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坚硬的冰面在头顶上裂开
时间虽然过了太久，但这件事情一直没有褪色。每次从记忆里翻出来，仍如刚刚洗印出来的照片那样清晰光鲜。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的文学界正式的会议，也是第一次明白什么是“会议”，何况这次会议意义非凡。后来，我从一本文化部理论政研室为四次文代会编写的《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上看到，人文社举办的这次“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被列入当年的重大事件之一。此次文学会议连续开了长长的一周（1979年2月6日至2月13日），说明它所思辨与议论的问题之广之深之纠结，也说明文学从“文革”禁锢中解脱出来之艰辛。禁区、枷锁、禁锢、文艺黑线、文化专制、两个凡是、暴露文学、造神文艺、伤痕文学，以及思想解放、真理标准、时代责任、文艺春天等等是会议上发烫的词。那是一个纯精神的、思辨的、忧国忧民也忧文的会。尽管到会讲话的大人物不少，但是真正以其勇气和胆识触动我的是陈荒煤和冯牧。记得陈荒煤说，要写“文革”，就要评价“文革”。有人讲只有等中央将来做结论，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然后再写，他不同意，他希望文学界出一批闯将，“自己怎么感受怎么评价就怎么写！”这个思想十分鲜明地从“文革”的政治钳制中跳跃出来。
冯牧一开始就说他正参加一个高层的理论务虚会。他说：“我看这是去年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在思想领域的继续和发展，没有任何禁区，包括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文革’的评价、对前一段路线的评价。”他还说：“在真理面前必须人人平等，怎么能不平等呢？否则，只能承认一个命题：权力越大，越有真理。”“任何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费孝通说过，我有批评你的权利，但要尊重你发言的权利。我就本着真理在人人面前这句话发言。”
在这样的自我设置的思想原则下，冯牧的话语直言不讳。他说：“为什么‘文革’十年里，广大人民把眼瞪着却没办法。对‘文革’要评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个中篇我是赞成的，是能够成立的。我们要用文艺总结‘文革’。这么多悲剧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为什么不可以写？为什么不可以控诉那些封建主义的刽子手？”
他这几句话真叫我感觉一身无形的绳索哗啦一下掉落地上，人立时轻了。
他还有几句话让我记得十分清楚：“现在有人攻击我们搞‘非毛化’，我们说，我们不是搞‘非毛化’，是搞‘非神化’，或者叫‘正毛化’。”
这些讲话发言带着很强烈的雄辩色彩，表现着那个时代各种思想的并存与相互碰撞的现实。比如周扬讲话涉及到仍被争议的卢新华的《伤痕》时，他说：“报上天天登平反冤案好不好？报上登一登不要紧，登一下就过去了，文学艺术不一样，要留下来，我们生活中这种事太多了，如果都写《伤痕》，这样的作品太多了好不好？我也想不清楚，请你们好好考虑。”
我坐在会场里听他的讲话，心想怎么可能都写《伤痕》？分明是他顾忌“伤痕”。
但这也是一种思想真实。每个人头脑中的思想齿轮都在高速转动。没有这率先的忧国忧民的思考与思辨，后边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就不可能来得那样顺利与迅猛。此刻，我感觉自己进入了时代最富活力和魅力的中心。那次会议的所有“全体会议”都由韦君宜主持。开幕那天严文井开篇的讲话就很放得开，有的话也很大胆，与他平时给人们的温和又持重的印象完全不同。渐渐地，我明白了人文社这两位当家人举办此次会议的良苦用心——他们想冲开当时犹然覆盖在出版界精神上的锁链与坚冰；只有出版界解冻，文艺之舟才能乘风破浪。
不自觉中，会前那些疑虑与紧张离我而去。
