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态度

《论语》半月刊以提倡雅谑文字为主要目标，很引起外间的误会，犹如雅谑自身就常引起国人的误解。这种的误会，我们早就料到，而已由收到的外稿证明。有人认为这是专载游戏文字，启青年轻浮叫嚣之风，专作挖苦冷笑损人而不利己的文字。有人认为这是预备出新《笑林广记》供人家茶余酒后谈笑的资料。有人认为雅谑即是滑稽，没有思想主张的寄托，无关弘旨，难登大雅之堂。有人比我们如胡椒粉，专做刺激性的文章。这些误会，都是不能免的，因为雅谑文字，在中国实在很少前例，尤其是成篇的雅谑文字。

我们只觉得中国做社论的人太多，随便那一种刊物拿来，都有很正当高深的理论。近见《时事新报》中学生征文的成绩，也都能切中时弊，负有经世大才。所以这种文字之多，一是由于小学作文的教学失策，十二三岁的学生起码就要做“救国策”，破题就是“今夫天下”的烂调；一是因为大学研究经济政治的人太多，书本上的学问既深，主义名词信手拈来就是一大套。两种之弊，都使中国学者尚空谈，失了独特的观察力。一方面政客军人，一发宣言通电，又篇篇言之成理，可诵可歌。结果文章经世的作者普天下，而蕞尔上海一市的改良，就没有办法，与租界相形见绌，永远留为中国的耻辱。遇有国事，大家喊口号，发宣言，拍通电，执笔不会乏人，此日人所以讥我们为“文字国”。在这文字国中，文章与思想已截然为二事，思想已为文章的附庸，装饰品，作为社论家挥毫濡墨的材料而已。此类的社论愈多，愈足养成文人重浮言不务实际的风尚。况且社论家都知道他们的空言无补，不会于武人主持下的外交内政，有丝毫影响，所谓尽言论之责，亦止于言论而已，稍有庸见的记者，都应自杀。

所以我们不想再在文字国说空言，高谈阔论，只睁开眼睛，叙述现实。若说我们一定有何使命，是使青年读者，注重观察现实罢了。人生是这样的舞台，中国社会，政治，教育，时俗，尤其是一场的把戏，不过扮演的人，正正经经，不觉其滑稽而已。只须旁观者对自己肯忠实，就会见出其矛盾，说来肯坦白，自会成其雅谑。所以雅谑文字必是写实主义的。我们抱这写实主义看这偌大国家扮春香闹学的把戏，难免好笑。我们不是攻击任何对象，只希望大家头脑清醒一点罢了。

（《论语》第3期，1932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