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爱荷华生活
1985年春天中国作协通知我，应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和她的先生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的邀请，我将在8月份赴美到爱荷华的国际写作中心去交流与写作，为期四个月。我很高兴，那时代去美国是一个梦。更因为与我同去的作家是张贤亮。我们要好，我俩结伴再好不过。叶圣陶先生有句话：在外旅行最重要的是伙伴。
后来才知道，其实这是聂华苓对我发来的第二次邀请。头一年她曾邀请过我，恰巧苏联的一份重要的文学刊物《文学生活》发表了一篇文章，是著名的汉学家李福清（鲍里斯·弗里京）写的我的访问记，篇幅很长，里边有我自述“文革”的遭遇。那时对老外说“文革”还有点犯忌的。不知给什么人看到了，举报给中国作协。这封举报信恰巧与聂华苓的邀请函同时放在作协书记冯牧的桌上，冯牧犯愁了，他为难地说：“这叫我怎么办？”反正不能批准我去了，只好对聂华苓说我有事去不成，聂华苓便改请谌容去爱荷华。
据说原先与我搭伴的不是贤亮，是徐迟。我十分尊敬徐迟，很早时候就读过他四十年代在重庆出版的译作《托尔斯泰传》。那时正是抗战期间，重庆是陪都，物资匮乏，他这本译作是用一种很廉价的又薄又黑的糙纸印制的。他说他出版这本书完全是为了向读者“介绍一种伟大的精神”。我对这种为纯精神而工作的人向来心怀敬意，再加上八十年代以来他那几篇关于陈景润和常书鸿的报告文学都感动过我，如果和他有一段共同出访的交情当然不错。与徐迟同伴虽好，贤亮更好，我和贤亮是无话不谈、相处随便、互不拘束的朋友。不拘束最舒服。
因“祸”得“福”的是，李福清给我惹出的麻烦使我访美的时间后错了一年，这让我把《神鞭》和《感谢生活》写出来了。我曾想，如果当时我没出那件事，与徐迟一同去了美国，我的文学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肯定会变了一种格局，说不定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格局。那么人生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的呢？
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的证书
当时看全是偶然，过后全都变成必然。
爱荷华的聂华苓——在我的印象里，真美好。
8月底我和贤亮经旧金山到达了美国中部的小城爱荷华。聂华苓来到机场迎接我们。一见面就彼此觉得像“老友相逢”。她亲热、真切、文气、柔和，好似老大姐一样，而且充满活力。我们怎么会像“老友相逢”？是因为早就都读过对方的书，还是性情相投，天性使然？华苓没有直接把我们马上送到驻地，而是开车带我们去到一家用昔时的水泵房改建成的别致的小饭店，吃一顿地道的本地饭菜，然后驱车进入这小城的市区。
爱荷华的城区松散地散布在一片大自然里。人在城中开着车，有时会进入一片簇密的林间，于是在车里可以闻到很浓重的木叶的气息。如果汽车窗外全是绿色，你会觉得绿色融进了车内。华苓一边缓缓地驾车行驶，一边向我们介绍爱荷华这座小城和国际写作计划的工作，好像散步聊天。每到路口逢到红灯，虽然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她都会停下车等候绿灯，叫你感受这座小城固有的秩序与文明。忽然华苓指着车窗外叫我们看。原来是被路灯照亮的树上出现一片红叶，红得像花。华苓叫着：“哎呀，这是我今年看到的第一片红叶，真好，你们和秋天一起来了。”
在爱荷华大学的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作家的责任》。右起：李欧梵、向阳、我、杨青矗、张贤亮、聂华苓
