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谑

One excellent test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I take to be the flourishing of the comic idea and comedy；and the test of true comedy is that it shall awaken thoughtful laughter.

——George Meredith: Essay On Comedy

我想一国文化的极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剧及俳调之发达，而真正的喜剧的标准，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

——麦烈蒂斯《喜剧论》

上篇

雅谑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雅谑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倘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雅谑——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雅谑也就跟着出现。如波斯之天文学家诗人荷麦卡奄姆，便是这一类的。“三百篇”中唐风之无名作者，在他或她感觉人生之空泛而唱“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之时，也已露出雅谑的态度了。因为雅谑只是一种从容不迫达观态度，郑风“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的女子，也含有雅谑的意味。到第一等头脑如庄生出现，遂有纵横议论捭阖人世之雅谑思想及雅谑文章，所以庄生可称为中国之雅谑始祖。太史公称庄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于老子，也无不可。战国之纵横家如鬼谷子淳于髡之流，也具有滑稽雄辩之才。这时中国之文化及精神生活，确乎是精力饱满，放出异彩，九流百家，相继而起，如满庭春色，奇花异卉，各不相模，而能自出奇态以争妍。人之智慧，在这种自由空气之中，各抒性灵，发扬光大。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格物穷理，各逞其奇。奇则变，变则通，故毫无酸腐气象。在这种空气之中，自然有谨愿与超脱二派，杀身成仁，临危不惧，如墨翟之徒，或是儒冠儒服，一味做官，如孔丘之徒，这是谨愿派。拔一毛以救天下而不为，如杨朱之徒，或是敝屣仁义，绝圣弃智，看穿一切如老庄之徒，这是超脱派。有了超脱派，雅谑自然出现了。超脱派的言论是放肆的，笔锋是犀利的，文章是远大渊放不顾细谨的。孜孜为利及孜孜为义的人，在超脱派看来，只觉得好笑而已。儒家斤斤拘执棺椁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与雅谑派。后来因为儒家有“尊王”之说，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与君王互相利用，压迫思想，而造成一统局面，天下腐儒遂出。然而雅谑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不能因君王道统之压迫，遂归消灭。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悠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雅谑派的道家思想。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雅谑派、超脱派、道家派的。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雅谑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老子庄生，固然超脱，若庄生观鱼之乐，蝴蝶之梦，说剑之喻，蛙鳖之语，也就够雅谑了。老子教训孔子的一顿话：“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夫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若是而已。”无论是否战国时人所伪托，司马迁所误传，其一股酸溜溜气味，令人难受。我们读老庄之文，想见其为人，总感其酸辣有余，温润不足。论其远大遥深，睥睨一世，确乎是真正comic spirit（说见下）的表现。然而老子多苦笑，庄生多狂笑，老子的笑声是尖锐的，庄生的笑声是豪放的。大概超脱派容易流于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到了愤与嫉，就失了雅谑温厚之旨。屈原贾谊，很少雅谑，就是此理。因谓雅谑是温厚的，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谓雅谑，机警犀利之讽刺，西文谓“郁剔”（wit）。反是孔子个人温而厉，恭而安，无适，无必，无可无不可，近于真正雅谑态度。孔子之雅谑及儒者之不雅谑，乃一最明显的事实。我所取于孔子，倒不是他的踧踖如也，而是他燕居时之恂恂如也。腐儒所取的是他的踧踖如也，而不是他的恂恂如也。我所爱的是失败时雅谑的孔子，是不愿做匏瓜系而不食的孔子，不是成功时年少气盛杀少正卯的孔子。腐儒所爱的是杀少正卯之孔子，而不是吾与点也雅谑自适之孔子。孔子既殁，孟子犹能诙谐百出，逾东家墙而搂其女子，是今时士大夫所不屑出于口的。齐人一妻一妾之喻，亦大有讽刺气味。然孟子亦近于郁剔，不近于雅谑。理智多而情感少故也。其后儒者日趋酸腐，不足谈了。韩非以命世之才，作论难之篇，亦只是大学教授之雅谑，不甚轻快自然，而雅谑非轻快自然不可。东方朔枚皋之流，是中国式之滑稽始祖，又非雅谑本色。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性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其结果，乃养成晋末成熟的雅谑之大诗人陶潜。陶潜的责子，是纯熟的雅谑。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他的《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

