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财富幻觉与国民财富结构调整
第11章 财富幻觉与国民财富结构调整[1]
潘英丽
今天家庭财富市值中有较大的百分比无法发挥其养老的本质功能，“以房养老”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财富幻觉之上。
财富积累可以看成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发家致富曾经是被批被割的“资本主义尾巴”，现在已成为人们从事各项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那么对于亿万家庭而言财富的本质和功能是什么？国民财富结构对家庭和社会有什么意义或影响？财富结构与人口结构、与社会经济体制是什么关系？本章期望通过引入“财富幻觉”概念对此做出系统分析，并提出国民财富结构调整和代际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供政府制定十三五期间的改革举措和宏观政策参考。
- 财富的本质与财富幻觉
我们首先给出个人或家庭财富的定义及其对个人的意义。个人或家庭财富可由以下公式给出：
Wt=∑Si=∑(Yi-Ci)
个人或家庭某一时点的财富存量（Wt）等于以往历年储蓄的加总(∑Si)。这里储蓄(S)的经济学定义就是当年产出(Y)减去消费(C)后的剩余产品。相当于农业社会农民家庭吃过用过后的余粮。在价值形态上，财富又可以计为个人或家庭净资产的总市值。
财富的主要功能是养老，即在丧失生产能力或工作收入后以财产性收入以及负储蓄或财富消耗方式支持老年期对物品和服务的消费。其目标函数是在世人生的福利最大化。
财富的本质是什么？财富在消费者生命期福利最大化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通常很少有人深究。对此笔者运用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简单模型进行界定。
图11.1提供了财富定义与财富代际转换的几何图解。图中的横轴用来表示两代人的年龄或所处生命期的不同阶段，纵轴是用商品或实际产出表示的收入与消费水平。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在人的一生中，低龄阶段的收入小于消费水平，处于负储蓄阶段，壮劳力阶段，收入Y大于消费C，存在储蓄S，后者由向上倾斜的收入线超过消费水平线的垂直距离表示。但在壮年的前期（比如25~40岁）储蓄主要用于还债；债务还清后的储蓄构成财富积累，财富由图中ABCD给出的面积表示。
图11.1 财富定义与财富的代际转换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利安尼等人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人们一生中的理性消费应该是稳定不变的，稳定的消费模式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福利。消费水平的高低由我们一生收入的年度平均水平在考虑给下一代留多少遗产的决策后给定。因此年轻家庭应该举债消费，用工作收入提高后的储蓄来还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储蓄或财富积累是人生特定阶段（即壮年期，比如45~64岁期间）的特殊经济行为。
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中，笔者悟出财富的主要功能在于养老。财富本质上是我们壮年期创造剩余产品的能力向老年期消费能力转化的载体。我曾问过EMBA学生，什么是财富？有同学很狡猾地说财富是身外之物。这个说法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对的。因为超出养老所需的部分对个人确实是身外之物，对自身福利的影响很小。但是，对大多数平头百姓而言，财富的多寡对他们老年期的福利状态至关重要。
人们通常将财富与财富的持有形式混淆。经济学家将财富的持有形式分为四大类：货币、金融资产（比如银行存款、股票和债券等）、生产性资产（以机器设备厂房形式存在的企业、耕牛、运输车辆等），以及非生产性资产（房产、黄金、珠宝、古董字画等等）。笔者常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财富与财富形式的差异：“有钱人通常不是富人，而富人则很少有钱。”由于财富存在形式或各类资产市值的稳定性、收益性和流动性各不相同，随着富裕家庭增多，财富管理成为中国日益重要的金融服务业。财富管理目标在于财富的保值增值。但是笔者对财富管理有一个不太乐观的宏观视角。如果社会创造新增财富的能力没有提高或社会新财富没有增加，财富管理努力也只是零和博弈。
图11.1也给出了财富幻觉的几何解释。财富幻觉与货币扩张引发的资产泡沫无关，它是人口结构代际失衡的结果。我看到几个有关人口的数据，196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是6.1。1991年为2.2，21世纪以来官方给出的数据是1.67，人口学家估算只在1.2左右。在此人口结构背景下，理解财富幻觉关键在于理解上一代人的财富如何发挥其养老功能。财富转换为老年一代可支配的消费物品和服务会有两个惊险跳跃。当前城镇家庭将2/3资产配置在房地产上，期望能够以房养老。以房养老需要先把房屋卖掉，再以获得的现金收入来购买所需要的养老物品与服务。当老一代人卖出的房屋只能由下一代人用他们的储蓄来购买，假定技术与制度条件不变，即使不考虑房屋折旧，下一代人口已减半，那么老一代房屋出售时价格减半似乎也有其必然性。这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惊险跳跃”，即产品的“价值实现”。第二个惊险跳跃在于房屋套现后的货币购买力很可能已大幅度下降。再假定二胎政策得到贯彻执行，那么第二、第三代人的储蓄将更为有限，因为他们生产的剩余产品中更多部分将用于抚养下一代。也就是他们只有更少的剩余产品或服务可用来交换老一代人的住房。“惊险跳跃”将表现为房价大幅度的下跌和未来养老物品和服务价格的暴涨。这是人口的代际不平衡决定的两代人剩余产品供给的不平衡关系。今天家庭财富市值中有较大的百分比无法发挥其养老的本质功能，以房养老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财富幻觉之上的。
