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海外纪事

我八十年代出访的缘由，基本上都与文学有关。尤其1985年从爱荷华回来之后，出访愈来愈多。这是作品逐步在海外传播与发酵带来的。但是，由于我不会外语，交流起来吃亏太大。一次在德国，邀请单位给我安排了一位金头发、学中文的德国女孩做翻译，她连我的话都听不明白，她和我交谈时经常驴唇不对马嘴，比如她要告诉我“晚上你要和一位小说家吃中餐”，竟说成“晚上你要和一位小画（话）家吃中饭”，叫我莫名其妙。这期间与德国一位名作家见面，我开的玩笑对方毫无反应，甚至皱起眉头，不知道这位德国金发女翻译翻成什么了。结果谈了二十分钟，名作家就站起来客客气气与我握手告别，显然他认为与我谈话索然无味。这使我想起与贤亮在美国演讲时，我们在两座大学讲同一个题目和内容，效果截然相反，在前一所大学演讲时反响十分热烈，后一所大学的反映却平淡无奇。我感到奇怪，经一位在场的中国学生一说才明白：后一所大学的翻译太差劲了，概念全搞错了。

1986年访问联邦德国，此为在汉堡的演讲会。题目：文学·隔绝·交流

如何超越语言的障碍是我几乎无法克服的难题与烦恼。

1986年德国的迪特里斯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说《啊！》，波鸿大学的汉学家马丁约我到汉堡、波恩、波鸿、科隆等城市做关于这本书的演讲。那天在汉堡演讲后，当晚我必须留在汉堡住一夜。主办者说我有两个选择：一是住在经历传奇的华裔作家关愚谦家，一是在主办者的秘书茹次先生家住一晚，不过茹次是德国人，他们家没人会说中国话。我想又碰到语言障碍了，可是这时我心里忽然冒出一种挑战欲，我说我去茹次先生家。关愚谦说你语言不通怎么办，我说我想尝一尝在一个语言完全不通的德国人家里住上一晚是什么滋味。于是，茹次开着车带我穿过森林与湖区到他很远的郊区别墅。他有个温馨的家，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哈娜。我和他家人用眼神说话，用手势表达，用声音交流。中间他主动叫我用他的电话给我妻子打一个越洋电话，并且还跟着他一家人跑去参加他妹妹的生日晚会。第二天告别时，他可爱的女儿居然哭了。我回国后以此写了一篇散文叫作《哈娜哭了》。由此我明白，人性才是最好的交流。因此，这些年我在海外交了许多语言不通的朋友。

《感谢生活》的法文版译者玛丽·芳斯

在西柏林，出版商迪特里斯在他的女友霍丝的客厅里为我的小说《啊！》举办一个朗读会。霍丝很有品位，她在自己那间宽大的老式客厅里放了几十把高背椅子，有沙发也有丝面坐垫的古典木椅，大厅没有开灯，在高高的椅背中间立着许多蜡烛。闪动摇曳的烛光营造出一种让人生发联想的氛围。她还用唱片机播放一首风笛演奏的乐曲，声音悠远又凄凉。那天晚上中国驻德使馆的几位年轻的外交官从伯恩开着车来参加这个朗读会，其中有文化参赞诗人孙书柱。我通过孙书柱告诉霍丝，音乐太美了，我快流泪了。霍丝很高兴我喜欢这支非常切题的乐曲。第二天我起早上路，发现我的行李袋插着一样东西。原来是昨天那个风笛唱片，霍丝送给我了。人与人心理的东西一定需要翻译吗？

当时德国著名的汉学家马汉茂（马丁）和我谈得来，他在波鸿大学做教授。有一次做我小说翻译的俄国汉学家李福清去波鸿访问，随后还要去科隆，马汉茂对李福清说：“我在科隆有所房子，现在空着，你就到我那房子去住吧。”他把房子的钥匙给了李福清。李福清到了科隆，找到那房子，但不能确定门牌号码对不对，因为他把门牌号码忘了。他大着胆子把钥匙插进锁孔一拧，门开了，但他还是不能确定这就是马汉茂的房子。忽然他看到书桌上立着个镜框，里边有张照片，他惊喜地说：“啊，这是冯骥才。这房子不会错！”

澳大利亚堪培拉国家图书馆以展示其所藏我的图书的方式来欢迎我。左二为李景峰，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也是我最早的文学编辑

