愿意生活在没有乔布斯、没有新技术的均平世界上？还是满足于和他的财富相比微不足道的工资，但也温饱无忧还可使用苹果手机？我们无意在这里宣扬英雄史观，只想强调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宝贵，和一般的劳动力相比，这类人力资本有着更大的、正的“外部效应”。如果你也认为有乔布斯的世界更美好，接受了——虽然不无遗憾——这样的贫富分化，《21世纪》六百多页的大部头岂不成了杞人忧天之作？

一个公平的社会既不是人力资本的均匀分布，也不是收入的平均分配，而是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让每一个具有乔布斯那样潜质的人，成就苹果公司那样的辉煌。

创新的人力资本是发展经济最稀缺和最宝贵的资源，继承的金钱和财产才是“腐朽”的、“寄生”的和“负有原罪”，才有资格作为憎恨和惩罚的对象。《21世纪》本来可以着重分析遗产的分布和积累趋势，对资本不加区别的厌恶阻止了更有意义的深入研究。全书仅在第11章讨论了遗产问题，即使那里的数据似乎也并未对该书的论点提供有力的支持。二十世纪初，英、法、德三国每年的新继承遗产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0%，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降到1960年代的5%左右，然后稳步上升到2010年的约15%（原书图11.12）。“二战”之后遗产的增加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创造财富的活动在和平时期逐渐恢复，留给后代的自然水涨船高。

皮凯蒂教授原本可以在“资本”栏下，分出两个子科目：创新成功所积累的资本，以及富二代继承得来的遗产。乔布斯和马云的亿万身家属于前者，洛克菲勒子孙的财产归入后者。政府可对遗产等形式的财富转移征收资本税，但应免除对前者即财富创造的税赋。《21世纪》若主张遗产税，而不是笼统的“资本税”，就比较符合经济学原理了。即便遗产税，也要考虑到对创新激励的影响。想象一下极端的场景，倘若征收100%的遗产税，即禁止财富的继承，将增强还是抑制创造财富的动力？将增强还是抑制工薪阶层的劳动积极性？你可以轻蔑地视“封妻荫子”为狭隘的自私心理，却仍要面对千百年来无法改变的人性现实。所有高税收的倡导者，无论政客、学者还是民众，似乎都一厢情愿地假设，税收对风险承担意愿和工作勤奋程度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中国读者不妨问问自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吗？

数据趋势分析和趋势外推是《21世纪》的基本方法，该书的主要结论亦建立在如下的经验不等式上

r＞g

其中r代表资本收益率，g为经济也就是国民收入增长率。由于经济增长等于工资增长与资本收益增长的加权平均和，这个不等式意味着工资增长落后于资本收益的增长。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自然的力量可以进行自动调节，劳动将毫无希望地输掉与资本的收入分配博弈，除非政府征收资本税，减少r，才能降低资本收益的份额，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比例。

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学的大学教科书，我们都可以发现“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律”，即r随资本积累的规模不断下降，完全有可能低到小于g的地步。那么为何实际数据显示r＞g呢？原因正在于创新和技术进步。创新突破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魔咒，使经济有可能实现持续增长，这是支持《21世纪》的索洛教授的杰出理论贡献，他因这一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r＞g说明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增长，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资本回报率r不断下降，虽然收入分配得到均平主义意义上的改善，但创新乏力，经济增长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我们反倒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增长的可持续性了。

经济学应该研究什么

《21世纪》在前言中批评马克思“没有看到技术进步的巨大作用”，然而该书也秉持前现代的思维，以生产技术不变从而社会总收入不变为前提，从劳动和资本两大阶级对立的角度组织和分析数据，对世界的未来做出了马尔萨斯式的悲观预测。鉴于问题的严重性，皮凯蒂教授呼吁，“将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学的中心课题”。当我们充分估计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后，经济学的中心课题就变成了财富的创造。毕竟，财富只有先被创造出来，才谈得上如何分配，而且更多的财富可以缓解在分配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紧张。

我们不否认收入分配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分配对于财富创造的作用。即便孤立地研究纯粹的分配问题，正确的方法是从阶层、群体深入到个人。类似“最富有的10%的人群拥有70%的资本”这样的统计数字没有太大意义，也不应看到这10%的人口拥有的财产在增加，就惊呼“富者越富”。我们更关心具体的家族或个人例如洛克菲勒的后代是否越来越富，乔布斯的子女是否也将加入亿万富翁的行列。换句话讲，我们更关心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认为《21世纪》聚焦的静态财富分布有可能将关于收入分配的讨论引入歧途。在上文提到的工商巨子中，大多数出身平民，这些人拥有70%的资本，不正是社会开放而有生气、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表现吗？

为了提高社会流动性，让中产和低收入阶层有平等的机会跻身财富顶端的10%，我们建议的对策着眼于不平等的源头，而不是像《21世纪》那样仅针对结果的不平等。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格外重要的是建立民主和法治，从根本上铲除造成贫富严重分化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确保资源占有和市场进入的平等，以及在制定游戏规则和政策方面的平等参与权和发言权。这些旨在消除贫困、建设公正社会的措施，在近期一部精彩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被艾斯茅格鲁和罗宾逊教授归纳为“包容型制度”。该书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不亚于《21世纪》，基于广阔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两位教授超越了简单的“劫富济贫”药方，引导读者从多个维度深入思考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的演进逻辑，无论学术价值或政策建议的切中时弊均非《21世纪》可比拟。

关于改善收入分配的公共政策，众所周知的有财政的教育开支，为低收入家庭子女提供奖学金；放松金融管制，允许和鼓励各种各样的天使、风投和股权基金开展业务，帮助年轻人创业等等。限于篇幅，不在这里一一列举。需要指出的是，理性的政策以理性的民众为基础，情绪化的非理性冲动往往导致民粹主义的双输政策。例如收入分配问题的泛道德化，用“剥削”和“欺诈”的指责代替认真的经济分析。在经济学中，“剥削”指游戏规则即制度的设立对资本有利而对劳动不利，而“欺诈”之所以可能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解决方案因此不是“占领华尔街”或者限制公司高管工资，而是依法律程序修改监管规则，提高市场交易的透明度。

尽管存在诸多的研究方法论问题，皮凯蒂教授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怀和细心艰苦的数据整理工作仍值得尊敬，他提醒象牙塔中醉心数学和模型的主流学者们，放下手中的八股文章，睁开双眼观察社会，从市场和经济的实践出发进行理论研究。在我们看来，这才是《21世纪》的最大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