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个时代结束了！

1988年的农历春节，在日历上已经是1989年初了。今年这个春节让现代艺术展闹得有点奇头怪脑。头年入冬之时，致力于推动当代美术运动的高名潞到天津来找我，说中国美术馆已同意他们在年底举办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展览由中国美协的《美术》杂志等几家主办，年前择日开幕，要我出席他们的开幕式剪彩，还希望我主编的《文学自由谈》作为主办单位给一些经济上的支持。那时办了几年的《文学自由谈》以其前沿性和批评性在国内评论界很有一些影响了。我说，中国的当代艺术还处于试验性和开拓阶段，我会支持的，只是《文学自由谈》资金有限，我们就拿出一万元吧。当时一万元也不算太少。临近春节时高名潞通知我画展筹备就绪，开幕式定在农历腊月三十上午十点，要我无论如何赶到。

中国现代艺术展邀请函

我那天很早起来，乘坐市文联的一辆伏尔加车赶往北京，妻子同昭也去了，同去的还有《文学自由谈》的编辑刘敏。这天是大年三十，人们都在家准备过年，路上车辆明显稀少，我对司机小孙说：“哪有大年三十举办画展开幕式的，这群现代派故意选在这天表示叛逆，反传统。”

待到了沙滩的美术馆，只见美术馆前边宽阔的院子的地面几乎被几块巨型的大布铺满，这些布都是黑色，上边印一个“不能向左和回转”的交通符号，色彩刺目，气氛很异常，这也算一件当代艺术作品了。不少人站在这些大黑布上等候艺术展开幕。有的人披头散发，有的留着长胡子或梳一条小辫，一看就知是现代画家；还有肩挎着长枪短炮的摄影师以及外国人。人与展览变得很敏感。

开幕式在一楼大厅里，场面很乱。剪彩的人有中国美术馆的馆长、雕塑大师刘开渠，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还有我，再有什么人就不记得了。原本听说王蒙来出席开幕式，却没见人来。高名潞说文化部办公厅一早来电说，王蒙部长临时改去西便门外的白云观参加一个年俗活动去了。

剪过彩，参观开始。我已记不清挤满中国美术馆三层楼所有展厅的都是哪些作品。各种个性张扬、奇思妙想、前沿前卫、异想天开、寻奇作怪、离经叛道、故作高深等等的“创作”不一而足。我看到一位身穿红衣的艺术家坐在一个矮凳上，在自己特制的脚盆里洗脚，脚盆内外贴了至少一二百张美国总统里根的照片。他把两只肥胖的脚泡在水里，不断蹭踏着里根总统的“尊容”。他要表达的思想已经被西方艺术家使用了千万遍：戏谑、调侃、反权威和反权贵。妻子和刘敏认为这很可笑。刘敏小声问我：“这也叫艺术吗？”更叫人称奇的，还有人卖鱼卖虾，有人坐在地上“孵蛋”。其实在当代艺术刚刚出现时，很难免这样幼稚和荒唐地模仿西方或自我臆造。一方面我们没有当代艺术的土壤，一方面那个时代又“忘却”了传统的根基，那就一定会这样荒诞不经了。就像那时的文学。但是当代艺术总是要开始的。

在一楼东侧的大展厅中，几个说话有东北口音的年轻人过来叫我看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是一个很大的四四方方的纸盒子，像一间屋子，纸墙内外画满写满甲骨、八卦、大篆、古文以及稀奇古怪的符号，一位瘦高个子对我说这就是受我的小说《阴阳八卦》启发“创作”的。说着，他掀开一面“墙”叫我钻进去，让我感觉一下是不是我的小说。我钻进去，里边也写满古体字画满符号。我对他们客气几句便钻出来，心里却觉得这样的“创作”未免有些幼稚和图解。如果说我在《阴阳八卦》中对当时僵死又空洞的传统的困惑，更能使我找到相近感觉的却是在二楼上徐冰首次展出的《天书》。

一个小时后，我决定离开中国美术馆去看看王蒙。在我们下楼时，馆内的人愈来愈多愈杂，有点混乱。有人用避孕套吹成气球，再用曲别针别上自己的名片，满地乱扔，被挤来挤去的人踩得叭叭响；两三个身体上下裹缠着白纱的人好像重伤员，直挺挺从大门外往里走进来，据说是“行为艺术”。我叫司机小孙找来高名潞，我说：“现在有点乱，你要小心别出事，出事就把展览搞砸了。”说完我就去南小街看王蒙。我心里隐约有点不祥之感。

此时，王蒙早已从虎坊桥搬到南小街一个临街的独门独户的四合院里。这房子原是夏衍先生的住所，闹中取静，格局挺好。我敲门时还不知王蒙是否已从白云观回来，门开了，原来王蒙在家。我说：“哦，原来你故意没去美术馆。”王蒙说：“你怎么不懂，这种不知深浅的展览我能随便出席吗？”我想了想也是，他是国家的一位部长啊。刚刚展览上那种混乱的情况，他去了怎么表态？正与他聊天之时，电话响了，王蒙拿起话筒接听，忽然“啊”的一声随即面露惊讶。他放下话筒后便对我说：“我说这展览不好说嘛，开枪了。”

