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

学者[1]

叔本华著

当一个人看见这么多的学术机关，和这一大群学生与教师，他或许想到：人类是很关心于真理与智慧的。但是，于此也是“表面是欺人的”呀。教师执教为是得钱，非努力追求智慧，是求虚荣与令誉呀。学生求学，非为智识与深思，是为能言善道以高身分呀。每三十年一辈新人起来了——一个青年对于任何事情无所知，在整批的很快的吞食下人类几千年积储的知识以后，深愿被视为聪明高过一切古人。为此，他入大学，读书——新书，合于他的年岁与程度的。他所读的一切必须是简单的，必须是新著的！因为他自己是个新人物。然后，他要批评了。在这里，我一点没过问那以读书为谋食之唯一目的的那些人。

学生们，与各种，各样年纪的，学者，差不多全是为得知识，不为深思。他们自策要知道一切——石，木，战争，经验，和一切的书籍。他们永没想到过：知识只是为深思的工具，知识的本身的价值是很小的，或竟等于零；个人的潜思才能使人成为哲学家。当我听到这些大学问家和他们的惊人的学问，我常自己说：嗬，他们能读这么些书，他们怎能多作思想的工夫呢！当我找到关于大蒲林内（elder　Pliny）的记述，说他是不断的读书或叫别人读给他听，不管是吃饭，旅行，还是洗澡的时候，我便不由的想到：也许这个人自己没有思想吧，所以他一定要把别人的思想不住的滴入；好像个害痨病的吃“粉冻”以维持生命似的。蒲林内的轻于信取，和他的极可厌与不大清楚的文笔——像写笔记似的，极能省纸——都不能叫我看出他有自家思索的能力。

我们已看出多读多学是有碍于自家思索的；同样，多写多教也会叫人失去对于所知所学的事物清楚，透彻了解的习惯，只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去弄清楚透彻。如是，当他说不清的时候，他便不能不填入一些虚字与废辞。这个，不是材料的枯燥，叫多数的书不流畅。有句俗话：好厨子能用只旧鞋作出有滋味的菜来；一个善于写的能把最枯燥的东西写得有趣味。

大多数的学者们是拿知识作工具，不是目的。这就是他们所以不能产出伟大作品的缘故；因为要产出伟大作品，必须以求知为目的，对于其他一切，甚至于个人的存在，全视为工具。不为其事而研究是之谓“半研究”；真正美绩，无论治何学问，只能于为研究而研究中得之，不能拿它作治他事的工具。

如是，没人能产出在思想上真正伟大独到的作品，假如他不为他自己求知识，且以此为他治学的最近目标，而不去多管别人的学问。但是普通学者是为能写能教作求学的目的。他的脑子好像一种肠胃，使食物经过而不消化。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教读与作品那样的没用。人不能取养于没消化的废物，而是只能靠着由血液化成的乳。

假发最好为学者之象征。它以许多假物装饰头部，而缺乏真头发：正像学问之给人以许多外来的思想。这个，真的，不能叫头部好看，自然；它也不大有用，也不适用于一切，也不能根深本固；别人的思想用尽，也不能立时还从那里补上，像那能由自家园地生长的一样。这样，我们在Tristram　Shandy　[2]　里看见Sterne　[3]　很大胆的主张：自己的一两识见等于旁人的一吨。

从事实上看，顶深奥的学问并不与天才为一事，正如一些枯树之非“自然”，“自然”是有新生命不断的流动，永远新鲜，永远年青，永远变动。再没有两件事这样相反的——古代写家的天真与后世给他作注解的那些学问。

门外汉，外行！这种名词往往由以得钱为目的者，加之那为爱好一种艺术或学问而研究它的人。他们这种恨嫉是由于卑贱的信仰——没有人能真诚的去治一门学问，假如他不是被穷困，饥饿，或贪得所迫。普通人也这样想；因此大家佩服专门家而轻视外行。但是，究其实，外行是以治学为目的，而专家一点不错的以它为工具。只有外行是真干，真感兴趣，他爱它，所以研究它。这样的，不是拿钱的那些人，是向来作大事的。

在知识界里，正如在别的界里，好感是给一个平常人的——不言不语的作他的工，不自觉聪明过人。对于不平常的人是觉着有可怕的危害；大家凑在一块反对他，并且，呕！他们这边得到大多数的人。

这个情形很像美国的一小邦，在那里每个人是谋自己的利益，为自己造名誉，权利，一点也不管公众利益；社会于是就快毁坏了。在知识界也是；个人，只以个人为前提，因为他要名望。他们同意于一件事，就是不叫一个真伟人立起来，他一露头角，好像是个普通的危害。从此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知识的前途是怎样了。

人类知识的全体与各门类，差不多只存于纸上——书，人类的纸上记忆。只有某时代的一小部分有几个特别人才真正运用心灵。这个大概是因为生命的短促与不安定；但也是因为人是懒怠而且太好娱乐。每一辈人，匆匆的过去，只得到他们所急需的知识，旋即消灭。多数的学者是很浮浅的。然后一辈新人起来了，抱着很大的希望，可是不大有经验，又从头学习一切。他们抓到的，也只是他们所能抓到的，或是有用于他们的短期存在的，然后，他们也逝世了。假如没有写家与印刷术，人类知识的保存还得了吗！因此，只有图书馆是真的，永远的人类的记忆；人类中的个人没有一位的知识是无限的，完全的。所以多数的学者不愿人家来考验他们的学问，像商人乐意展览货物一样。

人类知识伸延于各方面，非目力所能及；值得知道的事，一个人连它千分之一也得不到。

各种学问的范围都扩大了，一个人想作点事，只好抱定一门而弃掷其他。在他特别的研究上，真的，他是比一班人强些；但对于别的学问他也是平常的很。

一个专门家等于一个工人，把他的一生用到作某种器具或机器的一种螺丝钉，或是一个扣子，或是一个柄，在这种制造上，实在他是非常的巧妙。专门家也可以比作一个永远住在他的家里而不出去的人。在家里，他完全熟习一切，一切的台阶，墙角，或木板；正像嚣俄　[4]　的Notre　Dame　[5]　中的Quasimodo　[6]　的熟知教堂中的一切；但是，一出来，便事事新奇而什么也不知道了。

从人类文化看，一个人要知道各方面而且识见广大是绝对必要的；从“学者”一字的高一层的意义看，博览历史是极有用的。一个人，打算成个哲学家，必须注意人类知识的最远点：因为他能从别处取得它们吗？

无疑的，顶上等的聪明人永不成为专门家。因他们的天性是要以人生的全部为研究的对象；对于人生他们给人类一种新解说。这样人才配称为天才，他以“全的”，“根本的”，“普遍的”，为他治学的标题；不是能说某一物与某物之相互关系。

译者注：

本篇译自T.Bailey　Saunders的英译的叔本华（Schopenhauer）短文集。篇中的意见有极精到处，有极偏处；但是叔本华真是“自己思索”的一个哲学家，他决不迟疑的把自己的意见清楚的大胆的写下来。篇中有几句近于谩骂的话，已删去了。无论他对与不对，假如他能引起我们去潜思默想，便有益处。这短文集的名字是：The　Art　of　Literature。

原载1931年10月10日《齐大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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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发表时署名“絜青”。

[2]　《项狄传》。

[3]　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项狄传》和《多情客游记》为其代表作。

[4]　现通译雨果。

[5]　《巴黎圣母院》。

[6]　夸西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