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搁浅
大约三天后我赶回天津，从我寄居友人处的床下掏出一个纸盒，里边全是写满字的破碎的纸片、纸块和皱巴巴的纸团。这便是我“文革”间冒着掉头的危险写下的东西，我所谓“秘密写作”的“作品”。
1967年的年初，下着大雪。我当时刚结婚，住在睦南道一所西式平房后院一间很狭窄的小屋。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我的好友，他叫刘奇膺，在天津郊区黎园头中学教中文，喜欢古代诗文和中国画的理论研究。他是湖南人，一口湘腔，人很率性，酷爱吴昌硕，文章笔调老辣。在“文革”前（1964年，我二十二岁）我们一起写过关于大写意画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文革”开始时我们断了联系。我家被抄，单位搞揭批查运动时又被矛头所指，自身难保，他是教师，肯定逃不出“革命的巨掌”，彼此安危不知。这天黑夜在雪地的反光里见他竟然很瘦。我拉他进屋一说才知道他在牛棚关了半年，刚放出来，原本宽宽的脸竟折磨成一条竖线。他说他受了学生们的批斗，可悲的是，他平时最关爱、最接近的几个学生斗他斗得最狠。这几个学生不仅揭发得最致命，而且知道他有说梦话的习惯，每天晚上轮流值班坐在他床边，听他说梦话，然后用笔记下来，转天便审他这些梦话是什么意思。梦话本来是自己不知道的，话也没头没脑不成句子，学生们便逼问他，答不出就说是“反革命暗语”，批斗他。就这样他夜里不敢睡觉，怕再说梦话，最后失眠得厉害，吃不下东西，胃口也坏了，人也垮了。
那天——也就是从学校牛棚放出来的当天他就来看我，还没有吃饭，我爱人忙给他做饭。家里没什么吃的东西，只有点剩饭，床下放鸡蛋的鞋盒里仅仅剩下一个，便给他煮碗粥，卧个果儿，倒点酱油，他吃得还挺香。那晚我俩聊得很晚，抽烟抽得凶，他忽然吐一口气把我们之间的烟吹散，我见他瞪着的双眼布满血丝，很可怕。他说：“你说将来的人怎么知道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我们的痛苦，我们所想的……”
后来我不止一次把这件事写到我的文章里，如《命运的驱使》、《写作的缘起》，还有小说《雪夜来客》中。这事对我很重要。因为从这天起我开始了“秘密写作”。
我要做的事，是把我身边的人真实的经历记录下来。在那个巨大的灾难中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平常的故事。灾难对人命运千奇百怪的“创造”远远超过小说家的想象。这种写作的写实性远远大于虚构。我一拿起笔来，笔就像自己在写，但这种写作是危险的、可怕的，如同自己在为自己制造死罪的证据。它必须是绝密的，不仅绝不敢对任何人说，连自己爱人也不敢告诉。当然，所写的多半是不完整的，有时只是一些片断。我怕万一被人发现，就把所写人物换成外国人的名字，上边还刻意署上一些外国作家的名字如库普林、亨利·希曼、萨克雷等，好像是从外国小说中抄下来的，其实这纯粹是自欺欺人，倘若被发现一查对，这些作家哪里写过这样的东西？即刻露馅——完蛋！
开始一阵子我写得特别多。写成的纸片就到处藏，为了方便藏，把字写得很小。我将这些危险的纸片藏到院子的砖下、墙缝、烟道中，还别出心裁地一层层用糨糊粘在毛主席和鲁迅的语录后边挂在墙上。可是愈写愈多就愈麻烦，而且自己愈是以为最秘密最可靠的地方，过后反觉得愈容易被发现——这是藏东西的人都有的心理，于是便找出来重藏。自1966年至1969年我住在睦南道58号后院下房（佣人房），到了1970年住在前院正房的一位军管会的政委以“后院住了两个狗崽子不安全”为理由，把我们赶到长沙路思治里12号的顶层阁楼。搬家时我必需仔细地将所有秘藏的危险的纸片全找出来，然后再藏到新居的各个犄角旮旯。记得在找这些秘藏的纸片时，我有点神经过敏，有时一个地方翻来覆去找了好多次还不放心。
