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老鼠搬家
“文革”期间我总共搬了六次家，所有搬家都是被迫的。所以我自嘲为老鼠搬家，还有一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先是结婚，家里没房，自父母家搬到松竹里2号，跟着又迁到睦南道58号后院。我喜欢这个私密性强的独家小院，关上门，自成一统，别人看不见我们的生活。夏天里种上丝瓜葫芦，再用竹竿支个棚架，待到枝蔓爬满，绿叶重重，葫芦丝瓜有姿有态地垂吊下来，大鸡小鸡在下边一跑，我便从中放个板凳坐坐，饶有意趣地尝到瓜棚豆架的味道。到了冬天，墙壁单薄，门框和窗框都是铁的，窗玻璃比纸只厚一点点，室内外变得一样冷。我们用玻璃罐子养了两条小金鱼，白天上班时熄了炉火，下班回来玻璃罐里的水就冻实了，小鱼被冻在冰块中间，一动不动，却还瞪大眼惊奇地望着我。我们的屋子太小了，烟囱短，留不住热气，于是想出个法子，把烟囱组装成拉管长号的样子，先在屋里做一个折返，再伸出窗外，这样便能使热气尽量散发在屋里。到了三九天气，尽管外檐下垂挂的一排冰挂有一尺多长，室中却温暖如春。西北风起来，冰挂会发出奇异的声响，我称它是我们的排箫。我们最喜欢清晨窗玻璃上冻结的冰花，光亮而奇异，引发我们的幻想……所以，我把这个静谧的小院视作我们小小的港湾，它给我们一种安全感。我对妻子说：“咱们一辈子都住在这里吧。”
但是，生活总是击碎我们的梦想。
我们在这小院只安全地生活了两年，同昭父亲的单位就把封存在前院房中的所有查抄物全部运走，前院房间空空如也，随后有人搬了进来。我们住的后院与前院的走廊有两扇磨砂玻璃窗相隔，窗子一直紧闭，看不到搬进前院的是何人。这家人搬进来的第三天，是一个星期天，我正在院里帮助妻子晾晒洗好的衣服，哐的一响，那个窗子忽然打开，一个人从里边向外张望，是个中年女子，穿着绿军装，正待看清是谁，啪的窗子关上并闩上。妻子问我是谁，我说一个穿绿衣服的人，别又是红卫兵那些人吧？同昭很怕是新婚之夜住在楼下的那种人。我们去到赤卫队长杨增那里打听。杨队长说，住进前院的是市军管会的政委，告诉我不要打扰他，他也不会搭理我们。
这一来，不管他搭不搭理我们，我们现在都像一对老鼠住在猫窝旁边了，必须加倍小心，说话防备隔墙有耳，再不能放唱片，尽量叫朋友少来串门。同昭爱笑，特别是出声的笑，从此我发觉她笑声变少了。
一天夜里我们被来自屋顶上的一种声音吵醒。有人踩着房瓦行走，声音在夜间十分清晰。我突然大叫一声：“谁？干什么的，你别跑！”跟着就听到有人踩着房瓦跑走的声音。
第二天，我做了一件傻事。我跑到前院临街的正门去敲门，开门的是一个穿军装的警卫员，我好心告诉他们昨夜房顶有人走动，请他们小心。谁料三天后杨队长就把我找去，说我惹麻烦了。前院的政委说我的行为是恐吓他们，政委感到后院住着两个出身不好的人不安全，叫我们搬走。指示房管站分配两间小屋给我们，地点在芷江路六合里一幢临街的三楼上，要我们尽快搬走。
我跑去看看房，是一个单元三间房，两户合用。一间是较大的单间，另两间较小是里外间，分给我们的是这个里外间。由于房子是新盖好的，那个单间还空着。房子方方正正，很干净，可是两户人住在一个单元里生活会很别扭，尤其还得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但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服从。
