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世间生活
1986年那年我四十四岁，身体强壮。一次从北京回津，车站放着一个行李秤，时有人跳上去称体重，重量极限是一百公斤。我也跳上去，指针一下到头。这表明我至少一百公斤了。
此时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除去偶尔去参加出版社和杂志社组织的作家笔会，或是出国，大部分时间都伏案写作。我生活在云峰楼的高层上。由于访者不时叨扰，便将两个单元房屋按功能分开使用。独单用来写作兼待客，偏单用于一家三口生活起居。独单的门板每天被访者敲个不停，便在门口贴一张纸写着“电话预约，请勿敲门”，下边署了姓名。谁知刚贴上一天就被人揭走“收藏”了，便改用黑笔写在门板上，不敢再署名。这样做并不完全解决问题，还是有人硬敲，我就躲在屋里不作声，坚决不开。
那时已经开始安装私人电话了，打长途还必须由人工台转接。有了电话，生活就全变了，就像今天的手机。信息多了，联系方便了，事也多了。
1986年我从德国回来途经香港买了一台录像机，生活多了许多焕然一新的色彩。因此还招来一次小偷破门而入。那个被窃的经历现在说起来更像一个传奇故事。只是我一生的传奇太多，这个小传奇不必再提。
我的作品是新时期最早被译到不同国家的作家之一，出访的事儿自然挺多。出访最喜欢的事是买些国外新奇又有趣味的艺术品带回来，交给妻子，任由她凭着感觉放在我们的新居内一个别致的地方，再有便是带回一些好听的音乐与歌曲的磁带。那时儿子正迷杰克逊和西部乡村歌曲，我家天天响着这些音乐。唯美主义从来就是我们家庭的生活信仰，而且这些艺术品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就是偶尔会唤起我一段海外旅程的回忆。
口袋有点钱了，我却不会奢侈。一辈子没进过歌舞厅，最大的嗜好便是钓鱼。而只有钓鱼能叫我的大脑完全由人间变成大自然。我的钓友有好几位，都是高手，最密切的伙伴是妻子。我喜欢长竿或甩竿钓大鱼，因为贪大常常空手而归，妻子喜欢用小竿，在池边苇丛中钓小鲫鱼，可是碰上大鱼就连喊带叫，还得我上手接过竿来。我最喜欢那个年代的钓鱼生活，天还没亮，一辆“黄大发”车就开到楼下，我们兴冲冲下楼爬上车，老钓友们在车里等着。一路开出城外，还要与钓友斗嘴，彼此奚落对方的钓技不行。通常是先在路边寻一个早点摊，吃上喷香的热大饼卷着刚出锅的油条，喝一碗热豆浆，然后直接把车开到水塘边。水面的晨霭还没散呢，就把鱼钩锁上食甩下去，清晨是最上鱼的时候。那时人年轻，不管战果如何，一天下来，钓兴犹然不减，常常收竿时，钓丝上的水珠闪夕照，脸颊晒得通红。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鱼分给楼里的邻居们。
八十年代没有间断的一种爱好
虽然我住的云峰楼高层算得上城市最早一批单元式公寓。但那时的人们还保持此前大杂院的生活习惯，彼此不冷漠，容易融洽，而且很快就相互往来了。我住的八层，总共七户。除去我，其他三户是干部，一户大学教师，一户公务员，一户是退休职工。不多时候楼上楼下也有些人家熟识了。偶尔还会上门借工具，打听事情，介绍保姆，也有的来借电话一用。外出时还会彼此托付照看一下。不像今天的邻居相互戒备和保持距离。今天是金钱社会，那时还不是；今天冷冰冰，那时的人间还能够感受到温度。
生活随着社会渐渐转变。