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我所以言此，非所以抑庄而扬陶，只见出雅谑有各种不同。议论纵横之雅谑，以庄为最，诗化自适之雅谑，以陶为始。大概庄子是阳性的雅谑，陶潜是阴性的雅谑，此发源于气质之不同。不过中国人未明雅谑之义，认为雅谑必是讽刺，故特标明闲适的雅谑，以示其范围而已。

庄子以后，议论纵横之雅谑，是不会继续发现的。有骨气有高放的思想，一直为帝王及道统之团结势力所压迫。二千年间，人人议论合于圣道，执笔之士，只在孔庙中翻筋斗，理学场中检牛毛。所谓放逸，不过如此，所谓高超，亦不过如此。稍有新颖议论，超凡见解，即诬为悖经叛道，辩言诡说，为朝士大夫所不齿，甚至以亡国责任，加于其上。范宁以王弼何晏之罪，近于桀纣，认为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都应嫁罪于二子。王乐清谈，论者指为亡晋之兆。清谈尚不可，谁敢复说绝圣弃智的话？二千年间之朝士大夫，皆负经世大才，欲以佐王者，命诸侯，治万乘，聚税敛，即作文章抒悲愤，尚且不敢，何暇言讽刺？更何暇言雅谑？朝士大夫，开口仁义，闭口忠孝，自欺欺人，相牵为伪，不许人揭穿。直到今日之武人通电，政客宣言，犹是一般道学面孔。祸国军阀，误国大夫，读其宣言，几乎人人要驾汤武而媲尧舜。暴敛官僚，贩毒武夫，闻其演说，亦几乎欲愧周孔而羞荀孟。至于妻妾泣中庭，施施从外来，孟子所讥何人，彼且不识，又何暇学孟子之雅谑？

然雅谑究竟为人生之一部分。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归灭亡。议论纵横之雅谑，既不可见，而闲适怡情之雅谑，却不绝的见于诗文，至于文人偶尔戏作的滑稽文章，如韩愈之送穷文，李渔之逐猫文，都不过游戏文字而已。真正的雅谑，学士大夫，已经是写不来了。只有在性灵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时可发见很雅谑的议论文，如定益之论私，中郎之论痴，子才之论色等。但是正统文学之外，学士大夫所目为齐东野语稗官小说的文学，却无时无刻不有雅谑之成分。宋之平话，元之戏曲，明之传奇，清之小说，何处没有雅谑？若《水浒》之李逵，鲁智深，写得使你时而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时而哭不得笑不得，远超乎讽谏褒贬之外，而达乎雅谑同情境地。《西游记》之孙行者，猪八戒，确乎使我们于喜笑之外，感觉一种热烈之同情，亦是雅谑本色。《儒林外史》几乎篇篇是摹绘世故人情，雅谑之外，杂以讽刺。《镜花缘》之写女子，写君子国，《老残游记》之写玙姑，也有不少启人智慧的议论文章，为正统文学中所不易得的。中国真正雅谑文学，应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犹如中国最好的诗文，亦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

中篇

因为正统文学不容雅谑，所以中国人对于雅谑之本质及其作用没有了解。常人对于雅谑滑稽，总是取鄙夷态度，道学先生甚至取嫉忌或恐惧态度，以为雅谑之风一行，生活必失其严肃而道统必为诡辩所倾覆了。这正如道学先生视女子为危险品，而对于性在人生之用处没有了解，或是如彼辈视小说为稗官小说，而对于想象文学也没有了解。其实雅谑为人生之一部分，我已屡言之，道学家能将雅谑屏弃于他们的碑铭墓志奏表之外，却不能将雅谑屏弃于人生之外。人生是永远充满雅谑的，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的。即使是在儒者之生活中，做出文章尽管道学，与熟友闲谈时，何尝不是常有俳谑言笑？所差的，不过在文章上，少了雅谑之滋润而已。试将朱熹所著《名臣言行录》一翻，便可见文人所不敢笔之于书，却时时出之于口而极富雅谑味道。试举一二事为例：

（赵普条）太祖欲使符彦卿典兵，韩王屡谏，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上不听，宣已出。韩王复怀之请见。上曰，卿苦疑彦虚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能负朕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此是洞达人情之上乘雅谑。

昭宪太后聪明有智度，尝与太祖参决大政。及疾笃，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与太后之余庆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系柴氏使幼儿主天下耳。