开幕那天，中国美术馆前院情景

画展怎么会开枪？我一怔。

这便是一位艺术家肖鲁对着自己作品《对话》开枪射击的事件。刚刚在美术馆二楼，我看见这件作品，只是孤零零立在那里的一面镜子。作品名称写着《对话》。我还纳闷为什么叫作“对话”？原来还有作者自己。当作者站在镜子前才是“对话”——掏出枪来对镜子中的自己开一枪，就是“对话”了。这就是当时正走火入魔的“行为艺术”了。世界哪国的艺术展上有这种“行为艺术”？然而，在消费社会和媒体时代，行为艺术会不会被异化为一种廉价的炒作的新闻事件和商业投机？

后来知道这个事件发生后，出于安全起见，中国现代艺术展当日被关闭了。

在返津的路上，妻子、刘敏和小孙对头次遭遇的荒诞不经的展览一边议论一边说笑。我心里却不是滋味。一时也说不清为什么不是滋味。

那时没有高速公路，走的是国道。此刻已是下午，接近年夜饭时刻，道路两边人家的孩子早已心急于燃鞭放炮，提早噼噼啪啪放起来。进了市区，但见那些搬进近年新盖的楼群里的人们仍然风习不改，将吊钱挂在窗外，楼上楼下红花花一片，煞是一派年景，又有气势又好看又有年味。这是天津与北京最大的不同了。天津是市井城市，最当回事的还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生活文化是给生活助兴的，故而年的习俗和风味保持得最浓。比起刚才那个颠三倒四的艺术展全然是两个天地。

到了家，妻子开始忙着烧菜煮饭，我和儿子忙着摆桌上酒，三口子便进入一年一度最热乎也是最熟稔的岁时里。儿子早把电视打开等着春节晚会，那时候也是春晚的黄金时代。可是吃菜饮酒之际，心里总觉得有点什么东西不是滋味。妻子对我最敏感，问我：“你是不是还想着刚才那个展览？”我说：“是。”妻子说：“你觉得不是艺术吗？”我说：“说不好，反正我觉得一切都在变了。”我说变，也没想清楚这“变”指的是什么。反正还没有确切的判断，也没有足够的思考来判断。

反正已与先前不一样了。

我觉得自己抓不住生活了，我无法像昨天那样深知正在激变的生活与社会。同时，我好像也找不到我的读者了，读者总是一代换了一代，是我抛下他们，还是他们抛下了我？我还是他们心灵的知音吗？我还与他们拥有共同的审美吗？虽然文学还在继续，我还在写，但是生活将要发生的一定有别于昨天。我感觉脚下的路变得模糊了；原先那条文学大河突然在一片陌生的原野上漫漶开来。

待到两年后，特别是改革再次提速之后，我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一个时代结束了》，那才是一种判断。这篇文章很短，但我说得很清楚：

不知不觉，“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在我们心中愈来愈淡薄。那个曾经惊涛骇浪的文学大潮，那景象、劲势、气概、精髓，都已经无影无踪，魂儿没了，连这种“感觉”也找不到了。何必硬说“后新时期”，应当明白地说，这一时代结束，化为一种凝固的、定形的、该盖棺论定的历史形态了。

大年三十的团圆饭

我说这时代结束，缘故有四：

一、“新时期文学”是在“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和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应运而生的。它与“文革”为代表的被扭曲的畸形文学相对抗，有其特定的内涵与使命。首先是冲破各种思想禁区，其中最关键的是挣脱“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束缚。十年来，从以往的“政治评判文学”到现在的“文学评价社会”，走过一条坎坎坷坷、不平静的道路。任何时代的使命都是阶段性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已经完成它非凡的一段历程。

二、“新时期文学”的另一使命，是使文学回归自身。由于长久以来对文学的非文学需要，文学发生异化，因此作家与评论家对这一使命看得无比神圣。十年来，对形式感的探讨，对本身的提出与重视，对文学各种可能性争先恐后、不怕惨败的尝试，致使文学不但回归本身，并以其本身大放光彩。这一使命也已完成。

《文学自由谈》发表我的文章《一个时代结束了》

三、“新时期文学”以它强大的思想冲击力和艺术魅力（包括众多作家个性与才华的魅力），吸引了成千上万读者。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作家一同思考，到寻根文学、试验文学，与作家一同审美与审丑。“新时期文学”拥有属于它的雄厚的读者群。每一文学运动都离不开信徒般的读者推波助澜；每一时代的读者都有着特定的阅读兴趣与审美内涵。如今，“新时期文学”的读者群已然涣散，星河渐隐月落西，失去读者拥戴的“新时期文学”无疾而终。

四、一年来，市场经济劲猛冲击中国社会。社会问题性质，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等变化剧烈，改变着读者，也改变着文学。文学的使命、功能、方式，都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作家面临的压力也不同了。如果说，“新时期文学”是奋力争夺自己，现在则是如何保存自己。

一切都变了，因为时代变了。

时代终结，作家依在。他们全要换乘另一班车。但是，下一个时代未必还是文学的时代。历史上属于文学的时代区区可数，大多岁月文学甘于寂寞。作家们将面临的，很可能是要在一个经济时代里从事文学。一个大汉扛着舢舨寻找河流，这是我对未来文学总的感觉。

话还得回到题目上来：“一个时代结束了”，新时期文学已经画上句号。

我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后，在一次会议上遇到陈荒煤，陈老总是那样温和可亲，让人信赖。他拉着我的手说：“你那篇文章我看了，是不是太悲观了？”我笑了笑，没说话。我知道陈老对新时期文学有太深的情怀，其实我也是，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任何时代最终都会向我们挥手告别，只不过我们对它犹然依依不舍、终难忘怀而已。

20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