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磨洋工

在农村，到处都是打麻将的声音。全国农村乃至城市都一样。“十亿人民九亿麻”说得有些夸张，却描述了当前农民生存的典型状况。有一次我遇见4个年轻人围坐在一起打麻将，十来个人站在旁边看，打输者罚喝一碗凉水，输得太多喝不了凉水者就下来，站着看的人上去。那是一个冬天，天气很冷，我担心他们喝出病来，说为什么输了要喝凉水，不惩罚不行吗？他们说不罚没有刺激性，打麻将就没有什么意思。要让打麻将有意思，不在大冬天喝凉水也行，那就是赌钱。近些年农民收入下降，除了职业的赌徒，赌钱的输赢都不大，一般在十几元至数十元之间，但就单场的输赢来说，其数额也足以使打麻将的人心惊。有些夫妇为打麻将的输赢争吵起来，竟有妇女在争吵中喝农药一死了之。有些地方派出所为了创收，不时到乡下抓那些打麻将赌钱的人，一个人罚上三五千元，对农民来说，这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也有不打麻将的，这些人就到处闲逛。前几年年轻人在农村闲逛时惹是生非的很多，好在最近几年年轻人多外出打工。无论是打麻将、闲逛或是外出打工，都说明农业容纳劳动力的空间已经很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是一个大问题。即使有上亿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当前农村劳动力的季节性过剩仍然十分严重。很多传统型农业地区流行着这样一句话：“3个月种田，3个月过年，还留半年休闲。”就是说真正务农的时间只有3个月，其他时间都玩过去了。农业劳动的强度比较大，多一点休闲时间也很好，只是这种休闲的时间太长，以至于农民普遍感到闲得无聊，有些人怀念起大集体生产时的热闹场面了。

的确奇怪，现在农民只用3个月种田，而大集体时代的农民却一年到头都很忙，外出要请假，过年的时间也不长，一年一个劳动力至少要出300多个工。农民如此忙碌还收入不多，仅仅温饱而已。可见那时候农民出工都在磨洋工，没有积极性，只要有了机会就拼命偷懒。我一个朋友转述他父亲在农村当知青时参加冬修水利的经历时说，那时人们站在河堤上，都不愿意下去挑河泥，只是当干部过来时才装一装样子。可见那时农民有多么懒。农民的懒当然不是天生的懒，而是当时大集体的制度有问题，这种制度因为无法监督，必然导致效率低下。所谓“大呼隆干活，大锅饭分配，只能绑着穷，谁也富不了”。磨洋工作为一种制度性问题，成为人民公社不好的强有力的证据。

真是如此吗？我曾反复问过很多农民，他们现在种田的精心程度比人民公社时期高还是低。很多未到农村调查的人都会想当然地以为现在农民种田的精心程度要比人民公社时期高，还要高得多，因为现在农民种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谁不会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而精心种田呢？但是，很多农民说现在种田的精心程度比人民公社时期更低，现在农村的懒汉也比人民公社时期多。如果说人民公社时期有20%的人是懒汉，现在的农村则有80%是懒汉。人民公社时期在农闲时有磨洋工的现象，农忙时则无磨洋工的可能。现在不仅懒汉多，而且种田技术也在退化。人民公社时期对于农业增产十分重要的一些劳动环节比如挖深沟、耙田，现在在很多地方都被取消了。人民公社时期，农田在冬天若不种冬季作物，一定会种上红花苕籽或蓝花苕籽，而当前农村冬天抛荒的农田很多，很普遍。让农民变懒的一个原因是现代科技的投入，比如更依赖化肥和农药。目前农村每亩平均化肥用量，由1980年代初的数公斤增加到50余公斤，土壤因为化肥施用过多，有机质大幅下降，土壤板结和对化肥的严重依赖，构成了农业现实的和潜在的危险。

农民现在偷懒是有道理的，因为农业收益比较少，在农田上投入过多的劳动，田种得过于精心，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情。大集体时代组织农民利用冬闲大修农田水利，现在的农村仍然依靠大集体时代农田水利建设的成果。有些地方水利设施长年失修，农民痛感生产不便，但现在农民事实上很难再组织起来利用大量的休闲时间维护这些失修的水利设施和其他设施。农民偷懒的道理还在于，当前农业生产总值不足国民生产总值的20%，第二、三产业已经占到国民经济的绝对比重，这些产业为农民提供了外出务工经商的机会。这些务工经商的机会又为农民提供了计算投入农业劳动力价值的尺度，过多的农业劳动投入折算出来的劳动力价值远远低于务工经商的收入，农村除了那些不计劳动成本的老农以外，农业劳动的偷懒具有了必然性。

大集体时期的情况与此相当不同。当时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较目前高得多了，并且第二、三产业的原始积累也只能从农业剩余中提取。所以，大集体时期如何从很少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农业劳动投入中获得剩余，就成为那个时代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将农民打麻将的时间乃至过年的时间用去冬修农田水利，就具有合理性。问题是，那时候冬修水利时也有偷懒的，如朋友父亲所叙述的一样。