随着我在文学方面影响的扩大——作品的版本日多，获奖连连，作品改编成影视，《爱之上》啊，《走进暴风雨》啊，《意大利小提琴》啊，《神鞭》啊……一些从来不曾与我相关的种种头衔与职务挂到了我的身上来。不去争取，也不用争取，它们都是不请自来。人们常说的那种“官运”自然而然加入到我世间生活的合唱中，不管和谐还是不和谐。比方那时好几个党派都来给我“做工作”，邀我加入，我还不知道党派做些什么，此前“文革”时是没有党派的。后来翻译家王汶来找我，她是民进成员，并说傅雷、冰心、叶圣陶也都是民进成员，所以希望我加入民进。傅雷和冰心在我心里有很高位置，于是我说那我就加入民进吧。哪知道日后我会当上民进的“副主席”，还真是个不小的头衔呢。而且渐渐明白，这些头衔与职务是相互推动的，比如我在文学的影响，比如在作协和文联的职务，加重了我在党派和政协中的分量；而在政协和党派中头衔的提升，反过来又使我在文学组织中更具代表性。这样推动来推动去，我的头衔愈来愈多，头衔级别也愈来愈高。
当然，文联作协这些组织看中我，还因为我有较强的社会能力。
“文革”十年中我做业务推销员时的磨砺，在生活底层的重重压力下练就的排难解纷的种种“本领”，事后全成了我的社会能力。我遇事比较有办法，不怕麻烦，不怵头与各种人打交道，这都是给过去的苦难逼出来的，并不是我的“天赋”。要说“天赋”，便是我对公共事业比较关切，对社会总有一种热心。所以当这些社会文化事业需要的事情落到我身上时，我会很自然地承担起来。那个时代，我对生活的未来满怀希望，甚至激情四射，所以每年两会时，我都会情不自禁提出许多个人的想法与意见。
从1983至1988年，政协开会是两周以上。政协文艺界的人以老一辈居多，巴金先生岁数大了，又担任政协的副主席，不参加小组会。自1984年韩美林进入政协，贾平凹、潘虹、王馥荔、魏明伦、周克芹、刘晓庆、杨丽萍、资华筠等等也都陆续加入进来。那时年轻一代发言最多的要算贤亮、我和魏明伦了。我们说话胆子大，往往发言让一些老先生不大爱听。那时的文坛受“文革”的影响还有“左”的思想惯性；其实，“左”是一种思想立场，凡是从思想出发的人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甚至表现得很固执、很坚定，也很纯粹，这反而刺激得我们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委员”——实际已是中年——故意说出一些带棱角的话来。魏明伦还把这种感觉用调侃的口气和他老辣的文笔写成文章发表在《文汇月刊》上，引得文坛不少人看后称快。于是我们这几个“年轻委员”成了记者们追逐的对象。贤亮那时春风得意，作品有影响，年富力强，风度翩翩，尤其招惹女记者追寻。他喜欢穿西装，天天系领带，晚间一定要把裤子折好工整地搭在椅背上，裤线一定要对齐，我笑道：“不用这么费劲，每天早上用牙咬一下就行了。”
我创办的文学批评刊物《文学自由谈》1985年11月创刊
我喜欢调侃他，他也喜欢我的调侃。这因为他的嘴不刻薄，每逢我调笑戏谑他，他不还嘴，只是憨笑，反而显得厚道。因而招来一位女士说：“叫大冯这么一逗，贤亮就更可爱了。”所以每当他有聚会总要拉着我同去。
我和贤亮的故事够写一本书，只是这里不能让他占太多的篇幅。
政协期间，好友们必要参加的一个快乐的聚会是在韩美林家。那时美林家在沙滩中国美术馆的对面。美林是山东人，重情尚义，喜欢热闹，豪爽好客，大家在他家无拘无束，弹琴唱歌，说说笑笑。他常常兴致一来，挥笔作画，一人一幅。有时还把新烧出来的钧瓷往每人怀里塞一件，叫着：“不拿白不拿。”每次都尽量叫朋友们尽兴而归，满载而归。我妻子说：“美林叫人高兴他才高兴。”