第二天就找来两个朋友，借了一辆板车和一些绳子，好在芷江路不远，我家的东西少得可怜，几个小时便搬了过去。在离开小院前，我又用了很多时间，在屋里屋外细细搜寻，看看墙缝里砖底下有没有秘密写作的残稿，可别把“罪证”留在人家手中，这是要紧的，也是要命的事。
搬到新居的当晚太累了，来不及收拾刚刚搬来的东西，就在房间正中架起床板睡下来。没想到夜里出现了一件挺恐怖的事——我忽然听见一个人在屋里走动，光线太黑看不见人，鞋底擦着地面的声音却听得清清楚楚。我屏住呼吸，轻轻推醒身边的同昭，告诉她屋里有人。她吓得不敢出声，只听见这“人”就在身边，拿起一个铁罐似的东西，跟着响起哗哗的响声，竟是一种往铁罐里尿尿的声音，而且这声音就在身体左边两三尺远的地方。我大叫一声：“谁？”我的喊声惊动他，尿尿的声音停下，不一会儿走路的声音又嚓嚓地开始了。
刚才被这声音惊醒时，屋里漆黑，什么也看不清。这会儿瞳孔大了，看清屋子了，使我惊讶的是并没有人！有鬼？我跳起来，大着胆子去开开灯，灯光下屋里明明白白只有我和同昭两个人。同昭睁着一双大眼睛，好像在向我寻找答案。这时，我又听到这“人”的走动声，再一听便明白了——这声音来自隔壁另一个单元。难道墙壁会这么薄？好像隔着一张纸。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房子。
我对这声音放心了，但对这房子太不放心了。难道从此天天夜里关上灯，我们都要和隔壁单元的这个人共用一个空间？而且在我这个单元还有一户没搬进来，待这户人家搬进来后，也要参与到这个空间里来。这真是个匪夷所思、闻所未闻、令人毛骨悚然的房子，比我那个“如同住在猫身边”的小院岂不更不安全？
这事关我们今后的生活，只要我们住下来就很难再搬走，我必须下决心解决。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马上搬回睦南道58号后院，把压力转给前院的政委，只要他想拥有我们的小院，就得先为我们另找房子，他有权力办这件事。幸好58号后院的钥匙还在我手里，反正他不能硬把我们轰到大街上。当然，这需要我拿出勇气来了。为了未来的生活，我只能孤注一掷了，反正我已经被逼到绝路了。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三个小时又把家搬回到睦南道58号后院。
从前两天——深夜屋顶上的行走之声把我们逼到这里，到今天——深夜里隔壁的走路之声又把我们逼回去，竟然叫我们在三天之内，完成了人生的两次搬家。这还不是“老鼠搬家”吗？
看来我的做法对了！被逼出的勇气帮助了我。还有，我对前院政委的判断也十分正确。他早对我们的小院垂涎三尺了，一直在找机会把我们挤走。现在反过来，是我们挤着他、借他的力给我们找房子了，被动变为主动。杨队长对我说：“政委见你又返回来很不高兴。这次由民园房管站的老李领你去看房，你要尽快定下来。这回你搬走时，可得马上把门钥匙给我。”我点点头表示照办，心里却暗暗高兴，居然我也能叫他们给我办事。
长沙路思治里，我自1970年至1984年在这里生活的十四年间，经历了“文革”中后期、木石俱粉的大地震和改天换地的粉碎“四人帮”，也从秘密写作走入新时期文学
我早就认识民园房管站房管员老李。老李一只眼，外号“独眼老李”，嗜烟如命，特别喜欢人家送烟给他，我每给他几支烟，他就领我看一处房。真没想到抄家之后五大道有那么多空房——有一处空房就有一个被抄户，更不知道租界里的老房子如此千奇百怪。这次，我选房子的标准只有一条：一定要有私密性。我戏称之为“政治标准第一”。