太祖所言，全是道学话，粉饰话。太后却能将太祖建朝之功抹杀，而谓系柴氏主幼不幸所造成。这话及这种见解，正像萧伯纳令拿破仑自述某役之大捷，全系其马偶然寻到摆渡之功，岂非揭穿真相之上乘雅谑？

关于雅谑之解释，有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伯拉图、康德、哈勃斯（Hobbes）、伯克森、弗劳特诸人之分析。伯克森所论，不得要领，弗劳特太专门。我所最喜爱的，还是英小说家麦烈蒂斯在剧论中的一篇讨论。他描写俳调之神一段，极难翻译，兹勉强粗略译出如下：

假使你相信文化是基于明理，你就在静观人类之时，窥见在上有一种神灵，耿耿的鉴察一切……他有圣贤的头额，嘴唇从容不紧不松的半开着，两个唇边，藏着林神的谐谑。那像弓形的称心享乐的微笑，在古时是林神响亮的狂笑，扑地叫眉毛倒竖起来。那个笑声会再来的，但是这回已属于莞尔微笑一类的，是和缓恰当的，所表示的是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而不是胡卢笑闹。常时的态度，是一种闲逸的观察，好像饱观一场，等着择肥而噬，而心里却不着急。人类之将来，不是他所注意的；他所注意的是人类目前之老实与形样之整齐。无论何时人类失了体态，夸张，矫揉，自大，放诞，虚伪，炫饰，纤弱过甚；无论何时何地他看见人类懵懂自欺。淫侈奢欲，崇拜偶像，作出荒谬事情，眼光如豆的经营，如痴如狂的计较，无论何时人类言行不符，或倨仿不逊，屈人扬己，或执迷不悟，强词夺理，或夜郎自大猩猩作态，无论是个人或是团体；这在上之神就出温柔的谑意，斜觑他们，跟着是一阵如明珠落玉盘的笑声。这就是俳调之神（The comic spirit）。

这种的笑声是和缓温柔的，是出于心灵的妙悟。讪笑嘲谑，是自私，而雅谑却是同情的，所以雅谑与谩骂不同。因为谩骂自身就欠理智的妙悟，对自身就没有反省的能力。雅谑的情境是深远超脱，所以不会怒，只会笑。而且雅谑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渗透。麦烈蒂斯说得好，能见到这俳调之神，使人有同情共感之乐。谩骂者，其情急，其辞烈，惟恐旁观者之不与同情。雅谑家知道世上明理的人自然会与之同感，所以用不着热烈的谩骂讽刺，多伤气力，所以也不急急打倒对方。因为你所笑的是对方的愚鲁，只消指出其愚鲁便罢。明理的人，总会站在你的一面。所以是不知雅谑的人，才需要谩骂。

麦烈蒂斯还有很好的关于雅谑嘲讽的分辨。

“假使你能够在你所爱的人身上见出荒唐可笑的地方而不因此减少你对他们的爱，就算是有俳调的鉴察力；假使你能够想象爱你的人也看出你可笑的地方而承受这项的矫正，这更显明你有这种鉴察力。”

“假使你看到这种可笑，而觉得有点冷酷，有伤忠厚，你便是落了嘲讽（Satire）的圈套中。”

“但是设使你不拿起嘲讽的棍子，打得他翻滚叫喊出来，却只是话中带刺的一半褒扬他，使他自己苦得不知人家是否在伤毁他，你便是用揶揄（Irony）的方法。”

“假使你只向他四方八面的奚落，把他推在地上翻滚，敲他一下，淌一点眼泪于他身上，而承认你就是同他一样，也就是同旁人一样，对他毫不客气的攻击，而于暴露之中，含有怜惜之意，你便是得了雅谑（Humour）之精神。”

麦烈蒂斯所论雅谑之本质已经很透辟了。我尚有补充几句，就是关于中国人对于雅谑的误会。中国道统之势力真大，使一般人认为雅谑是俏皮讽刺，因为即使说笑话之时，亦必关心世道，讽刺时事，然后可成为文章。其实雅谑与讽刺极近，却不定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雅谑。欲求雅谑，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雅谑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净中带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斗胜，亦不似郁剔之出于机警巧辩。雅谑的文章在婉约豪放之间得其自然，不加矫饰，使你于一段之中，指不出那一句使你发笑，只是读下去心灵启悟，胸怀舒适而已。其缘由乃因雅谑是出于自然，机警是出于人工。雅谑是客观的，机警是主观的。雅谑是冲淡的，郁剔讽刺是尖利的。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悦，用轻快笔调写出，无所挂碍，不作烂调，不忸怩作道学丑态，不求士大夫之喜誉，不博庸人之欢心，自然雅谑。

