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在离苏黎世659公里之外的一间昏暗的办公室里，瓦西里注视着打火机。
这是1989年 11月9日下午，四点刚过，天空已经变得暗暗沉沉，灰色混着浑浊的深红，像是泼上了脏血。房间里没有开灯，他不敢。有史以来第一次，斯塔西在东柏林变成了被围困的猎物。愤怒的柏林人会往亮着灯的窗户里扔砖块，甚至自制的燃烧瓶，昨天晚上有个秘书冒险开灯找文件，没过几分钟窗户就被石头砸碎了，要是往左边偏几厘米，就会击穿那个可怜人的脑袋。
瓦西里弹开打火机盖子，又合上，如此重复几次，这才点了最后一支烟。香烟和酒都快没有了，没人敢出去。一楼的十几个打字员前天走了，再也没回来上班。莫斯科已经下令撤走了一大半克格勃的外勤，只留了几个有外交身份的军官，盯着惊慌失措的东德情报机关，免得这位小表弟做出什么蠢事。窗外短暂地传来一阵噪音，瓦西里立即把手伸向放着枪的抽屉，但那不过是一辆车，大概是在绕开重重路障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什么东西。瓦西里深吸了一口烟，珍惜着尼古丁刺激鼻腔和肺的感觉，冲灰蒙蒙的窗户呼出烟雾。菲利克从来不抽烟，瓦西里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位三十九岁的克格勃上尉把银质打火机翻过来，就着太阳余晖读上面的刻字。“赠瓦西里，来自F”，干巴巴的，而且语焉不详，万一他们之中哪一个被关进了卢比扬卡监狱，这个打火机和上面的刻字都没法成为牵连对方的证据，菲利克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狡猾，没有人比瓦西里更清楚了，他花了将近二十年才看透那副天真的男童子军面孔下面藏着的心思。狡猾之余，这个曾经的邻家男孩还很谨慎，耐性惊人。黑海边那个暑假之后，这只小老鼠真的没有给他写过信，一封都没有。如果不是爸爸漫不经心地提了一句，瓦西里可能要迟好几个月才知道菲利克中学毕业之后去了哪里。
101学校的宿舍都是四人一间，不允许锁门，克格勃和它所依附的国家一样，认为私人空间和包藏祸心是挂钩的。分配到靠窗床铺的人比较走运，因为外面就是两位父亲念念不忘的花楸树。春夏时节像伞一样撑起一树白花，花枯萎之后挂出成串的、小小的鲜红果实。菲利克住在三楼，左侧靠窗的那张床。他来得最早，其余三个室友都还没出现，瓦西里在半开的门外站了几分钟，看他整理衬衫，然后才敲了敲门。
菲利克抬起头，打量着他的脸。有那么一瞬间瓦西里担心对方不认得自己，但菲利克很快露出微笑：“你把头发剪短了。”
“你更喜欢原来的样子吗？”
“我没什么偏好，又不是我的头发。”
“我发现你趁我不在的时候变得伶牙俐齿了。”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只是你没留意而已。”
也许他真的没留意。瓦西里印象中的菲利克还是两年前那个局促羞怯的十五岁小弟弟，没开口之前就先红了耳朵，像等待受罚一样盯着地板。瓦西里可怜他，又忍不住想逗他玩，尤莉娅形容说这简直就像训练家猫跳火圈一样不道德。目前这个站在情报学院宿舍里的年轻学生已经挣脱了少年时期粘乎乎的虫蛹，蓝眼睛直视着瓦西里，再也没有以往那种畏怯的神色。瓦西里一直都知道邻家小男孩崇拜自己，他暗地里享受这种崇拜，因为菲利克看着他的时候如此专注，就好像世界上除了瓦西里，再也没有值得关心的东西了。
“别管这些了，你还有很多时间。”瓦西里朝散落在床上的衣服打了个手势，“我先带你到处走走。”
菲利克再次笑起来，还是那种男童子军般的笑容，毫无戒心，和小时候瓦西里邀请他去滑冰时一模一样。菲利克把行李箱推到床底下，走到瓦西里身边，他们现在真的差不多一样高了，但菲利克就像他那位过世已久的钢琴家母亲，给人的感觉好比瘦削的鹳鸟，连那种略带好奇的神色也很相似。两人彼此对视了一会，瓦西里能感觉到海鸥的阴影落在两人之间，思忖着谁会先提起这件事，自己还是他。瓦西里踌躇了几秒，做了个“过来”的手势，菲利克顺从地往前一步，瓦西里把他拉进怀里，用力拍了拍他的背，放开。
“我很高兴你来了。”
“我也是。”菲利克移开目光，耳朵变红了，在瓦西里面前，他终究还是个小男孩，“那么，你准备带我到哪里去呢？”
——
菲利克不记得他自己的母亲了，瓦西里却还有印象。大概是他四岁的时候，妈妈时常提到对门的阿莱莎，因为“她有传染病，离她远一点”，也因为“可怜的阿莱莎，才那么年轻，不知道活不活得过冬天”。
有一次他跟着爸爸送威士忌到对面去，父亲们躲在厨房里低声说话，把小瓦西里一个人留在客厅里，“和菲利克一起玩”。瓦西里爬到沙发上，尽量远离那个路都走不稳的幼童，菲利克自己在地毯上打滚，捡起不知道什么东西往嘴里塞，绕着落地灯爬了几圈，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往瓦西里走来，张开双臂。
