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本色之美

文章，文章，二字害人不浅。我想中国诗文的地位与西洋正相反。在中国，诗词之深入吾人的生活较普遍，而文章二字反足使普通人却走；在西洋，文章并不如中国之玄妙，而韵文之赏鉴反限于少数文人。这是以东西相比言之，若单论本国，自然也是作文比作诗普遍，能文比能诗者多。然而就诗而论，中国不但取士用诗，楹联巧对也用诗，射覆酒令也用诗，墨盒刻字也用诗，画家题画也用诗，才女择婿也用诗，毛厕题字也用诗——这些种种是西方所无，所以说诗之深入吾人生活比在西洋普遍。况用中国文人全集一翻，总是五七律绝占了一半，更非西洋文集所有的现象。诗之好坏且勿论，然一人在花前月下占了两韵佳句，登临旅次，偶尔吟成一绝，总是怡养性情，是好不是坏。

至于文，便不然。以中国与西洋相比，中国文章已成为文人阶级之专有品。若非操笔墨生涯者，必不敢过问，也不肯过问。故中国银行家不撰文，悬壶行医者不撰文，实业大家不撰文，甚至连政治家也不撰文。一说撰文，便是秘书文牍之事。盖一则银行实业政治各界一闻文章二字，则顾而却走，那敢动笔；二则文章实在太难，宣言有宣言文，书面有书面文，启事有启事文，议论有议论文，其中有笔法，有体裁，有古董，有典故，有声韵，外人切切不敢问津。所以做一总督，也得靠一位郝先生饭碗才保得住，圣眷才见日隆。这都是因为中国文言之难，及文学观念之误。此刻原因且不讲，但讲结果，结果是这样的：（一）外国实业大家也要著书，如福特便是，中国实业家就未尝梦想过著书。虽然福特著作未必是亲笔，然而也不见得非一半由自己口述，书记笔录，再加修饰的。所以外国出版界，内容比我们丰富。（二）政治家常有著作，如伯兴大将、劳易·乔治、顾立治、托洛斯基，都有洋洋巨著，将政治生活，记录下来，有叙事，有议论，对于一时政治，有重要的剖析。中国政治家便不见有同类著作了。此中原因，除视文学为畏途外，一方是因为懒，又一方因为中国社会尚面子，尚虚伪，大家没有恕道，怕得罪人，也实在容易得罪人。（三）杂志文在西洋，不定是文人撰著，很多是各界人士本其人生经验或职业经验说话，救火队长叙述救火方法，航空署长叙述航空危险性，书店编辑叙述书店黑幕。在中国，如有杂志编辑请航空署长赐文，则其文必交由能文的秘书代作无疑，而秘书所作又必是八股无疑，如“航空者，今日救国之第一要策也”云云。

最后而最坏的结果，是使文学脱离人生，虚而不实。宣言等文既有专家代庖，专家必做得篇篇“得体”，既然“得体”，便是“应说尽说”，便非“心头所要说”，便是“你未说我先知你要说”，故无一句老实话。倘使有人于此倡言，文章不必得体，只须说老实话，务必使文学去浮言，重实质，而接近人生，幕僚师爷之饭碗也许要敲碎，但吾人可多讲实话，少听放屁，举凡车行药贩经理皆敢为文，而一般文字范围得以放宽，内容可以丰富。这是一种好的现象。现行西洋名著，多非文人所作，或流浪者（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或探险家（Trader Horn），或江湖豪杰（Revolt in The Desert）等所作，甚有文理不顺而文章魔力极大者。我是最恶文人包办文学的。须知文人对于书本以外，全是外行，故做文非抄书不行，况且书本范围以内，书读通的人也实寥如晨星。只许这班人为文，则文风尤趋于萎弱、模仿、浮泛、填塞。欲救此弊，非把文学范围放宽，而提倡本色美不可。

其实在纯文学立场看来，文学等到成为文人的专有品，都已不是好东西了。历朝文体，皆起于民间，一到文人手里，即失生气，失本色，而日趋迂腐委靡。《国风》之诗，本非文人所作，所以甚好。好好的楚辞，也越久越不像样，而沦为赋。赋被文人弄坏，于是有乐府，以后诗词戏曲的兴灭隆替，都是如此。到了明末，像冯梦龙、袁中郎倒看得起一般民谣山歌，以为在文人所作诗文之上。就是最好的小说，如《水浒》之类，一半也是民间之创作，一半也是因为作者怀才不遇，愤而著者自遣，排弃一切古文章笔法，格调老套，隐名撰著，不当文学只当游戏而作的。

所以袁中郎、李卓吾、徐文长、金圣叹等皆提倡本色之美。其意若曰，若非出口成章便不是好诗，若非不加点窜，便不是好文。金圣叹谓诗者心头之一声而已；心头一声有文学价值（如“悠然见南山”“举头望明月”“衣沾不足惜”之类），念出便是天下第一妙文；心头一声本无文学价值，任汝如何润饰，皆无用也。

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近译《浮生六记》，尤感觉此点。沈复何尝有意为文？何尝顾到什么笔法波澜？只是依实情实事，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写下来，而结果其感人魔力，万非一般有意摹写者所能望其肩背。称之为化工，也未尝不可。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运用之，便成天地间至文。《论语》平淡，《孟子》亦平淡，子路出，子贡入，有何文法可言？挟泰山以超北海，亦是孟子顺口瞎扯，何尝学什么人来？今人若没人写过“挟泰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骤然以之入文，便自觉鄙陋，把它删掉。这种人还配谈文吗？

所以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就是意思叫你把心头话用最适当最达意方法表出。识破此理，一概《作文讲话》皆不必读。

要紧看你有话可讲否？有话可讲，何必饰他？无话可讲，何必说他？有话可讲，何必修他？无话可话，何不丢他？说而不饰，丢而不修，是为天籁。

（《文饭小品》第6期，1935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