我们之间真是友好。这友好跨越了不同语言。

李福清最先把我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翻译成俄文，发表在前苏联《文学报》上，那时苏联还没有解体。苏联人第一次看到中国当代的小说居然描写现实的悲剧，感到吃惊。李福清还把《啊！》推荐给索罗金。索罗金是苏联著名的汉学家，译笔十分好，他译过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啊！》的俄文译本。《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瓦西里耶夫看了《啊！》之后，委托《光明日报》的记者，向我致意。他深深同情小说里“小人物命运的不幸”。1985年李福清和索罗金一同翻译出版了我的中短篇小说集，在莫斯科“虹”出版社出版。那时苏联的稿费很高，据说我的稿费可以买钢琴、地毯和吸尘器。此时正好我的《神鞭》电影在苏联放映，反响挺热，他们想请我去做演讲和交流，并可以取得一笔比国内丰厚得多的稿费。由于此前有《文学生活》那个“前科”，中国作协一直没同意我去。吴泰昌访苏时，我曾想请他从莫斯科那家出版社把我的稿费取些出来用，但苏联很死板，非要我亲自去取，但不久苏联解体了，李福清告诉我俄国的钱毛了，只能买一个吸尘器了，又过了一年李福清说，那笔稿费只能买一块雪糕了。

《三寸金莲》英文版的译者大卫

比起俄国更糟糕的是日本。日本出版了我的小说《怪世奇谈》，出版社的社长来中国登门拜访，见面又鞠躬，又感谢，又送样书，还有些小礼品，包装得样样讲究，还说他们知道我画画，送了我一盒彩色铅笔，就是不谈稿酬。在那个刚刚开放的时代，我们见了老外还不好意思谈钱，也不知道怎么谈。中国的稿费很低，外国的出版商很清楚。有时他们也会给你一个信封，里边花花绿绿装着几张外币，往往如获至宝，再一看面值竟然少得可怜，只能当作纪念品。至于台湾那边由于两岸不通，天地相隔，出了你哪些书都不清楚。

1985年我在爱荷华，与台湾作家互赠一些书，我把他们的赠书都带回来了，他们带着我的书回到台湾，过海关时必须把书的封面撕去，否则会被没收。那时他们检查得更严。

我的小说最早的俄文版译者李福清院士

1988年我和谌容被新加坡邀请担任他们新加坡文学奖金狮奖的评委。台湾受邀的作家是陈映真和黄春明。与两位台湾作家一聊方知我的不少书都已在台湾出版。那时谁也怪不得，两边出的书全是“盗版”。最早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也全是“盗版”的吗？书只要有人看就好。反正在两岸没开通之前，文学就彼此先行了。

这次在新加坡有件事记得很深，一天很晚的时候，陈映真敲门找我，他转天一早就要回台湾了。他说他因触犯国民党当局被关多年，刚被放出来不久。此前他一直对大陆很向往，但后来知道大陆发生了“文革”使他很痛苦。他很想听我说说“文革”，是不是真的很坏？对社会的破坏到底有多大？我告诉他，“文革”确实是一场灾难，这是事实。现在已经被彻底和全面否定了，决不会重演了，请他放心。“文革”最大的破坏不仅是经济的，文化的；最大的破坏是对人的朴素本质的破坏，人一旦失去朴实，失去了相互的信任，想要回到朴实和信任是困难的。这是中国必须自我解决的，但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努力。

我的小说英文版第一个翻译者苏珊。1985年我访美时特意去印第安纳大学拜访她

陈映真听了沉吟良久。

说到陈映真我还想起一次在比利时拜访过一个“红卫兵小组”。这是中国“文革”期间比利时一些极端的左派人士成立起来的。在布鲁塞尔一条拥挤的小街上，一间低矮的小屋，坐着一个满脸短须的男人，身穿皮外套，头戴一顶绿军帽，中间别着一个红五星，满屋全是“文革”宣传品，很怪异，因为中国早已没有这种荒唐的景象了。我与他交谈，他问我当今中国的情况。我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对“四人帮”极左思想的批判，社会的进步，生活充满了希望。他中间不断插话，翻译没有翻给我，后来他的声音愈来愈大。最后翻译对我说：“我不能不告诉你，你必须尽快离开，他已经发火了，你要再说下去，他会打你。”我明白了，马上与他告别。原来“文革”的遗害还到了海外。