我忽然体会到华苓的用心，因为我们要在这里生活四个月，她第一天就用这样的“接待”方式，让我们很舒服又自然地进入了这个美好的小城。
我和贤亮住在爱荷华大学的学生公寓——五月花公寓的八层。我的房间是D824，贤亮住在同层的另一间。我和一位印度作家共同使用一个卫生间和餐室。我不用我的餐室，去到贤亮的房间做饭吃饭。贤亮在1978年以前坐牢二十年，吃的都是“大锅饭”，不但不会做饭，连炒鸡蛋都不行。这种事我会做，于是烧菜煮饭就是我的差事了。每每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我就去他房间里“上班”。如果我写东西误了时间，他饿了——前边说过，他特别怕饿，就打电话催我，说话口气却挺婉转：“骥才，你还不饿吗？”我过去就笑骂他：“你这个老财主真会用长工。”贤亮是个厚道人，我天天做饭给他吃很不好意思，后来他竟然学会用电饭煲烧饭——这样好平衡自己心里的不安。这家伙确实有可爱的地方。
在美四个月期间，巡游各地，在十几所大学演讲。这是当地大学张贴的演讲预告
刚到爱荷华的时候天天就是写作。我出国前已经把《神鞭》之后的另一部小说《三寸金莲》写出了初稿。我把初稿带到爱荷华做修改。爱荷华大学举办这样的国际计划，将各国作家聚在一起，除去提供好的写作条件，更为了相互间进行交谈和交流。可是我和贤亮都不会外语，我上学时只有少数学校有俄语课，不学英语，后来反修，俄语课也停了。自学外语有“企图”里通外国做特务之嫌。我知道自己不会外语寸步难行，就让在外语学校学英语的儿子冯宽给我写了一沓卡片，扑克牌大小，每张卡片上，写一句中英文对照的日常用语，如“多少钱？”“请问这地方在哪儿？”“借用电话行吗？”等等，以备不时之需。出国前贤亮请了一位“家教”，恶补了几个月英语，自以为比我强，常嘲笑我“哑巴加聋子”。可是他没有实战经验，逢到大家交流的场合说上几句就接不上话茬，只有干瞪眼，那就轮到我取笑他了。在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中，能够与我们“说上话”的人只有新加坡的诗人王润华、台湾作家杨青矗和诗人向阳。那时候，两岸作家还很少碰面，初识时找不到话题不免尴尬，熟了就说说笑笑起来。我和贤亮不仅健谈，而且喜欢调侃好开玩笑，天性都不拘束，那时我们年轻，只有四十岁出头，又都个子高高，风华正茂，与海外传说的大陆作家唯唯诺诺、藏头缩尾、谨小慎微全然不同，很快彼此打成一片。王润华在大学任教，是一位学者型诗人，谦谦君子，妻子淡莹也是诗人，性情文雅，大家很合得来。常常晚饭前华苓会打来电话，约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半山上她家里聚餐。
聂华苓的小楼在五月花公寓后边的小山坡上。我的房间朝南，面对爱荷华河，贤亮的房间朝北，隐约可以从满山大树的缝隙里看到华苓那座两层画一般的木楼的影子。只要华苓相约，我们就从公寓出去，由道边一侧沿着一条舒缓的山路向上走，二十多分钟就走到她家。这座带点乡村别墅风格的两层木楼的四周全是野生的花树。楼后边看不到人家，有时会有梅花鹿或浣熊出现在她家的楼前觅食。小楼的一层是车库、杂物间和一间地上铺满白羊皮的书房。爬上楼梯才是一间很大的客厅和餐厅。容得下三十多位国际的中心全体人员一同聚会。人太挤时，推开门就是一个带柱廊的大阳台，从这里可以眺望爱荷华河，可以一直望到它在远处转向一片烟霭中美丽的远景。华苓在这个廊子上挂一个由长短不同的钢管组成的风铃，样子像个乐器，有风的时候，离她家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清脆的铃声。
诗人的房间不尚豪华，却陈设着各种艺术品，到处是书。保罗喜欢面具，一面大墙挂满各国奇异的面具。出国前我听说华苓的先生——诗人保罗·安格尔酷爱面具，便给他带来一个陕西宝鸡民间粉底墨绘的狮面，他喜欢得不得了，转天便挂在墙上。