“走开。”瓦西里告诉他。
菲利克露出大大的笑容，发出几个含糊的音节，不知道想说什么，又往前迈步，被自己的脚绊倒了，瓦西里及时跳下沙发扶住他，免得小男孩磕断刚刚长出来的乳牙。就在这时候卧室门开了，一个穿着睡袍的女人出现在那里，形销骨立，凹陷的眼眶像两口盛满阴影的井，暗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菲利克在地上翻了个身，看到妈妈，咯咯地笑起来，坐在地上，又伸长手臂，等着母亲来抱起他。但阿莱莎后退了半步，勾了勾嘴角，看起来更像哭泣，而不是微笑。她对上瓦西里的目光，冲他眨眨眼，就好像瓦西里和她分享了同一个秘密似的，尽管瓦西里还不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她重新关上门。瓦西里半跪在原地，盯着那扇木门，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菲利克拉扯他的手臂，爬进他怀里，把拇指放进嘴里。瓦西里心不在焉地拍打他的背，就像在家里对付妹妹那样。尤莉娅哭起来比防空警报还刺耳，至少菲利克很安静。
后来在瓦西里的记忆里，阿莱莎的模样逐渐变得缥缈起来，掺入了想象的扭曲，甚至变得有些恐怖，像一张发了霉的照片，色块和斑点之间模糊地透出鬼魂般的影像来。他觉得菲利克多多少少也继承了这种幽灵般的特质，可以同时存在于身边，但又不真的在那里。恰好这种特质也和菲利克所接受的训练非常吻合。他从没告诉过瓦西里自己被分配到哪里，但只要你观察得足够认真，总会认出被特勤处选中的士官生。他们都能把至少一门外语讲到无懈可击，而且拥有特殊许可，可以借阅图书馆里不对其他学生开放的西方小说和报纸。摇滚乐和外国作曲家的交响乐理论上来说是禁止的，但大家都从黑市上买来磁带偷偷听，只要没人告发，教官们也都假装不知道这件事。靠目光呆滞的军官收集剪报的时代早就过去了，这些年轻学生都是未来安插在各国使馆和商会里的漂亮鸟儿，克格勃给他们的羽毛染色，撒上一层帝国主义者会欣然接受的精致糖粉，以便招揽线人。这一招在英国和西德都成功过，没理由不复制到其他战场去。
按照这个比喻说下去的话，瓦西里就是苏联境内的猎鸟人，负责防止北约国家对苏联采取同样的战略。学校从第一总局邀请来现役军官，教他们跟踪、绑架和刑讯逼供，当然克格勃不喜欢把刑讯称作刑讯，在瓦西里的课程里，它的名字叫“调查辅助技巧”。作为实地练习的一部分，瓦西里和其他士官生去年拜访了一次卢比扬卡监狱，在单向玻璃的另一边看反间处的审讯官是怎样“辅助”嫌犯招供的。两三个士官生不安地熬了十分钟，终究移开了目光。瓦西里不为所动地看了下去，这将会成为他的工作，一点点血和苏联的安危比起来算不上什么。爸爸一向喜欢在餐桌上对西方的报纸大加嘲笑，认为那些抨击苏联“残忍”的英美政客全是软弱的蠢蛋。
菲利克从未对政治发表过任何见解，表现得就像个温顺而忠诚的信徒。好吧，除了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张东德逃兵的照片莫名其妙地让他极其不安。但小孩总会有很多奇怪的想法，不是吗？尤莉娅一度非常害怕蛾子，深信这些昆虫会在她的耳朵里产卵，然后吃掉她的眼睛。瓦西里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疑的。然而。
他的思绪卡在这个“然而”上面。在东柏林的这间弥漫着末日气氛的办公室里，最后一点从窗外来的光线已经消失了。烟快要烧到手指，吸不了两口了。瓦西里一动不动地坐着，觉得自己像是困在了战壕里，漆黑，寒冷，没有补给，也没有援兵。他丢掉烟头，用鞋底碾灭，把手探进外套内袋里，摸出一个信封。
信封上一个字都没有，但瓦西里知道这是谁寄来的。信纸似乎很厚，很可能折了三折，隔着信封都能摸到它略微凸起的边缘。也许是认罪书，也许是情信，他不想知道，不想再和菲利克扯上任何关系。
瓦西里猛地抓起放在桌上的打火机，把信封凑到颤动的火焰上方。难道这不是最合适的解决办法吗？用菲利克的第一份礼物，来毁掉这最后一份礼物？
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发出一声恼怒的低吼，把打火机摔到地上，胡乱把信封塞回衣袋里。冲门外喊了一声“什么事！”，一位斯塔西雇员紧张地从门缝里探头进来，确认瓦西里不会把电话扔到他头上，才把门完全推开。
“不是故意要打扰你，安德罗索夫上尉。”
“有事就直接说。”
“您可能要到地下室去一趟，上尉，处长召集了紧急会议，要求所有军官出席。”这位信使犹豫了一下，舔舔唇，“是关于柏林墙的。”