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文代会后离开了朝内大街166号

到了这年秋天，在人文社接到了来自天津的通知，说我作为天津文艺界的代表之一参加10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据说将有三千文艺家聚集在京。我从没有参加过这种超大规模的“全会”，所认识的文艺家不多；而我的代表名额又没有被放在作家协会内，因为天津当时的老作家多，如孙犁、方纪、袁静、孙振、鲍昌、杨润身、柳溪、鲁藜等，年轻作家代表仅有两个名额是蒋子龙和世界语诗人苏阿芒。苏阿芒是一位精通世界语的才子，“文革”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抓起来。这罪名等同奸细，十分可怕，在牢狱里边他受尽折磨，身心俱残，平反出来后，不仅行动不便，连句整话也说不成了。叫他参加会是要还他以尊严。我被放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前身——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中，作为民间文学的代表。当时天津还没有民研会，却有一个民间文学的代表名额。由于我的小说《义和拳》、《神灯》都与民间文化相关，便将民间文学的代表名额给了我。现在想起来，冥冥中我和民间文化真的有缘。二十二年后（2001年）我竟做了中国民协的主席，开始了自己人生后期与其死死的纠结。

然而当我走进这个会场上一看，全是生脸，台上灯光里一排排，台下黑压压一大片，没有一个熟人。后来才知道台上坐着的除周扬外，还有钟敬文、顾颉刚、贾芝这些重要的人物。老舍先生“文革”中含冤而死，郭沫若也在头一年辞世，不然都会坐在台上。

开会间，我稍坐一会儿就悄悄溜到作协的会场。那里毕竟认识的人多，不认识的一经介绍也就亲切地相识相谈。比如在开会前一进门就见几个人正在说说笑笑，中间有王蒙，由他介绍，这几个人是从维熙、刘绍棠、邓友梅，全是早闻其名、未曾谋面的人物。此外，还有徐迟、鲁彦舟、宗福先、马烽、苏叔阳、李准、叶君健、陈登科、张洁等等。张洁穿一件深蓝色风衣，带着灵气，我喜欢她清新的文字，而且这文字像她酷爱的契诃夫那样干净，清透，充满艺术感觉。在什么地方认识的李陀记不清了。李陀有点络腮胡子，挺阳刚，很健谈与雄辩，后来与他们都成好友，与他们之间的往来与故事都在以后的几年了。

作协这边会议的兴奋点是作家们的演讲。王蒙、白桦、蒋子龙等人的演讲，把会议不断推向高潮。白桦是诗人，讲话时激情四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虽然在全国赢得极大反响，在自己的家乡却陷入重重困境中。记得他上讲台的第一句话好像是“我是从寒冷的冬天来到春天的温暖里”，话音一落，立即得到全体作家支持的掌声。

在这里，我感到精神的空间和自由度愈来愈大。

那时的会议管理也很宽松。我到作协这边会场来，没人拦我。大家知道我是《铺花的歧路》和《雕花烟斗》的作者，对我挺欢迎，似乎我就是这边的代表；只是到了进行小组讨论时，我就自动撤回了。

这样，我这个“编制外”的代表便很快融入到“编制内”。会上作协这边还传出个笑话说，这次作协为文代会提供了三个怪人：冯骥才——个子最高，中杰英——个子最矮，何达（香港诗人）——最耐寒，十一月还穿个短裤，而且是惹眼的白短裤。

