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八弊

（上）

济颠诗：“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虽是济公晚年自道圆寂胜景，却也未尝不可拿来做现代中国影子。上二句是应现在六十年来狼藉之势，下二句能否应了将来，却要看中国人灵魂收拾得来与否，收拾不来，恐是长此狼藉下去，不必说西天乐土无份，就是眼前水连天碧也没福消受了。我想文化之极峰没有什么，就是使人生达到水连天碧一切调和境地而已。我生不逢辰，处此扰攘之秋，目所睹是狼藉之象，耳所闻是噪嚣之音，想国事至于此极，我同胞的心灵已经混乱了，柔肠已经粉碎了，神志已失其平衡，遂时时有颠倒梦呓之言，躁暴狂悖之行了。所以“东壁打到西壁”可以形容政治，也可以形容文学，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何一非混揪混打尔诈我虞之举动。好像一人走了魔一样，魂灵已离躯壳，躯壳只做些无谓的抽抖而已。指天画地，忽哭忽笑，喜怒反常，好恶无定。忽而装腔作势，自欺欺人，忽而悒悒终日，垂头丧志。因此国中的思想忽而复古，忽而维新，所复的是最迂腐的古，所维的是最皮毛的新。好比一人发寒瘟，冷一阵，热一阵，冷得像入冰山，热得像上油锅。这样子元气怎能不消耗，身子怎能不虚弱下去呢？我国人的神志既然这样纷乱，自然早已失了中国文化所重“事理通达心地和平”的精神，及希腊文化所重的sweet reasonableness。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不能有伟大的创作。一人的神灵四分五裂，只有冲突，没有调和，怎能有伟大的创作出现？我看这个时期应当是批评的时期，做些斩芟芜秽推陈出新的工作，最为重要。然仅此批评的工作，亦非恢复“事理通达心地和平”的境地不可。到于今人心理，所以这样不宁，本也难怪。一则，受政治的影响，国强则礼盛，国弱则礼衰。今日不论政治、社会、文学、舆论，那里有一种是非公理。是非既泯，公理既灭，于是人心也乱了。人心既乱，于是失了大国风度，自暴自弃，相轻相蔑，容易迁怒于人，而发生东壁打到西壁，乱嚷乱滚不得安静情状。二则，潮流太复杂，处此东西交汇青黄不接之时，融会古今，贯通中外，谈何容易？此种批评，岂是人人做得来？做不来又偏偏不能不做。譬如女子烫发与梳髻孰美，男人卫生衣与短衫孰便，一举一动之微，都无意中含了中外的比较。据此种日常琐碎一言一行之微，概括起来，于是不是复古，便是维新，不是国粹，便是新学，各有成见派别了，对此东西文化问题也就交代过去了。殊不知文化批评，那里如此简单。表扬文化，岂在梳髻改服？风筝岂能救国，打拳何关国防？只因服之短长，髻之形样，武人尚看得到，信手拈来，禁止提倡，博个关心风化的美名罢了。如此批评文化，更难搔着痒处。三则感情过于冲动，主见难于捐除。大家都是黄帝子孙，谁无种族观念？眼见国家事事不如人，胸中起了角斗。一面想见贤思齐，力图改革，一面又未能忘情固有文物，又求保守。此种保守心理，出于至情，一半为国，一半为己，争点体面。保守自信与见贤思齐两种心理，都未可厚非。不过保守自信易流于抱残守缺，顽固迂腐，两者相去，间不容发，一不小心，便入迷途；见贤思齐又易流于盲目崇拜，趋新骛奇，彼此之间，岂易鉴别？难矣哉，批评乎！中智以上的人既然失了主裁，心志未定青年，遂亦歧途观望。再加以上所谓国乱心危，人人着急，遂发生此两相成之普遍的“自大狂”与“忧郁狂”。是非颠倒，好恶反常，蝉翼为重，千钧为轻，其情急以哀，其辞激以怨。所见于文，方巾作祟，猪肉薰人，或为西崽口吻，或为袍笏文章，既非真正现代批评，又全非古来明理达情面目了。收拾归来，谈何容易？剪纸招魂，良非得已。林子有鉴于是，欲抒愚见，以箴其失，作今文八弊：（一）方巾作祟，猪肉薰人。（二）随得随失，狗逐尾巴。（三）卖洋铁罐，西崽口吻。（四）文化膏药，袍笏文章。（五）宽己责人，言过其行。（六）烂调连篇，辞浮于理。（七）桃李门墙，丫头醋劲。（八）破落富户，数伪家珍。