今天人们十分看重物质财富，或者说，社会呈现很强的功利性，这是有其时代原因的。主要是新中国的第一代人无法养儿防老，也不能指望社会养老保险，因而出现财富积累的群体性焦虑，即必须赶在退休前积累起足够的物质财富保障自己的养老需要。但是由于财富幻觉，这种个体的理性选择却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图11.1中细线表示下一代人的收入和消费线，上一代人的财富（由ABCD面积表示）与下一代人财富（EFGH面积）的兑换率是小于1的（W2/W1＜1），这一代人越是追求物质财富、越是忽略下一代人未来生产能力的提升，两个面积的差额或上一代人的财富幻觉部分也就越大。
财富管理的职能在于帮助家庭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但是家庭财富的保值增值取决于我们实体经济有效产出增加多少。假如社会财富不增加，那么所谓的财富管理只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过程，这是我的一个理论思考。
壮年期积累的财富转换为老年期消费能力可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持有长期耐用消费品，供老年期继续使用；二是以货币信用或血缘关系为中介，将老一代人壮年期的剩余产品借给年轻一代消费，年轻一代进入壮年期后再将其剩余产品偿还给进入老年期的一代人消费，即剩余产品的代际交换；三是通过金融中介委托企业家代理投资和生产，以实现财富的保值和增值。
套现的钱再去购买我们的养老服务，比如说医疗保健、老年护理等等。那时候人口很少，我们这里后面会考虑到聊天机器人、家庭机器人，这个时候我讲的技术在这里，我暂时不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购买的养老服务的价格不是今天的价格。所以有这两个惊险的跳跃，一个是当我们这代人要卖房的时候，房价不会是今天这个价格，腰斩是必然的，甚至比腰斩更多。当我们要购买养老服务的时候，养老服务不是今天这个价，可能叠加再叠加。我们用现在这样一个财富去置换下一代人的财富，他的剩余产品置换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养老的消费很难用我们的房产去实现。所以这里面要讲到“倒按揭”，倒按揭的可操作性都从个体角度来理解，从两三代人之间的代际关系来看，保险公司要破产，银行也要破产，这个靠不住。
我想说的是什么？我们实际上存在一个财富的幻觉，因为从养老的功能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房产的市值当中，可能有很大的一部分未来是烟消云散了，不能够发挥养老的作用了，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幻觉。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我在讲课或者演讲的时候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代人为什么那么功利，为什么对物质财富那么追求？其实这并不是这代人不好。实际上问题是什么？首先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养儿防老，独生子女政策其实不允许我们这么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依靠国家来养老？其实我们这代人很清楚，靠不住的。两个靠不住，使得我们一定要把这代人养老问题安排好，我一定要追求更多的财富。这就是这代人为什么特别功利，特别追求物质，这里面存在一个财富幻觉。
- 国民财富结构及其对家庭与社会的意义
国民财富的结构及其失衡问题
世界银行曾从社会角度对财富进行分类。世行认为，国民财富可分成四大类别：生产性资产、自然资本、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其中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世行第一次提出。世行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体与制度相联系的混合物，它决定了在给定一笔资产的前提下，为何一个社会在增进可持续国民福利方面会比另一个社会更有效。
关于社会资本，学者们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比如有的定义为公共产品，有的定义为社会网络关系，也有将企业家精神、社会关系、文化（包括信任、价值观、关系型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等）定义为社会资本。笔者将狭义的社会资本定义为一国拥有的有效组织管理经济与社会的能力。它由界定个人和集体、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及其相互关系，并使两组关系之间的协同效应持续增进的制度安排和服务体系构成。
就如在生产过程中不同生产要素有重要的互补性一样，国民财富在增进社会福利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互补性。如果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物质财富在增进国民福利方面的作用显然会大打折扣。
