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新加坡，两个极度相似的城市，为什么如今拥有不一样的命运

Jun 13, 2020

【2020十七期】香港与新加坡，两个极度相似的城市，为什么如今拥有不一样的命运

之前我有做过一期视频，对比新加坡和上海，总体来说反响还可以。不过有一些观众提意见认为拿上海和新加坡来对比有失公平。一来是上海的面积相当于新加坡的将近9倍，人口也有新加坡的4倍多。再加上上海背后还有中国的政策支持，单纯从数据上去对比确实是不太公平。想来想去，香港也许才是最好的对比城市。

香港与新加坡实在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了，我随随便便就列了十个点，不够的，大家请帮忙在留言区补充。第一，都是拥有世界级港口的港口城市，并且面积小，人口少。第二，两者都在第八时区，正好可以填补纽约和伦敦金融交易的空白时段，加上双方都处于关键位置，都成为了亚洲顶级的金融中心。第三，自然资源都很贫乏，连淡水都无法自给自足。第四，虽然自然资源贫乏，但是拥有充沛的人才供给，双方都有数所世界顶尖的大学。

第五，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民众大部分能流利的用英语交流。第六，都继承了英国普通法体系，与国际通行法律体系接轨。相比于其他不少曾经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和香港都拥有更加健全、透明、高效的法律制度。第七，两地都属于华人为主导的社会，香港华人占95%，新加坡华人占77%。第八，相比于中国，这两个以华人为主的城市又拥有更加透明、宽松、迅捷的信息流通环境。第九，相比于台湾以选举来挑选人才，两地政府都崇尚精英政治，以高薪将当地的优秀人才网罗到当局麾下，并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选拔制度。第十，两地官员不但能力强，而且都极为廉洁。新加坡有反贪局，香港有廉政公署。在历年的环球最廉洁的国家与地区频比中，新加坡与香港往往互不相让，轮流坐庄。新加坡和香港堪称亚洲的两个模范城市，绝对不愧于亚洲四小龙的称号。两地之间的经济有十分密切的连续与合作，两地的商人在对方土地上都有大量的投资，金融业互动与合作也十分频繁，两地之间的空中与海上交通也很平密。据报道称，约有2万香港家庭在新加坡拥有住所。然而正因为双方的相似，新加坡和香港从来都是一对互不相让的竞争对手。早在英属殖民地时期，英国就有将两地进行比较的习惯，也早有人引用英国作家狄根斯的作品。双城记作为香港和新加坡之间的关系的介于，后来两地发展成为了该地区最自由、最发达的城市，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机构在亚洲设立分支机构的首选之地。西方国家不少机构定期对若干国家或地区进行的各类评比，都将香港和新加坡纳入其中。有些机构还专门针对这两所城市进行比较分析，已向有关的商业机构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服务。

在这一传统与氛围之下，香港与新加坡两地一直处于心照不宣的竞争态势。在上个世纪的进驻中，香港明显居于上风。到了本世纪初，双方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而到了如今也许就快要逐出胜负了。1980年香港人均GDP比新加坡高百分之十五二零零三年，也就是我来新加坡的那年，香港人均GDP只比新加坡高1%左右了。到了2018年，新加坡的GDP已经反超香港30%。

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双方的差距呢？也许有人会强调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香港则只是中国的一部分，尤其是近期中央政府看起来要更多的插手香港的事务。但是中国开始干预香港事务，只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而香港与新加坡之间的差距早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在很多人攻击共产党邪恶的时候，许多人也许都刻意地忽视了中国对香港在经济上的帮助。索罗斯在做空港股的时候，中国有意动用外汇储备保港股，这无疑极大的打击了做空者的信心。

试想如果新加坡的股市同样出现了泡沫，新加坡人除了靠自己还能靠谁呢？同样是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可以获得中国大量的游客的输血，而新加坡一样是靠自己硬扛过来。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存在，也许新加坡和香港之间的胜负还会分得更快一些。当然现在因为各种原因，中国的存在可能又加速了两地差距的拉大。但是今天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论题上，主要还是集中在两地本身的经济政策或者模式上。一旦过多的加入了中国的出场时间，搞不好评论区，又要口水战，无法聚焦在两地真正的差别上。

曾经的殖民者英国在这两地的统治都信奉无畏而至。简单的来说就是当地居民只要不给政府添乱，好好交税，并且两座港口能够正常的运作，这就足够了，毕竟英国也知道未必能够长久的统治两地。这其实暗合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也就是说政府只需要做好守夜人的角色就足够了。