（《人间世》第27期，1935年5月5日）

（中）

（一）方巾作祟，猪肉薰人——有虚伪的社会，必有虚伪的文学；有虚伪的文学，也必有虚伪的社会。中国文章最常见“救国”字样，而中国国事比任何国糊涂；中国政客最关心民瘼，而中国国民创伤比任何国剧痛。

因而发生尔诈我虞上下欺罔之通电式文章，其势力所及足以影响于普通论文。实则中国政治之腐败，一半是文学标准之错误。大家养成一种说老实话的习惯，行为也可诚实一点。大概人之常情，道心愈微，道貌愈酷，文章也愈矫，所以道学假面具不拆下，魑魅魍魉必横行于世。譬如要人辞职，或因主张不行，或因意见相左，在头脑简单的洋人老实说出，也可过去，但在中国要人，必托以病。夫托以病，便有不可告人之隐，邪正得以混淆而是非莫辨矣。贪官污吏固然可以藏垢纳污，避免举发，而忠直者也隐其苦衷，不得大白于世。在面子至上主义的中国人，当然以为宣布隐衷，必伤人情面，然在健全诚实的社会，意见相左，有何不可说得？其病还在中国社会不容人说老实话罢了。即此一端，已可概见中国社会之尚虚伪了。这不过是文字应有之一端而已。我想此种虚伪的文风不改变，人人可以开口仁义，闭口尧舜，政治的混乱黑暗，也无法澄清。所以文学革命之目标，也不仅在文字词章，是要使人的思想与人生较接近，而达到诚实较近情的现代人生观而已。政治之虚伪，实发源于文学之虚伪，这就是所谓“载道派”之遗赐。原来文学之使命无他，只叫人真切的认识人生而已，你说这“人生”就是“道”也无不可，但持此“载道”招牌，必至连文学也懵懂起来。汉儒解三百篇是最好的例。三百篇大好情歌，经过腐儒一解，“关关雎鸠”，也变成美后妃之德周南之化了。袁子才问得好，文王何以不思太王而思后妃？孔子何以不思鲁君而思狂简小子？识得此理，便知子才文学观念比现代革命文人近情多了。此种载道观念，在往时足使文人抹杀小说之文学价值，视为稗官小道，难登大雅之堂。其在现代，足使人抹杀雅谑小品之价值，或贬雅谑在讽刺之下。雅谑而强其讽刺，必流于寒酸，而失温柔敦厚之旨，这也是雅谑文学在中国发展之一种障碍。必有人敢挨骂，做些幽深淡远无所谓的雅谑文品，替雅谑争个独立地位，然后可稍减道学派之声势。今人言宣传即文学，文学即宣传，名为摩登，实亦等吃冷猪肉者之变相而已。载道文人，必欲一颦一笑，尽合圣道，吃牛叭而思耒耜，闻蛙声而思插秧，世间岂有是理？揣其为人，必终日正襟危坐，一闻花香，便惧丧志，一听鸟语，便打寒噤，偶谈两句笑话，则虑其亡国，一读抒怀小品，便痛其消闲。舒梦兰写清朝俗儒形相，正是今日文人的影子。他们讥濂溪之爱莲为“留心小草”，鄙渊明之游山为“不孝不慈”，怪李白之纵酒赋诗为“昧于明哲”，詈香山之挟伎侑酒为“伤教败俗”，必欲毁《琵琶记》之书版，拆庐山草堂之遗址，才可以正人心而息邪说。“彼其中庸之貌，木讷之形，虽孔子割鸡之戏言，孟子齐人之讽谕，皆犹似有伤盛德，不形诸口。若第以粗迹观之，即古圣先贤，犹恐不逮，我何人而敢不敬，敢不畏，敢不色沮气丧，言动皆失其常度乎？”此种流风，其弊在矫，救之之道，在于近情。