那次会议上还真结识了不少作家，除去先前已认得的刘心武、王蒙、敖德斯尔，还有陆文夫、谌容、秦兆阳、黎汝清、王亚平、高缨等等。有的作家知其作，有的知其名未识其人，有的识其人未知其作，过后才读到他们的作品。认识谌容是在座谈会上，我看到一位端庄的女子坐在对面，神情专注，一直没发言，只抽烟，两个小时的会抽了七根烟。散会时我对她说：“两小时抽七根太多了。”她说：“我抽烟还有人数着吗？”然后一笑说，“我是谌容。”谌容一开始就叫我认识她沉静中锐利的一面。她是个不凡的人物。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早就读过，初见人很缄默，似乎有意和所有人拉开距离，大概与他长期经历社会的冷漠而今才刚“转世”人间有关。刚刚被“改正”而回到北京的王蒙说话是有分寸的，记得他在发言中只是讲了文艺要起到“侦察兵作用、滋润作用和精神支柱作用”，以及文艺还应是“国家的文化使节”之类的话，但认真去听，老作家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并没被“文革”泯灭——即真诚和正义。作家的发言深层的主题其实是一致的：创作的自由。此后新时期文学就凭着这些根本的东西赢得了一代的读者及其自己。
我在大会上先后有两次发言。第一次是主动要求上台讲的，本来我怵头会上发言，但两天过去我反而想上台。我很激动，有点坐不住，就像当年打球渴望上场。那天发言，我感觉自己特别“冲”，有点莽撞，显露出处世尚浅。但此后我不再怵会上说话，正是由于在这个时代经受过锻炼。那天我针对的是“文革”的文化专制，谈的是文学民主。幸好我还保存着这次会议的简报：
这是次解放思想的会，或者说是促进思想解放的会。会议才开了一半，即已看到它显著的收效。虽然，我们提出的近十多年来大量的反常的文学现象，尚未做出结论，但对某些问题已找到它的根由，触及到它的实质和关键。比如：文学与民主问题，作家的民主权利问题。包括，文学究竟要不要民主？这民主有没有局限？什么是作家的民主权利？怎样获得？怎样得到保证？怎样使用？
我们可以从近三十年文学史中找到民主与文学存亡相依的充分例证。“四人帮”把民主化为零，便造成文学已臻崩溃的境地。（举一个“四人帮”时期审查艺术的喜剧性的例子。）不要以为这只是笑话，喜剧。这是可怕、可悲的喜剧。比悲剧还悲剧的喜剧。真不可想象，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会如此荒唐愚昧；在人类进入开发宇宙的时代里，封建领主式的、中世纪的野蛮蒙昧能够统治天下。而这愚昧和野蛮居然被聪明地变出千千万万怪诞的花样。八亿人乖乖地任其摆布，任何贤能也不例外。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的国家里，忠诚于党和祖国的人民反要遭受粗暴摧残，冤案成灾。这一切，居然都曾以“革命”的名义。民主难道不是一个中心问题吗？不是一个迎头、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吗？没有政治民主，就没有文学艺术的民主。
我最关心的不是过去，而是今后。它关系今后文学的繁荣与否，关系到文学能否成为社会前进的推动力。也就是能否真正促进“四化”。
今天，作家是不是已经获得了应有的民主权利？提几个问题——自然都是对今后提的：
作家能不能在作品中拿出个人对生活的看法、判断和独立见解？特别是在某个时期内，党对某一阶段历史中某种社会情况没有表态、没有做出结论之前，而作家本人已做出判断。能否表达出来？
当作家的头脑中还存在矛盾，存在疑问，对某些问题还没有答案，怎么写？而作家对生活、对事物已有了很深的丰富的形象的感受，能否像托尔斯泰那样在世界观存在矛盾的情况下，真诚、坦白、无隐讳地把它表现出来？当作家感受很深的描写对象也是矛盾着的时候，能否表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简报
对两个提法发问：
一、近来一些刊物仍在强调作家“主要描写和表现各条战线上的英雄人物”。究竟怎样理解“英雄人物”。过去“高、大、全”的解释是脱离生活而荒谬的了。英雄人物是生活中存在或可能存在的，还是“高于生活”、站在生活之上、高群众一头的呢？