就在随着老李看房的时候，碰到一个朋友说他家隔壁有一间查抄房，在长沙路思治里一座楼的顶层。长沙路与芷江路是邻街，路不算远，我与同昭骑车跑去一看，真的很理想。一间方方正正、十多平米的房子，平整的木地板被阳光晒得冒着好闻的气味；走廊宽绰，还带一个三四平米的储物间，外边跨着一个不小的阳台。最中意的是，这房子与前后其他建筑相距甚远，左右两边又与相邻的房子无关。老房子都用“三七砖”垒墙，墙体很厚，隔墙如隔山，隔音极好，私密性称得上第一。我马上去找独眼老李，说我看好这处房子，给他一包烟求他帮助，老李用他的独眼望着我说：“现在住房标准是每人两平米，这间房十多平米，给你们可就大大超标了。”我说：“办好给你四盒永红。”停一下又加一句，“再加上两盒恒大。”独眼老李笑了，说：“我可不敢收你们被抄户的东西。反正我不会说坏话就是了。”
在58号小院里等候消息时，我们天天傻唱着一支自编的小歌：
美丽的思治里，在召唤我们去
那里有个大平台，还是地板地……
几天后杨队长叫我去，告诉我几乎一步登天的消息：长沙路思治里12号三楼给我们了！独眼老李给我办了入住手续，我送他一个小纸包，里边兑现着我的允诺。跟着就把从芷江路搬回来的散装的家什，再装上车，全部运到思治里。随后将那小院的门钥匙交给杨队长，这便完成了自己“文革”以来的第五次搬家。
这真是天赐我居。
思治里是一条很深的胡同，两边两排连体楼，我住在右边一排连体楼的第七座，由于下边有一层地下室，我所住的三楼实际上是四楼，上边再无人家，只有天空、云彩和飞鸟。身居此屋，如在天上。这种公寓式的胡同房前边都有一个小院，所以与胡同对面的楼房相距甚远，对面的人家在阳台上说话，如果没有南风吹送，绝不会听见。楼后面是一片深郁的暗红色的老楼，叫作求志里。我们的房子与这片老楼中间隔着一条又深又长的后胡同。后胡同僻静人稀，鲜有小贩进来。下雨时，楼顶上的雨水通过挂在墙面上歪歪斜斜黑色的铅管泄下去，使胡同总带着湿漉漉的气息，天天夜间这里都是野猫的交际所。我房间靠北有一扇窗子推开后可以俯视这里，使我渐渐熟悉这里住户的生活、习惯，以及一些面孔。这个地方总给我一些文学的想象，以致后来我的小说《楼顶上的歌手》和人物散文《猫婆》写的都是这里。
我们新居的房子很厚重，高耸的瓦顶，宽阔的屋檐、粗壮的楼梯栏杆，让人住在里边感到牢固稳妥。只是后来才知道它外强中干，甚至险些使我丧命，这是后话了。
能够住进这个接近我理想的房子，应该归功于我们与那位政委暗暗博弈中付出的勇气，所以当我站在这房子宽阔的阳台上时，心中有一种成就感，这感觉进入了我的骨头。
我喜欢对一个空间发挥想象并去动手营造。我的伙伴同昭与我一样，都力图把这个家构筑成一个理想化的空中楼阁。“文革”把我推到生活的底层甚至底线，同时从我们身上逼出自力更生的激情和谋生的能力。几年里，各种简单的砖瓦、水电和木匠活儿自己都能抄起来干了，同昭原本不会针线与烹饪，现在行了。贫困时，女人们的本事是能把最普通的粮食与蔬菜做成“山珍海味”。我和儿子从头到脚所有衣服都有妻子的针脚。我最欣赏的是她用一台破缝纫机给我裤子后边轧一块罗圈儿补丁，针脚像唱片那样一圈圈从里向外旋转，铺满屁股上。如果没有“文革”，没有抄家和扫地出门，我们不会有这种本领。可是，我们就应该感谢“文革”吗？我们的逻辑会如此荒谬与愚蠢吗？我们应该感谢的是命运。命运从来都是两面，它的负面对于人是一种真正的挑战与锤炼。我相信，人真正的能力与意志是被命运逼迫出来的。