（二）随得随失，狗逐尾巴——文人最要在通情达理，竖起脊梁，立定脚跟，又须稍顾廉耻，勿专投机。凡事只论是非，勿论时宜。若是心头不定，东张西望，今年鸡年，明年狗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忙够不了，过后自思，当亦咥然其笑。美国国民浮薄，英国国民稳重，就在这一点可以看出。现代中国人，还是近于美国派吧。我想文人肯好学深思，多用头脑，凡事求个彻底，看得真透，也可以稍稍纠正此种毛病。以前大众语之争，“海派”文人喊得震天响，北平文人早已看穿葫芦中是卖何药，置若罔闻。所以沈从文批评一句话，叫做：大抵北平作者“年纪大一点，书读多一点”所致，可谓切中要害。大抵人书读得多，便不易为新说所摇动。古来文学潮流递变，道理却是一样。即如文学是宣传，宣传是文学一说，虽然是崭新苏俄的革命理论，其文学立场却和十九世纪中叶之法国文学一般无二，知彼知此，较量一下，也就不易为危言所耸动了。今人所要在不落伍，在站在时代前锋，而所谓站在时代前锋之解释，就是赶时行热闹，一九三四年以一九三三为落伍，一九三五又以一九三四为落伍，而欧洲思想之潮流荡漾波澜回伏，渺焉不察其故，自己卷入漩涡，便自号为前进。其在政治，如法西斯蒂在欧洲文明进化史上为前进为退后，都未加以思考。其在文学，今日介绍波兰诗人，明日介绍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

（三）卖洋铁罐，西崽口吻——今人既赶时髦，生怕落伍，于是标新立异，竞角摩登。雅谑译西洋本音则争相仿效，小品文忘记译为“凡米利亚爱赛”则起而诋毁。小品文以闲适笔调抒情说理，中外何别，乃翻译西洋小品则曰介绍西洋文化，勾稽中国小品，则曰搬卖臭铜烂铁。推其心理又系耻为华人，此种态度，何足言批评中西文化，又何足建树现代人生观？如此服侍洋大人，必恭必敬，只取洋大人之厌鄙，终身为西崽可耳，岂能一日自作主人翁？吾国文化，自应改良，然一言故旧，则詈为封建，一谈古书，则耻为消闲，只好来生投胎白种父母耳。谈古书固然消闲，然在中国读西班牙诗歌及巴尔干小说，岂便忙人所应为？又譬如医道，以西洋爱克斯光与中国阴阳五行之说相较，自然西医归入科学，中医归入迷信，与“卜星相”合为一门，理甚相宜。然一味不察，只詈其迷信，亦非所宜。倘加以深究，其中自有是非可言。若水火相克之说，肝火上生则压以水，胃土积滞则疏其气，说法虽乖，功效实同。又如金鸡纳霜是树皮，高丽人参也是树根，不得因其物有中外而分其新旧，如此将来中外医理才有打通互相发明之希望。故无论何门，读书必通，通则化。读书何为，所以供我驱使，一入门户之见，便失了自主，苦痛难言，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称摩登，甚至不问中国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历史地”为形容词，“历史地的”为状词，以模仿英文之historic-al-ly，拖一西洋辫子，然则“快来”何不因“快”字是状词而改为“快地的来”？此类把戏，只是洋场孽少的怪相，谈文学虽不足，当西崽颇有才。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

（四）文化膏药，袍笏文章——所谓西洋文化，有一端吾人颇可仿效，就是：制牙膏说牙膏话，做皮匠说皮匠话。吾人制牙膏必曰“提倡国货”，炼牛皮必曰“实业救国”。于是放风筝亦救国，挥老拳亦救国，穿草鞋亦救国，读经书亦救国，庸医自荐，各药乱投，如此救国，其国必亡，不亡于病，而亡于药。吾国如要得救，各人将手头小事办好，便可救得。今舍小就大，贪高骛远，动辄以救国责人。比方《论语》提倡雅谑，也不过提倡雅谑而已，于众文学要素之中，注重此一要素，不造谣，不脱期，为愿已足，最多希望于一大国中各种说官话之报之外有一说实话之报而已，与救国何关？《人间世》提倡小品文，也不过提倡小品文，于众笔调之中，看重一种笔调而已，何关救国？吾甚愿人人将手头小事办好，少喊救国，学江湖郎中卖文化膏药，国始有救。此种流风，其弊在空，救之之道，在于行。