自绘小说《雪夜来客》插图中再现往日的情景
秘密写作的手稿
那时，经常举行一些公判大会，主要是宣判和处决一批“现行反革命”。这种公判大会多设在城市各区的体育场，搭一个台，摆一排桌，坐着宣判者。台子上放几个麦克风和大喇叭，在把犯人押上来时，通过麦克风和喇叭将犯人的哗哗的脚镣声放大，达到震慑全场的效果。
参加公判会的人都是各单位组织的人，一排排站在会场上。一次在天津民园体育场的公判会上，判了二十二个人，那天毙掉了大部分，只有少数是死缓。先宣布死刑犯，一个个念名字宣判，待到一个忽然变成死缓时，那个人身子一软瘫了下来。叫他活，他反而承受不了。那天被判死刑的人中就有一个罪名是写“反革命小说”。
我爱人和我一个单位，她站在我前边不远，我望着她的背影心想，如果我被发现被宣判，她就要一辈子带着儿子守寡了，她会终生抬不起头、孤苦伶仃地生活，我不能毁了她！大会一散，我就回去把藏在各处的可怕的纸片翻出来，撕成碎末放在抽水马桶中冲掉。只留极少一些，用油纸卷成很细的纸棍儿，将自行车车鞍拔掉，塞到车子的立管里，自认为这是个极其绝妙的秘藏之处。
随之而来的一块心病是担心自行车的丢失。那时，我所从事的摹制古画的工作被视为“四旧”全部废止，画社的业务改为塑料印花，我做业务员，天天蹬着车四处联系业务，我必须时时留心我的自行车，万一被偷了，在别人手里发现了车管里的文字，依旧会大难临头。一天，我的车在单位门口不见了，我慌忙到处寻找，单位隔壁水果店的一位职工说叫派出所推去了，我当即吓得双腿都软了，到派出所一问，原来是街道治安纠察队为了不准自行车乱堆乱放，把车推去了。派出所的警察叫我到街道管委会去领。待我领了车回来，立即骑回家扛上楼，将车鞍拔掉，用铅丝将那些纸棍勾出来，统统认真看过，记住，然后烧掉。那一刻好像从死刑到无罪释放。晚间还买了一瓶啤酒庆贺“新生”。
后来我开始写《义和拳》，这样的秘密写作便渐渐远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天津也是重灾区，我邻居的烟筒砸在我屋顶上。我所住的那一排连体老楼的屋顶全都塌了。在清除地震废墟时，我忽然想到这破屋子的砖底墙缝间说不定还有当时秘藏的“秘密写作”的残余，我便不让任何人帮忙，自行清理自家废墟，完全没想到居然还从破瓦碎砖中找到整整一纸箱昔日的残稿。我想，现在那座楼的墙壁里肯定还有一些残存吧。
这期间，周总理去世，“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跟着毛主席也去世，未来不确定，我便没有再烧掉十年中这些极其特殊的断简残篇，全塞进一个小纸箱封存起来，但那时我并没有把它和自己的写作联系起来。
唐山大地震中我的家倒塌了
从地震废墟中找到的秘密写作的残稿
然而，叶文福打开了我这个秘藏的世界。
从北京赶回来便急渴渴把这箱残稿打开。可是，我翻遍所有纸片也没有找到当年记录下来的那个女红卫兵的悲剧故事。不知是被我撕掉烧掉，还是仍深藏在哪个砖底或墙缝里。这个故事是当年一位在内蒙古锡林郭勒插队的、酷爱写诗的朋友亲历的。虽然没找到原稿，那个漆黑的故事给我的感受还在心里，而且这些翻出来的残稿唤起我心底的积存——那些生活的、情感的、命运的、人性的、思考的，并一下子与当时正经历的时代的转折与觉醒，像两股激涌的洪流那样交汇一起，在我心里汹涌地翻腾起来。当年自发的秘密写作难道不是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现在的反思难道不也是出于一种时代使命感？一瞬间这两个时期的“责任”连成一线。当年抄我家的红卫兵——像吃了兴奋剂无比高亢、气宇昂然的模样，还有叶文福的失声痛哭，把一个时代的荒谬、一代人的遭遇摆在我面前。我感到我的心我的笔颤抖起来。那些天我陷入从来没有过的创作冲动。我几乎是来不及再去想就开始动笔写了。