通俗的来讲就是在市场化中弱化政府的职能。政府有管的宽，过度做到管的窄，充分的发挥出市场组织的自我调节能力。政府权力小了，相对市场的权力就大了，政府不干涉的是通由大社会来解决，发挥企业、市民与商场组织自我管理。香港就是一个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中国政府也确实没有过多的插手香港的经济事务。第一是因为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就已经确认了香港的特殊地位。另外大社会早就已经形成，英国资本花了上百年与香港融为一体，不是中国想动就能动的。比如说每次香港出了大事特首的话，未必有人听。但是一旦像李嘉诚这样的工商界人士出来喊话，效果都还不错。

李嘉诚拥有由英国女皇授勋的绝世勋衔，他和他的儿子们都是加拿大国籍，加拿大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依然还是英国女皇。李嘉诚早期生意能够顺风顺水，与英国资本、汇丰银行的资金支持分不开。最近几年，李佑开始将大量的资金从大陆与香港转移到英国，这其实正是香港社会的一个缩影。大量的顶层社会精英占据着极大的话语权，多数又拥有英联邦护照政府只不过是夹在中央政府和社会精英之间的服务机构而已。而新加坡在独立之后则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也就是大政府小社会。

大政府早期一直是不为欧美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可的。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在他的著名学术著作通往无意之路里曾经说过，一个受指导的经济必须或多或少的遵循独裁性的路线。如果要对那种互有关联的活动的复杂体系加以有意识的指导的话，就必须由一批专家来进行，而最后的责任和权利则必须至于一个总指挥之手，他的行动必须不受民主程序的束缚。

当然这说的是一种比较极限的状态，属于大政府小社会已经几乎不存在了。而新加坡则通过选举制度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市场的生命力。但是不可否认，在所有的民主国家里，新加坡的大政府绝对是排在前列的。那么孰优孰劣呢？早在上世纪的时候，欧美的经济学家占有主要的话语权，多数情况下他们支持小政府，而反对中央集权。有意思的是，经济好的时候，他们会喊着要政府放权。但是在完全自由化的市场里，没几年就会产生大量的泡沫，形成经济危机。而一旦经济危机产生，经济学家们又会建议政府介入，干预经济管理和社会控制。

说的直白点就是赚钱的时候，政府你们别来出事了，你们就该拿纳税人的钱来救市了。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们的经费又从哪里来呢？大多是大企业们的赞助。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也许我的理解有偏差，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一个金句，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新加坡与香港这样一对兄弟城市也许是最好的时间。我有几个朋友最近买了新加坡的一个瑞次，亏了不少，原因是这个瑞次涉及到了对香港房地产的投资，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来研究这个公司的财报，结果，很有意思，公司并不是不赚钱，甚至他们的利润比一些本地的瑞斯还要高，但是股价就是不停的跌。直接原因也很简单，一个是去年的反送中。

另一个就是刚刚中国要在香港推行的国安法，但是对于根本原因我们却有不同的看法，或者说我们对投资香港有不同的意见。其中一个朋友是老手了，他在去年反送中股价暴跌的时候就增持了这个瑞兹，他的说法很有说服力，反送中只是暂时的，但是公司的利润前景实际上没有受到影响，这种逻辑在股市投资里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只要找到盈利点，确保这个公司接下去可以盈利，那么就值得投资。

我的看法有一点不一样，我并不否认类似的公司能赚钱，但是这是在香港能够长久稳定的前提下的。而我不认为在当地政府不作出任何改变的情况下，香港依旧能够稳定。香港不能稳定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干预，更多的是香港的经济从根子上看就是不正常的，这个根子就是经济结构。香港的服务业占GDP百分之九十二点多，剩下的7.5%里大多是房地产，还有一点点的供应。新加坡的服务业占GDP比大概是73%左右。但是拥有20%左右的制造业。而且这些制造业大多是高附加值制造业，比如化工电子、精密机械、医疗工业等等。我想正常人都可以看出香港的经济过于依赖服务业了。

而香港真正的尖端服务业又能产生多少就业呢？也许不到10%的人口，多数人还是从事着比较低收入的服务业工作，而低端服务业的工作是十分不稳定的。比如说我们常在古惑仔里看到的按摩小妹、卖光碟的小摊或者帕撤的小弟，这种低端服务业的就业质量是很差的，也很容易聚集起一批对社会不满的人。高端制造也则不太一样了，也许收入还是不能和搞金融的比，但是起码能提供一份薪水还可以的体面工作，而且能够造就大量的稳定就业。

那么为什么香港不去做类似的新加坡的高端制造业呢？这里就要再次提到小政府大社会，香港曾经的特首董建华做过类似的经济转型，甚至打压过房地产，当然他没敢碰金融业，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很简单，市场不同意或者说财团们不配合，能在金融或者转口贸易上非常容易的赚到钱。