我们与安格尔语言不通，但能从他打招呼时的音调里感受他天性的热情率真。我们与他一起聚会时，不会因为语言不通而拘束。他高兴时会对我喊一声：“Feng！”然后大笑。我从中感受和享受他的情意。我后来把这种感觉写在一篇散文《一次橄榄球赛》中。他外表像个结实的壮汉，性格却像老顽童，感情外露，驾车很莽撞，做事喜欢自己动手。那时他年纪已经不轻，屋顶漏雨，便爬到屋顶掀砖弄瓦，自己动手修理。他在屋顶上爬来爬去的样子像个胖大的猿猴。
在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家的晾台上
他和华苓的家充满了他们各自的天性——他率真的诗性与华苓的优雅。
在他家我结识了许多朋友。比如韩国的诗人许世旭，他用中文写的诗相当有味道。台湾的诗人非马、楚戈；我很喜欢楚戈，他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诗和画俱佳，有文人的浪漫气质。九十年代一个春天还来到天津看我，在我的画室作画。画了一枝桃花，题了郑愁予的一句诗：“我是北地忍不住的春天”。有很浓郁的文人情怀。可惜楚戈已经不在了。
一天华苓准备了一桌美食——她家的中餐之精美是我在美国任何餐馆吃不到的，那天她邀请贤亮和我与美国记者、《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索尔兹伯里见面。我们聊得比吃得还好。索尔兹伯里最关心的话题是我们怎么看邓小平和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各抒己见，把当时对中国的希望与担忧都说得很充分。这位曾经见证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对中国由衷的感情，给我的印象很深。
爱荷华写作中心组织过一系列很有价值的活动。比如到城郊农家参观当地盛产的玉米的收割，比如参观德梅因一家用数以千计的当代艺术作品装饰起来的保险公司的办公大楼，再比如游览密西西比河，我和贤亮还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向汉尼堡的马克·吐温故居赠送了一套十卷本张友松翻译成中文的《马克·吐温全集》。这期间，我个人外出跑了两地方：一是去纽约看包柏漪，那时包柏漪的丈夫温斯顿·洛德正要来中国做大使。我在她家住了一周，看到我1979年送她的那幅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临摹的《清明上河图》挂在她客厅一个巨型的镜框中。唉，这辈子我没时间再画这样一张如此繁复的巨型长卷了。
我还乘坐一架小飞机跑到印第安纳去看我的小说翻译陈苏珊。那时这本厚厚的中短篇小说集《菊花及其他故事》刚刚由纽约的哈克·布瑞赤出版社出版，她给了我五本，并给了我刚刚刊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报刊上的一些书评。我拿着这本紫色和透亮的封皮的新书，满心高兴。这可是新时期最早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呵。
回到爱荷华不久，我便与贤亮开始应邀四处讲学。实际上一边游历一边演讲。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洛杉矶大学、柏克莱大学、旧金山大学等等。其间结识了不少华裔学者作家和美国的汉学家。印象深的有李欧梵、郑愁予、郑培凯、非马、夏志清，还有在《华侨时报》工作的王渝。八十年代在美国见到的华人作家与学者多是从台湾去的。他们讲“国语”，写繁体字，有很好的中华文明的教养，人多有情有义，与我和贤亮都合得来，甚至成了朋友。在美国的汉学家葛浩文和林培瑞两位称得上奇人。葛浩文似乎有英汉两种母语，手心手背一面英文一面中文，翻译也就“易如反掌”了。林培瑞在洛杉矶大学，他能用天津话说相声，却不告诉我从哪儿学的天津话。