政协里的生活水平也在随着生活的提高而改变。最早那种一桌四盆菜，换成了桌餐，晚餐时可以饮酒。有两位老委员常常手拎着一瓶酒进入餐厅，一位是谢晋，一位是杨宪益。住房也渐渐换成两人一间了，何士光搬走了，与周克芹同屋，他俩很合适，都爱不停地吸烟与聊天，因之常常在烟雾缭绕中清谈不已，好像两位山间隐士。我和贤亮一直同居一室，贤亮喜欢在屋里搞“小型记者会”，高谈阔论，我俩真给国家的改革和文化建设提了好多建议。比如那时提的“国家应建立金字塔式文化结构，养育和彰显当代文化高度的金字塔塔尖”。这个意见一直提到今天。在政协我明白一个道理，只要你以为自己的意见对，如果没引起重视你就年年提年年喊。
这期间，文坛上很多作家都被安排到相应的文学部门供职。邓友梅主管中国作协的外事工作，从维熙坐镇作家出版社，刘心武担任中国作协最重要的期刊《人民文学》的主编。我们那代有影响的作家基本上都在各地作家协会或文联挂职。这是中国的体制，也是一种游戏规则。最大的标志性事件莫过于王蒙担任国家文化部的部长。让一位名作家担任文化部门部长应该是极好的选择，也是文化走向健康发展的表现。“文革”前是茅盾先生任文化部部长，王蒙担任文化部长在社会引起很好的反响。然而我们这些文友担心的是王蒙会不会因此与写作挥手告别？
一天在京开会，我和贤亮、邓友梅约好，去王蒙家看他。那时王蒙的家已搬到虎坊桥一个挺大的公寓式单元里。王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我们的心里是怎么样想的。待我们进了他家，他爱人崔瑞芳大姐笑眯眯地说：“王蒙在等着你们呢，你们进去吧。”
王蒙从屋里手拿着一张纸出来，不等我们开口便说：“我刚把电影《爱情故事》主题歌的歌词译完，你们听听我译得怎么样？”他便拿着手中的译稿，五音不全地唱了一遍他翻译的《爱情故事》。就在社会上对他出任文化部长议论纷纷时，他竟在家里翻译美国电影主题歌的歌词。我忽然明白，他就用这办法，巧妙地回答了我们对他当上大官后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疑虑——他依然自由和潇洒。
我创办的《艺术家》和发表的文章《谁撕碎张艺谋的照片？》
邓友梅玩笑似的说：“我还是担心从此中国多了一位懂文化的大官，少了一位作家。”
王蒙笑着反击一句：“我不会像你那么低能。”
当时我想，确实他有当部长的本领，除他真的没有别人。
1988年夏天，向来与我无关的天津市委组织部通知我去山东烟台的芝罘参加一种高级别的专家休假，条件极优，可以带夫人。这个规格未免太高。那时没听过“专家休假”，更没听说可以“带夫人”。到芝罘一看名单吓了一跳，全是国家电子、核能、超导、激光、数学以及司法、哲学、社科等方面一流的专家。文艺界除去我还有邵燕祥、王立平和陈颙。在与他们一同休假的半个月里，渐渐相互熟识。王立平的歌曲我十分喜欢，更喜欢他这个人，性情亲和又善解人意；以前不认识，从此成好友。还有一位是中科院物理所研究超导的专家赵忠贤。我们三人性情相投，常在一起说说笑笑，一同唱王立平的《少林寺》和《送战友》，很是开心。
我是不愿意白白浪费时间的。我给此行的空闲时间安排了一项工作，就是为我的一本日译本小说写序。到了芝罘白天活动，晚间没事，拿出两个晚上就把这篇序言写出来。余下的几个晚上干什么？
其实，较长时间以来，我已经动手启动一个很大的写作计划——就是《一百个人的十年》。关于这个写作计划的构想，我会放在后边专门说一说。到了这里我发现这些专家都是难得一见的，从年龄上看他们肯定都是“文革”经历者。何不抓住这个机会，从这些科学家中寻找一两位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来做口述？一经深谈，便知这些被邀请来的专家不仅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而且阅历很深，人品端正可靠。于是在余下的几个晚上我就开始对一两位专家进行“‘文革’经历者”的口述了。