抄家后，我们依然未改的仍是对艺术的挚爱，在那苍白的时代，对精神与美的追求反倒更强烈。有了自己的家，便用自己的双手去搭建。我们精心将劫后残余与这几年收集到的艺术品，将这房间构造得愈来愈可心，也愈喜欢愈用心。一次忽然有一种书斋的向往，我便随性把靠北的窗子改做一个书架，窗框中间架几块横板，将我的藏书全摆上。我还请一个朋友给我拍了一张照片，这便把我神往的生活变成现实了。照片中有两个细节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一个是左臂肘部那个大补丁；一个是背后那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是本假书，封皮是我做的，为了障人耳目，里边的书是封资修的大书——托尔斯泰的《复活》。
从思治里出去拐个弯儿就是一个热闹的商业区——黄家花园。十字交叉的两条街挤满百货店、副食店、粮店、糕点铺、饭店、酒馆、早点铺、文具店、理发店、书店、裁缝店、修鞋铺、照相馆等等生活之所需应有尽有。那时的书店是最乏味的地方，里边的书不过几十种，清一色全是“文革”书。吸引我常去逛一逛的是旧家具店与委托店。“文革”抄家后的老家具和幸免于难的艺术品，以及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东西不时会在这儿冒出来。有些东西极其珍贵，但现在成了时代的弃物，价钱便宜至极。一幅镶在极其精致的鎏金画框里印象派的风景画只要五块钱，一块汉瓦当一块钱，一块唐代海兽祥鸟葡萄镜两块钱。委托店的营业员黄大维说这块铜镜是大收藏家周叔弢家里卖出来的。那时没人要这些东西，而有这些东西的人家大都是被抄户，缺钱花，便拿出来换现钱。可是我也缺钱，那时花两角钱买一包肉馅可以做十二个小丸子，美餐一顿，我得从这样的生活费用里往外挤钱，因此许许多多好东西都“云烟过眼”了。如果下狠心买到一件这种叫人心馋的东西便会倍加珍惜。这样下来几年，我们的屋子与一般人家大不一样了。在那个时代，在普通人家是看不到艺术品的，美被视为一种奢侈。同昭给儿子缝了一件衣服，只是在色彩和式样上别出心裁，在街上就招来议论说：“这孩子修了。”这个社会真是与美也要作对。
1972年基辛格访华，随访的温斯顿·洛德的夫人包柏漪是我一楼邻居教师包经弟的侄女，她从北京来看她的姨妈。那时中美隔绝二十多年，突然来访是件大事。包柏漪在她姑妈家听说楼上住着两位画家，很好奇，跑上楼来拜访。我们觉得自己的家太贫寒，难以待客，挺尴尬，没想到她却惊讶得大呼大叫，用她不纯正的中文说了几遍才听明白——圣殿。
听明白了这话之后，我大惑不解。如此的清贫，连床都是用铺板和凳子架的，何殿之有？后来才明白，正是在那个文化贫瘠的年代，我们这个琳琅满目、艺术充盈的小天地，纯粹的尚美的精神，混合着温馨的生活气息，还有在光线晦明中一种隐隐的神秘感，才使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闯入者感到惊奇乃至受到震动。看到她兴奋的样子，我和同昭互相用眼神传递心中的自豪。我们挺激动——我在激动中容易做错事——我拿出画了半卷的《清明上河图》给她看。那时我无事可做，又舍不得时间白白从身上流掉，就临摹古代名作。这是我的专业，尽管当时临摹古画业务中断了，做这些事没有任何经济意义，我却下决心把这件自己酷爱的画史上的绝顶名作临摹下来。
显然，包柏漪没见过这幅画，她被这件无比繁复和巨大的画卷惊呆了，忽然一下子跪在这幅画前面。这使我大惊，屋里的人全都大惊，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对艺术如此虔诚，并对我的摹品行此大礼。我激动得浑身发热，脱口而出：“我给你画一幅吧！”