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是美国新闻局资助的，我们对所去之处可以提出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他们事先做好安排，这样使我们的美国之行充分又自由。我去过并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地方有：凰凰城印第安人居留地，波士顿的欧尔德·斯特布里村，大都会博物馆和哈佛艺术博物馆等地。这些地方给我的启发很深，以致运用到我在二三十年后国内的文化与教育工作中。比如印第安人居留地与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的保护，欧尔德露天博物馆的理念在绍兴胡卜古村重建中的运用；还有爱荷华州德梅因保险公司将当代艺术品收藏融入企业文化的创举，被转化到我的“学院博物馆化”的建院思想中；而在哈佛艺术博物馆里我认识到“文化存录”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意义。这是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无意间”附加给我文学之外的收获。
我和张贤亮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向马克·吐温故居博物馆赠送张友松翻译的《马克·吐温小说全集》。这是当地报纸刊载的消息
在与美国社会广泛的接触中，使我愈来愈清楚地观察到中美之间不同甚至相反的生活观、社会观、生命观、文化观、历史观和价值观。此时，我正修改《三寸金莲》。当我开始自觉地用这种不同的文化视角反观“三寸金莲”时，我对其本质看得就更深刻与入木三分，批判也就更犀利。此中的道理，我会在后边细说。
大约十月底，我和贤亮回到爱荷华。其他国家的一些作家在外边跑了不少日子，也陆续返回五月花公寓，再有不到一个月就要离开这里了。
这时候，出了一件事。
在我们出国时，贤亮将他新写的一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交稿给《收获》，这部小说发表在《收获》第五期时，我们正在美国，但它在国内却引起极大反响。那时一部作品的社会效应，是今天无法想象的。10月底李小林在与我的通信中说贤亮的这部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了轰动，使《收获》创了一天销光的纪录”。可是在文学界的“反响”却是强烈批评，批评的一部分来自文学界，女作家批评得尤其尖锐，骂这部小说“黄色”，甚至一些老作家也接受不了，还写信给巴老，叫巴老管管《收获》。那时，巴老是《收获》主编，李小林是责编，这股过于猛烈的批评势头弄不好就会招来更大的麻烦。小林也感到担忧了，她在信中问我“贤亮也有所准备了吧”。
小林和我与贤亮都是挚友，从信中我看出她的担虑以及国内文坛有些反常的“异象”。
那时“文革”刚过去几年，虽然春回大地，但人们依然心有余悸。尤其文艺上的事。过去哪场批判不是从文艺上开始的？尤其是贤亮，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就因为一首诗《大风歌》吗？并因此落难二十余年，如今贤亮的感受自然敏感和深切得多。
尽管平时看他挺自在，随性亦随意，乐乐呵呵，他的文学正处在上升期，好作品不断拿出来，外人以为他一定是志得意满呢。可是我和他在一起时间多，往往能看到他潜在和深藏的一面，有时他静下来，会长叹一口气，脸上变得阴沉起来，和公开场合里的风流倜傥完全换了一个样。我想此时的他多半回到了过去。我不去问他，不愿意让他回忆。可是他有时会不自禁对我说几句当年苦难中的什么人、什么事和什么细节。比如他黑夜在死人坑里摸到一些死人脸时的感觉，比如他做过的女人梦。他说后来他见过的女人没有一个比那时他梦里的女人美。他讲过的一些细节和片断后来出现在他的散文或小说中，但也有一些没有。
他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8年解放平反长达二十二年间，前后五次被关进牢房。他说记忆最深的不是挨打受罚，而是饥饿。他讲过一件关于饥饿的事，给我的印象深刻——