在与大家的接触中我渐渐明白，这次休假实际上是国家层面上一种深度的人事考察，所谓带夫人也是对这些考察对象进行一种“家庭调查”。工作人员都是中央组织部门的，他们在为下一届政府部门的高层人选做预备。从这些人选看，组织部门还是颇具眼光的。于是我想，我可能也要面临一次被选择，我有点担心。但是我这个担心很快就在我的身上应验了。
其实早在一年前，天津市文联就让我代表主席团驻会主持工作。那时各地文联作协都是由著名的文艺家主事。文联主席是李霁野先生。李霁野是五四运动时鲁迅先生扶持的未名社的重要成员，《简·爱》的译者，他是南开大学教授，然而他年事已高，无法胜任文联的工作，其他副主席如曹火星、王莘、秦征、王学仲等也都年逾花甲，副主席中我年富力强，又有社会影响，就请我当班。我那时确实精力充沛，对城市的文化有热情，也想为城市文化卖点力气。当时天津文联的原址——胜利路北侧的两座租界时代的尖顶小楼已经拆了，说是要给文联盖新楼，但迟迟未能动工。文联和下属各协会像无巢的群鸟，分散在城中不同地方租房办公。文联还好，在海河边原法国领事馆旁租了一座很气派、带花园的老楼，楼里各个房间全是租界时代进口的老家具，颇有味道。我到文联后雷厉风行，先开会说明我对自己的“约法三章”：一、不要文联所有补贴；二、在文联复印个人的文稿自费（每页一角五分）；三、不在文联报销出差费和宴请饭费。我的想法，并非“清廉”。我那时的想法确实很单纯，因为听说巴金先生因公的一切花销都是自费，而且从来不领取工资，我崇拜巴老，也想做个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我同时还有个条件就是不参加市里有关政务方面的会议。开会的事是文联书记和秘书长的事。我的理由是我非党员，只负责业务上的事，对城市的文艺事业负责。
这是1988年民进中央主席团会合影照。前排左起：邓伟志、楚庄、叶至善、赵朴初、雷洁琼、陈舜礼、梅向明、我。有趣的是，我那时居然穿着牛仔裤
我随即抓两件事。一是办刊物，我认为刊物既是团结艺术家的阵地，也是一种思想和权威的表现。文联的编辑能力很强，也很专业，很快就把两个刊物办起来。一是文学批评刊物《文学自由谈》，一是艺术杂志《艺术家》。在这两个刊物中我把对文艺事业的思考鲜明地放进去。特别是《文学自由谈》。我认为评论界太官场化，批评不自由，创作无法自由。这期间全国作代会刚开完，会议主题就是创作自由，评论家阎纲还写了一篇文章《评论也应当是自由的》，影响很大。我在《人民日报》上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让心灵先自由》。
我对《文学自由谈》的宗旨是“文学自由谈，自由谈文学”。并且还自定一个戒条“只能发表批评我的文章，不能发表赞赏我的文章”。这使北京一位作家说：“大冯真坏，这一来他的刊物骂谁都合法了。”
在办《艺术家》时，我叫编辑去找张艺谋，告诉他，我要把他的照片撕碎放在封面上，张艺谋开始不同意，说这不吉利。我又叫编辑去转告张艺谋，现在文艺界对他争论很大，我们办了这期刊物是要把舆论争论变为正常的理论讨论。为此，我还专门写一篇文章题目是《谁撕碎张艺谋的照片？》，以期人们对张艺谋电影观认真的思考，推进艺术批评和社会思想的开放。张艺谋同意了，给了一张照片，拿来我就撕了，印在封面上，这期《艺术家》立刻受到社会与文艺界的关注。