（《论语》第33期，1934年1月16日）

下篇

雅谑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西文所谓雅谑刊物，大都是偏于粗鄙笑话的，若《笨拙》《生活》，格调并不怎样高。若法文Sourire英文Ballyhoo之类，简直有许多“不堪入目”的文字）。在狭义上，雅谑是与郁剔、讥讽、揶揄区别的。这三四种风调，都含有笑的成分。不过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种的不同，又笑之立意态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有的是和缓，有的是鄙薄，有的是同情，有的是片语解愿，有的是基于整个人生观，有思想的寄托。最上乘的雅谑，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如麦烈蒂斯氏所说，是属于“会心的微笑”一类的。各种风调之中，雅谑最富于情感，但是雅谑与其他风调同使人一笑，这笑的性质及雅谑之技术是值得讨论的。

说雅谑者每追源于亚里斯多德，以后伯拉图、康德之说皆与亚氏大体相符。这说就是周谷城先生（《论语》廿五期《论雅谑》）所谓“预期的逆应”，就是在心情紧张之际，来一出人意外的下文，易其紧张为和缓，于是脑系得一快感，而发为笑，康德谓“笑是紧张的预期忽化归乌有时之情感”。无论郁剔及狭义的雅谑，都是这样的。弗劳特在“郁剔与潜意识之关系”一书引一例甚好：

某穷人向其富友借二十五元。同日这位朋友遇见穷人在饭店吃一盘很贵的奶浆沙罗门鱼。朋友就上前责备他说：“你刚来跟我借钱，就跑来吃奶浆沙罗门鱼。这是你借钱的意思吗？”穷人回答说：“我不明白你的话。我没钱时不能吃奶浆沙罗门鱼，有钱时又不许吃奶浆沙罗门鱼。请问你，我何时才可以吃奶浆沙罗门鱼？”

那富友的发问是紧张之际，我们同那穷人同情，以为他必受窘了，到了听穷人的答语，这紧张的局面遂变为轻松了。这是笑在神经作用上之解说。同时另有一说，也是与此说相符的，就是说，我们发笑时，总是看见旁人受窘或遇见不幸，或做出粗笨的事来，使我们觉得高他一等，所以笑。看人跌倒，自己却立稳，于是笑了，看人栖栖皇皇热中名利，而自己却清闲超逸，于是也笑了。但是假如同作京官而看同级的人擢升高位，便只有眼红，而不会发笑；或者看他人被屋压倒而祸将及身，也只有惊惶，不会发笑。所以笑之发源，是看见生活上之某种失态而于己身无损，神经上得一种快感。常人每好读骂人的文章，就是这样道理。或是自述过去受窘的经过，旁人未有不发笑。然在被笑者，常是不快的，所以有所谓老羞成怒之变态。雅谑愈泛指世人的，愈得各方之同情，因为在听者各以为未必是指他个人，或者果指他一阶级，他也未必就是这阶级中应被指摘之分子。例如《论语》骂京官，京官读了仍旧可以发笑，或者骂大学教授，“温故”讲义而四处“支薪”，大学教授也可以受之无愧，因不十分迫近本身也。所以两方争辩，愈涉及个人，如汪精卫与吴稚晖之对骂，愈不雅谑，而易渗入酸辣成分；反之，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雅谑本色。

