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奥尔洛夫上尉从东柏林回来之后不久就升任少校,留在莫斯科的时间变长了,半夜三更被召去开会的频率也随之变高。为了不让人想起斯大林时期秘密警察半夜破门而入的恐怖,电话会先响起,菲利克迷迷糊糊地醒来,听见父亲在客厅里小声说话,挂上电话,过不了多久敲门声就会响起,很礼貌,轻轻的三下。菲利克能听见父亲取下大衣的时候,底座不稳的衣帽架发出轻微的碰撞声。大门关上,男孩翻个身,把自己牢牢卷在毯子里,继续睡过去。
作为克格勃高级军官的好处慢慢开始显现了,父亲得到了一栋新的“达恰”,就在黑海边,终于兑现了带菲利克去海边玩的承诺,尽管夏天早已过去。这栋“达恰”对父子两人而言太大了,空房间里回音重重。任何窗户只要打开一条缝,海风就会呼啸着穿堂而过,吹散纸张,扫倒花瓶。菲利克穿着厚厚的外套,独自到海边去。沙滩冷清萧瑟,散发出腥味,布满尖锐的石子,暗沉的海水里露出挂着藻类的嶙峋礁石。细软洁白的沙滩在十几公里之外,但那是保留给疗养院的,换句话说就是保留给“上面”的。父亲极少谈论克里姆林宫,就算真的提起,也语焉不详,局促不安,忌讳着第五总局无处不在的耳目。于是“上面”在菲利克心目中既神秘又恐怖,像秃鹫投下的影子。
父亲给三楼小房间安装了门锁,自己钉了一个木架子,存放从铁幕另一边带回来的英文和法文小说、诗歌集和乐谱。菲利克不知道他为什么买乐谱,父亲不会弹钢琴,也不准菲利克学琴,因为音乐是危险的。自母亲去世后,再也没有人碰过客厅里钢琴。乐谱是瑞士出版的,都是被苏联查禁的音乐,也许父亲打算在脑海里听听这些违法的旋律,这样一来,交响乐和圆舞曲就不会伤害伟大的苏联了。
父亲不再需要去档案室填表借报纸,每周都有人把成叠的法文报纸送到家里来,《世界报》和《费加罗》是肯定有的,偶尔夹杂着《快报》和《观察者》。菲利克沉迷于这些外国报纸里的照片和广告,尽管他一个单词都看不懂。男孩把报纸偷到房间里,趴在床上,琢磨图片里陌生的街道和戴着礼帽互相握手的先生。占据大量篇幅的广告叫卖着旧书、糕点、裙子、打字机、烈酒和珠宝,还有一些广告展示着菲利克从未亲眼见过的奇特电器,比如吸尘机,一位穿着围裙的女士一手拿着长管子,另一手扶着圆筒形的机器。在整个莫斯科,这种机器恐怕不超过五台。
最具戏剧性的还是八月底的报纸,不管是英文还是法文刊物都轮番登出了同样的照片:一位东德士兵跳过铁丝网,冲向西柏林。摄影师抓住了他腾空的一瞬间,这个穿着军服的年轻士兵全神贯注地盯着脚下的带刺铁丝网,右手抓住步枪肩带,准备把它甩掉。士兵背后的东柏林街道模糊不清,但看起来平凡无奇,不知道是什么促使这个士兵逃向西德。
“这里写着什么呢?”菲利克问,举起报纸给父亲看。
父亲瞥了报纸一眼,把食指按在嘴唇上,示意儿子安静,站起来,把菲利克带到小阳台上,关上门。克格勃第五总局在每一个军官家里都安装了窃听器,要躲避监听,只能找借口到外面去。父亲从菲利克手上拿走报纸,对折,遮住凝固在铁丝网上方的士兵,“别看,别问。绝对不能在学校里提起,也不准和瓦西里说,明白了吗?”