文代会现场的作协代表。前排右起：徐迟、陈荒煤，前排左起：吴强、孔罗荪、冯牧。二排左起：艾青、陈登科、雷加、李何林

在文代会上。左为邓友梅，右为福庚和费礼文

第四次文代会是文艺家时隔十多年的一次大聚会大重逢。多年不曾相见，音讯断绝，生死难料，个中的苦辣辛酸唯有自知；此刻忽然相聚，便成了会议内外处处可见的情感冲动的感人景象。作家方纪就住在我的隔壁，他“文革”受尽摧残，天性易怒，患了中风，行走困难，右手不能执笔，说话最多只能三个字。会议期间不断有人来看他，每逢此时他便会激动地发出“好——好噢！”“就是——是——嘛！”的高声，这声音时不时隔墙传进我屋。我为他高兴，也为他悲伤。方纪的散文很有激情，文字很美，也有意境。他对书画也有很好的悟性，他的《桂林山水》《李可染画集序》写得颇有才情。“文革”后我去看他，人已偏瘫，言语困难；他用拐杖捅捅床下叫我看。我撩开床单只见一个小破皮箱，没有扣吊，一看便是当年的“抄家物资”，我给他拉出来打开一看，只有可怜的薄薄的五本小书：《来访者》《挥手之间》《不连续的故事》等，这就是他全部的作品了。记得邓友梅对我说，他第一次访问日本，见到五十年代一位相识的日本作家，与他年龄相仿。时隔二十年，那人居然已出版了一小书架的作品，叫他吃惊，他当时却连一本集子还没有出版，荒唐的生活夺去了多少有才华的人的青春乃至生命。

这次大会最震动人心的是阳翰笙宣读的“向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作家艺术家致哀”书。他念了一个长长的名单，每个名字念出来都像熄灭大会堂穹顶上的一盏明灯。那名单好像有一百多位吧。我至今还记得有老舍、郭小川、闻捷、赵树理、杨朔、田汉、傅雷、董秋斯、萧也牧、柳青、邵荃麟、罗广斌、周立波、冯雪峰、马连良、裘盛戎、周信芳、盖叫天、言慧珠、尚小云、马可、顾圣婴、郑律成、崔嵬、上官云珠、焦菊隐、袁牧之、竺水招、严凤英、韩俊卿、贺天健、陈半丁、丰子恺、董希文、潘天寿、魏鹤龄、瞿白音、顾而已、李少春、叶盛兰、孙维世、何其芳、沈尹默、荀慧生、远千里、魏金枝、万籁天、高百岁、冯喆、王式廓、芦芒、王老九、连阔如……还有虽已辞世却依然被抄家批判和备受凌辱的齐白石、梅兰芳、欧阳予倩、程砚秋、徐悲鸿、傅抱石、洪深、陈之佛、常宝堃等等。那个名单远不止于此。如果没有“文革”，这些艺术家都活着，多少杰出的作品会涌现出来，中国当代文化又会是种什么样的景象？反过来说，如果“文革”不结束，台下的人便还会有一批批进入这个受难者的名单。

阳翰笙说：“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对一切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作家艺术家们表示最深切的哀悼。”然后他说，“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默哀！”那一刻，三千名代表全站起来肃立，黑压压一片，刚刚过去的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又把我的心笼罩。人类历史上何时出现过如此大肆践踏与残害作家艺术家——真善与文明的歌者？那么——还有什么比纠正生活的荒谬更重要？在那个时代有良知的作家都知道自己的笔该写什么。

这次大会最强烈鼓舞人心的是邓小平那句著名的话：“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他那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声音，至今我都清晰记得。对他这句话的回应是全场近一分钟的潮水般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是我几十年里听到的最长、最响、用心鼓起来的掌声。

那天从人民大会堂走出来，真有一个时代开始的感觉。

那时候是一种什么创作状态呢？有件小事至今仍然记得：一天施光南带着一个朋友来人文社看我。他已经从天津歌舞团调到中央乐团来了。他那首唱起来叫人欢乐也叫人流泪的《祝酒歌》已成为那个时代的“国人之歌”。我请他到东四一家二楼上的小馆吃饭，边吃边聊，愈聊愈尽兴。我激动地谈起我的《非常时代》的写作计划。施光南是浑身带着灵气、时时冒着旋律的人。那天他谈得最多的是他正在写的歌剧《屈原》。他时时兴奋得说不出话来，站起身离开座位来来回回走几步，再坐下来，一顿饭他这样起身七八次，人有发光的感觉，好像音乐的精灵在他身上作怪发狂。我们都处在一种控制不住自己的艺术状态。