她惊喜若狂，我却为“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付出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为她一笔不苟地临摹了这幅巨型的《清明上河图》的全卷。当时，我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只为了自己一时的激动，只因那时太缺少知音，艺术没有社会的呼应，她一呼我就应了。还有，那时中国没有市场经济，人没被商业化，不会作秀。事后明白也晚了，白白付出太多时间给了人家一次即兴的表演，可是花出去的时间再找不回来了。
现在回忆起，在时间过剩的日子里，我真正获得的还是对人生的享受。
对于我们，这种享受自然离不开读书与画画。在当时的社会，文学和艺术绝对没有出路。这只是我们一种纯粹的热爱，一种心灵的需要和至真至纯的精神生活。那时，朋友们的往来很即兴，想走就走，想来就来，常常将对于一本好书的感受作为谈资，互相评论对方的画。思治里的房间虽然并不大，却摆得下整张画板了，可以画四尺整幅的画，甚至可以临摹苏汉臣《货郎图》和郭熙《溪山行旅图》那样的中堂画。那时，和我们来来往往的朋友中，很少几个是有点名气的作家艺术家，大多是纯粹的热爱者。文学、绘画、历史、设计、翻译、工艺等等，各有所爱，各有各的“学问”以及独特的见地，串门时碰到一起就海阔天空，但绝不敢自称为“沙龙”，沙龙是个敏感和必须避讳的词，弄不好会给打成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小集团。我们只是一个游牧式的艺术部落，今天碰巧在我家，过两天可能在别的朋友家碰面，还有一些喜欢画画的年轻人到我家来玩，我也会教教他们传统的国画技法。笔墨纸砚便常摆在桌上。儿子受到熏染，也爱画画了。一次，几个朋友正在我家，见到儿子从幼儿园回来，大家逗笑叫他画我，儿子拿起笔抹几下居然挺像：大脸盘，头发乱，胡子拉碴。我对儿子说：“你再看看还有什么细节？”他看看我，用笔点了两个鼻孔。朋友们看了，笑道：“你儿子观察得很认真，他抬头观察你，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两个鼻孔了。”孩子给我的生活平添了异彩，在他上小学之前，就把他从托儿户那里接回来了。
思治里平台
当然，我们的生活没有脱离“文革”，我们仍被“文革”的铁网笼罩着。它时时会证实自己的存在。政局每有动静，我们便会立即感受到：电台会有广播，单位会开会，派出所会突然搞搜查行动，以查户口为名，看看我们这类人在干什么，街道代表也会突然闯进来，板着脸问东问西。一次晚上一位工艺美院的朋友来串门，聊得尽兴，十点钟还没走。街道代表大崔突然带着几个人咚咚咚上楼来，气势吓人，好像来抓土匪。进来冲着我就问：“他是谁？”我说：“工艺美院的一个朋友，来串门。”她又问：“怎么这么晚还没走？”我这朋友出身很好，满不在乎，反问她：“这么晚你干吗来？又没请你来。”这一来，双方都有气，眼看就要吵起来。我马上笑呵呵地说：“你们都该来。这位是我们街道代表崔主任，她晚上常搞巡逻。这位是工艺美院革委会的负责人，来谈谈画毛主席像的事。”我这话是在告诉大崔，这位客人比你们出身还硬，你别惹他。我的话挺管用，她立即变得客气起来，借茬有事带着人走了。