为什么要去做那些看起来赚的少、管理困难、回报周期长的制造业呢？这其实和联想早年的济公茂与茂公济之争有点类似。至于房地产，那就更没办法碰了。香港的卖地收入过往占本地财政收入的1/3，要降价也行，你把地免费卖给财团。政府说，那要不然我收点税。对不起，你是小政府，没资格收税香港价值就是税收低。新加坡的经常性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85%，公共事业收入所占比重约为15%。良好健康的财政收入为新加坡政府提供了充沛的弹药。所以一旦碰通常金融危机或者类似于最近的疫情，新加坡就拥有更好的抗压能力。甚至政府如果想要做一些改革，也有充足的资金储备去试错。

商人都是逐利的，很难有十年甚至几十年的长久规划。但是在大社会的市场里，商人又占据了最大的话语权。而一旦当地发生问题，对于商人来说，最简单的办法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赶紧转移资金。在这里我并不是要攻击商人赚钱，本来就没有什么错问题，只是政策的方向是不是应该由大社会来定。

新加坡早在21世纪初就决定制造业绝对不能低于GDP的15%，这起初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决定，更多是一个为了社会能够长治久安的决定。时至今日，制造业占比已经超过了20%，多出来的一部分就更多是因为市场看到的利润来推动的了。事实上，高端制造业成为了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引擎。香港不是在他的服务业上做的不好，而是新加坡的增长点比香港更多。同样是在房地产上，我们只看到了新加坡国民可以低价的购买政府组屋。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却没有注意到政府放弃了多少经济商的利益，而居者有其屋这样的政策从长期上来看又为新加坡的社会稳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远超于政府牺牲掉的经济利益。但是想要要求市场去放弃自己的短期利益来成就长期的利益，这是太可能的。

前面我们说到，新加坡和香港都缺乏自然资源，尤其是淡水。早期新加坡的淡水大多从邻国马来西亚输入，香港的淡水则都是由广东输入。直到如今新加坡花了大量的资金自建水库开发海水淡化以及污水净化技术，并且已经做到能够满足新加坡民众50%的需求。如果马来西亚有一天切断新加坡的淡水供给，那么新加坡可以很快的增加海水淡化量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从新加坡建国的那天起，政府就在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而正因为新加坡做了最坏的打算，马来西亚反而不敢真的不给新加坡供水。当不供水不能真正威胁到新加坡的时候，供水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生意。

反观香港，当一小部分激进的民众举着英国国旗进行示威的时候，我很想问的是，你以为你是贝爷吗？在没有物资供应的香港，你能存活多久呢？当然我绝不是怂恿香港人去做什么，而是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政府也是一样，不要打没有准备的仗。从香港和新加坡的对比来看，我认为大政府是更加有优势的。当然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政府需要非常的廉洁和有效率，并且领导人能够带领国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任何事情都要有限度，过犹不及。

我并不是要鼓吹像苏联或者朝鲜那样的大政府，但是一味的强调小政府显然会对国家的长期规划产生影响。政在大与小之间的变化应该要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进行调整。这一点不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际操作层面都不例外。政府职能的增加毕竟引发人员膨胀和机构扩张，小政府变成大政府，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加大，在干预过程中难以避免不当执法过失行政以及行政效率低下、政府官员贪腐等问题，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到像新加坡这种程度。那么一旦震荡轮替，很可能新的执政者又会将政府向小政府过渡。

从各国政府发展脉络来看，没有一种政府模式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像美中俄这些超级大国，近几十年来政府模式都在不停的微调。卢苏说过，没有任何一种政府形势适合于一些国家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每个国家的政府定位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制度约束的有限性、客观环境的复杂性、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将促使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适当的政府模式。政府和市场其实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市场也存在自身的不足。政府和市场各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各司其职。政府要凭借公共权威，履行好公共服务职能和监督管理职能，为市场的发展打造公平环境，更重要的是要为市场找到长期的方向。市场要在不断竞争和优胜劣汰中催生社会发展中所需要的力量和源泉。

有关大政府小政府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已经不再像上个世纪那么激烈，人们更多的是结合各国的实情和国际环境，探索自身发展的适当模式。总之，衡量政府的标准不在于大与小，而在于适当。小布什曾经说过，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它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站在这个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笼子四周插着五根山来，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三权分立。我想加上几句，人类驯服统治者，可也不是为了将他们关在笼子里，起码统治者也要做一个带着缰绳的老马，带着人类走向正确的方向。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见。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