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民智与经世致用

在对待专业的问题上,梁启超是一个真正的公知,一个非常有见识有作为的优秀公知。他不仅通过大众媒体来把普通的、有教养的公众作为自己的听众,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个积极营造媒体的人。正是通过他自己创办的许多报刊,他成为他那个时代公共言论界的骄子。当然,他能有这样的成就,不能不部分归功于他有幸生活在一个还允许知识分子自办报刊的时代。梁启超以言论起家,一生中所创办并亲自主持的报刊有十多种。以《中外公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政论》《国风报》《庸言报》《大中华》等九种最为出色,影响也最为深远。这些报刊前七种创办于民国诞生之前,对于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思想解放及民国的催生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刊物与今天许多消遣性的刊物不同,都是注重于迫切而严肃的公共问题讨论。例如,《中外公报》与《时务报》创办于甲午战争后不久,当时国人创巨痛深,力谋报仇雪耻,这两个报纸应时而生,检讨败挫的由来和积弱不振的原因,进而要求授权国民,让全国人民共同负起国家兴亡之责,开了清末倡导民权的先河。

倡导民权和铸造新民是梁启超公共言论的两大目标。他为这两个大目标不懈地进行民众启蒙,涵盖了广泛、多样的话题,采取了多种多样的言论与话语策略。所有这些,以今天学院专业知识的狭隘标准来看都是不专业,甚至很不专业的。但是,这一点也不能动摇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民众启蒙先驱的地位,更不要说是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发挥的作用了。

一个知识分子言论如果可以称得上是“公共”,那么,他所怀抱的社会、政治目标必然是在狭隘专业之外的。梁启超那个时代还没有我们今天学院式的专业和非专业的划分。在他所接受的儒家教育中,学问并不是它自身的目的,重点不在学问本身,而在其道德目标（“志于道”）和在追求这一目标中实现的人格境界（“养性”）。如果说道德内容必须支配学问内容是儒家思想的特征,那么,这种道德在公知梁启超那里则被明确为一种现代意义的“公德”,而不只是儒家传统的“私德”。无论是鼓吹民权还是铸造新民,都离不开这个公德,一直到今天,与“新公德”紧密联系的倡导民主和国民启蒙仍然是公知的主要社会责任。

作为一名公知,梁启超办的不是像我们今天“学报”或“学刊”一类的出版物,而是有公共言说目标和作用的报刊。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这样述及其目标：“观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无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尔。”这篇刊登在《时务报》上的文章说的也正是《时务报》的启蒙宗旨。

他在《清议报》第十一期改订章程的公告中宣布,这份报纸“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清议报的多种公共目的（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中,尤以倡民权为最要,“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清亡之后,他又说：“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

他在《新民丛刊》的发刊告白中说,“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他把重点从政论的国民政治启蒙转向更深层的国民文化教育和观念启蒙,他名闻遐迩的《新民说》论及的议题,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个思路周密的公民教育课程,其中论进取和竞争、论权利思想、论自治、论进步、论爱国、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比今天报刊上许多单单以时论为主的公知批评议论要眼光远大得多。然而,启蒙的面越广、点越多,也就越显得“不专业”,但梁启超并不在乎这个。

所谓“专业”,乃是一种最狭隘意义上的知识,一种以其自身为目的,也就是完全无目的的知识。这显然不是梁启超所追求的那种知识,甚至也不是传统儒学提倡的那种知识。儒家讲究“经世致用”,虽然“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现代的知识人观念,但由于儒家经世致用传统,中国有着相当适合引入这一新知识人观念的土壤。知识分子在追求可靠的、以善为目的的知识过程中得到培养的思考能力和价值判断,如果不能导致他对生活世界中的虚假、丑恶、不公不义的反感,不能激发他的求变热忱,并使他有所介入和参与,那是难以想象的。在梁启超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点”很多,“面”也铺得很开的知识,那未必是非常精深的知识,却始终是致力于“经世致用”的知识。正如他在给女儿的信里所说,他一辈子对知识充满好奇,不断由于实际的需要而转换知识领域,无暇专精。专家们可以批评他的不专精,他们所不知的是,他本来就对他们那种琐碎而无关紧要的“专精”学问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