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个诗人的自我拷问震动了我

1978年的春天，我个人生活出现两个变数。一个是我供职的七二一大学在教育体制变革的躁动中被取消了，我必须回原单位去画画；我当然不愿中断刚刚起步的文学，何况天津文艺创评室在考虑调我去从事文学创作。那时期，作家协会还没恢复，老作家还没有全“归队”，缺兵少员。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份“申请书”，以当年打球留下的“左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为借口，争取脱离原单位。当然，同时必须创评室接纳我，否则我离了这岸却上不了对岸，就会掉在河中间了；可那时调动工作极难极难。另一个是我原先住的那座老楼顶层的阁楼在地震中已经塌毁，房管部门为了图省事，打算削层，这一来我就真的无家可归了，我不能总寄居友人家。友人已经几次客客气气地问我那阁楼什么时候修复了，这等于催我离开。

我的人生前边有两个没底的坑。

这期间我在北京和天津之间来回跑。好在兜里有稿费，不用考虑往返京津的车票钱了。可是我的长篇《神灯》还在写着，小说情节和人物故事还在脑袋里不停地转，人却在北京天津的人文社、美术厂、房管站、创评室、落实办、地震办这些单位跑来跑去；消息时好时坏，希望时有时无。人生的每一个环节都使出吃奶的劲儿来努力争取；每一个可能都得像救命的草出现那样必须及时抓住。这中间还有个插曲，经热心的朱春雨和王群生介绍，部队一个部门的文学创作组想要我。二位好友很使力气，但是我的家庭出身成了绊脚石。“文革”虽过去，家庭出身这道红线还在，我这种“黑五类狗崽子”的帽子还拿在人家手里，王群生天天来送消息，就像气象台报天气时晴时雨。

无论什么事总会有转机。先是我住房的事现出光明，房管站答应可以不削层，但房屋修缮队人手不够，必需住户帮着干。我马上答应，自称土建的活儿多少能干一些。这便天天像上班那样到老宅子那边和工人一起干活。一边运砖、拉灰、递砖、打下手，一边给他们送茶水、让烟，陪他们闲聊。一个多月过去，简易式轻体的顶层房子盖起来了，心里踏实多了。好像鸟儿有了窝，不用再天上飞树上落，只是工作调动的事尚无头绪。

一个坑填平了，另一个坑还空着。这期间，只要有一小段时间就返到朝内大街166号，钻进后楼216室，接着写《神灯》。

就在这个阶段，文坛出现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是刘心武《班主任》的发表。当后楼一位作家把这篇小说送到我手里，一看，立即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人文社的后楼也像遭到地震一样。它不仅是当代文学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也是没有过的文学思维，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它带着一种非凡的思想勇气，一下子把“文革”后的文坛乃至全社会压抑着的一种巨大的能量引爆了。一个新时代的突破口出现了。每个有良心的作家都会去想文学应当做些什么，也会反观自己。

刚刚复苏的文坛还很缭乱。谁也不认识刘心武，谁都会谈到刘心武，当然，想狠批刘心武的也大有人在。因为“文革”尚未被全面否定，“文革”的思想恐怖还像幽灵一样在空气里飘荡。

后楼二楼走廊，如今属于《当代》杂志编辑部

《神灯》写作笔记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期，严冬退去之前一定要和初至的春殊死相搏。偶尔从什么地方刮来一些寒潮，你会以为严寒仍在，一阵无形的春风又使勃勃生机来到人间。

那时开始有些作家们相约聚会。我也被人拉去参加，但我初涉文学，对“文革”前文坛的人都不认得，有的只闻其名，有的不知其名，却见他们相见分外亲热，彼此紧紧拥抱，甚至惊呼起来。由于长长十年不见，不通消息，这一见如同隔世相逢。有一次，参加人文社组织的儿童文学作家的聚会上，经人指点才知道主持会议的一位身体结实的女作家是柯岩。头一位被请到台上的竟然就是刘心武。他的言谈举止文绉绉，平和谦逊，爱说道理，像一位教师，和他小说锐利的文风全然不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矮矮、清癯而精神健朗的老太太——冰心。我太熟悉她了，连她翻译的泰戈尔的不少诗句都能背诵。我喜欢她的文笔，干净透明，带着清灵之气。记得冰心站到台上一说，声音竟很洪亮。她说：“他们叫我坐着说，我说我个子太矮，坐着别人看不见，只好站着。”她真是风趣又爽朗，心态极好，天生的大家气质。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我一家三口寄居朋友家

从1976年底至1978年，从打倒“四人帮”、平反昭雪、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知青返城到思想理论上的“两个凡是”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思想解放运动等等，社会发生着急剧的阴去阳来般的变化。人人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关注思想。那是一个短暂的、思想激荡的、忧国忧民和满怀希望的时代。一种从生活深处涌出的社会情感与时代思潮，在寻求着文学的表达，而时代记录与心灵述说原本就是文学的本质。在那个时代，每个作家都有真切的心灵情感，都有文学的正义；当个人的遭际与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疾苦全然一致，当文学一旦摆脱文化的专制与禁锢，一定迎来一个全新的文学时期。

但自由从来不是别人的恩赐，而是自己的奋争。

一天，诗人叶文福震撼了我。

我已经记不得怎么认识叶文福的了，但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来往。那时他的诗集《山恋》刚出版，他还不是一位政治诗人，他率真无束与心灵赤裸的诗人天性让人喜欢。他无时不处在激动中，虽然他身穿军服，但好像军服与他无关。在那个特定的新旧交替的时代，他浓眉总是紧锁，黑黑的大眼睛闪烁着愤世嫉俗的光芒。有时他会突然哐的拍一下桌子，表达出心里的狂飙；有时会猛地站起来，高诵几句节奏铿锵的诗句，呼喊出胸中的块垒。诗人与作曲家往往都有些神经质，但他的神经里有忧患，有不安，有时代的真知。我已经感到他会有什么诗作要像惊雷一般问世了。那便是转年发表的《将军，不能这样做》。

当时刊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书窗》上关于《铺花的歧路》的创作谈

这天，我们几个文友在沙滩一个小馆聚会，啤酒喝多了，都有些冲动。叶文福忽然哭了，哭得愈来愈厉害，以至痛哭出声。后来他说他在“文革”初期当红卫兵时打了自己的老师，而且很狠。他对不起老师，后悔难当，他恨自己，恨透了自己。他猛地大声说：

“我想自杀！”

桌上的酒瓶晃倒了。

这句可怕的话是从他肺腑里喊出来的。

他红着眼睛直对我说：“大冯，你要绝对相信我——我对革命是赤诚的，就因为赤诚，我打得才特别狠！”

他受不了自己曾经的狠，不能原谅自己的狠。

当今我已见不到作家和知识分子这种自我的灵魂拷问了。

他的真诚震撼了我。他喊出那被蒙蔽和欺骗的一代在人性和社会的良知苏醒过来时内心深切的痛苦。这使我忽然想到，“文革”中我“秘密写作”时写过这样一个类似的故事。

我所说的“秘密写作”与《义和拳》的写作无关。这里，我必需先把自己这个非同寻常、世间罕见的写作经历写出来。它不仅属于历史和过去，更属于我的今天，属于我心中真正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