（《人间世》第28期，1935年5月20日）

（下）

（五）宽己责人，言过其行——人之常情，道心愈微，道貌愈酷，上边已经说到。在比较通情达理的古代社会，儒家也是以严于律己宽于责人为君子之德。故君子不责人以死，因为知恶死为人之常情，设身处地，也未敢自信必能慨然就义。“我亦人也，彼亦人也，我何胜于彼哉？”这样一想，心地就谦和一点，“何难以一死了之”的话头，也就不容易见于笔端了。其实将来大义所在真能以死了之的，还是这些不愿责人以死的人。世上有这样的奇事：言论愈狂放者，其持躬愈谨，治身愈严，而言论迂阔，好以小过责人，必欲人人如夷齐孔孟者，反是一般夸躁的轻狂子弟。遂其愿，不惜谀死佞生，不遂其愿，不惜丑辞诋毁者，也是这班道学小人。在文学史上，我们看见最放诞不羁的莫如金圣叹，名为圣叹，固圣人之所当叹矣。然能反对苛捐杂税，为民请命，到因哭庙就义大快而死的，还是金圣叹，并不是以“震惊先帝在天之灵”，陷金于死的卫道忠臣朱抚院。故世人或言过其行，或行过其言。若郑板桥欲为厉鬼击人之脑，此则一般吏宦所不敢出诸口见诸文者，但若谓一般吏宦之高风亮节在板桥之上，则吾决不敢信。余如眉公之焚儒冠儒服，子才之收女弟子，中郎之想要短命妾，东坡之以诗得谤，居易之挟妓饮酒，类皆有伤风败俗之行，放诞不经之谈，正士切齿，仁人寒心。其为文“言有觞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因此或放逐岭外（东坡），或割喉狱中（卓吾），或逍遥山林（眉公），或致仕而卒（居易）。然察其大节细行，都不是常人所能及。一旦任政临民，都能为民父母，临去攀舆载道（中郎、子才），又绝非咿唔孔孟翼道先生所易得到的政声。所以察人之忠奸邪正，只可求之于风骨，不可求之于言辞，可求之于细行，不可求之于诗文。今日文人求一不关心民瘼者几不可得，求一不愿救国者亦不可得，然纸上谈兵，关心愈切而疮痍愈深，文调愈高而国愈不可救，总因文人言过其行，视文章如画符而已。且宽己责人，以谩骂为革命，以丑诋为豪杰，以成一种叫嚣之风，还都是欠反求诸己的一点修养工夫罢了。难道你骂我，我骂你，中国就真会兴起来吗？下焉者，且不惜化名投稿，散布谣言，一以扬己，一以攻人。我真不相信此风一成，中国文学遂会变成“革命的”、“革命底”以至“革命地的”了。故骂人也有君子小人之道。本来卓吾也骂人，轻狂子弟亦骂人，或者欲学卓吾，而实为轻狂。卓吾讥先哲，轻狂子弟亦讥先哲，然卓《藏书》攻君子之短，而不没小人之长。攻君子之短，轻狂子弟学得来，不没小人之长，轻狂子弟却万万学不来也。驾之道精微矣！徐芳《悬榻编》记“李卓吾让骂者”一节说：“或曰：‘卓老生平骂人，乃不许人骂，可谓恕乎？’愚山子曰：‘有卓老眼者，骂卓老可也，世人之骂卓老者，皆卓老之所谓子何人斯者也。’”此种流风所至，其弊在轻薄，救之之道，在恕。

（六）烂调连篇，辞浮于理——文人通病，在于空，在于懒，空懒而又不肯舍笔从商，遂不能不摭拾陈言，完成篇章。且文章如时装，文人求入时。文之不能不变，犹时装之不能不改。“五四”时代有“五四”时代之文，普罗时代有普罗时代之文，美丑虽不同，风行却是一样的。新潮之文勇往迈进，创造之文激越感伤，语丝之文清新委婉，普罗之文诘屈欧化。青年在中学时期读其刊物，而文笔不期然而然受其同化，按响传声，观场逐队，所不能免。然各种体调，虽有本源，一旦风行，遂成滥调。今日文坛正承普罗文学绝盛时代之余波末流。今日写作之人，许多五六年前在中学念书时代，故此种烂调，一时不易洗尽。通篇文句，仿效西洋，无一句像中国话，名为前进摩登，实则食洋不化。如“玻璃打破”曰“玻璃被打破”，仿英文之受动语气；“竞争市场”曰“竞争着市场”，仿英文之分词体例；“革命的”曰“革命底的”，仿英文之状词语尾；“人”曰“人们”，仿英文之单复分别。甚而狗屁不通，“听爸爸的话”曰“接收父亲的意见”，“作者书商”曰“从事书工作的人”。呜呼，其可以已矣乎？至于行文，同为记游，叙事写景之余，加两句“时代不景气的轮齿已经迈进到农村了”即为前进意识。同为谈古书，鉴别版本之余，加两句“他们的思想为他们的生活的所决定，这种士大夫阶级的艺术必然无疑底的要没落而不能保全它的存在了”，便是革命情调。想文学革命，本为推翻陈言，陈言烂调，新旧无别。陈言不去，何能见清新平淡的白话文？故必如小修所云“黜虚文，求实用，舍皮毛，见神骨，去浮理，揣人情”。然后文字可以复归于雅驯。此种流风所至，其弊在滥，救之之道，在清新。