当前中国显然存在财富结构的严重失衡。一是我们生产性固定资产和非生产性实物资产存在过度投资和过度积累的问题。二是自然资源（土地、森林、矿产、水资源与清新空气等生态环境）存在掠夺性开发和透支。三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仍然不足。这又表现为三种情况：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衰减，即劳动者人数的减少与劳动者健康状况的不利变化；义务教育资源的总量短缺与分配不均，应试教育导致综合素质以及动手和创造能力的下降；最后是包括制度、社会组织、诚信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资本存在缺失与扭曲。
在四大类国民财富的结构中社会资本的缺失是最为关键的。这也就是十八大提出的“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社会资本缺失的核心问题是政府的定位与职能的扭曲。政府职能应该是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维护市场秩序，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提供制度保障，并提供公共服务和适度的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之不足。相反，政绩竞赛、税收利益与设租寻租方面的激励机制、政府支配和配置资源的行政体制，以及招商引资特惠制与劣汰机制的缺失，一起造成了社会资源的错配和财富结构的失衡。
我们举一个实证研究成果说明社会资本缺失导致物质财富毁灭的场景。我们组织出版的国际论文集《十字路口的金融体系：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2013中文版，2014英文版）中，瑞士学者让—路易·阿坎德（Jean-Louis Arcand）用中国1658个县市的8248个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信贷与人均GDP以及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关系。分析结果是县市信贷/GDP比例每增加1%，人均GDP下降0.164%。当信贷/GDP比例从20%增加到120%时，当地人均GDP增长从+2%变成了-4%。信贷比例与当地人均GDP负相关的背后逻辑其实并不复杂，即银行信贷更多支持了地方政府的无效投资项目（比如众多分散并空置的工业开发区、无人居住的鬼城等等）。贷款到期前银行以利息的方式抽走当地资源，但最终贷款本金终将出现大规模坏账，一种满盘皆输的结局。
当前金融界面临严重的“资产荒”问题。无论是家庭还是金融机构都不知道资金往哪里投。其实“资产荒”背后是“好企业荒”。资源错配，产能过剩，企业盈利能力大幅度下降。国有企业大而不强，民营经济恶性竞争。通缩阴影下全球央行货币的量化宽松则引发了家庭的通货膨胀焦虑。家庭期望以实物资产抵抗未来通胀，商业银行则认为房地产抵押贷款既安全又流动性良好。这种投资理念显然存在错误，因为人们认识到财富结构失衡的危害，没有考虑人口自身的代际失衡所带来的长期隐患。也许我们前十几年赚了钱，财富也增值了，但是并不能排除未来财富贬值，赚到的利润再吐出来。人口的代际失衡和财富的结构性失衡将会带给大部分家庭和金融机构很难规避的系统性风险。
财富增进家庭和社会福利的约束条件
财富在增进个人、家庭和社会福利方面存在约束条件。一是财富满足消费者不同层次需要的能力和自身耗损的速度，物质财富无论是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资产基本上都有耗损或折旧的问题。二是财富的代际兑换率W2/W1，即上一代人积累的财富与下一代人生产的剩余产品之间的交换比率,取决于代际的人口结构关系和下一代人未来的劳动生产率。三是国民财富四大类之间的互补性和结构合理性。如果某一类财富出现瓶颈，其实三类在增进国民福利方面就受到很大制约。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瓶颈是社会资本的缺失或不健全，导致国民财富结构的失衡和匹配性差。后者直接降低了生产性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增进国民福利方面的低效或无效。
- 财富结构调整与代际可持续发展政策
中国未来的最终消费需求与财富结构变化的长期趋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是最为确定的趋势。根据恩格尔定律及其拓展的应用，我们可以确定食品和物质产品的消费在人们消费支出中的相对重要性将会不断下降；相比较，精神文化产品的体验和即时消费服务的重要性会不断增加。由于物质财富具有的技术折旧与物质损耗，再加上不求拥有但求共享理念的兴起，个人、家庭对物质财富需求会相对减少。最近高科技产业投资方面的专家预测，我们目前持有的汽车90%的时间是停着而非行驶的。无人驾驶技术的普及将使家庭的汽车需要减少80%。在年轻一代乐意共享而非拥有时，对房屋的需求也将明显下降。这些新理念的兴起并成为社会消费主流模式的趋势都意味碰上未来对物质财富的需求会减少，其市场价格无疑也会不断下降。相比较，精神文化财富具有共享性、耐耗性，甚至是永续性。几百年前的古典音乐家创造的经典曲目仍然得到越来越多中高层社会群体的喜爱，几千年前大思想家的经典著述今天继续给我们众多的人生启示。精神文化精品的生命力和社会价值似乎并不存在折旧，反而会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增值。
由此可见，具有文化内涵和技术含量的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以及即时消费服务的供给能力的重要性将日益显现和增加。最后由于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与多元社会结构的特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会使我们各阶层分阶段进入到“后物质主义”的时代。