二、还有一种提法。“作家要对生活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解决问题。”作家怎样“解决问题”？当生活本身的某些问题并未解决，矛盾依然存在时，作家是否可以只“提出问题”，向读者发问，引起读者思考。要求作家对他提出的问题做出解决，是否意味着不管生活将来的结果如何，而都用说理或编造的办法人为地理想地去“解决”？
只要作家接触现实生活又想真实地再现之时，必然要碰到这些问题。问题远不止于此。尤其“四人帮”时期发生的许许多多问题尚未总结，没有终结；今后的生活又会不断地出现新问题、新情况、新人物、新矛盾。如果真正遵循现实主义，作品来自于生活，就决不会千部一腔。每部作品必然都会接触到一个新问题，深入一个新领域。各不相同，无章可循。如果作家没有文学的民主权利，写出来也不易问世。承认作家有与党和人民对事物一起总结、一起判断、一起认识、一起探索这样一个应有的民主权利，是来自上边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保证。
我希望领导同志能按照文艺的自身规律解决这些问题。对过时了的、不利于文学事业的条条框框，大胆破除、发扬民主，真正允许作品受社会实践检验，受人民群众检验。
当前，民主空气浓了。但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为获得应有的民主权利还需艰苦的斗争。那就是要靠作品。用作品力争这种权利。这是繁荣文学事业的伟大的斗争，是作家们义不容辞的崇高的使命。它的意义和它同时产生的好作品一样重要。
第二次我是被叫上台的，这天茅盾先生来了。严文井和韦君宜陪茅盾走进会场，在从我面前走过时，严文井对他说：
“这就是您给他题写过长篇小说书名《义和拳》的作者。”
可能这是他“文革”后复出第一次在这种大型的公众性的场合出现，所以掌声分外热烈。
而且，以茅公的地位与影响，在当天的讨论会上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肯定要表态，肯定是有备而来，肯定要起重要作用——所以会议的关注度极高，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主席台上。
在这时，韦君宜叫我上台把《铺花的歧路》讲给茅公听。韦君宜的这个想法非常好，《铺花的歧路》和另两部小说都还没有出版，没人看过怎么讨论？茅公也很难就事先为会议编写的一个千把字的小说梗概发表意见。请作者亲自讲讲小说的内容、人物与构想，便好发表意见了。
从这个事先设计好的环节来看，人文社是想找到一个突破口，借助这位德高望重人物的影响力来推动更大范围的思想解放。
我上了台真的再没有紧张感。一是我已经过一场大会发言。二是讲自己的故事再容易不过了，更何况这个故事里充满我的激情和我的思考。那天我讲得比我写的精彩，所有重要的细节都没遗漏。我知道细节才是小说的关键。我居然讲得十分投入，还随着故事表述出自己的一些思考。我说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抄过我的家，剪掉我母亲的头发，逼我母亲在街道跪行，使我出现过短暂的神经错乱。但我不是从一个红卫兵运动的受难者而是从同情者角度来写这部小说的，因为他们是一代单纯的、赤诚的、深深受了欺骗的青少年。我们要呼唤他们的良知与觉醒，呼唤社会的理解与宽容，以及人性与理性的回归，把他们从不能自拔的痛苦和心灵的黑暗中拉出来。
茅盾在1979年
1981年茅盾先生故去，我在一篇悼念文章《怀念茅盾老人》里曾回忆这天的情景：
在台上大灯的强光里，看到了他苍老而慈祥的面容，连颗颗老年痣与一脸皱痕都看得清清楚楚，头顶上那历尽沧桑而稀疏的发丝银白闪亮，他和我握手，让我坐在他身旁，却叫我面对大厅内在座的人们讲话。我一口气说了二十分钟。说话间，我时而扭头看看身边的茅公，他却一直把目光凝聚在我的脸上，仿佛在把他衰老的并不旺盛的精力全部集中在我讲话的内容里，偶尔还偏过耳朵，为了听清我每一句话……
待我讲过，茅盾先生在讲话中肯定这三部小说都“写得好，能够引起人们对‘四人帮’的痛恨”，他的态度很坚决。他也给我的小说提了一个意见，他说你的小说的主人公白慧不一定自杀，自杀有悲剧的力度，但情节结尾逻辑中有点勉强。主人公是在“寻求一条出路。能不能叫男主人公去找找她，两人见面，不要说话，到底怎样让读者去想”。
他不仅在思想上支持了我，还在艺术上帮助了我。