一天深夜，号子里二十多人全都饿得难受，偏偏隔壁是个厨房，大锅里正在熬糖稀，熬糖的味儿从墙壁上方一个很小的窗洞飘进来。饥饿的人最受不了这种熬糖的香味儿，馋得饿得嗷嗷叫。他们受不住了，想钻过窗去偷吃，但是窗洞太小钻不过去，恰巧号子里有个少年犯，瘦得一把骨头，大家就托举着这少年钻过去，谁料这少年犯过去竟然发出惨叫，原来下边是熬糖锅，他从高高的窗洞掉下来，正掉进滚烫的糖稀里。惨叫声惊动了监狱的看守，把这孩子从锅里拉出来，连打也没法打了，就又把号子的门打开，把这孩子扔进号子。
从爱荷华回来后，用幽默笔调写的一本随笔《美国是个裸体》
下边一幕惊人的场面出现了。号子里所有囚犯像饿虎一般扑上去，伸着舌头去舔这少年身上的糖稀，直到把这少年小鸡儿上边的糖稀也舔净了。
贤亮的心里有太多这样匪夷所思悲惨的事，太多的阴影。当《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出了问题，他陷入了困顿，不说笑话了，天天在屋里抽烟，我有时过去，有些情况不好告诉他，连小林信上的话也没全让他知道，更多时间是陪他抽烟。那时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太久，感到寂寞，把烟又拾起来了。
贤亮有他得到国内信息的渠道。他天天打电话给他爱人冯剑华，想念他的儿子小小。他总在电话里与小小说话，一声声喊小小，看他那样子好像从此要天各一方了。此时，贤亮的作品要在国内挨批的事已经在五月花公寓传开。大家关心他，华苓也找他去，安慰他。大家都知道“文革”时政治批判的厉害，都想对他伸以援手，有人劝他在外边多留一阵儿。
书中自绘的漫画插图
毕竟中美相隔太远，难以知道国内更多真实的情况，那时还没有私人电话，只有公家电话，与国内联系完全靠越洋的信件。我一方面担心国内文艺界真会出现什么风波，贤亮回去会挨批；一方面又怕事情并不严重，贤亮误判不敢回去，反而会给文艺界造出事端。我便给王蒙打了一个电话试探着问问。王蒙接到我的电话挺高兴，问我俩在美国生活得如何。他也曾参加过爱荷华的写作计划。我说一切都好，只是听说国内大批贤亮，我们有点担心。王蒙一听就说，哪有什么批判，争论呗。咱们的作品不是常有争议吗？然后他用他惯常的开玩笑的口气说，告诉贤亮这家伙，愈批愈火，这下子他的小说畅销了，有大批稿费等着他回来领呢！
听了王蒙说话的口气我放心了，王蒙是最接近官方高层的作家，他的话是绝对靠谱的。后来我回国才知道，《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惹起的风波确实不小，但官方吸取了“文革”的教训，并没有要搞批判的迹象。《收获》是发表这篇小说的刊物，李小林和《收获》受到的批评压力不比贤亮小。为此，巴老还写过一段文字，表达他对这部小说的看法：“这是部严肃的作品，也没有商业化的倾向。黄香久写得很感人，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最大的缺点是卖弄，那段关于马克思、老子和庄子的对话，叫人受不了，也不符合人物的身份。最后那笔，可能有人会认为‘黄色’，但写得确实好。”这段话没有发表，是后来李小林给我看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对这部小说争议确实很大。巴老的话实际是把他的态度白纸黑字写了下来。他文学立场的纯正，思想的勇气，对真理的坚持，确实令人敬佩。
我与王蒙通过话，就赶紧跑到贤亮房间把王蒙的话告诉他。贤亮眼睛冒出光来，问我：“王蒙真是这么说的？”我说：“我能蒙你？”我把我和王蒙的对话照实又说一遍。
第二天贤亮就对华苓说，他有一份声明要念给大家听，转天晚间华苓约请国际写作计划的各国作家到她家里。大家都关心贤亮，所以去的人很多。贤亮向大家说，他对大家的关心表示感谢，并说他的作品在国内引起的争论是正常的文艺批评，现在中国不会搞大批判了，他是安全的，请大家放心。又说这些天有的朋友出于关心，要他留下。他说将来中国好起来，他有可能到美国来住上一阵子。