不能和瓦西里说的事情,一般都是那些会导致克格勃半夜把他们抓进卢比扬卡监狱的事情。自那天之后,父亲把报纸锁在书房里。菲利克暗自后悔自己乱问问题,丢掉了那扇通往新世界的窄窗。
有关柏林墙的消息像融化的雪水一样,缓慢渗入莫斯科。10月30日,苏军坦克和美军坦克在查理检查站对峙三天之后,校长要求所有学生阅读《真理报》上刊登的文章,每个人都要写长长的报告,证明自己懂得“反法西斯防卫墙”的必要性,论证热爱和平的苏联是如何被卑鄙的帝国主义者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出手“保卫东柏林的自由”。菲利克像其他孩子一样按时交了报告。那个跨越铁丝网的东德士兵是他一个人的秘密,菲利克小心地把这幅画面埋在脑海深处,感觉就像偷偷瞥见了舞台后面的机关,于是灯光下那些曾经令他屏息的表演,现在都变得稍稍逊色了。他一时为这个想法感到骄傲,一时又觉得十分羞愧,仿佛成了叛徒似的。毕竟,人们怎么能质疑《真理报》上刊登的文字呢?
他还是偷偷把东德士兵照片的事告诉了瓦西里,想知道对方有没有和自己一样的困惑,对门的大男孩今年开始担任亚森捏沃地区的少先队队长,是菲利克心目中仅次于父亲的权威角色。瓦西里向他保证那张照片一定是假造的,尽管他解释不清楚照片如何才能造假。这就证明了禁止外国报纸是有道理的,免得孩子们都像菲利克这样胡思乱想。
“你为什么那么感兴趣呢?”瓦西里问。
“我没有。”菲利克小声辩护,把重心从左脚移到右脚,又移回来。
“你没有和别人说起这件事吧?”
“没有了。”
瓦西里轻轻推了一下他的肩膀,“别乱想了。”
菲利克点点头。
他很快就把跨越铁丝网的士兵忘到脑后。学校里有许多别的事值得忧虑,比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瓦西里轻松入选,菲利克甚至没进地区预赛。新学期的代数课太难了,物理也是。他的身体也致力于让他难堪,菲利克长高了,裤腿跑到了脚踝上面,袖子滑到手肘,看起来很可笑。他觉得自己的四肢长而笨拙,像一头不知道怎么走路的长颈鹿。大概是为了让菲利克的日子更难过,普利亚科夫始终没有放弃滋扰他,多半是把自己对瓦西里的恨意都发泄到小跟班身上。
“帮不了你,小老鼠。”瓦西里说,两人坐在体育馆看台上,看着其他人在泳池里扑腾,普利亚科夫正奋力游向橙色浮标,别的不提,这男孩确实是个很好的泳手,“不是我不想揍掉那个蠢蛋的牙齿,但如果你想彻底摆脱普利亚科夫,就得自己动手。”
“你也会这样跟尤莉娅说吗?”
