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于公共说理的学问

梁启超的许多言论都有鲜明的公共论辩色彩,他以机智的辩论技巧,而不是对专业知识条分缕析的剖解来影响读者。为了把学问用到对普通公众的知识开导中,就必须知道是为了什么目 的在进行他的知识开导,学问是进行这项工作的思想资源,而不是它自己的目的。这就需要知识分子不嫌弃公共写作的技巧,不但不嫌弃,而且还要善于用。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经常运用大众传媒论辩而不是学术讨论的写作方式,它更接近于“演说”而不是"论说这不是纯学问的写作,但也绝不是一种没学问的写作。

例如,梁启超在《春秋中国夷狄辨序》中就是用非纯学问的方式做有学问的写作,以此对孔子作与他的启蒙目的相一致的解读。他说：“孔子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因此,儒学的要义不是遵循某种不变的传统,而是要不断变革。变革是他阅读、解释和运用孔子学术的指导性目的,要变革就不能固守所谓的华夷之辨、夷夏之辨或夷夏之防。夷狄是落后、野蛮、不开化、不文明的意思,什么群体或国家不变革,它就会成为落后、野蛮、不开化、不文明的夷狄。他 写道：”何谓夷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自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痛乎哉！《传》之言也, 曰：‘然则易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

梁启超对“夷狄”的解释具有明确的国民启蒙目的,那就是帮助他们打破一直在禁铜着他们头脑的华夏中心论和那种狂妄自大的文化民族主义。“夷狄”不是非华夏,而是不文明,跟不上现代世界发展的步伐就是夷狄。因此他主张,有夷狄之行者,虽为中国人,也仍以夷狄视之,而无夷狄之行者,虽为夷狄,也应号为君子。按这种文化标准的严格判断,许多中国人就必须努力奋斗才能免除“夷狄”这一轻蔑称呼。既然如此,那么中国人怎么可以指责外国人是夷狄呢?梁启超的“夷狄”见解放到今天的中西之辨、中西之防和中西对立中,仍然是不错的论辩,这当然是公知的论辩,不是学术的论证。它要说明的是这样一个道理：不接受世界文明,不能在价值观上有所变革并与时俱进,“中国”其实不过是它自己看不起的“夷狄”！

梁启超的论辩有一种激情,这也是以普通公众为听众的公知所乐用的文风和语调。就像演说一样,这种文体的特色是由特定的公共交流需要决定的,它与学术论证四平八稳、不动声色、超然冷静、面面俱到的规范是不同的。学术论证甚至会因为所谓的坚守论证规范而变得枯燥无味、文理不通、晦涩难懂、佶屈聱牙。梁启超的文字有富于感情而“刺激脑质”的特点。他在编《新民丛报》的同时又编了《新小说报》,自己动笔写小说。这同样是为了公众启蒙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什么消遣娱乐的文字。他的小说故意模糊论事与说故事的区别,“似说部,非说部；似 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这在纯学术写作中是难以想象的。

社会中公共知识分子担负着与学院里的学术人士不同的职能,不能用后者来排斥前者,也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这两种职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梁启超也不是一个天生的公知,是因为他做了公知的事情,办学堂,办报刊,写政论和启蒙文章,从事社会、政洽活动,他才是一个公知。这不等于他只能当公知,一 旦他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照样可以回过头来,经营他的国学。拿学院里的专业学术来贬低公知在社会中的知识活动是没有道理的。学院并不是一个特别令人精神高尚、富于志向和抱负的地方,如美国批评家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h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学院“只是容许知识分子为了一个稳定的事业而放弃不安定的生活。他们以安稳的带薪和有津贴的教学工作,取代了截稿期和自由写作必不可少的压力,还有暑假里可以写点东西,混混日子”。对于有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生活可以是令人窒息的,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一种“学术隘而思想窒”的生活。

在谈到狭隘的学术令人的思想窒息这一问题时,雅各比引述了一位学院工作者的诉苦,表达了与当年梁启超类似的看法：“除了教学,所有的一切给我带来的烦恼就是花这么多的时间,为挣钱而煞费苦心……人的精神分裂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许多非议公知的学院知识人士遭受的正是体制对他们造成的精神分裂。他们本来也许对社会事务是有所关心,希望参与的,但却不得不为评级升等、谋求经费而疲于奔命,结果对一己私利之外的事情全都无暇顾及。更有一些躲在学院小天地里的人们,他们自己游离在社会公共事务之外,却鄙视周围积极介人的公共知识分子,自称是比他们更优秀的知识分子。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在一条微博里写道：“如果天总也不亮,那就摸黑过生活；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那就别去照亮别人。但是——但是：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热量的人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但不可扭曲如蛆虫。”这是一幅对犬儒主义者的画像,遗憾的是,许多被关进体制牢笼里的专家和学者却已经成了画像里的那种犬儒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