我同时致力做的事是盖文联大楼。没有文联大楼，文艺家到哪儿去活动去交流？我知道文联这么久盖不起来大楼，是机关里没有“能人”。我跑到塘沽区和汉沽区的文联“请”来两位办事的高手，乍一听这两个人的姓名好像哥俩儿——唐云富和唐云来，其实两人没有任何血缘，人却都十分能干。他们很快把基建班子成立起来。我把自己的一笔稿费三千元交给基建班子，叫他们去应酬城管、街委会、派出所各种找茬和敲诈，给他们买烟买酒，或请到小饭铺里吃一顿。那时一顿饭不过二三十元。
怎样才能把盖大楼这件事有力地启动起来呢？我的运气不错，正巧市长李瑞环同志召集文艺界开会。我在会上突然问李瑞环：“市长，您知道天津哪儿的蛐蛐最大吗？”他被我这不着边际的话问愣了。我接下来说：“就是我们文联大楼那儿，老房子拆了两年没盖，废墟还堆在哪儿，里边的蛐蛐多着呢。”李瑞环何等聪明，他立时笑了说：“你不就是要盖文联大楼吗？给你六千平米，五层，盖吧。”我一听兴奋了，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叫他把这件事说实了，把事情落实了。我说：“我文联可有三十万册书，老报纸就六百多种。放在哪儿？”他说：“重的放在下边。”我说：“放在一楼可不行，一楼太潮，书不能受潮，再说我文联作协还有几辆汽车呢。”他说：“一楼做个车库，书放二楼。怕重下边就多加几个腿儿（柱子），一点问题也没有。我是盖房子出身的。”我又说：“楼里还要一个排练厅，也可以搞小型艺术展览，一个实验剧场。”他说：“怎么用你们自己决定，给你们六千平米，够你们用的。”我故意问他：“市长您今天说的算数吗？”他笑了：“我是市长，说话当然算数了。”我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就像头年政协会上妻子来电话说我家新房的钥匙拿到了那样。
马三立说：『你「冯」字比我多一匹马，你更累。』
事后我想市长在会上说的话，下边的政府各部门怎么能听到？我就托人找来开会的录音，复制几盘，分别送到建委、计委、规划、财政等部门。但人家说只有录音不行，还得有正式红头文件，我就给市长写封信，在信中说：“我对我小说里的人物有办法，但我对您政府的人毫无办法，还得您说话。”李瑞环市长就在我的信上作了批示：“文联大楼到了非盖不可的时候了。毛昌五同志负责办理。”有了这个批示，天塌下来也不会变了。
可是我又听说盖一座楼最费劲的事，要经过方方面面的审批，涉及政府相关的部门非常多，建设、房管、市容、电力、自来水、排管、公安、交通、施工等等，至少要盖三十六个机关的图章才能动工。我就去找毛昌五。这次是为公事找他，不用再提心吊胆，而且理直气壮。毛昌五这个人还是很好，他在市政府召集一个会，叫盖文联大楼的相关单位都来一位负责人，而且都要带着图章来。会上先让我讲话，我先代表文艺家向大家鞠个躬，说了一番热情的话，毛昌五便把李瑞环市长的意见讲了，跟着让负责人在一张备好的关于建造文联大楼的文件上签字盖章，两小时就把事情搞定了。这事当时很轰动，人们都说还没有任何一个楼是这么把手续办成的。
此后一年多，我几乎和这个楼捆在一起。我家与盖楼这个工地方只有一街之隔，我一有空闲，就到工地转转。有时一天来两趟。出国回来先到工地转一圈再回家，恨不得大楼马上立起来。施工队的邓队长很有趣，他在工棚一个柱子上划“正”字，我来一趟他划一笔，一个正字五笔，等到文联大楼盖起来时，他把他划的正字数了数，我竟然一共来了四百多趟，他说我“比老爷们儿等老婆生孩子还急”。