（七）桃李门墙，丫头醋劲——文人之分门别户与政客之植党营私相同。惟党派在政治为必然之组织，门户之见，在文学必昧一时之是非。门户一成，惟有汝我，没有是非，党同伐异，互相攻讦，揪作一团，打给武人看开心。甚至为私人豢养，拿枝笔杆，换碗米汤，虽然笔下仪态万千，中夜问心，能无自愧？即使非为拿津贴，亦常走入利害之见。利害之心重，则是非之心昧。求其刚正不阿，狷介自持，就事论事，见理明心者，就真不容易了。我们何贵乎文学，也不过借文字之发表，可以斩除枝蔓的思想，使理日益明而见日益真罢了。一开门户之见，公论遂成为私人之武器，批评成为意气之发泄。理论愈高阔，是非愈混淆，真是无补于事，仅可以“覆瓿”而已。人生本多孽障，文人何苦多增一层烦网，多添一重公案？况且门户必有领袖，领袖必有幕僚，幕僚必有喽罗，喽罗又必有小喽罗，沦至于此，真不若不识之无为干净了。此种流风所至，其弊在婢，救之之道，在自我。

（八）破落富户，数伪家珍——不肖子弟，内不能兴旧业，外不能振家声，日数伪家珍以炫人，为识者所笑。世事物极必反，有食洋不化之洋场孽少，也必有自欺欺人之迂腐故老，以变法为亡国，以改进为灭种。对近代既无认识，对古代尤无真知，只要以复古尊孔博关心风化维持道德之美名。其实彼辈所关心的都是他人的风化，所维持的也是他人的道德。别墅十万元，而大夸中国民族俭仆之风；娇妾三十余，而独悲摩登女子荡检之行；洋装少年以硝镪水射女子华服，自认为提倡孔教；国家大吏逐再嫁寡妇出境，自认为纠正末俗。甚而不分青红皂白，禁止男女同座，提供小学读经，推类至尽，非把女子重复裹足不可。礼教果必如此始得维持，则礼教之灭亡可必。如此尊孔复古，则古愈复愈不得青年信仰。也不想想，中国人因孔教而知礼义忠信，而西人本无礼教，何以也知礼义忠信，且其礼义忠信，常远在华人之上？也不问问，何以礼义之邦贪官污吏多于夷狄之国？又何以二千年谈礼谈义谈忠谈信之结果，人命犹如草芥，百姓犹在水深火热之中，有明以至现在贪官污吏，擢发难数，到今各地司法保安行政，犹有万万不可令外人知道之野蛮状态？若曰欧风东渐人心大变，岂是工部局西人传染与我市政府此贪污之恶习？还是邮局海关西洋职员秘传贿赂之新方？还是故宫宝物的大员，习了西洋博物院学，始得盗宝的秘诀？岂非原因在吾国向无法治，能知礼义忠信之廉吏，固然知道歌颂，而不礼不义不忠不信之官僚，则无法枪毙，犹得逍遥法外，事成可以扶摇直上，事败可以退居华屋，翻印佛经，或周游列国，考察教育？故舍法治而言礼义忠信，冀以激贪官之道义，而发盗宝者之天良，而谓从此政府可以廉洁，国家可以富强，我真不信。言论人权不与保障，则人各自危，明哲保身，积此明哲保身人自为战的国民为一国，则暮气沉沉如一盘散沙，而谓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两句老话，便能叫人化消极为积极，变中国人民如一盘散沙之现象，吾尤不信。一种社会，能斩决反对私刑反对苛捐之金圣叹而籍没其妻子，则此种社会断不能多产金圣叹，而其分子必皆韬晦自适莫谈国事，此理何待细辩？然则不谈法治，只谈仁义礼智，谓足使中国人民由散漫变为团结足以兴国，岂非如痴人说梦？实则取此态度者，都是自欺欺人，讳疾忌医而已。此种狂论，其弊在愚，救之之道，在多识。

（《人间世》第29期，1935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