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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莫大于心死
天下大聪明与大糊涂，相去只有毫发之差。女子一念之差，可误终身名节；士人一念之微，可误国家大事。国事如此纠纷，是非如此混淆，可与不可之间，糊涂者不能辨，聪明者亦常不能辨。如果身处利害中，更必不能辨。以不可为可者，未尝无可之理由，以可为不可者，亦未尝无不可之理由。因此聪明人失之，糊涂人反得之，不然历史上聪明人何以常干出极糊涂之事，留下极糊涂之名！处此是非混淆之势，聪明不足凭，惟视一点孤贞气义足为我们表率而已。中国儒家，因儒而儒，向来干不出什么惊天动地事业，也是因为这一点缘故。若文天祥、史可法、王阳明、曾国藩、林则徐，以儒家出身作出大事业，皆禀一点孤贞节烈之气而已。此数君子皆一片天地正义在心头，其学问皆从正心、修身做起，王阳明讲良知，曾国藩事事留心，皆是儒家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之成功者。聪明以为可，良知以为不可，则不可之；聪明以为不可，良知以为可，则可之。良知为主，聪明为奴，其人必忠：良知为奴，聪明为主，其人必奸。
孙中山为中国近代伟人，无疑矣。其所以成为伟人，非其聪明过于袁世凯，亦只是一点忠贞为国凛烈秉耀气贯日月之光明心地而已。苟无此一点心地光明，则其聪明学问皆不值半文钱。民国以前，其所知者惟不愿中国为满奴而已；民国以后，其所知者惟不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而已。此所谓知者，良知之知，非聪明之知。中国何以断断不可沦为半殖民地，惟良知知之，聪明不知也。中山先生既有此知，乃不顾困难，不辞艰瘁，奋勇而行，然后以聪明为奴，解决一切，如众星之有北辰，是非易于分辨，去从易于抉择，然后行易，此吾解知难行易之说；若心中本无确定之目标，本无主裁，见事而疑，知难而退，于是生出糊涂了事、敷衍委蛇之局面。今日事发，只图今日对付，明日事发，再图明日对付，此时并行亦不易矣。王阳明良知之说如此，《大学》在明明德之说亦如此。先明德然后致知，德不明，知亦无用，知既无用，行必缺少勇气。
孟子曰，哀莫大于心死，亦只是如此说法。心为主裁，心死则万事不足为。孙中山本良知之知，中国断断不可沦为半殖民地：又本良知，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民众于是心亦不死，全国从而有一番新毅力、新目标，共谋北伐成功。此十六年民心未死之证，亦人心未死，事且可为之证。是民国以来，中国人之政治努力，皆凭孙中山此一点良知唤起所使然，其理甚明。吾愿谒中山陵者，皆想此“天地正气”四字道理。
于此又可知先知觉后知之理。先知欲国民之心死则死，欲国民之心不死则不死。今日国难方殷，满目疮痍，人心已经奄奄将死。倘使如越王勾践，使人心不死，生聚教训，养精蓄锐以待时，则人心亦可不死。倘使并此心亦不可有，欲其死，则死亦甚易。只看有何由良知指示之目标，决不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并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坚其意志，以为一剂补血针，则中国人心尚可救药，行亦不难。处于今日地位，虽曰万分困难，只要当事者以孙中山先生之心为心，是非立明，去从立决，而办法自来。不然恐烦难之问题，且将层至叠来，任尔如何聪明，皆对付不来也。
二十四年二月廿一日读报有感而作
（《人间世》第23期，1935年3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