他的“声明”叫大家释怀，纷纷笑呵呵举杯祝他好运。
这个风波便过去了。
十一月我俩整理行囊准备返程。返程很长，先要去科罗拉多的大峡谷、拉斯维加斯，经西海岸的洛杉矶和旧金山，抵夏威夷，再往回飞。
行前头一天中午在聂华苓那里吃饭时，我们居然莫名其妙地没有话说，其实心情有点复杂，还有心中太多感情与谢意拥在一起不好表达。饭后我和贤亮走到她屋后一片林子里，这林子全是爱荷华一种特有的枫树，入秋变黄，并非金黄，而是鲜黄，叶片很大，在阳光里纯净耀目。爱荷华人种这种树像种花一样，很多人家在院里种上一棵，就是为了每到秋天像看花一样看树。我和贤亮从地上各拾了几片大黄叶子带回去。
第二天离开爱荷华时，又是华苓送我们到飞机场。待我们进了玻璃相隔的候机室，华苓忽把两只手放在玻璃的外边，我和贤亮各把自己的手放在玻璃的里边，对齐手指，这时才感到一种由心里发出的很热的东西穿过挺凉的玻璃彼此传递着。
有的地方即使再好，但命运中你只会去一次，像爱荷华。尽管它很多次出现在我的怀念里，但我已找不回昨天，我今生今世大概很难再去爱荷华了。
十天后我们一路奔波到达夏威夷。在夏威夷大学做一次演讲。行前，美国新闻局的官员在一间面对蓝蓝的大海的房间宴请我们午餐。他问我：“美国——怎么样？”
我说：“美国是个裸体。”
他一怔，笑道：“很性感吗？”
我说：“能叫我看见和不能叫我看见的，我都看见了。”
他问我：“你回去准备写吗？”
我说：“会写。”
他说：“这是我们期望的。你怎么写都好。”然后端起红葡萄酒和我碰了一下酒杯。
他的话叫我一怔。我挺佩服他们，他们挺有气魄，不怕你说他们什么，只要你关心他们。
回到天津，我以中西文化的比较的思维方式，写了彼此观念的不同。题目就用了我对美国新闻官员那句话——《美国是个裸体》，还自绘了漫画式的插图。其中一节写了美国人的“电脑购物”，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淘宝，美国人三十多年前就这么干了。
转过一年，华苓来了一封信，这封信还带着我们在爱荷华的气息，也带着那时的文坛与文学的气息。
骥才：
收到信，正是忙的时候。我在报上看到关于《神鞭》拍电影的消息，也看到《三寸金莲》出书的事，十分高兴。你编写“文革”的书，太好了！这种书，不但国内需要，西方也需要，相信可译成英文出书。《神鞭》和《三寸金莲》便中请寄下。
我逐渐康复；今秋虽休假，仍不得闲，还是摆脱不了IWP的人和事。但毕竟轻松一些了，常见到燕祥和乌热，两人全是好人，乌热温柔敦厚，很重感情，看得出来。阿城本在纽约，现已来爱荷华，他挺有意思，来后如鱼得水，很会自得其乐，现正在全心全力学英文，我为他作了特别安排。他也耽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离去。今年由大陆有三位作家来此；台湾只有一位：王拓。他们全处得很好。
谢谢你寄下的照片，我非常喜欢，放在我面前书架上。你们俩是很美的一对，难怪你是那么一个忠诚的丈夫！我很佩服。
Paul的脚差不多好了。他现在又多了件心爱的工作：每天傍晚，手拿面包，坐在后门口，对着树林，轻声呼唤“啌——啌——”（即浣熊英文字的第一个音节）就有浣熊一个个从林子里出来了，在他手中吃面包，每次有十几只浣熊，大大小小，可爱极了。昨天他在吃晚饭，晚了一点，有只小浣熊蹲在窗外看他，那神情仿佛是说：“我饿了，你快来呀。”Paul一看到它，就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放下筷子，就到后门口去喂它去了。
很怀念你们去年在此的时光。今年我闲一些，你们若在此，可以和你们更可以尽兴聊聊了。我在北京，总是匆匆忙忙，见到你们，简直不能谈话。
祝福你们！
华苓
十月十八日
那个年代的感觉和美好只有靠文字来记录和回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