那年我还跑到布鲁塞尔参加了那里闻名世界的书展。在书展上演讲、画画、交流。期间结识了来自巴黎的柬埔寨人潘立辉先生，潘先生是华裔，在巴黎十三区开了一家不大的中文书店，名叫友丰书店，专门营销来自两岸三地的华人文学作品，并根据读者的兴趣，自己动手编辑和出版一些图书。后来，他还出版了我的一些小说中法文对照的版本。他对传播华人世界的文学作品兴趣极大，他称得上是一位热情的华文图书推介者。其实在作家与读者之间最需要他这种人。很多欧洲的老读者常年与友丰书店保持紧密的联系。由此我和潘先生成了好友，每到巴黎必去看他，并在他的书店买些书带回来。

《菊花及其它故事》1985年美国HBJ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在英语世界出版的第一本书

我好像天生就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有兴趣。不同文化体现出的相反的事物总是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智慧与精神创造。我从美国回来所写的游记《海外趣谈》，基本上是中西观念——在对待事物各种观念的不同，比如社会观、历史观、哲学观、生命观、审美观、价值观、文化观等等。我说“东方人眼里的西方人不是西方人眼里的西方人，西方人眼里的东方人不是东方人眼里的东方人”。如果从一种文化观去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观，会有种发现的、被启发的、受益的快乐。在这些比较中，我特别关注并欣赏西方人对自己历史的态度，他们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在八十年代我写的游记中，常常可以看到我对他们的这种欣赏乃至敬意。由此，致使我从海外回来时，箱子里常常带着在外边淘来的洋古董。每次过海关时边检人员便笑着对我说：“冯先生又弄回来不少破烂了吧？”

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加拿大期间，参观白求恩故居。左一张抗抗，右三孙颙

在八十年代一心致富的中国还没有在意把传统放在什么位置。可能由于“文革”中一次次对自己传统的扫荡与围剿——从“破四旧”到批红楼批水浒批克己复礼，我们脑袋里传统已经荡然一空，对传统没感觉了。虽然八十年代还没有对城市的历史遗存大举拆除，却已经没人去看一眼那些破旧不堪的老房老屋。知识界主要的工作是一方面剪断古老的精神锁链，一方面推动开放。向前看，向外看，依照外边的样子改造自己。

在新加坡，我遇到一些新加坡大学新儒派的学者，他们的想法引起我的兴趣。由于新加坡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华人血统，他们很看重中华文化的传统，同时他们承认儒家思想已经不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了，他们的想法是，在保持儒家精华的同时，融入西方人文主义的精神。比方将儒家的长幼尊卑与西方的平等思想结合起来——晚辈要尊敬长辈，但长幼之间也要平等尊重。这些工作他们做得很细致。可是当我把这些思想介绍到国内时，却没人感兴趣。那时风靡知识界的是尼采和弗洛伊德。言必称尼采和弗洛伊德。传统似乎已经过时了，那个时代确实有偏激的东西。

在加拿大演讲时，主办单位张贴的小海报

1988年中国文联给我一个差事：由舞蹈家贾作光和我带一个团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的B级组织——国际民间艺术组织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活动——后来我做了这个国际组织的副主席。这是我第一次非文学的出访。那次在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等国跑了一圈，被他们依然原汁原味、光彩十足保持在生活中的民间文化迷住了。我是从作家对生活文化特有的敏感上被迷住的——这可能正是我十年后投身中国的民间文化抢救的深层原故。

应该记一笔的是，这段时间里，我和张抗抗、孙颙还被加拿大邀请去多伦多参加一次文学朗读会。中间我们去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我忽然感到口渴得厉害，好像必须马上喝一大罐水。我跑到不远的食品店买了一大杯冰镇可乐喝下。刚回来，又渴得不行。抗抗很吃惊问：“大冯，你这是怎么了？”当时我还笑着说：“大瀑布把我馋的。”回国后，我给一位老中医做“文革”经历者口述时，一边不停地喝水，医生对我说：“你这么一杯又一杯地喝水肯定有问题，你应该查一查血糖。”一查，不得了，血糖高了三倍。妻子当即哭了。从那时我就戴上高血糖的帽子。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得上高血糖的。妻子说：“就是因为山海关汽水，你每顿饭都要喝两瓶山海关汽水，这种汽水几乎就是糖水。”

朋友们说：“还是因为你稿费多了，七十年代你每顿饭喝得起两瓶汽水吗？就是一瓶你也喝不起。”

初听有理，事后一想不对。其实我最喜欢喝啤酒，但啤酒容易醉醺醺，不好写东西，所以改喝汽水。看来我的高血糖最终还是为了文学。

谁让我把喜怒哀乐都给了文学，文学最终还是把人生的甘苦都还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