文代会后，文学的大河不知不觉流转了。“伤痕文学”悄悄退去，代之而起的是“改革文学”的大潮。或许因为整个社会的关注转向经济生活的改变，或许来自一种人为的导向，或许由于“伤痕文学”将十年的积郁挥洒一尽之后，走向了更深的反思。一段时间我写了一些书信体的文章如《写人生》（给严文井）《下一步踏向何处？》（给刘心武）《小说创作的一个新倾向》（给吴若增）《小说观念要变》（给李陀）等，与熟识的作家讨论要从“伤痕文学”和问题小说走出来的愿望。但我从来没有放弃对“文革”这一荒诞历史的追究与诘问，不管是在后来发表的一系列小说里，还是口述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写作中。现在，回头去看这段文学的历史：作为新时期文学崛起的伤痕文学运动确切的时间是1977年至1979年，正为我在人文社这段时间所亲历。

此后，1979年冬天吧，我便把写作的窝儿彻底挪回天津。一是因为在津的工作和居所都已平定，我有一些写作计划要静下来想；一是因为那两年我过于兴奋、紧张、写作过多，大病了一场，必需回到家里缓一缓节奏。人文社与我的关系依然密切，严文井、韦君宜两位前辈和不少文坛朋友关切我的身体。严文井特意给我写过一封信。好友谌容、张洁、郑万隆等人都跑到天津看望我。一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爬上我的阁楼，肩上扛一个西瓜，脑袋冒着汗。他说：“我是《北京文学》的编辑，我们领导听说你病了，派我来看你，我想总得给你带点什么来呀，就在车站给你买个瓜。”然后他说：“我叫刘恒。”

这个憨厚的年轻人就是今天这个大作家刘恒。这个感动我的细节大概刘恒早忘了，我还记着。

那时代人和人、作家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一种今天回想起来十分怀念的纯洁的关系。

我还记得离开朝内大街166号彻底搬回天津时的一点细节。我用线网兜提着一个搪瓷脸盆，一个带把儿的漱口杯。一般衣服书籍前些次都捎回去了。我在里边放了好大一捆人文社的稿纸。先去韦君宜那里道个别，敲了半天韦君宜办公室的门也没敲开，她不在，都都从走廊上跑来说他妈妈开会去了。我从兜里掏出烟来，从中拿出烟卷插在上衣口袋里，将空烟盒给了他作为纪念。他存烟标，爱烟盒如命。当天晚上景峰约我去他家吃饺子，然后返津。那时景峰和他爱人小刘对朋友最殷实、阔绰的款待，就是请到他们家吃一顿用香油调的韭菜猪肉馅的饺子。那天，从人文社里出来，我把网兜挂在他自行车的车把上。景峰说：“给你稿费了，干啥还拿我们社这么多稿纸？太财迷。”我说：“我用惯你们五百字的大稿纸了。四边的空儿大，好加字。”景峰笑道：“说你财迷还强词夺理。”我也笑。我确实爱用人文社这种绿格的大稿纸，一直用了差不多七八年，每到快用光了，去到北京开会或办事时候就到人文社去取。什么原因使我对人文社的稿纸也如此依赖呢？

那天晚上，我在他家着实吃了顿饺子，又说说笑笑聊一会儿，然后提着东西上路，景峰送我从红星胡同拐往北小街的街口，那情景挺像从老家出门干事，兄长送行。是呵，这一刻可是我在人文社长长的两年生活的一个句号。这句号里边包含着我人生的重要转折，还有所经历的时代的转折。

离开人文社最初两年，我每去北京还习惯性地去人文社住。我不习惯住旅店，一次去京参加谌容家一个小聚会——那次认识了张贤亮。他为了一首小诗《大风歌》，二十二年五次入狱，出来后不习惯坐着。那天见他时，他靠墙蹲在地上抽烟。大家笑他在牢里蹲惯了，“恶习”难改。当夜我住在东四大街金鱼胡同口的一家小店，一屋七人，多人打鼾，听了一夜的鼾声大合唱，直到天亮也没合眼。心想，下次还得去朝内大街166号住，还是在那里睡得安稳。

1979年为自己的小说《啊！》做的封面设计

后来一次我专门去北京国家美术馆看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下午到人文社已无床位，景峰叫我等到下班后在小说北组编辑部用八把椅子给我拼了一张“床”，抱来两床被子铺在上边。椅子高矮不一，我居然也睡着了，但我睡觉时好“打把势”，半夜一蹬，椅子散开，人掉在地上。

这便是我在人文社“生活”的最后一个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