在这由紧张达到和缓的转变，其中每有出人意外（即“逆应”）的成分。其陡转的工夫，或由于字义之双关（此系最皮毛之雅谑，但也有双关得机警自然，实在佳妙的），有的是出于无赖态度（如上举穷人一例），有的是由于笑话中人的冥顽，有的是由于参透道理，看穿人情。大概此种陡转，出于慧心，如公孙大娘舞剑，如天外飞来峰，没有一定的套板。善诙谐者，自出机智。如（Lloyd George）一次在演讲，有女权运动家起立说，“你若是我的丈夫，我必定给你服毒。”演讲者对口应曰：“我若是你的丈夫，我定把毒吃下。”这种地方，只在人随机应变。无盐见齐宣王愿备后宫，实在有点无赖，也是一种雅谑。然无赖，或胡闹，易讨人厌。好的雅谑，都是属于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于言人所不敢言。世人好说合礼的假话，因循不以为怪，至一人阐发真理，将老实话说出，遂使全堂哗笑。这在弗劳特解释起来，是由于吾人神经每受压迫抑制（inhibition），一旦将此压迫取消，如马脱羁，自然心灵轻松美快，而发为笑声。因此雅谑每易涉及猥亵，就是因为猥亵之谈有此放松抑制之作用。在相当环境，此种猥亵之谈是好的，宜于精神健康。据我经验，大学教授老成学者聚首谈心，未有不谈及性的经验的，所谓猥亵非礼，纯是社会上之风俗问题，在某处可谈，在某处不可谈。英国中等阶级社交上言辞之束缚，每比贵族阶级更甚。大概上等社会及下等社会都很自由的，只有读书的中等阶级最受限制。又法国所许的，在英国或者不许，英国所许的，中国人或者不许。时代也不同，英国十七世纪就有许多字面令人所不敢用的，莎士比亚时代也是如此，但现代人之心灵不定比莎士比亚时人清洁，性之运用反益加微妙了。在中国，如淳于髡答齐威王谓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问他既然一斗而醉，何以能饮一石，淳于髡谓在皇上侍侧一二斗便醉；若有男女杂坐，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可八斗而醉；及“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乐甚，可饮一石”。这段虽然不能算为猥亵，但可表示所谓取消神经抑制，及雅谑滑稽每易流于猥亵之理。张敞为妻画眉，上诘之，答曰夫妇之间，岂但画眉而已，亦可表示雅谑。使人发笑，常在撇开禁忌，说两句合情合理之话而已。

这种说近情话的滑稽，有数例为证。德国名人Keyserling编著《婚姻书》邀请各国名家撰论，并请萧伯纳作一文关于婚姻的意见。萧伯纳回信说，“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时，没有能老实说他关于婚姻的意见的。”一语破的，比书中长篇大论精彩深长，Keyserling即将该句列入序文中。相传有人问道家长生之术，道士谓节欲无为，餐风宿露，戒绝珍肴，不近女人，可享千寿。其人曰，如此则千寿复有何益，不如夭折，亦是一句近情的话。西洋有一相类故事，谓某塾师好饮，饮必醉，因此没有生徒，潦倒困顿。有人好意规劝他说：“你的学问很好，只要你肯戒饮，一定可以收到许多生徒。你想对不对？”那塾师回答道：“我所以收生徒教书者，就是为要饮酒。不饮酒，我又何必收生徒呢？”

以上所举的例，可以阐明发笑之性质与来源，是都属于机智的答辩，是归于郁剔滑稽一门的。在成篇的雅谑文字，又不同了，虽然他使人发笑的原理相同。雅谑小品，并非此种警句所合成的，不可强作，亦非能强作得来。现代西洋雅谑小品极多，几乎每种普通杂志，要登一二篇雅谑小品文。这种小品文，文字极清淡的，正如闲谈一样，有的专用土白俚语作评，求其淡入人心，如wiIl Rogers一派，有的与普通论文无别，或者专素描，如Stephen Leacock，或者是长议论，谈人生，如G.K.Chesterton或者是专宣传主义如萧伯纳。太半笔调皆极轻快，以清新自然为主。其所以别于中国之游戏文字，就是雅谑并非一味荒唐，既没有道学气味，也没有小丑气味。是庄谐并出，自自然然畅谈社会与人生，读之不觉其矫揉造作，故亦不厌。或且在正经处，比通常论文更正经，因其较少束缚，喜怒哀乐皆出之真情。总之西洋雅谑文大体上就是小品文别出的一格。凡写此种雅谑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笔调之外，必先有独特之见解及人生之观察。因为雅谑只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在写惯雅谑文的人，只成了一种格调，无论何种题目，有相当的心境，都可以落笔成趣了。这也是一句极平常的话，犹如说学诗，最要是登临山水，体会人情，培养性灵，而不是仅学押平仄，讲蜂腰鹤膝等末技的问题。

因此我们知道，是有相当的人生观，参透道理，说话近情的人，才会写出雅谑作品。无论那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雅谑的滋润的。没有雅谑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其结果必有天下相率而为伪的生活与文章，也必多表面上激昂慷慨，内心上老朽霉腐，五分热诚，半世麻木，喜怒无常，多愁善病，神经过敏，歇斯的利，夸大狂，忧郁狂等心理变态。《论语》若能叫武人政客少打欺伪的通电宣言，为功就不小了。

（《论语》第35期，1934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