关于代际可持续发展与财富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针对财富积累及其结构与未来增进社会福利的客观需要的不匹配性，笔者提出财富结构调整的三大政策，供政府决策部门参考。
首先，实施代际平衡可续型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这包含三个层次的社会政策：一是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同时对第二胎实施补贴政策。二是加大义务教育资源的投入，提高义务教育均质和平等性。建议义务教育责任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经费或资源的分配完全根据地区人口流动现状与地区适龄儿童数量进行，以此改变目前落后地区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以及中央政府投入按行政区划分配这种与社会客观需要不符的错配。三是全面改革现行教育制度，提高下一代综合素质、专业技能和创造力。四是以中央政府发行实名虚拟教育券的政府采购方式推进再就业培训，推进去产能和去杠杆过程中员工安置和再教育培训，帮助过剩的低端制造业产业工人与农民工经过培训以适应制造业升级和即时消费服务业发展对人力资本的特殊要求，促进产业结构有序调整和合理化。
其次，转变政府的立场和职能，健全市场基础性制度，逐步退出金融领域的国家信用担保，真正发挥金融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中央政府的赶超战略和地方政府的GDP政绩追求决定了60余年来政府立场始终是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而不是保护中小投资者防范商业的欺诈行为。这在金融领域表现为资金融通的国家信用担保和银行与股市功能的财政化。国家信用担保导致借贷双方的道德风险，以及信贷与投资的过度扩张。金融功能的财政化则使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支配更多社会资源，导致金融资源的错配和低效率使用。低效率经济活动的过度扩张必然导致结构扭曲，资源浪费和系统性风险的持续积累。因此，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前提就是政府立场需要从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转到促进企业与投资者利益的一致性上来。政府需要构建有效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监管的威慑性，防范商业欺诈，提高市场透明度；同时需要退出政府信用担保，健全优胜劣汰的企业破产和市场退出机制，营造适合好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进而消除“资产荒”，打通储蓄通往高成长产业和高效率企业的投融资通道。必须杜绝将体现人口红利的高储蓄或社会生产资源浪费在低效率项目上，否则金融危机与社会危机终将难以避免。
最后，需要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并探索即时消费服务业的权责界定机制和新型商业模式。如前所述，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对物质产品的技术与文化内涵的需求日益增强，精神文化产品需求也将快速增长，内容经济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政府能否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就成了这些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知识产品保护相关法律的健全和有效执法变得十分重要。另外，笔者认为，即时消费服务业未来发展空间非常宽广，其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可能会逐步替代房地产业的地位。但是即时消费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有着本质的区别。商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是先后继起的三个阶段，而即时消费服务的生产、销售与消费是同一过程，具有很强个性化、人性化和专业技术要求。因此，与制造业产品质量的认证与鉴定不同，即时消费服务业的权责界定和质量保证相对复杂和困难。这一点在医患矛盾和养老服务业表现最为突出。服务提供者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和市场信誉，消费者的理性和遵纪守法，都是即时消费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如何健全法规行规，形成有效的市场秩序，并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来适应其发展的特殊要求，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另外即时消费服务业发展的另一个瓶颈在于具有良好服务技能和敬业精神的人才不足，需要探索相应的专业培训、技术传播与专业评价机制，或在即时消费服务业引入学习型的现代企业组织，来消除这些发展瓶颈。
[1] 2010年12月19日笔者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八年学术年会的大会主旨演讲中首次提出“财富幻觉”概念，并在《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双重战略风险与财富幻觉》一文中提出这一概念（见《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