“不,如果是尤莉娅,我就直接把普利亚科夫打得一个星期不能来上学了。”
“因为我不是你真正的弟弟,所以你不帮我。”
“也不是。”瓦西里侧过头看着菲利克,即使坐着,他还是比菲利克高,“如果你是我的弟弟,我也会说一模一样的话。”
菲利克皱起眉,瓦西里冲他眨眨眼,站起来,离开了看台,顺着楼梯两级两级地往下跳,消失在更衣室里。菲利克冲泳池翻了个白眼,碰巧普利亚科夫从水里爬上来了,看见了他,眯起眼睛。菲利克抓起毛巾,飞快溜走。
随着游泳锦标赛临近,菲利克就没什么机会见到瓦西里了。瓦西里早就不陪菲利克一起上学,也不再参加游泳队的常规训练,学校给这位种子选手找来私人教练,安排了额外的训练,寄望他能在锦标赛上拿个奖牌。瓦西里瞒住了父母,并且指示菲利克和他串供,要是安德罗索夫少校问起,就说他去上德语课了。
瓦西里和体操队姑娘的传言就差不多是这个时候流出来的,安娜·阿里耶娃,第一总局第五部门一位分析员的女儿,妈妈是罗马尼亚人。菲利克是从尤莉娅那里听说这件事的,妹妹用左右手模拟两人互相亲吻的样子,边说边咯咯笑,就像人们讲起在冰上滑跤的愚蠢小狗一样。菲利克跟着笑了笑,心里略微有点不对劲,不能算是难受,更像是揉进了一根小尖刺,害他坐立不安但又摸不到伤口。他原本猜想这是因为嫉妒,毕竟学校里每个男孩都偷偷幻想过和体操队的女孩恋爱,但又好像不是这么回事。没人能和他讨论这个难题,父亲肯定不行,尤莉娅只会嘲笑他,菲利克只好把这根刺也藏起来,埋到比那张东德士兵照片更深的地方。
菲利克独来独往,游泳队里来了几个新的一年级男生,怯怯地向他示好,他假装没留意到,那几个男孩很快就放弃了他,去讨好别的高年级学生了。除了瓦西里之外,菲利克在学校里没有多少朋友,完全违背了父亲的指令。奥尔洛夫少校希望儿子能像自己当年那样,接近那些打算去国际关系学院或者101学校的学生,早早地打下人脉。普利亚科夫就经常吹嘘自己一定能进101学校,也就是克格勃的对外情报学院,菲利克宁愿生吃一条蛇也不要“接近”他。
瓦西里最终在锦标赛里获得一面铜牌,并不妨碍他再次成为英雄,学校里已经有许多年没人入围国家赛事了,更别说得奖。安德罗索夫少校已经忘了自己不愿意让儿子接受专业训练这回事,办了一场庆祝会,因为太高兴,甚至允许尤莉娅尝一小口伏特加。安娜当然也在,和瓦西里悄声聊天。她的父亲,那个第五部门分析员,局促地躲在角落里,显然不太擅长和满屋子的军官说话。菲利克在冷餐台旁边站了一会,观察着瓦西里,最后不声不响地摸到门边,没有和任何人道别就穿过走廊回家去了。
菲利克等着那根小刺自行消失,但它始终在那里,一听到瓦西里的名字就搅起一阵强烈的焦虑,菲利克不明白是为什么,只好躲着瓦西里。为了不在路上碰到邻居,菲利克拖拖拉拉地呆在体育馆里,漂浮在散发着漂白剂气味的水里,看着高耸的天花板。一连好几天,他梦里都有氯水的气味。
父亲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异常,在晚饭时间漫不经心地挑起话题,问他最近为什么不和瓦西里一起玩了。
“我们本来就不那么熟。”菲利克回答。
“那就和他熟起来,他就住在对面,而且我敢说瓦西里在总部里会爬得比他爸爸更高,你得抓紧机会。”
父亲总是这么称呼克格勃的,“总部”。而且他和菲利克谈论总部的时候从来不用条件句,不是“假如你到总部工作”,而是“等你进总部之后”如何这般。菲利克用叉子拨弄一块咬不动的软骨,不想说话。
“储存一批朋友。”父亲接着说,仿佛朋友是黑市商品,“和种树一样的,明白吗?早早埋好一堆种子,等你到总部工作就有用了。我和你的尼古莱叔叔就是在学校里认识的,有点像你和瓦西里。”父亲停下来看了菲利克一眼,菲利克板着脸,决心不让他看出任何情绪,“不管你喜不喜欢瓦西里,都得和他打好关系,永远在反间处留一个朋友,以防万一。”
“不是什么东西都和克格勃有关的,爸爸。”
“当然有关,除非你不想在这里活下去了。”
菲利克当啷一声扔下叉子,站起来,回房间里去。父亲叫了他一声,菲利克没有理会,故意用力摔上门。要是第五总局的人真的在偷听,那就让他们听个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