1988年的夏天《文艺报》一位女记者对我说，她在火车上与一位知名的特异功能者聊天时谈到我，那位特异功能者说我今年秋天会有三个头衔挂在身上。这位记者来天津时对我说了，我向来不信什么特异功能，只当是玄谈或笑谈，谁知竟然叫这位“异人”说中，对于这件事我至今还是个谜，仍然以为是这位记者从某位高层官员那里听来的“秘密”。这三个头衔：一是中国文联的副主席，一是民进中央的副主席，一是天津文联的主席。可是前两个头衔都是差额选举，票数不够就会被差掉。那次中国文联选举，当选的主席是曹禺先生，副主席是吴祖强、靳尚谊、李瑛、谢晋、才旦卓玛、夏菊花和我等，一位名画家和一位戏剧大家落选。民进的选举是由大会“直选”主席和副主席，我完全没想到我会在民进中央任职，主席雷洁琼，副主席赵朴初和叶至善等都是德高望重的人物。我和社会学者邓伟志都是在激烈的争议中当选的。民进的会员对我了解不多，只知道争议小说《三寸金莲》出自我手，很多人对我投不信任票，我差十八张票与这件事无关。我是在当选的庆贺会上，做了一番即兴、真诚、直抒己见的讲话，才叫大家略略放心。
1988年初，天津文联大楼奠基
虽然我有了这几个头衔，但都是虚职，挂个名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反叫我觉得不受什么约束，挺自由。这中间只有天津文联主席略实一些，不过我声明文联的人事和财务与我无关，调什么干部，花什么钱，我都不管，我只在文化事业上发挥作用。文联主席是不上班的，我照旧写我的东西，该干什么干什么。
1988年夏天，京津两边都有传闻说我要调到文化部做副部长，开始我以为只是谣传，渐渐我开始担心山东芝罘那次对我的考察是不是有反应了。过些天，统战部在京召开会议时，一位副局长聊天时问我愿不愿来京工作，我马上感到前些天的传闻并非虚妄，我便即刻做出“一口谢绝”的反应。我说我这个人是性情中人，自由散漫，不适合在政府工作。不久，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约我去北京一趟。我便穿一身牛仔服和一双白球鞋去了，我故意表示我与可能要去的地方格格不入。据说我这身行头发挥了作用。当天就被文化部里的干部们传说“一位穿牛仔衣的副部长要上班来了”。
那时文化部的部长办公不在大楼内，而是在大楼西侧的一个古典的宅邸——孑民堂。这地方平房回廊，花木掩映，还有池塘山石，很幽雅。我被引入高占祥部长的办公室，聊了一会儿。
记得高占祥对我说：“王蒙希望你来。”还说，“部里的工作井然有序，层层负责，不会影响你的写作，王蒙不是还在写作吗？”
走出这王府小院，途经一处房舍时，屋里幽暗，隔着窗纱看不见里边任何东西。陪我出来的高占祥的秘书罗杨对我说：“将来您可能就在这屋里办公。”据说这是英若诚的办公室，他面临退休。我忽然感觉如果我到这里工作，那种生活一定是镇静、严谨、肃穆、刻板、乏味，照章办事、循规蹈矩。完全没有我一向的自由自在，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将选择和被选择这么一种活法活着吗？我自离开学校从来没上过一天班。球队、画画、骑车到处跑业务，然后是拿着笔自由地想象，即便在文联也还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少开会或开会时逃会。我像一只麻雀活在人世上，麻雀是野鸟，一进笼子一天也活不成。我决不能从此被改变，我回到天津曾打电话给高占祥说一辈子不会做官。我下了决心，我要主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