无论那时是否有人偷懒磨洋工，现在农民都承认，正是大集体时代建成的极其庞大的水利工程和相当完善的农田基本建设，为当前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保证。大集体时代的农业公共工程也是中国第一次最为彻底地全面展开的并且进行得十分有效的建设，也第一次最为彻底地改造了中国农业的生产条件，粮食大幅度增长。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1.61亿吨，到1977年，粮食产量已达2.85亿吨，大幅增长的粮食，不仅支撑了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而且使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预期寿命。换句话说，大集体时代虽然也有磨洋工和偷懒的现象，但也许是中国农村最近500年历史上第一次最多建设的时期，大集体将那个时期的人们组织起来，做出了很多人都想做却一直不能做成的事情。

说最近500年以来，是自晚明开始，中国人地矛盾已非常明显，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事可做又组织不起来做公共工程，成为这个时期以来的常态，偷懒也好，休闲也好，过年也好，总而言之，温饱线上无事可做这种矛盾现象就一直存在。当前农村农民的打麻将和闲逛，与大集体时代冬修水利时的磨洋工，都可以看做是人地关系紧张这一结构性问题的表现。不同的是，在人地矛盾突出、剩余劳动力过多的条件下，大集体时代将这些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去做那些靠单个人无法做的事情，具体如大型水利设施和农田基本建设。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竟给人们留下大集体时代人们最懒、磨洋工最多的印象，实在不可思议。

磨洋工是人地结构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最近500年中国农村的常态，大集体时代农业和农民为中国工业化提供的大量积累、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为当前农业生产留下的规模宏大、数量众多的水利设施等，这是最近500年中国农村的非常态。正是这个非常态，使大集体时代的农业成就可以让所有尚存常识的人感到骄傲。

2002年5月5日

修订关键词　人地关系组织机制资本下乡

（一）

“磨洋工”的出现表面上显示出的是农民的偷懒（人心）和制度监督的不力，实质上则是中国500年来人地关系矛盾、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这一结构性原因在起作用。在这样的结构性原因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的情况下，农村出现以“磨洋工”为代表的各类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人民公社时期，在冷战格局下，中国的发展战略不得不以重工业为主，而轻工业无法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就无法转移。因此，农业生产呈现出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过密化”形态，也就是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为负值的情况。“磨洋工”有其结构性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人地关系的紧张在短期内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从而使中国农业经历了从“过密化”向“去过密化”的转型；并通过外出务工者的自发土地流转，逐渐在村庄中形成了一批以“新中农”为代表的“适度规模”农业生产者。

（二）

桂华认为，水利不是合作问题而是组织问题。合作与组织是有区别的，合作要求从参与群体中最异质性要求中求得通约；组织则是以参与群体中大多数人的合意为标准。合作是自下而上的，以自愿为前提，基本上算是一票否决制；组织是自上而下的，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由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秩序与文化等公共服务均为带有很强的公共品色彩，具有外部性，因此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一旦缺乏强有力的制约和压制，搭便车就会破坏合作的基础，人与人之间差异化过大，没有可通约性，从而瓦解合作本身，使得合作不再可能。

制止搭便车行为，既可以通过内生性的传统力量，也可以依靠外源结构性力量。在传统性力量还能发挥作用时，是类似于宗族等传统的力量在组织农民方面起作用，500年来的人地关系紧张，实际上也伴随着传统力量的逐渐弱化，农民缺乏强有力的组织性力量，越来越变成一盘散沙的自然经济状态，一盘散沙的农民饱受缺乏组织性力量而无法提供生产生活秩序之苦，却又无力改进和更新既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状态，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落后和乡村的逐渐衰败。

大集体时代，在没有外源性的公共品供给的情况下，农村公共品就只能通过组织的方式供给。通过国家力量将农民组织起来，动员农民用剩余劳动力资源修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也为农村提供基本的教育、医疗、精神文化产品，是500年来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最为巨大、影响最为深远、农村生活方式最为丰富多彩、现代性进村最为彻底的一次。同时，也为后来的经济飞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面貌的改善奠定了基础。

（三）

当前，政府鼓励企业资本下乡经营农业，实际上是对分田到户后农村基层组织能力弱化，公共品供给困难，农业生产方式遭遇困境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但是这样的反应方式既没有效益，又十分危险。资本下乡并没有能够解决人地格局的基本国情，因此，在实际经营过程中，身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经营效益的实现和保持十分艰难。与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相比，小农经营首先不用支付土地租金，其次因其不计成本的劳动投入，且不需监督成本，其单位面积生产率显然高于资本经营。这样，政府在实际过程中，就会采取以政府财政来支持资本下乡，但这样的资本下乡并无助于提高农民组织能力，而是以已经组织起来的资本来挤占本来就不多的、由众多分散小农来分享的农业剩余，把个体小农变成了资本生产的一种纯粹的生产要素，使小农从原来的“劳动者”变成了“劳动力”。资本下乡经营农业只会使农民更加分散，更加分散的小农被从农地里挤出来后，如何保障就业？如何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这都将是政府面临的巨大考验。

资本下乡经营农地既无效率又很危险，其核心不在于经营管理本身，比如企业监督不力、农民懒惰等，而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基本的人地结构。进城务工的农民并没有完全脱离土地，而是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基础上，依靠农业收入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这种半工半耕结构在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下还要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因此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人地关系的紧张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资本下乡号称是解决农业后继无人的问题，而农民之所以不愿种地，是因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薄弱，公共品供给困难，以及面对不断上涨的农资价格，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资本下乡能够解决的。因此，政府不应当人为地补贴资本下乡，反而应当限制资本下乡进入农业生产环节，应出台一系列政策为小农提供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基础条件，保持农村的基本稳定。

2012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