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的批评

Mendelsohn有“无辞之歌”，安徒生的“无画绘帖”，还有好些题目，如“没有听众的演讲”，“没有收信人之函牍”，都可做得十分出色，可惜没人做过。这还不在话下，只说庄子也有所谓“不言之辩”句，含有大道理在焉。这“不言之辩”，也就近乎“无字的批评”意思。

庄子的意思是说，世上道理讲不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越讲越支离破碎，于是报屁股上吵闹愈凶，双方投稿愈起劲，则问题愈不明白。所以说道可道，非道也。故有所谓不言之辩，让人去自家体会。所谓“体会”，也不过说平常读者胸中自有一点是非，也有见道之本领，常人虽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逻辑之训练，青红皂白却是懂得。所以这个体会两字，也不必说得像佛家“悟禅”，或如陆九渊“悟道”那样神秘。

在逻辑上之意义，所谓道可道非道也，也有很深的学理。因为道是浑浑噩噩的一片，经学者一分析，遂变成甲乙丙丁之各片面，而失其整个性，甲乙之下又各有一二三，道由是更加割裂破碎而失了本来面目。因为这一离开，狡者遂便于掩饰而成所谓饰词强辩，由是道越辩越吃亏。譬如日本侵东三省，欲为之强辩，也可以做成一篇很好的辩论文，由历史上、经济上、现实上，说明日本不得不占据沈阳、锦州之理由。纽约有著名的“外交研究会”，曾为此问题开会，会中就有某国际法律专家引经据典发挥一场，结论为“日本之占据沈阳并不违背国际公法”。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了悟辩之无益及分析的理论之靠不住了。那时我碰巧在座，所以在发言时，也不与辩，只说两句话：“依国际公法，日本占据沈阳是合法的，这业已经专家证明，料想不会错了。不过我向来很不敢相信律师。”意思是，若我们不用学者分析的理论，只用常人茶楼上评时事的说法，就用不着理论。日本占据沈阳是欺负人家，是想霸占人家，很清楚了，所以说道是浑浑噩噩的一片，而分析的理论常靠不住。这是庄子“不言之辩”的深义。

中国人向来不重逻辑，也就是这个缘故，凡事只凭直观。因为直观是整个的，非分析的，所以反而容易见出事理之是非，及道本来的面目。女人是没有理论而只有直观的，然而临了事急，我还是相信女人当机立断的主张，不相信男人。因为直观不离现实，整个局势全在把握。男人的主张虽有甲乙丙丁的理由，然而说甲时已忘了乙，说乙时又忘了丙，甲乙丙都可互相矛盾，而且心中已有主见，要列出甲乙丙以自慰并不难。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这个缘故。历朝建朝帝王，如朱元璋，如刘邦，都是市井无赖，因为无赖未读过书，只有直觉，而对付现实之本能反强于书生。只顾不管三七二十一，无赖干去，遂干出一帝王万世事业来。中国人知道理论靠不住，所以用“情”字来调和，不但言理，且兼言情。入情入理，则凡事不错。这是中国人思想原则之特征。

这且不在话下。庄子说“不言之辩”，现代人偏偏好辩。杂志及报屁股，专以骂人逢迎读者。据说批评很难，西方学者都这样说，然而今人都以为批评很容易。其所以难，就因为同是一个人，评人之短，未必即露出自己之长。而且批评者，既同是一个人，读者自要批评他一下，而自身就成了被批评之对象，不过对方未必答辩。多半读者，亦不为文辩之，只对某批评家得了一种印象，静默。这静默就叫做“无字的批评”。譬如有人在街上愤愤地说：“他妈的！放他的小驴大臭屁！他为什么骂人？”旁人就对他用了“无字的批评”。

又如有人站在台上说现今教员这国语甚坏。倘自己用的是教员的国语，大家惟有静默，这种静默中也就含有“无字的批评”。可惜不曾有人发现以非国语批评他人国语之妙法。否则倒是十分安稳。故以声辩声，不如以无声辩声。以言辩言，不如以无言辩言。

又有骂人不革命，消沉，住租界。读者心中总以为你自己为何不在江西打仗？这也是无声无臭无字的批评。

凡批评的文章，自身都脱不出文章的范围。那篇文章仍然免不了有眼光、见解、理论、气量、格调、动机，等等。眼光有高低，见解有深浅，理论有疏密，气量有宽狭，格调有雅俗，动机有诚伪。倘若那篇的眼光是卑下，见解是浅薄，理论是空泛，气量是偏狭，格调是浮躁，动机是鄙恶，就给人家一种印象，而受无字的批评。

可惜世人智慧去母猪不远，每不将自己算进去。以小品文表示“我憎小品文”，就屡见不鲜。然而诚如庄子所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自身既落了一个是非，又同是一个人，越揪打，本性越见，偏狭、浮躁、卑下、浅薄、鄙恶、滑头越暴露。即使满纸之乎也者，仁义廉耻，主义立场，世道士风，皆无用也。因为这些文章已受读者无字的批评。

尤有可惧者：倘若批评一错，认璞作石，指鹿为马，虽然无人与之辩，总留下一个痕迹。后人只消说某人认璞作石，某人认鱼目为珠，两三句话就可下定某人之批评。比如以近人为例，吴雨僧在民国廿二年反对白话，戴传贤在民国廿三年信佛。这无言之辩已是可怕。

（《人间世》第10期，1934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