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文化与性格

在荆门调查，发现在农村人与人之间的传统联系正在解体，现代联系又未建立起来，由此形成了低度社会关联的村庄类型。低度社会关联村庄，村民缺乏一致的行动能力，不仅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村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无法组织起来，村民的正当权益也得不到保护。明显的如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得不到落实，地痞骚扰村庄十分普遍，老人受到虐待时有所闻，农村非正常死亡率特别是自杀率异乎寻常地高。

2000年到吉林金村调查，发现金村也如荆门农村一样，传统的人际联系正在解体，现代联系又未建立，是一个典型的低度社会关联村庄。不过金村的村治状况却与荆门农村有着天壤之别，特别在社会治安、村屯建设、邻里关系、尊老爱幼以及低自杀率方面，做得尤其好。从农民负担方面看，金村农民负担也很轻，金村所在乡竟然一直没有开征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这两项荆门农民最为不满却无可奈何的平摊下来的税收。

从低自杀率开始讲起比较好。金村是一个3000人的大村，自分田到户以来，全村仅有一个妇女自杀，金村所在乡最近5年无一例自杀事件，自杀率之低可谓惊人。我在荆门一个小山村调查，不足600人的村，分田到户以来，先后有近20人非正常死亡，尤其是老年人和年轻妇女自杀率实在太高。

自杀与文化和信念的失落有关系。当一个人认为人生是有价值的时候，他不会选择自杀行为。而当一个人不仅生活艰苦，而且感到人生没有价值时，他选择自杀的可能性就大。在江西宗族村庄调查也很少发现自杀事件，原因在于宗族文化和传统信仰（比如信仰地方神等），使他们觉得人生是有价值和目的的，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江西宗族村庄超生多育屡禁不绝，计划生育至今仍是地方政府最为头痛的事情。而荆门农村和金村这类缺乏记忆村庄，人们已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想通了，生一个养一个，生男生女都一样，就很少有超生多育的事情发生。据说山东齐鲁文化与江西的宗族文化很不相同，但都追求精神层面的生活，关心终极价值的实现，这种文化对村治的影响，很有研究的必要。荆门和金村这类缺乏传统的村庄就与那些有文化传统的村庄大为不同。

问题在于，同样为缺乏记忆或传统断裂的村庄，金村为什么自杀率如此之低？金村所在乡派出所所长分析说，东北人的性格直爽，有话不闷在心里而直接讲出来，可能是金村所在乡自杀率低的原因。此话很有道理。金村经济虽然不很富裕，但温饱问题早已解决，因为生活困窘而自杀的基本上没有。东北人性格外向，有话直说，为人仗义，脾气强悍以及不善诡计的个性，使他们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摩擦和压力，很快就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唠叨释放出来。金村人习惯聊天，他们见面习惯“唠唠嗑”，就是聊聊天的意思。东北有漫长而严寒的冬天，野外作业是不可能了，做什么？大家就围坐在坑上“唠唠嗑”。在金村调查，发现每个村民都是唠嗑的好手，也有表演的天才。难怪东北出了那么多演小品的天才。

与东北人的外向性格相反，荆门农村善于聊天的村民是不多的，内向的性格使其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郁闷无法释放出来，这种越积越多的郁闷，便借一个一个特殊的机会爆发。尤其是荆门农村年轻妇女自杀率特别高，她们内向性格造成的内心郁闷长期无法排解，在有些特殊时期或偶然吵架时，就一死了之。

金村所在乡派出所所长打比方说，他总是看到报纸上讲关内两三个歹徒将一车旅客洗劫一空的报道。他说这种事情在关外极少发生，原因是，东北人性格直爽，他们面对歹徒洗劫时，不甘受辱，而会反抗。一人反抗，其他人都上，两三个歹徒如何可以将一车人洗劫一空？而在关内，每个旅客都在算计自己反抗时别人会不会跟上，自己会不会吃了亏。每个人都如此算计，最终让一车互不相识的旅客成为毫无组织和能力的原子而被歹徒洗劫。

性格直爽的人讲究原则，什么事情都放在桌面上说。我在荆门农村调查中发现，所有人包括村民和乡村干部，都认为农民人均收入不足1500元，但上报人均纯收入大都在3000元以上。金村较一般荆门农村要富裕，上报农民人均纯收入2200元，村民和乡村干部都认为这个数字比较合乎实际。上报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密切，因为中央规定“三提五统”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荆门为了多向农民提取“三提五统”款，大大地虚报了农民人均纯收入。金村所在县乡政府当然也希望多向农民提取“三提五统”款，但他们知道，过高虚报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不会答应，农民会让乡村干部计算农民人均纯收入，算不出，农民就认为乡村干部搞了鬼，不仅农民会以此为由拒交税费，而且乡村干部也会为自己说话办事不直率而不好意思，有羞耻感。分税制以后，作为地方税种的屠宰税和农业特产税归地方政府征收使用。在荆门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屠宰税和农业特产税征收都是大大高于实际税率，且事实上都是按人头征税的。按人头征收屠宰税和农业特产税的好处是可以减少征税成本，但按人头征税不仅税费不公，而且往往严重超过农民应缴税收数额。比如我在荆门农村调查时发现，大多数村并无农业特产，却每年都按人头摊越来越多的农业特产税，且农业税不减免。屠宰税更是高达一户数十元近百元，达到了相当于每户一年要杀10头猪自食这样荒谬的程度。农民知道这样的收税不合理，乡村干部也知道，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天天播，农民还会不知道？但他们至今还如此收税。农民气愤不平，都认为是没有办法的事，认命而已。乡村干部面对农民的气愤不平，并无心理上的障碍：管它合不合政策，反正上面安排这样收，我就这样收了，无理可讲。内向而认命的农民说，这样收税又不是针对我一个人，别人交得起我就交得起。乡村干部也是如此对愤恨不平的农民讲，这又不是针对你一户的，何必气愤。这种极不合理且村民和乡村干部都知道不合理的事情，因为面对所有农户，而成为农民认可的理由，并成为一直延续至今的事实。