街道代表是特殊的一群人。我曾在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写了这样一位街道代表。他们本来就有很强的窥私欲和干涉欲，有了街道代表身份，便可以随便把脚踏进我们这种人的生活里，想出现就出现，可以说，街道代表这个身份把他们的窥私欲合法化了。由于他们的无知，他们的伤害性就更强。有一次我到区革委会文化组办事，一个干部拿出两幅画来，对我说：“你来得正好，你是画画的，来帮我们看看这两幅画是不是有问题。”跟着他解释说，这两幅画是劝业场街居委会送来的，他们那里有个老右派每天不说话，哪儿也不去，也不和任何人来往，只待在家里画画，他画画有什么用？街道代表忽想，他是否用画来搞反革命活动？一翻他的画，还真的看出了问题。
我看了这两幅画，并没什么特别，都是常见的题材，画面也很简单。一幅题着《竹石图》，画中一块石头和几竿竹子，另一幅题为《林溪图》，画中上边是树，下边是溪水。但经街道代表一说就是大问题了。
他说，《竹石图》中许多竹叶像“介”字，下边是石头，意为“介石”，是呼叫蒋介石来反攻大陆。另一幅《林溪图》问题更大，画中所有树枝都朝着左歪，左西右东，朝左这是刮西风。毛主席说“东风压倒西风”，这幅画是“西风压倒东风”，反毛主席，反革命黑画！照这种说法，这个人应该马上关进去。
这是那个时代标准的“无限上纲”了。
我想，我该怎么说？我的话可是关乎人家的祸福，决定人家的生死。一瞬间，我脑袋好像突然很聪明，话说得也清楚。我说：“这两幅画没什么问题。”然后谈了我的看法，“先说这幅《竹石图》。我们画竹叶时有个说法，三个叶片一组的叫‘个字叶’，四个叶片一组的叫‘介字叶’，画竹子都这么画，没有影射‘介’字的意思，竹子下边配石头，也是国画中最常见的。再说这幅《林溪图》。左西右东这说法没错，可这幅画所画的正是东风。刮东风时树枝才朝着西边（左边）歪呀，这不正是‘东风压倒西风’吗？”
我这几句话把文化组的干部说得一点词儿也没有了。这干部笑道：“那就是没事了。当时我对劝业场街那帮人说，你们不懂画，别弄错了，我给你们找个明白人看看。这不，赶巧你来了嘛。”
我心里挺高兴，有一种做了积德的善事那种自我的满足感。嘿，我居然救了一个人！尽管这个人我见都没见过。可是如果换一个不懂画的人，偏要表现自己“革命”，再上线上纲，那个老右派不就惨了？
最可怕的是明白的人整人。
一个星期天早晨，我单位那个矮个子的副手忽来串门。这个人颇工心计，我一直和他保持距离。他平日很少串门，他的到来叫我犯嘀咕。这会儿正巧同昭带儿子冯宽出去玩了，家里只有我。我去过道给他沏茶，端茶进来时看到他站在收音机前，也不说话，好像在琢磨事儿。突然他伸手将收音机的开关钮儿拧开，跟着放大音量，却不调台，我马上意识到，他想知道我是否收听“敌台”，比如听美国之音、台湾台、莫斯科台。他推测，如果我昨晚听了“敌台”，听完之后，关了收音机，电台一定还停在原先的地方，声音一响就会暴露出来。这一招真厉害，叫人猝不及防！我当时有点懵，一时想不起来我昨晚听了什么，是不是真的听了“敌台”。正不知所措，忽然收音机响起来李铁梅的唱腔，竟是样板戏！其实平时我家根本不听样板戏，可能是儿子拧着玩的，或是同昭收拾桌子时碰了钮儿。反正这冷不丁的一刀没砍上我，却叫我暗暗出了一身冷汗。深感这位同事用心的阴险与诡计多端。这事警告了我，“文革”的利刃一直游动在我的周围，时时可能突然出现。小楼虽好，但绝对不是世外桃源。
在1973年，人是绝望的，看不到尽头，也无从奢望于未来。如果一个人在1973年含冤死去，“文革”对于他就是永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