动笔在当年初夏。我写得很快，也较粗，但是一气呵成的。写好就拿到人文社。我对这部小说充满信心，书稿初名《创伤》，是浓重的悲剧。写的是“文革”初期，一位怀着阶级仇恨和造反激情的女红卫兵，批斗中和她的“战友们”打伤致死一位女教师，事后她一边确信自己做得没错，一边总被一种罪恶感隐隐缠绕着，后来插队时相爱的人正是那女教师的儿子。她所爱的人的丧母之痛唤起自己的人性、良知与自责。最后她在极度痛楚中自杀了。故事很单纯，情感却十分强烈。书稿交给李景峰，李景峰看过后说：“你胆子够大呀。”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文革”并没有被官方全面否定。但我这小说开始就有这样一段话：
“在众人注目的地方，领袖挥动着巨大的、向导者那样的手臂，他把他发现的真理交给人民去实践。当一种思想被奉为法典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时，它确切的成分会建立宏勋，谬误的成分就会化为灾难。检验它的代价无法计算。”
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呼应当时《光明日报》上那句著名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样的小说等于给出版社出了难题。可能为此，书稿一直在社里审查，迟迟没有说法，时期拖得很长，使我不得不暂时返回天津听候结果。八月里，卢新华的《伤痕》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引起震动。我这书稿《创伤》与《伤痕》一篇名太接近，和李景峰研究后决定改名为《铺花的歧路》。开始时，这书稿还有些动静，景峰找我谈过意见之后，中间还修改过一稿，后来连“意见”也没有了。有人说如果《创伤》早早发表，说不定那个文学热潮就是“创伤文学”了。但，它叫什么都与时代的文学大潮关系不大，摧毁“文革”已是全社会共同的愿望。然而，“伤痕文学”开始时十分艰难。《伤痕》本身就不断受到非议，对其展开批判的风声时而有之。直到年底，我的《铺花的歧路》仍搁浅在人文社，几乎陷入了无声无息的状态，也陷入被动的等待……
我便抓紧这个时间，给写了近一半的长篇小说《神灯》一个暂时的了结，说实话我还是很喜欢自己这部长篇的，不像《义和拳》写于七十年代，总要受“文革”思想的种种影响与扼制。写《神灯》时这种外在束缚没有了，我对红灯照的历史观可以任由自己，积淀心中的地域的生活文化也自然而然被焕发出来。可是，当我插入《铺花的歧路》的写作之后，全部身心已纵入刚刚崛起的“伤痕文学”的大潮之中，同时心中又不肯把《神灯》这么“半截子”地搁下，便想用《前传》的方式把已写好的半部长篇整理好出版，画个句号，将来有可能时再续写《后传》。
这期间，我时而在人文社，时而返津在家，边写边等待。
一天，我去北京办事，住在人文社里，在前楼走廊上遇见当代文学编辑部的副主任孟伟哉。他说：“前些天刚刚复刊的上海《收获》的编辑李小林来北京约稿，我把你的《铺花的歧路》推荐给她。我不知你来，她已经回上海了，她会和你联系的。”跟着还说一句：“她是巴金的女儿。”
过些天，我回到天津后，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找到我，声调很高、透亮、年轻。她说她是《收获》的编辑李小林，知道我有一部小说在北京压了许久，她要看看。我说我这小说是写“文革”的，写红卫兵运动的悲剧，可能太敏感，她说她正是要这样的小说。她的语调中有种激情，使我怦然心动，像遇到知己一般。她叫我把稿子挂号寄给她。
我马上就把书稿寄去，但我没指望能发表。因为我知道《收获》的主编是巴金，这刊物的文学标准太高，像一座山，很难上去。我还想，既然这小说在人文社能否出版一直难以确定，为什么还要“推荐”给别人？到了《收获》又会怎样？这么一想，我对自己这部小说的出路仍然没有信心。
这时的我，只觉得自己像坐在搁浅的一动不动的船上，看着大海深处不安的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