金村农民负担较荆门低一半还多。构成荆门农民负担重要部分的屠宰税和农业特产税，金村所在乡竟没有开征。乡财政所所长讲，他们乡财政极为困难，但开征屠宰税和农业特产税并不合算。他举例说，全乡共有5000多农户，以每户一年杀一头猪，每头猪征收5元屠宰税计算，全年可征收不足3万元屠宰税。因为屠宰税是据实征收的，要一户一户统计农民杀猪的头数并征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成本很可能会高于3万元。再以农业特产税为例，征收特产税，就要减去农业税，虽然特产税税率高于农业税，但据实征收所需花费的成本之高，远远抵消了征收特产税高出的那一点收益。金村所在乡财政所所长的话是有道理的，不过，他为什么不想到按户平摊屠宰税和农业特产税，将之变为人头税且大大提高税率呢？我相信，不是财政所所长没有想到如此征收，而是知道，以东北人直爽豪侠的性格，这样明目张胆地违反中央政策的土政策很难实施下去。性格豪侠的东北村民不会因为不是专门针对自己的不公而忍声吞气，他们会针对一切不公正而抗议和上访。这样，乡村干部在每户村民那里征收这种明显违背中央政策的税费时，都会遇到巨大阻力，而导致征收成本高到难以承受，从而无法开征这两项税收。性格同样直爽的乡村干部是如何向村民解释这种明显不合理的收税的，他们会如关内乡村干部那样对村民讲“又不是专门针对你的收税，你何必计较”这种不讲道理的理由吗？应该不会。

修订关键词　行为模式农民自杀

（一）

广义上讲，上文讨论的问题是关于中国人的人格问题。就我的阅读来看，自许？光系统研究了传统社会中宗族对中国人人格形成的影响外，迄今很少有类似的经验研究成果。

这些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我们对这个问题形成了一些认识，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发现了村庄社会结构与农民性格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发现的不是同一的中国农民的性格形象，而是其区域差异。我们发现，南方农民性格大多比较内敛，不擅长待人接物的技巧；中部农民性格则大多比较爽快，直来直去敢说敢做，与陌生人也很容易打成一片；华北农民性格则比较谨慎，擅长察言观色这类待人接物的技巧。类似的对比还可以列出很多，这些差异如何解释呢？

简单说来，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基本逻辑之一是内外有别，内与外也就是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别，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自己人就是血缘性的宗亲关系，也就是我所说的认同与行动单位中的宗族、小亲族。与自己人关系的交往方式同外人是不同的，社会交往中处理的内外关系越复杂，则对人的为人处世能力要求越高。所以，团结型村庄和分散型村庄的为人处世都比较简单，前者处理的都是自己人的关系，自己人内部不需要太多交往技巧来维持关系，故而村民比较不擅长与外人打交道；后者处理的都是外人关系，故而村民比较在乎处关系，对外人也比较开放。分裂型村庄中，因为要同时处理这两种关系，频繁的、经常性的进行内外区分锻炼了这些村庄的村民相对较高的为人处世能力。上文所提到的荆门农民与东北农民性格上的差异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这些差异或许可以从两地早期移民来源不同中得到部分解释：荆门农民是近代“江西填湖广”的宗族型村庄的移民后代，东北农民则大多是华北小亲族村庄的移民后代，故乡的文化与社会本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移民在新的居住地的为人处世方式。

（二）

还有一项与之相关的重要发现，那就是农民自杀的区域差异。2008年笔者主持一项全国调查，得出如下重要发现：中部地区多老年人自杀，北方农村中青年男子自杀率显著偏高，南方农村多青年妇女尤其是青年媳妇自杀。南方农村青年媳妇自杀的原因比较好理解，就是在团结型的宗族村庄，一个外来媳妇要在村庄中立足并非易事，搞得不好，村庄不接纳这个外来媳妇，外来媳妇就很难再有出路了；北方村庄内部往往有多个不同小亲族，村庄内部竞争激烈，激烈竞争的承担者是中年男子，是当家人，中年男子在村庄竞争中可能心力交瘁，一死了之；中部原子化村庄村民也有竞争，这种竞争的压力往往转向老年人，老年人一旦年老多病，不再能为家庭提供经济收入，老年人就会觉得自己是家庭负担、子女的拖累，他们就可能以选择自杀来减轻子女负担。对于自杀的区域差异，刘燕舞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自杀问题研究（1980—2009）》中有更为详细的讨论，值得一读。

2013年1月15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