我站起来，鞠躬谢谢他。他的意见是顺着我的人物的心理和情感，顺着小说内在的逻辑提的，而且升华了作品的内涵，扩展了小说联想的空间。我欣然接受，事后做了修改。
记得茅公的话讲完，全场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共同的心声。灯光里，我看到韦君宜露出少有的笑容。我知道这掌声和笑容不是为了这三篇小说获得了一种难得而有力的支持，一种解脱，而是更大范围的思想解放的一次胜利。使我惊奇的是，茅盾先生这样一位风烛残年、体弱力衰的老人，思想与精神却是如此犀利、如此勇敢、如此前卫。比起当时文坛那些仍被“极左思潮”禁锢的人、那些被“文革”的淫威吓破了胆的人，不知强大多少倍，也叫我见识到这位“五四运动先驱者”和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骨气与血气。
这时，我感到罩在头顶上那坚硬的冰层出现了碎裂。
会后转天，我便与李小林通了电话，我把中长篇小说座谈会的种种情况、茅公对《铺花的歧路》的肯定以及关于小说结尾的意见告诉她。我想这会有助于这部小说审稿时通过。没想到李小林说巴老已经看了《铺花的歧路》，肯定了这部小说，也觉得结尾不大好，生硬一些。我完全没想到两位我崇敬的文学大师同时肯定我的作品，也同样地指出我的不足，所指出的竟在同一点上。我决定把结尾改好。李小林叫我修改后马上寄给她，巴老决定用在《收获》第二期上。这叫我一下子触到了《收获》鲜明的思想立场，同时感到又一只巨大、温暖而有力的手撑在我的后背上。为什么这时真正的文学支持都来自遥远的“五四”？
这三部有争议的中篇小说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李小林编稿相当严格，抓得又紧，很快就发稿和刊出了。1979年3月“文革”后复刊的《收获》第二期是颗炸弹。与我这篇在北京搁置了至少半年的《铺花的歧路》同期刊出的，还有从维熙的重炮《大墙下的红玉兰》和张抗抗大胆的呼喊人性的短篇《爱的权利》。这期《收获》发行后，“引起了社会上强烈的反响，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收获》编辑部收到一封发自“北京语言学院13楼”的匿名信。信中说：
“人民给你们纸张，是希望你们提供好的作品，而不是要这些思想和艺术都很低劣的东西，这类东西名曰批‘四人帮’，其实质是向人民散播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搞乱人民的思想。”“希望我们的文学不要步五十年代苏联解冻文学的后尘，希望我们的作家不要学集中营文学作者索尔仁尼琴，不要学帕斯捷尔纳克。”
真没想到，我的这部小说发表前受阻击，发表后受攻击。
这封信不胫而走，很快北京文坛全知道了。人文社分别于7月4日和7月26日召开两次会，组织社内编辑讨论《大墙下的红玉兰》和《铺花的歧路》这两部中篇小说。主持人仍是严文井和韦君宜。事后，在人文社理论编辑室工作的评论家胡德培在出版局的《出版工作》（1979年第9期）发一篇文章《各抒己见，求同存异》，详述这两次讨论的详情，并以“活跃了民主空气，觉得我社大有希望，不致抹杀和埋没好作品，更增强我们对事业的信心”为结束语。当时看了胡德培那篇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两部中篇小说讨论”的纪要，更钦佩严文井和韦君宜在拨乱反正时期的思想坚守及其品格。
当年11月，人文社出版了《铺花的歧路》单行本，我请我的好友画家沈尧伊为这本书画了插图。
这期间已经有愈来愈多的重量级的“伤痕文学”作品问世——《天云山传奇》《剪辑错了的故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枫》《神圣的使命》《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灵与肉》《爬满青藤的小屋》《月兰》《将军吟》《飘逝的花头巾》《窗口》《灵魂的搏斗》《献身》《高洁的青松》等等喷涌而出。每一篇的出现都带出一个不小的震动，都使一个陌生的作者的名字被众口热议，都推动着这个文学大潮——涌动的暗流很快成为一股不可遏止的涤荡“文革”的社会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